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急）谢谢

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确立走向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是我国选举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的经济、政治根基和前提，并且决定了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是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改革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国家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修改上，即：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两法”），分别对1953年选举法和1954年地方组织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其后在1982年、1986年、1995年又三次对“两法”进行了重要修改。新的“两法”的出台和修订，是我国亿万人民参加的多次换届选举的伟大民主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标志着我国选举制度向民主化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

　　一、扩大提名权，是保障行使选举权的基本前提。

　　扩大提名人大代表或国家公职人员候选人的权利，是保障选民或代表行使选举权的基本前提。1953年选举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不属于上述各党派、团体的选民或代表均得按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联合或单独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这里已经对选民或代表联合或单独提名候选人作了原则规定，但未规定具体程序，实践中也难于实施。1954年地方组织法对代表联合或单独提名“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同样也只作了原则规定。修改后的“两法”则对扩大和保障代表和选民的提名权作了具体规定。关于代表候选人的提出，选举法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地方组织法也规定，省级人大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人大代表二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乡级人大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大主席、副主席及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很显然，这些新的规定，是选举制度的一大发展，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真正按这些规定办，可以实现三个统一，即酝酿候选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统一，民主协商和依法办事的统一，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的统一。

　　二、不断规范代表名额，是完善选举制度的重要内容。

　　在提名权得到保障之后，就有一个推荐多少候选人、选举多少代表的问题。规范代表名额一直是完善国家选举制度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在1953年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确定人大代表名额有两个原则：一是既便于召集会议，又便于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二是使各级人大与人民之间保持密切联系，既要注意代表阶层的广泛性，又要注意地区性，以便于及时反映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的情况，又便于把人大作出的决议迅速传达到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变成全体人民的实际行动。选举法的制定和多次修改，在规定代表名额时，大体上都遵循了这两条原则，使代表名额日趋合理和规范。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逐步缩小农村与城市每个代表所代表人口数的比例。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别的日益缩小，选举法把原来规定的农村和城市每个代表所代表人口的比例县级四比一、省级五比一、全国八比一，都修改为四比一，同时规定在县级人大中人口特少的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镇的人口特多或者不属县级以下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职工人数占县总人口比例较大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这显然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人口选举权的不平等性。二是体现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务权利的精神。如1979年选举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中，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也应有代表一名。1982年修改选举法时适当提高了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在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数。1986年修改时，又规定“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占境内总人口数30%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的15%以上、不足30%的”则可适当少于当地人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三是适当减少代表名额。原来我国代表人数过多，而且呈逐届增加之势。如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达到3497名之多。1979年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不超过3500名，1986年修改选举法时又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不超过3000人。1995年修改选举法时，吸收了1986年制定的意在控制地方人大代表名额膨胀的《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方案》，使地方人大代表名额有所下降。我国地广人众民族多，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较大，代表数量太少不行，但过多则难以达到既有广泛性又有较高工作效率，便于开会讨论决定问题的目的。目前我国代表人数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代议机构相比，仍然是最多的，还可以考虑逐步减少一些。有的同志建议，全国人大代表不超过2000人，省级不超过500人，设区的市级不超过300人，县级不超过200人，乡级不超过50人，比较适宜。这一建议值得将来再修改选举法时参考。

　　三、建立和实行差额选举制度，是改革选举制度的重大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选举制度的改革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变等额选举为差额选举。1979年选举法首次规定了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以后三次修改都坚持并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同样，1979年制定的地方组织法和其后的修改均对选举各级国家机关领导成员规定了差额选举制度。从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起，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实行差额选举。建立和实行差额选举制度，其重要意义在于：第一，从选举方式和程序上完善了选举制度，能更好地保障代表或选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选举权，调动了人民群众参选积极性，增强了他们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和责任感。第二，把竞争机制引进选举，有利于发现和遴选人才，使人民拥护的德才兼备的人走上领导岗位为人民谋利益。第三，能够加强人民对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监督，有利于破除一些干部只知道对上级负责、不知道对人民负责，只注意按领导意图办事、不懂得为人民服务的旧观念，也有利于刹住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找后台、抱粗腿的歪风，形成公开、公正、清明、廉洁的政治环境。

