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为什么是浙变的而不是突变的

作者&投稿:终兔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举例说明语言的发展演变为什么只能是渐变的~

1.语言发展变化的不平衡性
语言的发展变化不是均衡的、匀速的,而是不平衡的.第一,语言系统发展变化不平衡.在语言各子系统中,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最快,相比而言,语法的发展变化就要慢得多,语音发展变化的速度也较为缓慢.语言各子系统内部的发展变化也是不平衡的.比如在词汇系统中,发展变化较快的是一般词汇,基本词汇却是相当稳固的.有人曾对不同语言中的215个常用词(其中主要是基本词)在一千年中的发展变化情况做过统计,发现汉语和法语79%未发生变化,英语85%未发生变化,德语78%未发生变化,罗马尼亚语77%未发生变化,葡萄牙语82%未发生变化,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85%未发生变化.这说明基本词汇的发展变化速度是较为缓慢的.正因如此,人们把语法和基本词汇看作决定一个语言基本面貌的最为稳定的部分.
第二,不同时期语言发展变化不平衡.当社会变革较为剧烈、社会发展的步伐较快、社会思维较为活跃、不同文化的接触较为频繁的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就会快一些;反之,语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就会慢一些.英语在从九世纪阿尔弗列德大帝到莎士比亚(1564-1616)这五个世纪中,发展变化的速度非常之快.以至于后代人读九世纪以前的作品,就像是读外语一样.
第三,语言变体发展变化不平衡.地域方言的形成,本身就是语言发展变化的不平衡性在空间上的一种表现.各种方言形成之后,在发展变化的速度和方向上也不是完全同步的.例如在汉语诸方言中,南方的一些方言发展变化的速度相对较慢,保存古代汉语的成分较多,而北方的方言,特别是北方官话区的方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就相对较快.
语体是语言的一种重要的功能变体.各种语体的发展变化也具有不平衡性.例如,在汉族的传统中,一直存在着轻商的观念,因此,在汉语史上一直没有形成与商业活动关系十分密切的广告语体.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商业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之广告语体在当今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它几乎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语言发展变化的渐变性
语言的发展变化不是像火山爆发、暴力革命那样的突变,而是一种逐渐变化的过程.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如果采取突变的方式,一夜之间面目全非,人们将会一下子丧失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社会的一切活动将会突然终止,其后果是不堪想象的.语言的交际职能决定了它不可能采取突变的方式,而只能采取渐变的方式.
事实上语言的发展变化也正是走的渐变之路.例如现代汉语的时态助词“了”,是从古代汉语的动词“了”虚化而来,其演变过程大约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动词“了”大约出现在汉代,是“终了、了结”的意思.由于动词“了”常用在动词之后充当补语,地位不及一般的动词,于是逐渐虚化,大约到了唐宋之际,“了”才出现了与现代汉语大致相同的用法,成为时态助词.
语言的发展变化,是由语言新质要素的长期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子出现质的突变.即使人为地想让它发生突变,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文字可以进行改革,而语言不能改革,只能因势利导逐渐使其规范的原因.

  说语言是不断发展演变的社会,自身,连锁反应,发展,分化,统一,接触,条件的原因:
  首先,社会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外部原因。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变化的首要原因、原动力。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因此社会发展了,语言也必须变化,与社会保持一致。社会的分化、统一、接触会相应地引起语言的分化、统一相接触。 人与人交流时的创新要求,省力要求也必然会使得语言变化和调整。

    其次,语言系统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是语言发展的内部原因,决定着语言发展的特殊方向。语言是符号系统,它内部的各种因素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相互间呈现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其中某一种因素发生变化,破坏了原有的平衡,那么系统内的有关部分就会重新调整相互间的关系,达到新的平衡。语言中语音、词义、语法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之间以及这些系统彼此之间,都有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的关系,局部的变化往往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儿、子”从古到今词汇、语音均演变。 远古汉语语音系统比较复杂,声母和韵母中音位和音位的组合方式比较多样,单音节词语区别较大,是单音节占优势的语言。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复辅音声母消失,辅音韵尾合流,音节结构趋向简化,声调产生。两汉之后,音节结构进一步简化,使得语言符号的区别性较前减少,而新概念新事物又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产生,解决这一矛盾是加长词的长度,用复合构词法构成的双音节词代替古代的单音节词。而随着双音节词的产生,一个词内部的两个成分之间的关系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双音节词内部的两个位置上因语素出现频率的不同而在语音、语义、语法上产生轻重主次的区别,固定位置上出现频率特别高的语素,语音弱化为轻音(如“子”)甚至失去音节身份而与另一个语素合音(如“儿”),语义上意义泛化,语法上搭配能力大大增强。这三个过程相辅相成并不断发展使得某些定位高频与俗词缀化,从而出现了新的派生构词规则。汉语语法的面貌就此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语言发展的特点:
  渐变性和不平衡性是语言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特点。
  1.渐变性:渐变性是语言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指语言的各个要素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但语言不像社会变革那样产生突变,而是渐变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原因:这是由语言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社会一刻也不能离开语言,因此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不能突变。
  2.不平衡性:第一,语言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不平衡,发展速度不一样,有的快,有的慢,其中词汇变化最快,语音和语法发展比较慢;第二,语言在不同地域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也不同,同一种语言现象,在有的地区变化,在有的地区不发生变化,有的地区是这样变化,有的地区是那样变化,其结果是形成地域方言或亲属语言。原因是:第一,语言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中,词汇变化最快,因为词汇与社会的联系最为紧密,最为直接,对社会的发展变化反应也最灵敏.社会的变化、现实现象的产生与消失,随时都能在词汇中反映出来;第二,由于各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水平不一致,往往就导致语言在不同地域的发展变化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 语言发展不平衡性是如何影响语言的发展变化的?
  语言发展不平衡性对语言发展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形成新的语言体系:语言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不平衡,发展速度不一样,有的快,有的慢,其中词汇变化最快,语音和语法发展比较慢,由此决定了语言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改变。第二,导致了语言的分化:语言在不同地域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向也不同,同一种语言现象,在有的地区变化,在有的地区不发生变化,有的地区是这样变化,有的地区是那样变化,其结果是形成地域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别。

