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中国、世界桥文化

武汉，中国，世界的桥文化~

提起长江大桥，那些在武汉土生土长的市民，对这座桥肯定有着不一样的情怀和感受。武 汉长江大桥的建成，不仅使天堑变通途、让三镇成一体、将中国的南北大动脉一线贯穿，而且实现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梦想、焕发了中国人民建设新生活的热情， 因而，她叩动了亿万人的心扉、牵动着亿万人的情怀。


从大桥正式确定建设开始，全国人民就以无比的热情来关注和支援大桥建设，各行各业伸 出了援助之手。家住汉阳的王奶奶回忆说，那时真是个火热的年代，百万武汉市民更是踊跃争先，参加义务劳动，男女老少齐出动，不计报酬，全是利用的节假日， 不少人家撬起了房前屋后的上好石板，捐给大桥铺路。那段时期，好多武汉出生的小孩，不约而同地起名“大桥”、“建桥”、“汉桥”、“一桥”、“武桥”…… 从而使这座雄伟的建筑与自己伴随终生。


中铁大桥局副总经济师余启新说，当时在建桥新村派出所，前来为新生儿登记的都起名叫 “建桥”。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劝道：“叫这个名字的太多了，换个名字吧！”“那就叫‘汉桥’吧！”“可是叫‘汉桥’的也很多呀，再换个名字吧！”虽经派出所 同志劝说，那两年在那个片区里出生的婴儿，还是有25名被起名“建桥”、15名被起名“汉桥”。


那个年代武汉生产出的不少商品，也都以“大桥”作为自己的品牌，比如大桥香烟、大桥味精、大桥童车、大桥缝纫机、大桥牙刷、大桥衬衫……翻开各家的老相册，恐怕都少不了以大桥为背景的照片。

50年风雨春秋，长江大桥桥墩、钢梁曾先后被船舶冲撞70余次，在国内桥梁中被撞次数最多、墩身损伤严重，但仍未影响营运，已充分显示出它的完好质量。尤其是1983年、1998年武汉分别出现高洪水位，两年份的超历史最高水位、最大流量、最快流速，共计10多次洪峰，每次12小时以上冲刷大桥，大桥固若泰山。


50年来，该桥经桥管部门多次检查，对静载、动载、抗震等性能进行实验测检，结果表 明：全桥无变位下沉现象，桥墩仍可承受6万吨压力，仍具有抵御每秒10万立方米流量和抗每秒5米流速决水的能力，仍可抵御8级以下地震和强力冲撞。截至目 前，大桥24805吨钢梁、8个桥墩无一裂纹，无弯曲变形，铆钉无一颗松动。


我国多位桥梁、铁路专家证实：大桥正“年轻”，养护得当，大桥钢梁部分能过百岁，桥墩可用200年。据桥梁专家方秦汉院士称，当年建大桥，图的就是“百年大计”。除了一点“皮肤病”——钢梁锈了点，油漆脱了些，还有点“风湿”——钢筋膨胀，撑裂了混凝土外壳，大桥没大毛病。


当年，以极端环境为标准，大桥设计打足提前量：假设两列双机牵引火车，以最快速度同 向开到桥中央，同步紧急刹车；同一时刻，公路桥满载汽车，以最快速度行驶，也来个紧急刹车。“更不幸的是”，就在这个时候，长江上刮起最大风暴、武汉发生 地震、江中300吨水平冲力撞到桥墩上，武汉长江大桥仍坚如磐石。


武汉铁路局专家透露，大桥设计有足够安全储备。至今，铁路桥还有余力，尚未满载荷运行。如今，武汉长江大桥成了一座桥梁的“标杆”，一座高质量的样板桥，大桥局以大桥的高质量为荣，也给其他的大桥产生了示范效应。

长江大桥只是新中国的一个成就，但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文化特征，我们需要了解历史，只有深刻地了解历史，才有资格去评价历史。对于历史文化，尤其如此。

历史资料参考《长江日报》、湖北省政府网站

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世界上著名的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河。自涓涓细流到浩浩巨浸，蜿蜒曲折，奔流入海。全国河道密如蛛网，上面布满着大大小小、形形式式的桥梁。我国古代桥梁，和其他事物一样，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

陕西西安发掘出的公元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半坡村，在村居四周，有宽深各约五六米的围堑，要越过围堑出入村落，必然已有即使是很简陋的木桥。

中国古代的信史或诗歌中有很多关于“梁”的记载。这些梁，可能是架木而成，或是堤梁一类有少数架空的部位。比较早的大桥的记载是殷代首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跨漳水的“巨桥”（据《通典》在今河北曲周东北）。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攻克朝歌（今河南淇县），命南公括“发巨桥之粟”（《史记·周本纪》，又见《吕氏春秋·慎大览》、《淮南子·主术训》）以救济贫民。《水经注》漳水条记：“迳巨桥邸阁西旧有大梁横水，故有‘巨桥’之称。”桥的建设应早于这一年代。

在这之前，大约在公元前1134年，周伯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亲迎于渭，造舟为梁”（《诗经·大雅·大明》）。这是说当时用船造过临时性的浮桥。

据《华阳国志》，秦代李冰任蜀守时（公元前256年到251年），在四川益州（今成都）造了七座桥，其中一座名“笮桥”，据唐代宰相李吉甫（758—814）在《元和志》中解释道：西南地区凡称“笮”的地名便表示有藤索桥或竹索桥。铁索桥传说起自西汉初期（公元前200年左右），据陕西褒城（今撤销并入勉县和汉中市）樊江桥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在桥头所树碑上的记载，是西汉大将樊哙（？—前189）在西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在褒城马道驿的寒溪上建起了这座铁索桥。

据史书记载，我国早在东汉末年已有砖石拱桥，魏王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有石窦桥，晋代洛阳有石拱桥。

