谁限制了一个学者使用善本的权利

什么是“善本”，界定善本的原则是什么~

　　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本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善本简论
　　一：什么叫善本
　　善本的最初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文字讹误的书本。
　　汉朝人已经说到。『汉书-河间献王传』有云：“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
　　朱弁『曲洧旧闻』说：宋人“穆伯长好学古文，始得韩、柳善本，欲二家集行于世，乃自镂版，鬻于相国寺。”
　　叶梦得『石林燕语』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
　　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勘，故往往皆有善本。”
　　宋人对善本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一句话：
　　“凡书籍必须精加雠校方为善本，否则便是俗本、劣本。”
　　明清两代学者对善本的界说大致与宋人相同。
　　清-张之洞给善本提出了三条标准，比较合理。
　　张之洞『书目答问-輶轩语-语学篇』：
　　“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误之本也。善本之义有三：
　　一曰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注〕，
　　三曰旧本〔旧刻旧抄〕。”
　　钱塘丁丙对什么是善本也提出了四条标准：
　　一是旧刻；二是精本；三是旧抄；四是旧校。
　　丁丙四例，略足本，而特标旧校于精本，特指明刊，实较张氏所标三义，更为精到。
　　二：善本的衡量、评价标准：“三性”、“九条”。
　　三性：
　　1：历史文物性。
　　所谓历史文物性，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二是指古书可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2：学术资料性。
　　所谓学术资料性，除了指经过精校细勘，文字上讹误较少和经过前代学人精注精疏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以外，还应包括古书中那些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或在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资料方面，有比较集中、比较完善、比较少见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
　　3：艺术代表性。
　　所谓艺术代表性，主要指那些能反映我国古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是在装帧上能反映我国古代书籍各种装帧形制的演变；或是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的古书。
　　九条：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散叶〕
　　2：明代刻、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 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
　　9：印谱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最早出现善本概念是宋代，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 善就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原始内涵指那些版刻古籍中的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版刻书籍是用木版雕刻文字印刷成书，唐以前没有发明印刷术，用刀笔刻写笔刻在竹简、缣帛、纸和羊皮上。唐发明了模印法后，宋的雕版印刷已经非常发达，书籍发行量大增。印书分官刻和民刻，官刻是由朝廷经办的，质量好。民间作坊质量参差不齐，装帧、脱字、讹字、纸张、字迹等存在种种问题。宋代是版刻鼎盛时期，于是出现了对善本和不善本的研究。
　　不同版本书籍收录文献多寡、校勘精劣程度各不相同，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劣本的差别；书籍版本出现早晚、珍稀程度不同，就有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善本的内涵也比原来更扩大了，以后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总结归纳，最后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
　　善本的“三性”指书籍应具备较高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善本的“九条”主要包括：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明代刻、抄写的图书；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等。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
　　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比埃及和西南亚更早一些。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
　　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
　　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 "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

　　善本最初的概念是指经过严格校勘、无讹文脱字的图书。印刷术产生前，书籍大都是写本。把原稿或别本认真缮写下来，经过与原文校核无误，就成为善本。善本概念最早出现在宋朝时期，是指版刻书籍的精品。善是好的意思，善本的原始内涵指那些版刻古籍中校刊好、装帧好、时代久、流传少、具有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籍。版刻书籍是用木版雕刻文字印刷而成的书籍，唐朝以前没有印刷技术，文字都是用刀或笔刻、写在竹木简、缣帛、纸和羊皮上的。到了宋朝，雕版印刷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书籍发行量大增。当时的印书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官刻是由朝廷经办的，质量好。民间书坊刊刻的书籍质量参差不齐，装帧、脱字、讹字、纸张、字迹等方面都存在种种问题，于是就有了对善本书的讲究。


　　不同版本的书籍收录的文献有多有少、校勘精审程度也不相同，于是就有了足本和残本、精本和普通本之别。同时，书籍的版本出现有早晚、珍稀程度也不相同，也就相应地产生了古本和今本、孤本和复本的差别，这使得善本的内涵更加扩展。后代许多学者对善本的概念不断进行总结归纳，最终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善本“三性”、“九条”说。善本的时代下限，现在一般确定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

