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圣谟的其人生平

请问韩子高其人？生平？~

韩子高

韩子高，梁朝会稽山阴人，身世微贱，以做鞋为生。据说他“容貌艳丽，纤妍洁白，如美妇人。螓首膏发，自然娥眉，见者靡不啧啧”。韩子高他貌美，美过中国少年瑰宝周小史（晋代有名的娈童），处于乱军之中，敌人挥舞长枪白刃疯狂砍杀，可一旦遇到韩子高，竟然会抛掉手中的兵刃，竟然没有一个人舍得伤害他的一根毛发，史说：“乱卒挥白刃，纵挥间，噤不忍下，更引而出之数矣”。可见此君貌美到了什么程度？他绝非仅有漂亮的脸蛋，他的两臂修长，善于骑射，形体俊美，肌肤诱人，实在是英武异常，令人痴迷而不能自拔。多少纯情少女，包括陈朝公主，都疯狂暗恋子高，竟然因为日夜思念而咳血身亡。

但韩子高却甘愿委身于南朝陈文帝陈茜（是个Gay佬），他们同食共寝，日夜不离。更因为子高的一段绯闻，而导致陈茜一怒之下感情用事灭了王司马一族，最终造成了梁朝的灭亡和陈朝的建立。这种因为同性恋而导致王朝颠覆的史实，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韩子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出了男皇后的概念，虽然最终誓言未能兑现，但是韩子高貌美倾国的事实是不容辩驳的。陈茜病故以前，子高端水送药，片刻不离，给弥留之际的陈茜以极大的安慰。偌大的皇宫，一切人等均被拒之门外，只有陈茜子高两人病榻厮守，度过了人生最后一段旅程。陈茜死后，子高被冤狱赐死，年仅三十岁。

　　李商隐（约812年或813年—约858年），汉族，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晚唐著名诗人。他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生于河南荥阳（今郑州荥阳）。诗作文学价值很高，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都在家族里排行16，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4。其诗构思新奇，风格浓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诮。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荥阳。

　　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有《李义山诗集》。

　　李商隐曾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经张采田考证，确认他是唐代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李商隐和唐朝皇室的这种血缘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李商隐数次在诗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不过，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现实的利益。
　　李商隐的家世，有记载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担任过最高级的行政职位是美原县令；曾祖李叔恒（一作叔洪），曾任安阳县尉；祖父李俌，曾任邢州录事参军；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今河南获嘉县）令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留史
　　经典

　　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
　　李商隐交往圈里的人物分为四类：
　　与仕途生计有关的人物。包括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 互相酬和诗友。包括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
　　政见或信仰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刘蕡、永道士、崔珏、李郢等人。
　　礼节性的交游或亲戚之间的来往。包括令狐绪、韩瞻以及他在各个阶段的同事。

　　与令狐楚的交往
　　在父亲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隐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而且相当艰苦的环境，没有家庭或家族的影响力帮助他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进入一个社交圈。李商隐凭借才华、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十六岁，他就开始与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交往，将自己的作品散发给他们阅读，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也许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认识令狐楚是李商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来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令狐楚帮助李商隐进入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旋涡。从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李商隐以谦卑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现这种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际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为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令狐楚本人就是这种文体的高手，而他宁愿让李商隐帮助完成自己一生的总结。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之间又有非常微妙的距离感。李商隐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但他从不会放松到忘记时时表达感激之情的地步。当然，与其说李商隐谨小慎微地保持了距离，倒不如说令狐楚的态度给定了双方交往的界限。
　　在与令狐楚交往的过程中，李商隐学会了如何与既有身份又欣赏自己才华的人融洽相处。这样的人对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乐、老师、长辈、上司、赞助者……简言之，他们会对其个人仕途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爱情
　　李商隐画像李商隐的爱情生活，被许多研究者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容易被人视为丰富的爱情体验的表达。
　　关于李商隐的爱情，猜测的部分远远多于有实际证据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象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揣摩分析他的诗文，希冀发现切实的凭据。下面这些女子被认为是与李商隐有过感情纠葛的：
　　柳枝。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在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诗（《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但李商隐失约了。他后来得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为妾。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
　　宋华阳。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苏雪林在《玉溪诗谜》中[5]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
　　锦瑟。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锦瑟》诗，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到，有人猜测“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儿，李商隐在令狐家受学期间，曾与她恋爱，但终于没有结果。
　　荷花。民间传说他在与王氏结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恋人，两人十分恩爱。在他进京赶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陪伴荷花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段悲剧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以后的诗中他常以荷花为题也是对旧情的眷恋。
　　王氏。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也有猜测，《锦瑟》也是为纪念亡妻而作，以琴弦断裂比喻妻子去世。
　　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溪诗谜》。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例如，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不过，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
　　[编辑本段]诗歌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
　　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
　　从吟咏的题材来看，李商隐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几类：
　　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诗风
　　他的诗歌体现了他的思想，其人基本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但看中实用，，对儒学有一定的批判精神，认为不必规规然以孔子为师，不必以“能让”为贤等。他还有佛道思想，主张以“自然”为祖。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而最为突出的便是他的爱情诗。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此外，李商隐的诗词藻华丽，并且善于描写和表现细微的感情。

