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笔下的奥斯曼男爵——读《巴黎城记》点滴随感

~ 图/文 : 大地倚在河畔

在近代巴黎城建史上，乔治-欧仁•奥斯曼是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1853年被任命为塞纳区行政长官。这位在巴黎度过美好童年的精力充沛的男爵，以拿破仑三世关于城市“最高理想”原则重塑巴黎城市空间，对旧巴黎进行大规模改造，推动巴黎完成剧烈的现代性转型，某种意义上今天的巴黎正是他的遗产。

关于奥斯曼“创造性的破坏”，后人批评者有之，赞赏者也大有人在。而在当今国内一些城市论者中，奥斯曼则多被简单描述成一个斩断巴黎物质文脉的反面人物。一些权威作者及其著作，总是以貌似客观的笔法力图引导人们相信，奥斯曼是城市的摧毁者。

读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让我感受到一个严肃的城市学家深刻的客观。我以为《巴黎城记》是完全可以作为城市教科书和历史地理学来阅读的巨著。大卫·哈维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著作甚丰。

《巴黎城记》作为其代表作之一，探讨了1848年到1871年两次革命之间的惊人的“巴黎大改造”。当中仅是对奥斯曼本人的叙述，已足见作者极具历史感的客观精确，以及蕴含其中的思想张力，其味无穷。

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空间形态。在哈维看来，城市的现代性进程是巴黎城市空间变化的总根源。他说：

“ 外在空间关系的转变，迫使巴黎必须加紧让自身的内部空间更加合理。奥斯曼在这方面的功绩，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主义都市计划的伟大传奇 ……奥斯曼所部署的都市空间概念无疑相当新颖。他并不是要兴建‘与各地区毫无关联也毫无纽带关系的大道通衢’，相反，他希望能有一个‘通盘的计划，能够周详而恰当地调和各地多样的环境’。都市空间应视为一个整体，城市各个分区与不同功能应互相支持以形成可运作的整体。这种对都市空间的持久关怀，引领奥斯曼致力于将市郊并为巴黎的一部分……新空间关系对于巴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深远，对于巴黎人的感性更是影响巨大。”

这是哈维对奥斯曼一个很基本的评价。他还表明巴黎内部空间的剧烈转变也不是全然因奥斯曼而起，这位男爵只是顺应了城市演变的某种必然进程。

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是一种剧烈的激变。评论称它完全不指涉过去，就如同在白板上铭刻一样，如果发现有过去横阻其间，便将过去予以抹灭。

哈维在书中对奥斯曼的“创造性的破坏”有详尽深刻的批判性的分析。他说即便与过去完全决裂是不可能的事，但决裂本身所带有的说服力与颠覆性却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除非造成变迁的因子早就潜伏在社会秩序既有的条件中，社会秩序是不可能改变的。令人不解的是——难道不是吗？——圣西门与马克思这两位在现代性思想的万神殿中居于崇高地位的思想家，在明白否定与过去完全决裂的可能性的同时，却也坚持以革命造成变迁的重要性。虽然彼此的意见容许有不同，但至少最低限度仍有一个基本的核心共识，那就是‘创造性的破坏’。俗话说，破旧立新，要创造新的社会形态，不可能不将旧的社会予以取代或销毁。因此，如果现代性是个有意义的词汇，它就必须显示某个创造性破坏的关键时刻”。

奥斯曼要在巴黎的废墟中建造一个全新的巴黎，以此告别旧的巴黎。但这并不意味着同过去决裂，它只意味着在过去的废墟中新生。

在哈维的叙述中，奥斯曼所创造的现代性，本身即深深植根于传统之中。旧巴黎长久以来就被称为病态的城市，因此奥斯曼便以外科医生的姿态出现，他运用具象化的策略将城市塑造成可以维持生活功能的活躯体。

然而，如果城市的外在完全改观，灵魂将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在当时巴黎曾经引起广泛的讨论与争吵。