　　三性
　　1：历史文物性。
　　所谓历史文物性，当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古书版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二是指古书可作为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文献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
　　2：学术资料性。
　　所谓学术资料性，除了指经过精校细勘，文字上讹误较少和经过前代学人精注精疏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以外，还应包括古书中那些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或在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资料方面，有比较集中、比较完善、比较少见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
　　3：艺术代表性。
　　所谓艺术代表性，主要指那些能反映我国古代各种印刷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成熟水平；或是在装帧上能反映我国古代书籍各种装帧形制的演变；或是用纸特异，印刷精良，能反映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和印刷技术水平的古书。

　　九条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散叶〕
　　2：明代刻、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叶〕 但版印模糊，流传较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印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以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术上能反映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精校版画、插画的刻本。
　　9：印谱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亲笔题记的收，一般不收。


　　下面是台湾王鹏凯先生对"读书宜求善本"的论述,作个参考吧

　　读书宜求善本

　　言及读书宜求善本，在版本学上总会提到几个例子，今姑且引述两例以说明读书宜求善本的重要性。一是宋代姚佑在当杭州教授堂试诸生时，竟然依据错误百出的麻沙本出题，以致出错考题的事，所幸姚佑勇於认错，反成美谈一件：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乃怀监本《易》至帘前请云：「题有疑，请问。」教官作色曰：「经义岂当上请？」诸生曰：「若公试，固不敢。今乃私试，恐无害。」教官乃为讲解大概。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皇恐，乃谢曰：「某当罚。」即输罚，改题而止。然其后亦至通显。[1]

　　另一则是明初名医戴元礼看到同行叮咛病人煎药时要放入锡一块，甚感讶异，经询问后才知是同行根据的医书版本误谬，错将「饧」字刻成「锡」，所幸并未酿成人命大祸之例：

　　金华戴元礼，国初名医，尝被召至南京，见一医家迎求盈户，酬应不间。元礼意必深於术者，注目焉。按方发剂，皆无他异，退而怪之，日往观焉。偶一人求药者既去，追而告之曰：「临煎时下锡一块。」麾之去。元礼始大异之，念无以锡入煎剂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尔。」元礼求得其书，乃「饧」字耳。元礼急为正之。呜呼！不辨「饧」「锡」而医者，世胡可以弗谨哉！[2]

　　正因为古代书籍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因为抄录、翻刻而产生错误、脱漏等种种问题，进而影响到治学成果。因此前贤在治学上，都相当注重书籍的版本问题，也都不断地对后学耳提面命，再三强调，如张之洞向来就主张「读书宜求善本」[3]，他首先对「善本」做了说明：

　　善本非纸白板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缺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序是本朝重校刻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究刻，一旧抄）。[4]

　　并提到据善本而校书对读书的助益：

　　读书先宜校书，校者以善本与俗本对勘，正其伪脱也，异同之间常得妙悟。且校过一次，繁难处亦易记得。但校后宜读，若校而不读便成笑柄。[5]

　　另外他在清末时为学子指示治学途径所著的《书目答问》中，也指出善本的重要：

　　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6]

　　此外，屈万里先生也撰文教导学子，说明读古书为什麼要讲究版本，并指出讲求版本学的三点作用：「欲辨图书真伪不能不讲究板本」、「欲知图书有无残阙不能不讲究板本」、「欲免受错字的欺骗不能不讲究板本」[7]。