从以上简单介绍，可知中国在古代已经具备了各种桥式。桥梁的基本型式不外乎梁、拱、索、浮。而中国古代的桥梁建设者们，充分科学地利用当年仅有的竹、藤、木、石和人工冶炼的铸铁或锻铁等，发挥材料的特长，根据丰富的成败经验，因时、因地制宜地衍变出丰富多彩，美不胜收的桥梁。中国古桥的某些结构形式，已为近代桥梁所借鉴，并继续不断地在推陈出新，有力地影响着国内外桥梁建设。



木梁桥



木料容易得到，又容易加工，所以古代造桥以木居多。重要的木桥多半位于历代都城和经济、军事要冲的道路上。

木桥简单的是简支木梁桥。历史上规模宏大的木梁桥是秦代首都咸阳跨渭水的渭桥。汉代称中渭桥。据《三辅黄图》，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之后，建都咸阳，引渭水贯都城，横桥南渡。桥共有六十八孔，总长大约五百四十四米，是木梁石柱桥。桥面宽达一九·四米。每一桥墩估计并列十根石柱。很可能石柱是整根的，因为有柱重难于移运的记载。



汉代有包括中渭桥在内的三座渭桥。中渭桥是把秦代的渭桥重建并且移了位置。唐代记载，三桥都是木梁木柱。一直保留到近年西安地区诸水的古桥仍是木梁，只是采用了叠砌石轴成石柱的石轴柱桥。

1971年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发掘出一座东汉墓有“七女为父报仇”壁画，画上有汉代渭水桥，在桥墩上梁下都有短托木。这也许便是木伸臂梁的雏型。



木伸臂梁桥是借伸臂作用，用短梁造成的长跨桥。最早记录的伸臂梁桥在西北循化（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古什群口。汉代，吐谷（yù）浑族人民在这一黄河峡口上造木伸臂梁桥。宋代，段国《沙州记》称：“……两岸累石作基陛，节节相次，大木纵横，更相镇压。两边俱平，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桥跨总长约三十六米，就是两边单向向河心伸大约十五米。至今甘肃、四川、西藏等省、自治区仍有不少木伸臂梁桥。

木伸臂梁从单向伸臂发展到平衡双向伸臂，也从山区峡谷走向平原河流，并造成多孔的伸臂木桥，如湖南醴陵渌江桥等。

渌江桥始建于宋理宗宝佑年间（公元1253年到1258年）。到清代已屡经修缮。桥长约一百六十米，共七墩八孔。跨长不等，最大的约二十二米，伸臂各六米，中间悬孔长大约十米，桥宽三·八米。

木桥一般都有桥屋。一方面方便行旅避风雨日晒和休憩，另一方面使木料保持干燥，防止腐朽以延长寿命。中国有桥屋的木桥，保存记录竟达五百多年。至今浙江、广西、湖南等仍多“风雨桥”。桥上廊屋富于地方民族色彩，桥亭多到五六重檐，和它旁边的村寨建筑十分协调。



木拱桥



北宋名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宋都汴京清明时



节的风情画。画面高峰之处是一座非常别致的木拱桥。

根据历史记载，这一桥式创始于宋仁宗明道年间（公元1032年到1033年）青州（令山东青州市）的南洋桥，也叫万年桥。青州南洋河上，原来有桥，但“水与柱斗，率常坏桥，……会得牢城废卒，有智思，叠石固其岸，取巨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事志》）后来山西、河南到处造有飞桥。图上汴水上的桥称为虹桥。



宋室南迁，北方这类木拱桥或因战火，或因失于修缮，或因河道干涸，濒于失传。然而南方福建和浙江山区却出现了类似而又有改进的木拱结构。最早的是浙江泰顺横溪三条桥。桥上旧瓦有宋代“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字样。现在的这座桥是清代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建的，距今也已有一百五十年之久。虹桥的结构模式和闽浙木拱的构造和结构模式如下页的图所示。

中国还有其他构造复杂精巧的木拱桥，在世界桥梁史中是西方桥梁所没有的。





石梁桥



文献中石梁的记录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如宋景公（公元前516年到公元前450年在位）的吕梁便是其中之一。西安的古灞梁是新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改木梁为石梁的石梁石柱桥。石梁桥遍布全国各地。中国石梁桥建设最多、规模巨大的是福建省，特别是泉州市。泉州古有十座名桥，从南宋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起



到元惠宗至正年间（公元1341年到1368年）陆续建成。其中现在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平桥，又名五里桥，以桥长五里而得“天下长桥无此长”的美名。现存桥长二千一百米。

诸石梁桥中最著名的是宋代状元、名书法家蔡襄所兴建的万安桥，又名洛阳桥。洛阳桥原是四十七孔，总长八百九十米，桥宽三·七米。泉州石桥都以方形截面长条石纵横叠砌成船形桥墩建在海底砂床上的抛石筏形，或大木纵横叠架的“睡木”基础上。石墩两侧，叠涩出檐，以搁石梁。洛阳桥还采用了种养并禁采牡蛎以固结桥墩石条和它下面抛石的巧妙方法。

建于宋理宗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的福建漳州江东桥，当年桥共十五孔，总长大约四百九十四米，最大石梁长二三·七米，宽一·七米，高一·九米，重量达二百多吨。这样重的梁共有四十五根，它们的采运、安装，即使在今天，也是相当艰巨的工程。



石拱桥



中国石拱桥的发展看来有它独特的道路。国外认为石拱或由于假拱（类似于中国的叠涩）演变而成。根据中国的墓葬结构，以及浙江一带仅存的折边拱桥，可以推论，中国石拱是由折边结构推演的结果。