哈维的书中客观反映了这一情况：“深知‘破坏将带来自然愉悦’的波德莱尔，对于巴黎的转变不仅无法抗议，也未曾提出抗议。他的名句‘唉！城市面貌改变的速度竟快过人心’，这句话与其说是用来批判当时的变化，不如说是直言批评人们缺乏赶上现状的能力。对于关切卫生问题的人来说（特别是针对曾在1848到1849年间肆虐，而后又在1853到1855年与1865年短暂复发的霍乱疫情所进行的防堵），改建工程作为洁净身体与灵魂的形式相当受欢迎。然而也有许多人指责改建工程侵占了巴黎的内脏。巴黎在外科医师的刀下奄奄一息，它将成为巴比伦（或者是更糟糕，它会变成美国城市或像伦敦一样！）。巴黎的真实灵魂与本质不只因为外观的改变而破坏，也因为帝国纪念日的道德沦丧而毁灭。”

甚至怀旧也可以是强有力的政治武器。作家路易斯•弗约在其作品《巴黎的气味》中，运用怀旧题材产生了巨大影响力，作品认为改造中的巴黎是“碎砾的城市，纵使可以发展成为世界的首都，也无法拥有任何市民”。

面对产生于巴黎改造的直线、单调、乏味的里沃利街，富尔内尔说：巴黎只有一条街道——里沃利街。雨果则说：我一直很讨厌里沃利街。

对此，哈维冷静地分析说，面对这些感受我们很难区别哪些是真正的失落感，哪些只是君主派人士与共和派人士所采取的战术手段，以过去的黄金时代作为攻击帝国统治的凭据。他进而分析：“ 在帝国权威的庇护下改造巴黎，当中所产生的紧张感绝非奥斯曼所能化解。而他的重建计划势必将招来政治与情感反应。 ”

哈维对奥斯曼的巴黎改造的分析，无论是何种角度的阐述评断，始终是辩证的、历史的和客观的，完全没有那种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

书中也有涉及对奥斯曼个人的叙述。然而即使这种对于个人的感受，也是具有历史感和客观的。例如他说道：

“奥斯曼其实具有相当浓厚的马基雅维里气质。他胸怀野心，醉心权力，并且热情投入（他对公职具有非常特殊的看法），准备以长期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奥斯曼获得路易•拿破仑的直接授权，因而拥有破格的个人权柄，而他也准备淋漓尽致的发挥。奥斯曼精力充沛，组织力强，一丝不苟，不过他向来轻视别人的意见，甚至反抗权威（即便是皇帝的命令），游走于法律边缘，并且采用我们现在称之为‘创造性会计’的财务策略，除此之外，奥斯曼也一意孤行，完全无视民意……简言之，奥斯曼是倾向专制的波拿巴主义者，他不仅成功地在政界存活下来，而且还大放异彩。然而当波拿巴主义于1860年代逐渐屈居自由主义之下时，奥斯曼也开始失势，最后于1870年1月以牺牲者的姿态遭到免职。”

但是奥斯曼所推动的城市转型此时已经完全上路，其势已无人可挡。巴黎此后数十年的发展一直遵循着奥斯曼所定的路线，直至形成我们今日所见的巴黎。

1997年5月笔者曾经漫步于巴黎街道。可惜那时尚未阅读大卫·哈维。城市旅行家林达相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奥斯曼拯救了巴黎，认为 在向现代都市转变的过程中，奥斯曼留给我们的巴黎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具有历史承袭性的 。确实，今日巴黎许多重要的建筑景观，完全延续了以前的老巴黎的风格。

如果从奥斯曼被免去巴黎市行政首长职位的1870年算起，巴黎大改造已经过去将近150年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巴黎，美丽、骄傲、浪漫。我想，这样一座美好的城市，当初奠定其基础的“大改造”没有理由是一无是处的，而主导这一改造的奥斯曼也不可能是一无是处的。我们的城市论著对此应有深刻的客观。而这一深刻的客观，我在哈维的《巴黎城记》以及其它具有类似思想深度的著作中读到了。不仅读到了，它还令我深感其趣、大受教益。

哈维的《巴黎城记》，引人入胜！

                                                          城市闲逛者

                                                      写于流花湖畔

※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 研究现代都市兴起的杰作 [美]大卫·哈维著 黄煜文译 广西师范大学2010年1月第1版

※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简介【参见百度百科】 :当代西方地理学家中以思想见长并影响极大的一位学者，1935年出生于英国Kent的Gillingham，1957年获剑桥大学地理系文学学士，1962年任布里斯托尔大学地理系讲师。1969年移居美国，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理学与环境工程系教授至今，其间于1994～1995年曾回英国在牛津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地理学的解释》、《资本的限度》、《社会公正与城市》、《巴黎城记》等。

2016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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