　　前贤不仅对「无缺残无删削」、「精校精注」、「旧刻旧抄」善本书的学术价值或资料价值都给予高度的肯定，不少人甚至还投注相当的精力心血，去从事古籍的校雠工作，以期能成就自我、嘉惠士林。这样的工作尤其以清人为最，因此清代被誉为「校雠学的鼎盛时期」[8]，大量的古籍经过这些学者的整理之后，嘉惠了后世无数的学子，让人省却了多少探索的工夫，少走了多少的冤枉路。时至今日，虽然学风改变，较少有学者愿意从事无益於升等的古籍点校工作，所幸仍有一些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工作，让我们仍不断地有经过点校的善本可以利用。但也因为习惯了阅读这些精校精注的善本，反倒逐渐忽略了并非每本古籍都有前人的校雠，甚至以为书坊出版的古籍都没有版本上的问题。笔者以前在研读《阅微草堂笔记》时，主要还是要依据取得容易坊间流传的本子[9]，虽然卢锦堂的大作已指出坊间流传的本子有内容阙漏的问题[10]，但是清刻诸本因图书馆的使用限制，只能借阅无法影印，一直要到大陆各书局所出版的《阅微草堂笔记》流入台湾，才解决坊间流传本因阙漏造成使用上不便的问题。

2005年的文章，原文在这里
2005年3月9日，在学术批评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的网文。这篇近万字的文章讲述了作者向苏州图书馆借阅一善本古籍遭遇的种种挫折，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漆永祥发出一连串强烈质疑：

　　“古籍与文物收藏单位常常设置种种障碍，使读者无法看到想看的东西，这样做合不合理？合不合法，是不是一种侵权行为？作为读者，我们到底有何权利？又如何维护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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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到底如何做，才是对古籍真正的保护？

　　这篇网文马上被转贴到著名论坛“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上，数日功夫，关于此事的帖子就有几千的点击率、三四百个跟帖，大家对这件北大学者借阅古籍遭拒的“小事”表示出了莫大的关注。网友借着此事辩护的有之、质疑的有之、谩骂的有之、泼污水的有之，长久以来，大家对图书馆的一些不满和微妙态度，仿佛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谁是？谁非？记者通过对当事人苏州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漆永祥老师进行了采访，并寻找相关人士对此事进行解读。

　　事件的对与错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在喧嚣和争辩过后，我们是否能从此事中得到启示，是否对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服务机构的制度完善，有所裨益？

　　漆永祥：　“我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漆永祥对此事的说法，主要体现在他的这篇网文上。大意如下：

　　漆永祥从事清《汉学师承记校笺》课题的研究，已有八年，去年9月间，他了解到清广东新会人曾文玉纂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8卷《国朝经师经义续总目》1卷，全书4册，孤本完整地保存在苏州图书馆。在去苏图之前，漆永祥打了电话给苏图古籍部，简单说明他目前正在进行《汉学师承记》及其续纂诸书的研究，表示非常想复制或者抄录全书，并且拍摄几张书影。接电话的是善本部负责人孙中旺，他表示馆方对善本书尤其是像曾书这样的孤本，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允许拍照、不允许复制、不允许抄录，要合作需要馆长批准。因馆长不在，漆永祥于是在国庆节后再打了一个电话。孙中旺表示馆长已经知道了，但仍是不许抄录全书。漆永祥挂了电话。

　　此后不久，漆永祥遇到南方某大学德高望重的一位老教授，老教授答应帮忙联系疏通此事；稍后，苏州某大学的一位校领导也主动说能帮上忙。大概过了个把月的时间，两边都传来消息说：书可以看，也可以拍一二张书影，但全部复制或者抄录，仍然坚决不允许。此事拖过了春节，漆永祥又写了一封信给苏州图书馆，表明自己确是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希望得到该馆所藏曾文玉此书，最后表示愿意只部分复制，其余抄录或者全部抄录，并愿意按章付费。信中还说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均曾答应让其抄录孤本。两周后他接到孙中旺回信，信中也很客气地表明：“本馆规定，全部复制或全抄《汉学师承续记》是不可能的，这一切都为更好保护善本书，非有任何经济目的。”

