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来华后,中国的天下观有什么变化?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影响~

、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从最初的数人，至明亡前夕已迅速增至近4万，其中包括著名士人徐光启、李之藻等。

2、西方传教士来华客观上引发了早期的“西学东渐”，尤其是传教士引入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技术后不少中国人藉此开阔了眼界，窥见一个原先全然无知的西方世界。一些明智之士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和现状进行反思。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东西
　　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对于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着不小的作用。
　　一、这次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从1582 年(明朝万历十年)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起,到1644 年(明朝崇祯十七年) 明朝覆灭止,为第一阶段,是中西文化交流兴起并得到初步发展的阶段。
　　首先,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有了初步的开展。利玛窦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状况的理解和认识,制定并推行了天主教儒学化以及科学传教的方针,使天主教得到了明朝士大夫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接受,尤其是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更是吸引了明朝士绅的注意和好奇。天主教在中国内地得以立足,从而奠定了其在华传教事业的基础。其次,作为传教士传教手段的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活动有了一定规模的开展,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全面传入中国。一批诸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远西奇器图说》、《火攻挈要》等书的翻译以及世界地图的传入,打开了明朝知识界认识和了解“西学”的窗口,冲击了明代崇尚空谈的学风,促进了我国传统科学的发展。而《崇祯历书》的编撰和西洋火枪的仿造,则是西方科技在中国成功的应用。所有这些都开启了西学东传的大门,为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清初的顺治、康熙时期(1644 年—1722 年) 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阶段,即发展和繁盛时期。
　　清政府采取宽容政策,天主教在华传播有了较快的发展。清朝建立伊始,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尚不完备,清政府主要致力于平定内乱,完成统一,尚无暇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严密的控制;同时,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虽居统治地位,但“华夏中心”的思想还不浓厚,其文化政策尚较开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于仍遵循利玛窦方针进行传教,且能帮助清朝修订历法,制造火枪的天主教传教士,清政府采取了接纳和宽容的政策。虽然到1692 年(清朝康熙三十一年) 才公开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教,但是在顺康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一直得到官方的默许。这就使天主教的传播在明朝后期的基础上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
　　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向纵深发展,呈现出繁盛局面。这首先表现在西学的应用更具成效,产生了一些水平高、影响大的成果。《西洋历法新书》的颁行及康熙《皇舆图》的绘制,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崇祯历书》虽然在明朝末年已经修成,但当时并未颁行。清朝顺治初年,耶稣会士汤若望将历书整理后呈献给清政府,并获准颁行,称为《时宪历》。从此,中国通用西历。这对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通力合作,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地图的测绘,采用了经纬图法、梯形投影等先进方法,制成了《皇舆图》。它是当时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地图制作。其次,中国学者对西学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汇通中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明朝后期,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进行了大量的西学引进工作。这是西学初传阶段所必需的。然而由于当时明朝处于危急时期,尚无时间和条件对西学展开深入的研究。清朝初期,梅文鼎、王锡阐和明安图等中国学者努力研习西学,并结合中国传统学术,“汇通中西”。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东西
　　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对于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着不小的作用。
　　一、这次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从1582 年(明朝万历十年)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起,到1644 年(明朝崇祯十七年) 明朝覆灭止,为第一阶段,是中西文化交流兴起并得到初步发展的阶段。