　　四、适当扩大直选范围，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

　　普遍、平等、直接的民主选举，是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我国1953年选举法只规定乡、镇一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而在县级以上则实行间接选举。邓小平同志在作该法草案的说明时指出，这样规定说明“我们的选举还不是完全直接的”，“这是由于我们国家目前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等实际条件所决定的”。适应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1979年新出台的选举法则规定把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到县一级。彭真同志在同年召开的全国选举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次直接选举扩大到县，意义很重大。县级（包括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等）直接选举，使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掌握在人民手里，再由县级人代会选举县级人民政府和省级人代会，省级人代会选举省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代会。这样，九亿人民就可以通过代表管理国家大事，掌握自己的、民族的、国家的命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代表机关之所以比资本主义社会更民主，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是我国选举制度不断改革、日趋完善的重要方面。当然，扩大到什么范围，要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包括人民的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选举经验等条件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邓小平同志1989年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布什时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最终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目前选举法规定直选扩大到县一级是适宜的。有的同志认为，根据我国现在的条件，还可以把直选扩大到市一级，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进行直选。这个意见可以在总结直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从1979年至今，我国已历经四次县乡直选，由于地方各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加强了对选举工作的领导和指导，直选进行得一次比一次更圆满。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大量出现，一些地方人户分离现象十分突出，许多流动人口中的选民没有参加选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的办法是：选举期间在外地的选民不能回来参选的，可以书面委托原选区选民代为投票；选民实际已迁居外地，并取得当地居住证的，尽管还未转户口，在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证明后，也可以在现居住地参选。鉴于委托投票易出问题，特别是难以杜绝利用“委托”进行作弊的现象，加上选举委员会为流动人口办理证明工作量很大，难以做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谈何容易！有的同志建议，可规定全国统一选举日，流动人员就地凭身份证登记参选，从而简化转移证明手续，也可以使理论界关于取消委托投票制的呼吁变为现实。这一建议似可在进一步完善我国选举制度时予以考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它的核心内容是在全体人民范围内，实行民主集中制，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使人民享有和行使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权利。 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它、发展它；只有不断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够真正坚持好这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必须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会议、立法、监督、代表等制度和工作，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各项制度和工作，都需要按照健全、丰富和扩大的要求进行完善，实现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使民主的程序和实体、形式和内容相统一，使国家的立法、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更好地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 （2）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包括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任免权、监督权等。 （3）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形成开放、互动、畅通的关系，使人大代表能够深入了解民情、广泛反映民意、充分集中民智，使中国特色的代议制民主更具生机和活力。 （4）按照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要求，适应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需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人大工作，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5）加强人大干部队伍建设，加大人大干部与党委、政府、政协干部之间的交流，优化人大领导班子的结构，逐步减少人大领导职数，为进一步提高人大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提供组织保证。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确立走向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是我国选举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的经济、政治根基和前提，并且决定了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是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改革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国家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修改上，即：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两法”），分别对1953年选举法和1954年地方组织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其后在1982年、1986年、1995年又三次对“两法”进行了重要修改。新的“两法”的出台和修订，是我国亿万人民参加的多次换届选举的伟大民主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标志着我国选举制度向民主化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

一、扩大提名权，是保障行使选举权的基本前提。

扩大提名人大代表或国家公职人员候选人的权利，是保障选民或代表行使选举权的基本前提。1953年选举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不属于上述各党派、团体的选民或代表均得按选举区域或选举单位联合或单独提出代表候选人名单。”这里已经对选民或代表联合或单独提名候选人作了原则规定，但未规定具体程序，实践中也难于实施。1954年地方组织法对代表联合或单独提名“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和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同样也只作了原则规定。修改后的“两法”则对扩大和保障代表和选民的提名权作了具体规定。关于代表候选人的提出，选举法规定：“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地方组织法也规定，省级人大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人大代表二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人民政府领导人员、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乡级人大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可以提出本级人大主席、副主席及政府领导人员的候选人。很显然，这些新的规定，是选举制度的一大发展，也是干部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真正按这些规定办，可以实现三个统一，即酝酿候选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统一，民主协商和依法办事的统一，加强党的领导和充分发扬民主的统一。