　　漆永祥觉得很受伤。于是，他写了长达万言的网文，质疑：“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苏图方面会如此傲慢又霸道地拒绝一位渴望从他们馆中抄录一部稿本以用来研究的学人？”他公布了自己的电子信箱，表示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通过电子邮件，记者联系上了漆永祥。漆永祥很忙，不过还是很快就回了信，他对网友们只注意分析他的文风，而不是讨论图书馆的制度问题表示很失望，因为他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可惜，在通过三四次邮件后，漆永祥仍执意不愿把电话告诉记者，不愿接受采访，记者同时通过其他途径曲折地找到漆老师的办公电话和家庭电话，但打了四天却始终未能打通。在记者的多次来信并附上采访提纲之后，漆永祥礼貌而客气地说自己目前在忙着书的出版，愿暂时退出事非，不作回应。

　　苏州图书馆负责人：　“即使漆永祥明天就来苏图，我们仍然欢迎”

　　当事人之一的苏州图书馆孙中旺倒是很方便就联系上了。他告诉记者，目前尚没有人就此事找过他，漆永祥在发表这篇网文时也没有跟他打过招呼，他还是听朋友说起才知道的。“看到这篇网文，我觉得很委屈，我认为尊重是相互的。”对此事，苏图馆长邱冠华也表示古籍部有自己的规定，他信任并赞同专业人员的处理。

　　孙中旺认为，这个事件很简单，是漆永祥把事件复杂化了。问题的关键是，图书馆的制度不允许对孤本进行全部复制和抄录，而漆永祥要求为他破例，希望能全部复制。

　　孙中旺说了他对那篇网文的感觉：“漆老师在网上发表这篇长文很激愤，但目的不明确：如果他是认为我服务态度不好，那么，他应该找到我的上级部门对我投诉；如果他认为是图书馆的制度有问题，那么就应当向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进行投诉。这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漆永祥把这件事情放大了。我认为学者也需要建立一种制度意识，即使不满，最好也要依合法渠道来投诉，不应强调我们应为他破例。”他特别指出，漆永祥因为自身学术研究的需要，希望苏州图书馆方面尽快把此书结项，这个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工作计划，不可能因为某个读者的需要就去出版某书，打乱工作计划。”他这样说。

　　漆永祥在文中提到因为此事时说，苏图已对他高度警惕。但孙中旺矢口否认这种猜测：“我没有答应让他全抄孤本，这与他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我们的制度。只要漆老师来苏图看书，我们照样欢迎，按章办事。”他表示，苏图每年读者有150万，每天都有4000多读者，态度千差万别，电话也很多，他们一般不会记得住一个读者的咨询电话，更不会因某个读者打过电话来就不让他看书。

　　孙中旺说，这半年，漆永祥只打过两次电话通过一封信。其实只要漆永祥亲自过来，就会看到，看善本书很方便，还可部分抄录。举个例子，有本《易筋经》，有个工人拿着读者卡，说正在研究，我们也照样给他看。只是，因为没有恒温和恒湿的物质条件，现在苏图对善本的保存条件很有限，所以只能限制复印。

　　“本馆规定所有善本书一律不许复制或全抄。”苏图的这条图书馆条例，是在国家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下，参照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制定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中也说明各馆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条例。全国各地都有图书管理办法，各图书馆对善本管理是通行的，对全抄和全录都有限定。馆长邱冠华认为，相比较而言，苏图应该算是图书馆里管理比较宽松的了。“我们规定，复制善本书不允许超过1／3，有的图书馆甚至规定复制不得超过5％、10％。”

　　而这种限制读者借书的制度是否合理？地方文献学硕士出身的孙中旺表示，孤本是文物，也是国有财产，借阅和全部复制孤本，涉及到所有权问题也牵涉到版权问题，需要有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批，所以，大家对孤本的开发和合作都非常慎重。对于善本书，我们可以部分抄录，但不允许全部复制，否则对善本的版权不能保护了。而馆长邱冠华也告诉记者，古籍的版权范围不仅是内容，还包括版本、包括校注。