　　首先,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播有了初步的开展。利玛窦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状况的理解和认识,制定并推行了天主教儒学化以及科学传教的方针,使天主教得到了明朝士大夫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接受,尤其是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更是吸引了明朝士绅的注意和好奇。天主教在中国内地得以立足,从而奠定了其在华传教事业的基础。其次,作为传教士传教手段的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活动有了一定规模的开展,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全面传入中国。一批诸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远西奇器图说》、《火攻挈要》等书的翻译以及世界地图的传入,打开了明朝知识界认识和了解“西学”的窗口,冲击了明代崇尚空谈的学风,促进了我国传统科学的发展。而《崇祯历书》的编撰和西洋火枪的仿造,则是西方科技在中国成功的应用。所有这些都开启了西学东传的大门,为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清初的顺治、康熙时期(1644 年—1722 年) 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阶段,即发展和繁盛时期。
　　清政府采取宽容政策,天主教在华传播有了较快的发展。清朝建立伊始,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尚不完备,清政府主要致力于平定内乱,完成统一,尚无暇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严密的控制;同时,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虽居统治地位,但“华夏中心”的思想还不浓厚,其文化政策尚较开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于仍遵循利玛窦方针进行传教,且能帮助清朝修订历法,制造火枪的天主教传教士,清政府采取了接纳和宽容的政策。虽然到1692 年(清朝康熙三十一年) 才公开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教,但是在顺康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天主教的传教活动一直得到官方的默许。这就使天主教的传播在明朝后期的基础上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
　　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向纵深发展,呈现出繁盛局面。这首先表现在西学的应用更具成效,产生了一些水平高、影响大的成果。《西洋历法新书》的颁行及康熙《皇舆图》的绘制,便是其中突出的代表。《崇祯历书》虽然在明朝末年已经修成,但当时并未颁行。清朝顺治初年,耶稣会士汤若望将历书整理后呈献给清政府,并获准颁行,称为《时宪历》。从此,中国通用西历。这对中国传统天文学向近代天文学的转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通力合作,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地图的测绘,采用了经纬图法、梯形投影等先进方法,制成了《皇舆图》。它是当时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地图制作。其次,中国学者对西学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汇通中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明朝后期,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进行了大量的西学引进工作。这是西学初传阶段所必需的。然而由于当时明朝处于危急时期,尚无时间和条件对西学展开深入的研究。清朝初期,梅文鼎、王锡阐和明安图等中国学者努力研习西学,并结合中国传统学术,“汇通中西”。梅文鼎的《梅氏丛书辑要》和王锡阐的《晓庵新法》,都不仅介绍了西方的天文数学知识,而且进行中西比较“, 考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取西说之长,而去其短”[1 ] 。在一些方面,他们二人还提出一些创新的见解,十分难能可贵。同时,在康熙帝的组织和倡导下,中国学者梅王玉成等人编成了介绍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数理精蕴》。这部书将17 世纪以来传入的西方数学,包括几何学、三角学、代数及算术等方面的内容,全面而又深入地展现给中国知识界,成为当时人们学习和研究西方数学的教科书。再次,耶稣会士开始主持清朝的钦天监机构,有力地促进了中西天文学者的交流和合作。顺治初年,清政府任命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为钦天监负责人。这种作法后来被沿用至鸦片战争前夕。由于钦天监是清朝官方的天文机构,西方传教士长期担任这一机构的官员,就为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传播,和中西天文学者的长期合作和交流,提供了组织的保证。
　　从1723 年(清朝雍正元年) 到1795 年(乾隆六十年) ,中西文化交流进入第三阶段，即日趋衰落的阶段。
　　在罗马教廷发出禁止天主教中国教徒祭祖尊孔的指令后,雍正皇帝推行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政策,将各地传教的教士驱逐出境,关闭教堂,严禁中国民众信奉天主教,只允许少数有天文数学等知识的西方传教士留在京城宫廷为朝廷效力。雍正皇帝及以后的乾隆皇帝、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的禁教政策,使天主教在华传教遭到沉重的打击。但由于清朝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及吏治的日趋腐败,清政府的禁教并没有使天主教在华势力完全消失,在一些地区,天主教的秘密传教活动仍在进行,中国教徒也保留相当的数目。
　　随着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实施和强化,中西文化交流亦陷于衰落,曾经成为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主导的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应用,已经大为减弱。虽然仍有《历象考成·后编》的修撰,和传教士蒋友仁对哥白尼“日心说”的初步介绍,以及乾隆《皇舆全图》的绘制,但与清初繁盛局面相比,只能说是“余波”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重点转向满足皇帝个人追求西洋奇物的绘画、音乐、建筑等方面。如传教士郎世宁等人的融合中西画法的“新体画”以及北京圆明园的西洋式建筑等。这虽对中西艺术交流有一定的促进,但对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很小。它表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了。