二、不断规范代表名额，是完善选举制度的重要内容。

在提名权得到保障之后，就有一个推荐多少候选人、选举多少代表的问题。规范代表名额一直是完善国家选举制度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在1953年选举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确定人大代表名额有两个原则：一是既便于召集会议，又便于讨论问题和解决问题；二是使各级人大与人民之间保持密切联系，既要注意代表阶层的广泛性，又要注意地区性，以便于及时反映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的情况，又便于把人大作出的决议迅速传达到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变成全体人民的实际行动。选举法的制定和多次修改，在规定代表名额时，大体上都遵循了这两条原则，使代表名额日趋合理和规范。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逐步缩小农村与城市每个代表所代表人口数的比例。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别的日益缩小，选举法把原来规定的农村和城市每个代表所代表人口的比例县级四比一、省级五比一、全国八比一，都修改为四比一，同时规定在县级人大中人口特少的乡镇至少应有代表一人，镇的人口特多或者不属县级以下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职工人数占县总人口比例较大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这显然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人口选举权的不平等性。二是体现国家充分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务权利的精神。如1979年选举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中，人口特少的民族至少也应有代表一名。1982年修改选举法时适当提高了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在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数。1986年修改时，又规定“聚居境内同一少数民族的总人口占境内总人口数30%以上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相当于当地人民代表大会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占境内总人口数的15%以上、不足30%的”则可适当少于当地人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三是适当减少代表名额。原来我国代表人数过多，而且呈逐届增加之势。如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达到3497名之多。1979年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不超过3500名，1986年修改选举法时又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不超过3000人。1995年修改选举法时，吸收了1986年制定的意在控制地方人大代表名额膨胀的《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名额方案》，使地方人大代表名额有所下降。我国地广人众民族多，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差异较大，代表数量太少不行，但过多则难以达到既有广泛性又有较高工作效率，便于开会讨论决定问题的目的。目前我国代表人数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代议机构相比，仍然是最多的，还可以考虑逐步减少一些。有的同志建议，全国人大代表不超过2000人，省级不超过500人，设区的市级不超过300人，县级不超过200人，乡级不超过50人，比较适宜。这一建议值得将来再修改选举法时参考。

三、建立和实行差额选举制度，是改革选举制度的重大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选举制度的改革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变等额选举为差额选举。1979年选举法首次规定了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以后三次修改都坚持并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同样，1979年制定的地方组织法和其后的修改均对选举各级国家机关领导成员规定了差额选举制度。从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起，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也实行差额选举。建立和实行差额选举制度，其重要意义在于：第一，从选举方式和程序上完善了选举制度，能更好地保障代表或选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选举权，调动了人民群众参选积极性，增强了他们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和责任感。第二，把竞争机制引进选举，有利于发现和遴选人才，使人民拥护的德才兼备的人走上领导岗位为人民谋利益。第三，能够加强人民对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监督，有利于破除一些干部只知道对上级负责、不知道对人民负责，只注意按领导意图办事、不懂得为人民服务的旧观念，也有利于刹住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找后台、抱粗腿的歪风，形成公开、公正、清明、廉洁的政治环境。

四、适当扩大直选范围，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

普遍、平等、直接的民主选举，是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我国1953年选举法只规定乡、镇一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而在县级以上则实行间接选举。邓小平同志在作该法草案的说明时指出，这样规定说明“我们的选举还不是完全直接的”，“这是由于我们国家目前的社会情况、人民还有很多缺乏选举经验以及文盲尚多等等实际条件所决定的”。适应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1979年新出台的选举法则规定把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扩大到县一级。彭真同志在同年召开的全国选举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次直接选举扩大到县，意义很重大。县级（包括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等）直接选举，使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掌握在人民手里，再由县级人代会选举县级人民政府和省级人代会，省级人代会选举省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代会。这样，九亿人民就可以通过代表管理国家大事，掌握自己的、民族的、国家的命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代表机关之所以比资本主义社会更民主，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逐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是我国选举制度不断改革、日趋完善的重要方面。当然，扩大到什么范围，要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包括人民的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选举经验等条件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邓小平同志1989年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布什时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最终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目前选举法规定直选扩大到县一级是适宜的。有的同志认为，根据我国现在的条件，还可以把直选扩大到市一级，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进行直选。这个意见可以在总结直选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从1979年至今，我国已历经四次县乡直选，由于地方各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加强了对选举工作的领导和指导，直选进行得一次比一次更圆满。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大量出现，一些地方人户分离现象十分突出，许多流动人口中的选民没有参加选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的办法是：选举期间在外地的选民不能回来参选的，可以书面委托原选区选民代为投票；选民实际已迁居外地，并取得当地居住证的，尽管还未转户口，在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证明后，也可以在现居住地参选。鉴于委托投票易出问题，特别是难以杜绝利用“委托”进行作弊的现象，加上选举委员会为流动人口办理证明工作量很大，难以做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谈何容易！有的同志建议，可规定全国统一选举日，流动人员就地凭身份证登记参选，从而简化转移证明手续，也可以使理论界关于取消委托投票制的呼吁变为现实。这一建议似可在进一步完善我国选举制度时予以考虑。

提高人民的素质，让全体人民都真正了解选举的意义，能够真正的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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