　　公共图书馆也是公有财产，没有图书馆不欢迎读者。孙中旺认为，书籍的所有权归属国家，使用权属于图书馆。目前公用图书馆对善本书的保护和开发还有矛盾，开发应在保护的条件下进行。目前因恒温恒湿等物质条件还不具备，只好减少开发。孤本是文物，如果不好好保护，破坏了就没有了。邱冠华表示，不能说“国家的财产属于老百姓，我是老百姓，我就拥有这部书的版权。同样，不能因为图书馆是公共服务部门，就要无条件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这与博物馆很相似。博物馆的文物不能摸，不可能因为你是纳税人就可以提要求，有时满足个人就可能破坏其他人的利益，服务机构只能满足大多数人。”

　　漆文中质疑为何苏图能“为《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提供了百余部底本”，而不对一个学者给予方便？对此，邱冠华解释说：“现在，中国文化部正在实施一项善本再造工程，我们也在配合。出版社来联系我们，必须要有文化部的正式公函，我们才能把书调出来。这是一项全国的文化工程，有一百多个图书馆都在配合，不单是我们。这些善本通过影印等方法再造后，原本就不再出库了。”

　　“可惜，现在新的法律法规还未出来，我们也希望能出版一部全国通用的《图书馆法》，那我们就有了直接的依据工作了。”孙中旺这样说。

　　在这次“苏图事件”的网络传播的过程中，苏图始终是缺席的。苏图方面表示：学术批评网没有经过核实就把文章给发表出来了，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反击，是因为自己没有做错，不需要澄清，更不需要对骂。

　　原文摘登

　　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

　　——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

　　图书馆，按今人的解释，就是搜集、整理、收藏各种图书、期刊资料和音像制品，供读者阅览的机构。然而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图书馆，却仍然未摆脱古代一些私家藏书楼的恶习，把馆藏品尤其是善本古籍当成一己之私物，严锁深藏，设置障碍，使读者难以得一阅，成为真正的“藏书馆”。笔者半年来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遭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

　　苏州图书馆是国立的公共图书馆，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拒绝我前往抄书。抄书是中国书籍传播史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许多经典都是通过传钞留下来的。在过去，书商手头有了好书，学者无力购置，但可以借观然后抄录，甚至在上面题跋。清修《四库全书》完成后，乾隆帝命钞成数份，分藏各地，尤其是照顾到南方江浙一带为文人汇集之地，特命分藏江南之书，寒畯士子们可以到馆中钞阅(因为那时没有复制技术)。这些古往今来的书林故事，孙中旺先生们并不是不知，但其做法竟不如古时一介书商。孙先生们自己可以“坐拥书城”而任情翻阅这些善本，却严拒读者复制与抄录，岂不怪哉！即便有所谓的“规定”，我们认为那只能是真正的“霸王条款”！

　　……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文古籍是可以随手在架上任读者抽阅的，如果他们馆中没有，馆方会花钱通过馆际互借的方式借到你想看的书，他们认为读者想看而本馆没有，这才是有失“本馆尊严”。我在日本的皇家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韩国汉城学大学奎章阁、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宝岛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文哲所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大馆中，也随手翻翻过，甚至在某些馆中复制或抄录过这些馆藏的善本古籍，其中不乏宋元珍籍，工作人员总是很快找到你想要的书，然后微笑着轻轻的离去，当你提出复制某一部分时，也总是很快地得到你想要的复制件，也不用付很高的复制费。在这些图书馆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我作为读者的尊严。

　　……

　　我想在国内，凡是与古籍收藏单位打过交道的人，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像苏州图书馆古籍部这样的藏书单位。无论你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还是稚气未脱的小青年，无论你是坐车、骑车还是走路，无论你是从万里、千里还是咫尺，无论你是亿万富翁还是身无分文，当我们身上带着一大摞像身份证、工作证、借书证、介绍信、项目合同书等一系列足以证明我们是学者而不是劫匪的东西，就差再带上户口本或者在脸上刻字，然后去到某些图书馆看书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一路嘀咕：我带的手续齐全吗？他们会让我看吗？我能看原书吗？我能看到多少？能让我复制吗？能让我抄录吗？会收我很高很高以至于天价的所谓“底本费”吗？我们总是心怀惴惴地前往，又常常两手空空地返回。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放心地、无所顾虑地、不用轨弯转角地前往各地图书馆，查阅、复制与抄录所需要的古籍，获得我们应有的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得到应得的尊严！