　　导致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断的是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和清朝嘉庆、道光时期禁教政策的强化。1773 年(乾隆三十八年) ,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宣布解散耶稣会。1775 年(乾隆四十年) ,在华耶稣会停止活动。这无疑给已趋衰落的文化交流以更加沉重的冲击。同时,清政府对中西文化交流的限制也越来越严厉。不仅对传教士非法传教活动予以严厉惩治,而且对传教士的文化科学活动也百般限制。1811 年(嘉庆十六年) ,清政府在禁教过程中,把传教士为朝廷服务限定在“推步天文”和充当翻译的狭小范围内,于是通晓其他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教士则不需要了。根据这样的规定,当时被允许继续留在清宫廷内的西方教士,就只有福文高、李拱辰、高守谦、南弥德和毕学源等五名了,而其余的传教士则被遣送回国。中西文化交流基本上归于沉寂了。1824 年(道光四年) ,在钦天监任职的福文高去世后,道光皇帝没有再任命其他传教士担任这一职务。这样,自汤若望始由天主教传教士担任钦天监职务的局面结束了。中西文化交流宣告中断。
　　二、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传教士入华传教确实是有西方殖民主义扩张侵略的背景,其活动经费也确实是由其国政府和商人提供,但其主要是由罗马教皇派遣,执行其扩大天主教在远东势力的使命,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等殖民国家的侵略扩张活动并无直接的联系。同时,传教士是以个体或小群体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天主教,而为某个国家所控制,以实现其扩大在华政治、经济的利益的事例还不多见。
　　这一点也是由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15 世纪以来,伴随着文艺复兴的开展,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生产力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同时期的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晚期,社会经济发展虽陷于停滞状态,但封建的农业和手工业仍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商品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繁荣,特别是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仍要强于西欧诸国。在这种形势下,西方殖民势力虽已开始对中国进行扩张活动,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岛屿和台湾岛都有过短时的侵占和骚扰,但最终都遭到失败。这表明西方殖民国家在明清之际尚无力量对中国大陆实施侵略和扩张。面对一个地域辽阔、主权独立,又拥有并不算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东方大国,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不敢恣意妄为,而惟有遵守中国的法律和礼仪,才能安身立足。
　　同时,也正因为明清之际,西方国家不具有征服中国的实力,因而他们无法像在亚洲、非洲、美洲一些地区和国家那样强行推销其本国文化。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流播西方的优越感,并不主动接受西方文化。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之后,深感要在这个有浓厚文化底蕴的东方大国传播西方文化的精髓———天主教,必须首先适应中国文化,要在中西文化不致引起严重对立和冲突的条件下,方能使天主教教义为中国民众所接受。因而传教士所进行的宗教传播和文化传播,是一种平等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侵略不能相提并论。
　　明清之际,在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亦通过传教士传到西方。这种双向交流是这时期中西文化关系的又一特色。古代和中世纪,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不多,因此,欧洲对中国的了解甚少。在他们绘制的地图上甚至把契丹和中国分开,把它画在中国以北。他们并不知道契丹原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曾建立辽王朝,他们所说的契丹和中国实际上是同一个国家。入华传教士使欧洲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1615 年由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撰写,比利时耶稣会士金尼阁增修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利玛窦通过叙述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历程,全面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法律制度、风土人情。由于书中内容多为作者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可信程度很高,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极大兴趣。该书出版后,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很大。1735 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根据海外传教士的书简、札记、日记中的有关材料,编写成又一部详尽叙述中国状况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此书涉及中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个方面,是一部欧洲人研究和了解中国的百科全书。
　　对中国历史地理状况的研究,是传教士着力进行的重要方面。早在1585 年,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就根据两位到过中国的西班牙传教士的见闻,出版了《大中华帝国史》一书。这是历史上最早一部向欧洲介绍中国史地状况的著作。1642 年,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在马德里出版了《中华帝国史》一书,对中国历史作了较全面的阐述。