石梁柱桥的石柱，演化成为倾斜的三折边。然后有五折边、七折边，最后成为圆拱。虽然还有其他的推论。但是这一假说很合逻辑，并且有实物可资证明。

在今宁夏乌兰布和沙漠发现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墓葬，已有半圆形砖拱顶。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葬却是椭圆形砖拱。前面说过，史书记载，东汉末年魏王都邺有石窦桥，晋代洛阳有石拱桥。现存的石拱桥实物最早建于隋代。

河北赵县安济桥，一称赵州桥。桥始建于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完工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距今已近一千四百年。桥净跨三七·○二米，矢高七·二三米，宽九米。主拱是比较平坦的圆弧拱，以二十八道并列的拱券砌成。主拱以上，左右各叠砌两小拱，以减轻自重，宣泄洪水，是世界上最早的敞肩圆弧拱。桥上栏板望柱，刻有“龙兽之状，蟠绕拏踞，眭盱翕歘（眭（suī）盱（xū），怒目而视的意思；翕（xī）盱（xū），呼吸吞吐的意思。



——引者注），若飞若动”的石雕，可以称它作“龙桥”。现在赵州桥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予以特别保护。

类似于赵州桥的敞肩圆弧拱古桥，中国在河南、山西、河北各省还有多处。河南的小商桥可能年代比赵州桥还早，但未经最后考古证实。

中国的石拱桥，北方多数桥面是平坡（或微坡），以适应以车马为主的道路运输。除敞肩拱外，拱背多是实腹，厚拱券。拱券石厚是桥跨的六分之一到二十五分之一。南方比较多的是驼峰拱，以适应水上船只运输为主，薄拱券，薄桥墩。拱券石厚小于跨经的二十五分之一。一般从二十八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最薄拱券是江苏苏州觅渡桥，净跨二十米，矢高八·二米，拱券石厚○·三米，合净跨的六六·七分之一。觅渡桥始建于元成宗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历代重修，现仍屹立于河上。

长石拱桥一般建成联拱。为了抵御流水漂木、流冰等的撞击，山区河流上的石拱桥多半用厚墩，如果一个桥墩被冲垮，只影响左



右两孔而不影响别的孔。中国北方厚墩联拱桥著名的是北京卢沟桥。桥跨永定河，始建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完工于金章宗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桥全长二一二·二米，共十一孔，净跨不等，从一一·四米到一三·四五米。墩宽从六·五米到七·九米。桥墩插木为基，以柏木桩“乘湿带皮用之”。墩迎水面有分水尖，尖端镶有三角形铸铁柱用以破冰；背水面是方形。桥梁宽九·三米，两旁栏杆望柱头上，历代刻有装饰性的石狮子，子母抱负，形态各异，数都数不清，极统一变化的能事，可以叫它做“狮桥”。

南方单孔石拱桥，两侧踏阶上桥，形成驼峰拱，这适合南方水网地区的船只可以在桥下通过。同时因为南方软土地基，要尽量减少石拱的重量，驼峰拱使拱上的重量达到最低的限度，它的衡载压力线接近于半圆拱轴线。它的设计计算理论和国内外习用的不同。

多孔薄墩薄拱联拱桥最长的是江苏吴江垂虹桥。宋仁宗庆历



八年（公元1048年），这桥是木桥。元泰定帝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改建成六十二孔的石拱桥。元惠宗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又增加到八十五孔，中间有两个驼峰以通航运。解放后还有七十二孔，桥长四百多米，在南方称长桥。本世纪六十年代，这座桥崩坍了。

江苏苏州的宝带桥始建于唐代，历代曾经多次重修。桥共五十三孔，中间有三孔隆起，以通船只。桥全长三一六·八米，桥宽四·一米，因略短于垂虹桥，所以又称小长桥。



索 桥



我国四川、云南、西藏等省、自治区，常用抗拉比较好的材料如藤、竹、皮绳等绞成拉索，或锻铁成链，建造索桥。云南凡用“笮”作地名和水名的必有索桥。而四川茂州（今茂县），古称绳州，因那里的峡谷之中“以绳为桥”（据《寰宇记》）。徐霞客称拱桥“拱而中高”，索桥“中悬及下”，这是物理性能不同的形象表现。

中国古代索桥形式很多，基本上有六种类型：单索溜筒桥，双索双向溜筒桥，上下双索步道桥，V形截面双索或三索步道桥，并列多索步马桥，多索网状桥。

溜筒桥是把人和货物（甚至牛马）悬在索上，溜放过江，构造相当简单。现在民间在峡谷两边的村落之间仍多随处架设这种溜索过河。

V形桥吊索成斜面，两侧吊索会合向内共同吊中部的步道木板或布道索，是一个典型的空间结构，开近代斜面吊索管道桥的先声。

并列多索桥，索上横铺木板，可走人马，两侧还有保证安全的栏杆索。

明代曹学■《蜀中广记》说：“绳桥之法，先立木于水中为桥柱，架梁于上，以竹为縆。乃密布竹縆于梁，系于两岸。……夹岸以大木为机，绳缓则转收之。”这是调整几条竹索到同一水平并且用来纠正松弛的好办法。铁索桥却不用大木转机，而是用铁锲打入环扣之间以调整索长和它的垂度。

四川灌县珠浦桥建造年代很早。宋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的记载是“为石笼、木栅、竹绳，而属绳于栅，植于笼，跨江而桥”。这是一座多孔连续并列多索的竹索桥。因历代改弦更张，所以桥址有所移动，桥跨和桥长也有变化。当年最长的时候是三百三十米，最大跨长六十一米，木架八，石墩一。因竹索易朽，已经改成钢丝绳，但是尽量维持古桥的外形。