　　作者：漆永祥

　　编者注：原文长达近万字，本报从中节选作者陈述观点的部分内容。全文请参见“学术批评网”或“天涯论坛”(www.tianyaclub.com)之“闲闲书话”版。

　　业内人士：　“如果能有人抄录整理出版，我们会很高兴的。”

　　广东中山图书馆　特藏部主任　林子雄

　　我们一直对古籍的保护比较严格，需要持单位介绍信、本人身份证才能借阅，如果是借善本，还需要有注明本人的研究方向的证明。

　　因为善本比较珍贵，一般是1795年以前的刻本、民国前的手抄本才是善本，我们认为这种规定对于保护这些善本文物是很有必要的。其实我们图书馆的管理比较宽松，常有一些大学生开个证明，就可以来我们这里借阅古籍来写论文了。

　　按全国统一规定，善本不能复印，因为善本怕受热，需要加以保护。但我们对于抄录没有规定。毕竟，偷偷地全抄的人是很少的，我们认为不必设防。我们馆藏的古籍有40万册，约有3万多种，但古籍的出版较冷门，真正能出版的并不是很多，比如，华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有一位老师，他告诉我们想出版一本清康熙刻本钱以垲的善本《岭海见闻》，但因为不能复印，所以他每天就大老远地从学校来中山图书馆抄录，用复写纸一页一页地抄，回头还要一遍一遍地校对，这让我们挺感动的。在书的前言里，他注明此书在我馆收藏，并提到他抄录此书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出版的书不只一本，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对善本的保护还是比较注意的。中山图书馆里，善本书库是惟一有空调的书库，防火防盗，而且，其他书库的防火装置是水灭火，而善本书库的防火装置是气体灭火。南方的气候很潮湿，我们就用樟木柜来装善本，同时还放上防虫药。此外我们还有一些规定，比如阅读时只能用铅笔，不能用签字笔、圆珠笔和钢笔，以防把书点污。

　　现在，大量的古籍都已影印出版了，如果没有影印本的话，我们也很乐意为读者借出善本。而且，中山图书馆一直保持着看善本不收费的原则。

　　总的来说，藏书是为了用，藏而不用还不如不藏。我们很欢迎读者来我们这里看书。对于善本管理，我想，加快这些古籍的影印出版，对于保存善本，也是一种贡献。

　　专家解疑

　　骆伟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情报学系教授，著有《广东文献综述》，2002年被广东图书馆学会颁予“杰出贡献奖”，在图书情报上有突出建树。

　　问题一：什么是善本？

　　善本是指乾隆以前出的书。其中刻印精良、流传较少的书又是珍贵善本。其中，国内只剩一本的叫海内孤本，全球只有一本的叫(海内外)孤本。这些书一般都缩印拍照了。

　　善本书只有在省市级的图书馆，综合性大学或专门大学图书馆里才有。古书都是手工纸，酸碱度与现在的机器书不同，事实上，手工纸保存的时间比机器纸保存的时间更长：机器纸保存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百年。但古代纸的保存也存在问题，南方的潮湿天气、北方的沙尘暴都会伤害书本身。据我所知，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就有50％的古籍版本都有虫蛀和霉烂现象。

　　问题二：关于善本的保存和借阅，国家有何规定？

　　善本总是处于保管和利用之间。古代重保管轻利用，以前的书都秘而不宣，著名的如宁波天一阁。这种制度一直影响到现代的图书馆。

　　现在国家规定，凡是善本书和革命文献，和一些解放前的旧报纸；国家都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全部拍照，一般不再给读者提供原件。去年，国家又提出善本再造工程(主要是针对宋元版的书)，有了影印本以后，就不再使用原书了。

　　对于善本的借阅问题，各馆不一样，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大馆更严，规定读者只能用铅笔做记录，不允许用钢笔、圆珠笔，不能带水和饮料，不能吸烟，掀书页不能沾口水……在北京、上海等大图书馆里借阅善本是要收钱的，目前，中大图书馆和中山图书馆都不收钱。