一)初创阶段(1979-1987):从自发到自觉
一般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中国最早提出社会语言学的学者之一陈原则指出,社会语言学发源比较早.自古以来,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欧洲19世纪初的方言学家对于自己民族语言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其实即是进行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事实上,社会语言学的诞生和有没有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是两回事.进行某一方面的研究并不等于建立了某一个学科.当然,一个学科的出现决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定是长时间学科积累的结果.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语言运动,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方拉丁化运动,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等,都可以算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但是这些运动或工作可以说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的.7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的出现,人们对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从自发走向自觉[7].
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的著作和理论的译介方面.前者除上述陈原的两本著作外,还有陈松岑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游汝杰、周振鹤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许国璋早在70年代末开始引进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后来收入《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1980年到1982年,英国语言学家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由林书武等翻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祝畹瑾编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和前苏联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此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中文版)以 “语言与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个案与应用”的专刊形式,发表了一大批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很有指导意义.可惜因为发行上的原因,许多人没有看到.
这一时期有两大缺点:一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二是对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例如有的学者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之类问题也列入社会语言学,这显然是不妥的.此外,受国外的影响,也有热衷于无谓的名份之争的现象.

(二)迅速发展阶段(1987-1993):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
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会议展示了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和水平,它标志着中国社会语言进入了一个火热的阶段,对推动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次“双语·双方言”讨论会.199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和苏州大学在苏州召开了首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其中有不少的论文也是关于社会语言学的.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题研究.著作有张清常的《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高天如的《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等.论文数量很多,结集出版的有《双语双方言》(1-4集)(分别由中山大学出版社等出版)、《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1)等等.
这个阶段,继续出版了一批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译介、概论性著作和教材.在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国外语言学》等杂志连续刊登译介文章(例如Lesley Milroy的《语言和社会网络》等)外,还出版了佐伊基的《社会语言学演讲录》(刘明霞等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9)、郝德森的《社会语言学》(丁信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等的中译本.其中有的还不止一个中译本.著作方面主要陈原的《社会语言学专题四讲》(语文出版社,1988)、《社会语言学论丛》(湖南出版社,1991)和《语言和人——应用社会语言学若干探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陈建民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孙维张的《汉语社会语言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等等.教材方面主要有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王得杏的《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英文版)、戴庆厦的《社会语言学教程》(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等等.
据粗略统计,此期出版的社会语言学方面的著作(含教材、译著和论文集)达60本以上,在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更是难以统计.一个学科热到这种程度,实在少见.
除此以外,不少学校逐步开设了社会语言学的课程,还有的学校开始招收以社会语言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国家学位办也列社会语言学作为3级学科.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明显不足.除了缺少理论概括和材料积累以外,方法的欠缺(如材料采集、材料分析的技巧,定量研究多于定性研究等)等现象比较突出.
(三)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
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到了1995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表现得相对冷清一些.除了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在主办者的不懈努力下继续照常召开以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还有人继续关注社会语言学问题外,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从1992年起一次也没有举办.这方面的论文从数量上看也有所下降.以致有的朋友对中国社会语言学前途感到忧虑,甚至将其类比于日渐失式微的“文化热”,提出要重振中国社会语言学.
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语言学不仅没有走下坡路,相反,它显得成熟起来.
一方面,学术界开始就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总结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如高一虹(1996)就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等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著大多都极其注意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所讨论的问题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中主要有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语文出版社,1996)、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周庆生《语言与人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邹嘉彦、游汝杰的《汉语与华人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袁焱《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民族出版社,2001)、于根元《网络语言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等等.此外,《双语双方言》继续按计划连续出版(5-6集).其他论文集如陈恩泉主编《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等等也为相关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社会语言学学的英文原著,其中包括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创始人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语言学自选集(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这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提供的理论“外援”.
说这一时期社会语言学从“热”到“冷”也并非没有道理.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语言学步履维艰的时期(郭熙,1996)[9].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无疑给它以新的希望.它和文化热一样,成了学者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言必“文化”、言必“社会”,成了一种时尚.9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等的兴起和计算机科学对语言学成果的需求,回归本体又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趋势.或许可以这样说,今天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辛勤耕耘的人,大概是真认准了这条道路.


语言为什么是浙变的而不是突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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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19225229750: 为什么在不断增长的癌组织中,癌细胞都在合成蛋白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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