四川泸定大渡河铁索桥是现存古代铁索桥中制作最精良的一座。桥始建于清代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次年完成。桥净跨约一○三米，每根铁链长约一二七米，桥宽二·八米。共九根底链，上横铺木板，纵铺走道板。两侧各有两根栏杆铁链。两岸石砌



桥台，锚定铁链，上有美丽的桥屋。所有建筑、石台、铁链等，制作精良。当年还在左岸铸铁犀一头，右岸铸铁蜈蚣一条，目的是用来镇压“水妖”。桥位于川藏要道，当年红军抢占泸定桥，桥已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物。多索网桥用藤圈作间隔，用多索围绕，高悬两崖之间。人走在网中，极其安全。中国的古代索桥单跨长可达一百三十多米，创始年代久远，还正继续推陈出新，开拓新的悬索桥领域。



浮 桥



凡是浮体都可以作浮桥。连接诸浮体成桥，称“桥航”（见《水经注》浙江条）。作浮桥的浮体有竹筏或木筏、皮筏、罂（小口大肚的瓶子）或木船等，以木船最常用。有的浮桥的木船是挂在锚着于两岸的竹索或铁索上的，桥会随水流而弯曲，所以叫曲浮桥。曲浮桥一似平放着的悬索桥。

有的浮桥的木船每只单独抛锚锚着于河底，桥就非常顺直，这是直浮桥。

曲浮桥受索长和索力的限制，但不受河床面冲淤变化的影响，所以桥长虽有一定限度，但是任何河道都可以架设。在黄河上，古代便有很多有名的曲浮桥，有的单孔，有的借河中的沙洲，起架两座曲浮桥。最古和最著名的是山西永济蒲津浮桥。春秋时期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在夏阳津地方的黄河上，曾因秦公子针带着“车重千乘”的队伍投奔晋国，建造了一座大浮桥，这还是一次性的临时桥。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正式造竹索木船的蒲津浮桥。到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决定“以铁代竹”，两岸各铸四个各重几万斤的铁牛以锚住铁链，每牛有一铁人作驱策的样子。明穆宗隆庆年间（公元1567年到1572年），西边一组铁牛因黄河改道沉入河底而不能成桥。东边一组铁牛于清末民初也淤埋而不见。1989年，经探测开挖出土。这一文物已有一千二百