　　问题三：善本是否允许复制或抄录？版权问题如何？

　　抄录一般要求不超过1／3，这是文化部的规定，目的是保护版权。同时，也不允许完整地复制善本，只能复制一定的比例。

　　一些古籍需要整理出版，有专门的古籍整理委员会，把这些都纳入国家的古籍整理规划中，而不是个人行为。图书馆的藏和用是有矛盾的。其实，藏书都是为了利用，图书馆的功能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实际操作中，各馆制度不一样，有的重藏轻用，有的是重用轻藏。我认为，如果是一般的古籍而非孤本或等级较高的善本(善本也分等级)的话，就应允许专业学者对其进行整理；如果是孤本，则涉及到文物保护和版权问题，就应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准许才能进行开发和出版。

　　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文化部1982年12月1日)

　　附：相关条例

　　第六条　省馆收藏的书刊资料是国家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占，其它单位不得任意调出。

　　第七条　省馆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对书刊资料的合理需要。要加强读者服务工作，要文明礼貌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第八条　省馆应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确定图书的借阅范围。除根据中央和国家出版主管部门规定对某些书刊停止公开借阅外，不得另立标准，任意封存书刊。

　　善本、孤本以及不宜外借的书刊资料，只限馆内阅览，必要时，经批准可向国内读者提供复制件。

　　第二十九条　各省馆应根据本条例的精神，制定本馆各项工作的规章制度。

　　第三十条　本条例原则上也适用于拥有百万册以上藏书的其它大型公共图书馆。

　　收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南宋蜀本《南华真经》(上图)及宁宗内府雕刊的残本《文苑英华》(下图)，属海内外孤本，特别受到学者的器重。为使这批珍贵古籍得以妥善保存，该馆采用光盘来储存善本书籍的内容，一则可以减少书籍因翻阅而损毁，进而延长其寿命，二则可提供读者更方便、更迅速的检索与使用。该馆希望将来能通过网络让资料得到更广泛的流通。

　　记者手记

　　让善本真正得到善用

　　宁波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规定“代不分书，书不出库”。然而，这个规矩终于还是因为黄宗羲破了，这位清乾隆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此后，徐健庵、万季野、冯南耕、陈广陵、全祖望等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便接踵而至，争相抄读，天一阁终于名颂一时，为它后来补充藏书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看来，即使是定规，也非铁板一块。

　　天一阁本是私人藏书，他爱借不借，都是私事，别人管不着；而图书馆，则是国家公共服务机构，藏书的目的就是为广大读者服务，借与不借，读者们就有权利要求一个说法了。

　　事关古籍文物，确有一个保护以及开发的矛盾。对于善本古籍，国家和各个图书馆都制定了相关条款进行保护，很多都是有必要的，比如“湿度大时善本不出库”、“翻阅古籍不得用钢笔，要戴上附送的白手套”……但是，善本借出就要收取三五十元，善本复印要收取底本费、复印费另算，而且各馆各行其是，不见得有利于善本的保护。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是否允许“全部抄录、复制”各馆的执行都不一致，即使这是一个制度，但是这个规定是否完善是否合理，则是可商榷的，甚至应该有相关的听证会，让更多读者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像有些图书馆那样，欢迎个别有学术能力和出版能力的专业学者整理出版善本，这种对暂时没有精力和资金照顾到所有善本开发的图书馆和国家来说，本身就功德无量。

　　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我们要求的，并非图书馆对某个学者破例，破坏制度，而是，应该制定出更合理、更完整的制度。如今，连天一阁私人藏书楼都正在建成一个小型的图书馆，面对读者和游客开放了。也许，某些学者的建议比较合理：一般的古籍，应允许专业学者进行整理；珍贵善本，应在经过上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允许学者进行整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述巴尼拔图书馆里，国王巴尼拔说过一句名言，“读书不但可以扩充知识和技艺，而且还可养成一种高贵的气度。”我们也期待，可以像宠大固埃那样，在图书馆里，“畅饮知识吧！”侯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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