　　1655 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在荷兰出版。此书详尽地介绍了中国15 个省的地理、人口、经济等情况。三年之后,卫匡国又撰写了《中国上古史》一书,对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进行了阐述。来华传教士还十分注意把中国儒家经典传到欧洲。1593 年,利玛窦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1626 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又译“五经”为拉丁文,在杭州刻印。入清以后,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和葡萄牙传教士郭纳爵将《大学》译成拉丁文,称之为《中国之智慧》(Sapientia Sinicd) 。随之,殷铎泽又译《中庸》,书名为《中国政治道德学》(Sinaram &Cientia Politicomoralis) 。此外,传教士雷孝恩译《易经》为拉丁文,并附有注释。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翻译《书经》,孙璋翻译《诗经》等。
　　中国传统文化传到欧洲,不仅增进了欧洲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而且中国儒家思想对欧洲18世纪启蒙思潮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工艺品,以及文学、艺术对欧洲的影响也不小,形成一股“中国热”。
　　三、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首先,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国,使中国传统的科学开始发生变化。这在天文历法、数学和地图测绘等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 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的测量和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这对中国科学近代化历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次,促使中国学术界从空谈心性向注重实用的转变。明代为学以空疏著称。随着明代后期封建统治危机的加剧,知识界开始对这种空谈心性的理学予以反省和批判。恰逢此时,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这就大大丰富了我国学者的知识,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缺陷的认识。尤其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这就为明清一代朴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梁启超对此评论道:“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自从耶稣会士利玛窦“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即徐光启) 、李凉庵(即李之藻) 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喜读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徐、李诸人的影响不小”[2 ] 。梁的此番说法颇有见地。
　　再次,冲击了“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促使中国知识界开始面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在长期封建社会里,中国知识界一贯认为中国居于世界中心,中国文化比任何“外夷”的文化都要优越,只有用华夏文化去教化和影响周围的民族和国家,即所谓“华夏中心”或“用夏变夷”论。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在谈到西方天文学时深有感触地说:“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3 ] (P36) 传统观念一旦受到冲击和怀疑,中国知识界就开始重新估价自身和重新审视外部世界。这对于打破几千年封闭、保守的状态是大有益处的。
　　不过,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也存在着不可低估的局限性。
　　首先,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传播宗教是其目的,而科学文化的介绍和交流只是实现其目的的手段,这就决定了传教士在学术传播方面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保守。出于神学的偏见,他们对西方科学文化的介绍是有选择的。只有与天主教教义不相违背的,才予以传播,反之,就不涉及。一些反映近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如从伽利略到牛顿的科学体系,以及培根、笛卡尔的思想方法等均未能传入中国。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也由于传教士的隐瞒,而迟迟未能在中国得到全面、准确的介绍。直到18 世纪中叶,传教士还在继续宣传已过时的托勒密和第谷、布拉赫的天文“地心”体系。这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是十分不利的。其次,中西文化交流的范围狭窄,社会影响不大。在明清封建统治者推行闭关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条件下,中西文化交流受到重重阻碍。当时西学的传播局限于中国社会的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圈子里) ,入清之后,甚至更囿于宫廷之内。这使得中西交流与广大人民群众联系不大,难于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加之,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封建专制的摧残,发展十分缓慢,也使得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缺乏生产发展的迫切需要,难于有大的进展。同时,已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也由于得不到明清封建政府的扶植,故无法进行推广和普及,造成社会影响和效益十分有限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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