多年的历史，当年曾锚定大约三百六十米桥跨的浮桥，实在可说是世界的艺术和技术的奇迹。中国古代桥梁在技术和艺术上的成就实在是令人神往的。

中国古代桥梁是我们的祖先征服江河峡谷的物质成果，又是社会向前推进的历史表征。它以实实在在的物质形式，包含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历史文化内涵。首先，巍然屹立在江河之上，向我们昭示着古人在当时比较简陋的条件下所达到的智慧和科学，他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显示出高度的科学知识、理性精神和创造才能。其次，建成于不同年代的桥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表现着当时人们对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认识，从中可以让我们看到建桥人的哲学思想、功能追求和审美趣味。桥梁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心理巨著，有许多富有历史价值的内容，可供我们认真阅读，细细领略。它是情感的果实，凝结着古人对大自然敬畏而又敢于抗争的心理体验，体现着他们对美的认识和审美理想。还有，有不少桥梁是人类与自然的反复较量中才最后建造成功的。因为掌握客观规律，在改造自然中获得胜利不是一蹴而就的，正是在屡毁屡建的历史中，显示出人的意志力的坚强与伟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桥梁包涵着十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
一、自觉的创新追求
中国古代的桥梁建设史早已证明，古代中国人在桥梁建设上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们总是根据不断发展着的社会需要，用自由自觉的创造精神指导桥梁建设，无论是在桥型的设计上，还是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抑或是在桥梁跨度的拓展和桥下净空的提高上面，都是不断的追求新的发展，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总是走在世界桥梁建设的前列。正是这种自觉的创新追求，使中国古代桥梁具有型式多样、材质丰富、质地坚固、造型精美和艺术丰沛的特点，在世界桥梁建设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从中国桥梁发展的角度来看，每一座重要的桥梁建造，都是在克服了设计、施工、使用及维护方面的困难，从而取得了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之后，才有可能完成新的创造任务。就拿桥梁施工方法来说，早期桥梁建设中，由于材料、结构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多采用木桩来做桥柱。这就是把事先准备好的木桩打人泥土中，使它深入土层，通过它与周围土壤产生的摩擦力和桩尖的承载力，牢固地支承起桥梁的上部结构。当中国桥梁发展到秦梁汉柱这一阶段时，木桩开始成为桥梁基础的一种形式。人们把木桩打入水下的土层中，再在上面砌筑石轴或石墩。这样就能架设较大的桥梁。这种方法一直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重修于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的西安灞桥，就是在木桩基础上建石轴，在石轴上架木梁建成的。
当人们要在水深流急的河流中，或在江海汇合处建桥时，打桩筑基的做法有时就不适用。新的方法首先为建造泉州洛阳桥的宋代桥工们所创造。为了解决江潮夹击难于打桩筑基的困难，桥工们在“?石为浮桥”的经验的启迪下，首创了现代工程学上称为“筏形基础”的施工技术。筏形基础，就是利用当地石料丰富的优势，在江底建桥位置抛填大量石块，筑成一道水下石堤，用来作为桥墩基础。洛阳桥的筏形基础，宽约25米，长500余米，平均高度在3米以上，抛石总数达3万多立方米。为使这些石块连成一体，桥工们还大胆地利用种植牡蛎加固桥基的独特做法，因为牡砺壳能够附生在岩礁上面，并且能与抛下去的石块相互胶结，达到牢不可破的程度。牡砺的种植，使成丛成片的牡砺钻人石块的缝隙中安家落户，把分散的石头胶结为牢固的整体。同时，牡蛎还把桥梁基础与石板桥墩紧紧地联结起来。这一创造，使得洛阳桥安然地立在江水、海潮之中，历时千年仍很牢固，为泉州人民提供了安全便利的过江条件。这不能不归功于默默无闻地卧在水底的筏形基础！它使桥梁在浪急水深的洛阳江口扎了根。筏形基础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大硕果，是中国桥工对世界建桥技术的杰出贡献。
又如桥梁泄洪问题的解决，同样显示了中国古代桥梁建设者自觉的创新精神。桥梁的牢固不只取决于基础，而且还必须解决水的问题。水，在平时一派温柔，我们用它来比喻情感的亲切与柔和，常说“柔情似水”。然而，当水汇集成洪流，而且必然要往低处奔涌，其产生的力量，却有“来似雷霆放震怒”的狂暴和无情，人们又把它跟猛兽并列在一起，称之为“洪水猛兽”。许多桥梁正是在洪水的冲击下倾圮。因此，善知水情就成为桥梁建设中最基本的先决条件之一。在漫长的桥梁建设史上，桥工们不断摸索，逐渐悟出了内在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对水的了解不断加深，在建造桥梁时也就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桥墩迎着洪水，受着冲刷，如中流砥柱，搏击水流。在这一方面，中国古代桥梁建设者所作出的贡献，同样是不同凡响的。
如举世闻名的赵州桥，从桥型选择、桥体设计等各个方面，都充分注意到水畅其流的要求。根据有关书籍记载，?河水一年中涨落十分显著，每逢夏秋，“大雨时行，伏水迅发，建瓯而下，势不可遏”。如果建造多跨木、石梁桥，是很难适应河流的泄洪要求的。因此，梁桥的安全就很难保证。正是出于上述考虑，以李春为代表的桥梁建筑大师创造性地选用了单跨圆弧形坦拱为基本桥型。采用单跨而不是联拱，使河道中间没有桥墩阻挡水流；坦拱跨径大，可以让两岸的桥台尽量紧贴河岸，而不会像半圆拱之类桥台向河道中央伸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给洪水预先留下了足够宽敞的通道，让它有路可走，不会再和桥梁发生冲突。为以防万一，桥的大拱两肩还各设两个小拱，把拱桥从实腹式改为敞腹式，这是又一个伟大的创举。这样做不仅节约了材料，减轻了桥的自重，而且还为溢洪布置了又一道防线。这四个小拱犹如抗洪大军的四支奇兵，唐朝张嘉贞在《安济桥铭》中说：建四小拱“盖以杀怒水之荡突”。事实上，它们确实保证了夏秋季节洪水的顺利下泄。
中国古代桥梁建设过程中为战胜水患，人们创造出了许多新招奇招。例如，为减轻水流对桥墩的局部冲刷，在墩形的设计上采取改善桥墩迎水面的形状的做法来提高排水能力，保证桥梁的安全。如中外闻名的芦沟桥，在永定河上安卧了800多年，同样有赖于它在排洪、破冰上的有效措施。民间传说芦沟桥上装有斩龙剑，说每当大雨时节，永定河上游有10条恶龙，张牙舞爪，直向桥拱扑来，善良的人们都为大桥的安危捏了一把汗。但恶龙一到桥下，不但无法肆虐，而且立即化为乌有，洪水也驯服地从桥孔中流过。于是，人们都以为芦沟桥上斩龙剑发挥了巨大威力。其实，制服洪水的“分水剑”就是芦沟桥桥墩的特殊设施，是桥梁建设者实实在在的创造，这才是抗洪排水真正的“法宝”。原来，永定河自怀柔以下，经过高山峡谷，水流特别急。在春夏之交的三、四月，上游冰雪消融，河水骤涨，河面上又有大量冰块，乘着水势向桥墩恶狠狠地撞来。如果按一般常规设计桥墩，芦沟桥就可能常遭厄运。为此，从建桥实践中掌握了战胜水患窍门的桥工们，对桥墩作了不同寻常的处理：首先加大桥墩体量，做得比一般石拱桥的桥墩大好多，长度起码有4.5米，最长的达到了5.2米，各墩的宽度在6.5?7.9米之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厚墩联拱桥。其次，桥墩的造型前尖后方，呈船形，迎水面砌作分水尖。在拱券券脚的凤凰台上，砌起6层厚度共有1.82米的石板层，石代工程学上叫“压面石”，以增加分水尖的压重，起着保护拱脚不被流冰冲坏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每个分水尖上装有一根长26厘米的三角形铁柱，铁柱的尖角正对上游洪水冲来的方向。这样，厚重的桥墩，锐利而牢固的分水尖化解了洪水的冲击力，使整个桥身免遭水流的猛烈冲撞，不至于产生危险。
二、生动的审美表现
中国桥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趋向完美，里面包含了历代桥梁建设者的心血和汗水。他们坚持不懈地探索一切跟建桥有关的大自然的奥秘，在桥梁科学的研究中，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茅以升先生曾经十分自豪地谈到中国桥梁的美，他说，一座桥梁“如果强度最高而用料用钱都是最省的，它就必然是最美的，那里没有多余的赘瘤，而处处平衡。这样的桥就与自然界谐和了，就像秦少游词所说的‘秋千外绿水桥平。东风里，朱门映柳’”。这就是说，中国桥梁的美来自科学的理性、高超的技术和浪漫的艺术想象。这正好是桥梁美的三个基本要素：科学美、技术美和艺术美。
桥梁的科学美；就是人们在建桥实践中对客观规律的把握。这是桥梁建设成败、美丑的前提。人类正是在同激流、泥沙和各种建材打交道的过程中，才不断地找到了驾驭它们的方法，让这些自然因素服从人的意志。这种自由境界的达到，必须经过科学研究这一途径，由此产生的对自然界的掌握以及人在精神上的满足，就是由科学研究的成果而引起的。
桥梁的技术美，就是指人们在动手劳作的过程中，把自然界原有的材料，或者人工合成的材料，按照事先的构思去建成横跨江河的空中坦途。这是对具体物质的征服和支配，因此在确定的物质性中洋溢着功利的色彩，让车辆行人自由自在地跨越河流的阻隔。同时，在桥梁这一人类改造自然的现实作品面前，人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本领，那种在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第二自然”的愿望，经过双手的劳动，终于一步步变成了现实。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组成部分??建造力的实现，当然会让劳动者本人乃至全人类都感到由衷的喜悦。
而桥梁的艺术美，是指人们在建桥的过程中，除了要有洞幽烛微、条分缕析的探究能力和移山填海、伐木劈石的建造能力之外，还要有丰富、生动的想象能力。只有先在创造者的头脑里有美好的构思，才能在动手加工时把它变为美的现实。因此，奇特新颖的想象力是创造力的先驱，那些看上去似天马行空、荒诞不经的幻想，却是一丝不苟、脚踏实地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制作的催化剂。可见，桥梁的艺术美，与那些属于纯粹观念形态的艺术品的美，是有所不同的，它以科学美为基础，以技术美为中介，在物质功利的制约中表现着心灵的自由。因此，桥梁的外在造型蕴涵着科学的智慧和技术的机巧，它是桥梁各种审美要素的载体，是以社会功利为基础的群体情感的形象显现。这里，我们想通过对中国主要桥式在造型上的审美分析，去透视一下积淀在其中的丰富的美学内涵，在欣赏千姿百态的桥梁整体形象的基础
上，去领略它们的独特魅力。
从造型的特征来看，梁桥是以直线为最基本的构成因素。无论在桥梁的材料、结构、体量上有多大变化，古今梁桥都是以坚实的桥桩或桥墩立于水中，并靠它们承托起梁体。如果我们把桥桩与桥墩的实体性和多种细节忽略不顾，或者说把它们原有的“体”的特征暂时加以淡化，作一点抽象而看作“线”的话，那么，矗立在水中的桥桩或桥墩都可以看作是垂直线，而平铺其上的梁体也完全可以看成水平线。桥梁史和大量的实物都告诉我们，梁桥最基本的构成就是由直立的墩、柱和平直舒展的桥面相互组合而成的，也就是说，垂直线与水平线的组合，是梁桥最基本的构图特征。这横竖相接的线条组合似乎有点过于简单了，其实不然，里面却包含着丰富的力学原理和心理因素，而这正是梁桥造型美的特征。
从线条本身来看，直线是两个点之间距离最短的连接，虽然它缺少变化，也没有装饰性，但是它的简捷明快却包含着力的传递最直接最迅速的优点；从空间构成来看，直线的组合形状最明确最肯定。那么，主要是由直线构成的梁桥，虽然与多数桥梁一样，在平面上是用直线把此岸和彼岸连接起来，但是，它和拱桥、索桥不同，从立面来看整个桥梁，同样也是一条平展展的水平线，而拱桥一般是向上凸起的圆弧形，索桥则与拱桥相反，呈中间下垂的弧线，它们都不是直线。由于桥梁最根本的用途就是沟通两岸，作为空中坦途最标准的形式，呈水平线的梁桥以最短的距离连接两岸，车辆行人就能以最短的时间过桥，而且由于它是一条水平线，又能使过桥者处于最省力的状态。因此，这一点正引起桥梁科学家的普遍重视，并且把这一优点推广到其它桥型上，让各种不同桥式的桥面尽量以水平线出现。这样做不但提高了运输能力和桥梁使用寿命，而且使现代桥梁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线条的力学特征是和它的美学特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直线的坚挺有力虽然因为缺乏变化在审美上有单调的欠缺，但它却有另外一种美。从梁桥的柱和墩来说，以垂直线为基本特征的线条，确实没有曲线的柔和与优雅；但刚劲有力就使它们具有挺拔锐利的美学意味。
拱桥，尤其是石拱桥的建造，为古代中国的建筑赢得了声誉，至今仍为世界土木工程界所重视。由于技术上的成熟和进步，石拱桥的数量在中国古桥中占到一半。石拱桥之所以在中国桥梁建设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首先当然是它在实用功能上的出色变现，但是，拱桥的曲线美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拱桥的建筑材料虽然有石、砖、竹、木，但以石拱桥最为常见。而木拱桥则在由梁桥向拱桥的转型期，发挥过重大的作用。这就是在桥梁结构形式上由伸臂梁桥经叠梁拱桥最终发展为完全的拱桥的全过程；从结构上来看，是由梁桥以线的跨越为主向拱桥以块的堆砌的转变；从造型上来看，这几种桥型自有不同的特点，但却表现为由直线的基本形式向曲线的整体构成转化的发展趋势。
伸臂梁桥最早都是用木材建成的，它利用木材的长度，在桥台上横直相间，朝河的一边层层挑出，使用的木材一层比一层长，每叠挑出的那部分就越逼近河心。当两岸桥台相对伸出的部分靠得很近时，再在它们的上面安放短梁。从造型的特点来看，虽然每排木材本身仍然可以看作比较规范的直线，但它的整体轮廓已跟一般的梁桥不一样了。它在层层挑出的那部分整体组合中，形成了较为粗放的弧线。当然，这种外在形状的变化只是表面的，因为桥梁内部重力传递的途径，已经通过局部的直线的互相交接，在整体上表现为一条弧形的虚线了。当然，短梁部分依旧是直线，只是由于它比较短，在桥梁整体中就无法处于支配地位了。因此，可以说伸臂梁桥的构成特点就是直线向曲线的转变和过渡，是由木材以现实的直线，在层层挑出的过程中形成的倒阶梯形轮廓的弧形转化，尽管这条弧线还是虚的，但它却代表了桥梁造型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真正的石拱桥是以曲线为最主要的造型要素。曲线在视觉美学上被看作最优美的线条，它不象直线那样刚劲有力，但却比直线富于变化，它能表现事物的活力和动势，具有很高的生动性。因此，石拱桥的曲线也就富有流动的美。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每一座拱桥常常是几条曲线的复合，大凡成功的作品都是以和谐的曲线群表现出美的空间形态。这些线条中最显著的是拱券和桥面这一组曲线，由于石拱桥的桥台一般都很坚固，以便承受住石拱的推力，这就需要桥台不同程度地伸进水中，而桥面与堤岸道路连接处总要比桥台外沿要向岸边离得近一些。这样，作为两个桥台的连线，无论拱券的弧度多么小，它总是比不上两岸之间的连线??桥面曲线的长度，也就是说，桥面曲线总是要比拱券曲线长一些。这样，两条相似（都是曲线）而不相同（弧度、长度有差别）的线条组合在一起构成一组复合线条，在统一中存在着差异，在多样中呈现着统一，既有整体的和谐，又有个体的生动。这使得石拱桥的基本造型从整体上看确实使人十分悦目。
三、丰富的人文积淀
桥梁建设是由不同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相互融合、渗透的创造活动，科学、技术使得建桥活动能够在驾驭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展开，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是人类展现自身的智慧和力量、情感和想象的必由之路，因此，建造活动就必然向艺术创造升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桥梁建造不但通过整体造型的审美追求去体现它的艺术品位，同时还注重细节的审美化处理，让人们获得一个尽可能完美的外在形象。除此之外，在桥梁的装饰、环境的美化、桥名的标示等环节中，人们还采用各种艺术手段，使桥梁臻于完美的境界。
运用艺术手段美化桥梁形象，最重要的或许就是雕塑了。雕塑的造型手段在桥梁构造中最有施展本事的机会，圆雕以三维空间为媒介，能够适应桥梁空间特点，在望柱、抱鼓石、桥头堡等四围临空的桥梁构件上，都十分适宜。浮雕在栏板、拱冠石等板块实体上大有用武之地。栩栩如生的形象，精雕细刻的技艺，使桥梁在供人通行的同时，还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实用要求和精神愉悦在这里得到了高度统一。
中国古代桥梁常常选用吉祥的动物和植物为雕塑原型。最常见的是龙和狮子。赵州桥的龙在桥梁雕塑中享有盛名，不但数量多，栏杆花板、望柱、拱冠石等都是龙的形象，而且在造型上也各尽其妙，难怪人们赞美赵州桥是“碧玉环中过绿水，苍龙宫里行车马”，其雕塑艺术具有很高的造诣，历来为中外人士称道。芦沟桥的狮子同样是桥梁雕塑中的极品，其数量之多，技艺之精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石桥中独占鳌头的。另一座有大量石狮雕刻的是浙江建德新安江镇的白沙大桥，桥栏望柱上配有姿态各异的石狮260只，形象传神，雕刻精细，可以与芦沟桥相媲美。更值得一提的是，桥头还有成对雄狮盘踞。高达2米多的大石狮，气势轩昂，体态活泼可爱，状似含笑迎人，给整座桥梁增添了雄壮的气派和热情的氛围。
用龙和狮来装饰桥梁，最早是出于“厌胜”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力大无穷的神兽来为人们镇住水族中的精怪，石头的灵物寄托着美好的愿望。后来，这类想法慢慢被科学技术的发展冲淡，而石雕形象的威武雄浑，神气灵动，既使人们对自己亲手建成的桥梁，更容易产生一种特别的喜爱之情，生动的艺术也有助于改变技术产品平实硬直的外观形式，从整体上提高桥梁的审美价值。于是，尽管以神兽为主题的桥梁雕刻在社会进步中早已退出巫术礼仪的历史舞台，但却逐渐转化为桥梁装饰艺术的重要角色，继续保持着它那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在以手工生产方式建造的古代石桥中，这种状况表现得格外突出。
中国桥梁还运用语言艺术来提升自身的文化层次，这主要包括题名和碑文两个方面。前者是用语言的巨大表现力，表达人们对桥梁的思想感情，起到扩大桥梁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拓展桥梁艺术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的作用；后者常常通过对建桥过程的回顾、有功人员的褒扬、桥梁新貌的描绘和效益的介绍，既有高度的史学价值，又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生动记录，可以使人们更多地了解桥梁的历史和建造者的功绩。而碑文的精炼、明晰等文学之美，又成为桥梁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和西方桥梁在题名时更多地讲究科学性不一样，中国桥梁题名一般不采取直接用里程标记，也不用某条道路上桥梁的序数词作桥名，更多的是使用诗化的语言，取上一个琅琅上口的美名。这是因为中国人重视事物的命名，“名不正言不顺”的古训，可谓深入人心。而且作为诗的国度，又有可以独立使用、灵活组合而内涵丰富的汉字文化，因此，中国桥梁的题名总是洋溢着浓厚的文学气息，包涵着深邃的文化意蕴。
在桥梁题名的手法上，普通桥梁常用地理名称移作桥名，如用村庄、河流和道路的名称来称呼桥梁：如杨家桥、钱塘江桥、东门路桥等等。而一些上乘的桥名，则是采用特定的艺术手法来确定的。这些手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讴歌桥梁功用，重点在于表扬桥梁的通达作用，讴歌这一战胜水流的建筑工程。 因此，称为“通济”、“通洲”、“安济”、“灭渡”、“登瀛”，都是用一个动词和一个表示水域的名词组合而成的，这一动宾结构表示着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获得了支配这一水面的主动权，而桥梁就是这一成就的物质显现。这类桥名通常都用两个字构成，虽然字面简洁明了，但是所包容的思想哲理却是博大深刻，这种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体认，可以起到欣赏自己的创造成就，进一步鼓舞斗志的巨大作用，所以为人们乐于采用。
第二是赞美桥梁形象，通过桥梁这一人工建造物的体量、长途、外形、材料上的奇特壮丽，在揭示其物质特征的基础上，去实现欢呼人的作为的目的。这一手法与第一种有相似之处，就是以桥梁建设的成就去反观人类实践的意义，但也有不同之处，第一种是从桥梁功用的褒扬着手，第二种是从桥梁形象的描绘出发。前者重内容，后者重形式。在语言艺术上，前者较为规范，后者则更灵活。它只要抓住桥梁的形象特征，可以用一个字题名，如“虹桥”、“长桥”、“花桥”、“画桥”、“金桥”，等等。也可用两个字，如“垂虹桥”、“万年桥”(意为坚固无比，万年可用)、“宝带桥”、“万里桥”，等等。
第三是记载与桥有关的奇闻趣事，以引起人们对桥梁的兴趣，达到扩大桥梁社会影响的目的。这类桥名，有的与建桥事迹有关，是对有贡献的人和事的表彰，如湖北孝感的“绩麻桥”，传说是由居住在这一带的民女，把绩麻所得的收入，捐献出来建造的；“夫妇桥”，就是四川灌县的竹索桥，清代何先德开始建造，桥未成而身先死，他的妻子继承丈夫遗志，最终把桥建成；贵州平越的葛镜桥，是明代万历年间富绅葛镜捐资兴建， “屡为水决，三建乃成，靡金巨万，悉罄家资”。人们用他的，姓名来命名桥梁，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第四是抒发思想感情，以情名桥，桥情交融，常常更具诗的意境美。如西安灞桥又叫“销魂桥”，是指东汉时人们送客到桥边，折柳赠别，别离之情，涌上心头，情绪恍惚，似有销魂之状。桥名道出别情的深厚，可说别具一格。杭州西湖有“断桥”，有人说是因“段家桥”转音而来，我看未必如此。因为在中国文化中，用“断”字称呼桥梁，是十分忌讳的，人们不会用这种恶作剧的方式来对待桥梁。更有可能的是受了民间传说《白蛇传》中白素贞与许仙，在桥上恩义将断未断这一富有戏剧性的情节的影响，用一“断”字采感叹“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时各自飞”的悲剧境遇，抒发人情莫测的悲欢情怀。这大概是失意文人的创造，虽然与桥梁题名的一般规则相违背，但偶尔为之，也有剑走偏锋、出奇制胜的效果。
语言艺术还通过桥梁碑记来充实桥梁建设的精神内涵。这种碑记常为简练的叙事散文，内容大多包括建桥的缘起，开工和竣工的时间，中间所遇到的重大困难及解决办法，主持工程的官员和出钱出力较多的有功人员，以及桥梁建成后的壮丽景象和造福社会的实际功效。碑记是桥梁建造史的原始文献，是人类改造大自然的社会实践的实录。因此，虽有赞美之词、喜悦之情，但大多是以比较真实的态度，严肃的文字去颂扬桥梁建造者的功绩。下面是宋代泉州太守蔡襄撰写的《万安桥记》，可以说是桥梁碑文的代表作，因篇幅很短，全文抄录在这里，看看它在语言艺术、篇章结构上的特色和作者的高尚人格。全文如下：
泉州万安渡石桥始造于皇佑五年四月庚寅，以嘉佑四年十二月辛未讫工。累址于渊，酾水为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长二千六百尺，广长有五尺。翼以扶栏如其长数而两之。摩钱一千四百万。求诸施者，渡实支海。去舟而徒，易危为安，民莫不利。职其事者，卢锡、王实、许忠、浮图义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咸，太守莆阳蔡襄为之合乐燕饮而落之。明年秋，蒙召还京，道由是出。因记所作，勒于岸左。
这段文字言简意明，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材料翔实，应该记录的事情记得十分完备，数字确凿具体，过程交代清晰。作为工程的主要决策者和领导人，只字未谈个人的劳绩，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样的记事散文，虽短小却能使路人了解桥梁建设的历史过程，能够为桥梁形象的观赏提供更全面的背景材料，帮助人们更深入地把握桥梁的审美意蕴。
跟语言艺术结合在一起，在桥梁美化中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则是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它用特定的书写工具，通过线条的流转飘逸、结构的疏密有致，笔墨的浓淡变化，去表现特定的情感。这是以书艺的技术美为基础，以形式的意味为载体，从书写的实用性中升华出来的艺术样式。它通过对具有意义的文字的书写，去产生另一层次的字体形象之美。中国桥梁不但要有美好的名字和简明的介绍来渲染自身，而且还要把它们镌刻在石头上，或者把这种刻石砌筑到桥上，或者竖立桥头，供人诵读。这就首先要求有较高层次的书法家去写成高妙的书法艺术作品，然后才能请石工镌刻。
从上述桥梁中的艺术因素的简单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观念形态的纯艺术在和具有实用功利内容的建筑艺术的结合之中，互相烘托，相得益彰。物质的实用功能与精神的意识作用，共同促使中国桥梁成为重要的人文景观，在这里，艺术因素直接成为桥梁审美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古代桥梁不但是中华文化的伟大结晶，也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内容。它包涵着中华民族努力掌握自然奥秘的探究能力，体现了先民们生生不息的创新精神，凝聚着深厚的人文内涵，在科学技术、社会生活、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巨大的创造成就。正因为它具有高度的文化价值，是弥足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必须得到科学的保护和承传。笔者坚信：中国古代桥梁完全有资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合理愿望的实现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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