项圣谟，明末清初画坛上独树一帜的著名画家。其山水画没有专门和直接的师承，而只是广泛地领略古人，师法造化，加上其个人诗文，书法，篆刻等方面的修养互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画风，既不同于当时势力最大的华亭画派，也不同于他所居住地区的浙派，在明末清初的画坛上独树一帜，时有“嘉兴派”之称。
在明末清初名家辈出的中国画坛上，项圣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他遗留下来的绘画作品，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均有收藏，也有不少流散到了国外，传世或见于文献记载的总数约在六百余幅以上。他的作品，数量多、质量高、画风独特，其艺术技巧，在当时不亚于第一流画家。更为突出的是他的作品具有思想内容和时代的气息。
　　项圣谟，初字逸，后字孔彰，号易庵，别号有胥山樵、存存居士、醉风人、大酉山人、莲塘居士、烟波钓徒、松涛散仙、逸叟、狂吟客、鸳湖钓叟、不夜楼中士等等，浙江嘉兴人。
　　嘉兴项氏，是一个大家族。从项圣谟的一方“大宋南渡以来辽西郡人”印章来看，嘉兴项氏的先祖原是北方人，是在北宋灭亡时逃难到南方定居的。到明代中期以后，在这个家族里有不少知名人物，或以高官显爵，或以文学艺术而见于记载。项圣谟的五世祖项忠，是正统时的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伯祖父项笃寿，是嘉靖时的进士，也官至兵部郎中。祖父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山人，是有名的古书画大收藏家、鉴赏家和书画家。项子京的性格很特别，对于科举考试很冷淡，万历时征他出来做官，他也不去；而对古代的文物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所收藏的古代法书名画，以及鼎彝玉石，甲于海内，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不惟当时，就是在后代，也无人能与之相匹敌。现在我们能看到古代传世的法书名画中，有许多是经他手收藏过的。他曾经得到一张古琴，上面刻有“天籁”两字，于是便把他储藏古物的房子，取名叫“天籁阁”。
　　项子京有六个儿子，名字叫德纯、德明、德新、德成、德达、德宏。董其昌称：“元汴六子，或得其书法，或得其绘事，或得其博物，而季（德明）得其惇行。”项圣谟的父亲项德达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和画家。
　　项圣谟出生在明代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年）阴历八月十八日，这是他的祖父项元汴去世后的第八年。项元汴临终前，将其平生所收藏的古书画及其他的古器物，分给了他的六个儿子。项圣谟的父亲也自然能得到一份。项圣谟在明崇祯四年（1631年）临摹过著名的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五牛图》项元汴曾经收藏过，其上有他的题记和许多的收藏印记。很可能这幅名迹，就是元汴死时分给他父亲的，后来归了项圣谟收藏。今《五牛图》上有“考古证今”一长方印，是不是项圣谟加盖的呢？待考。
　　由于项圣谟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他从小就十分喜爱书画艺术，经常写字画画。他也曾寄希望于科举仕途。由秀才而荐举到国子监读书，是一名太学生。但是，他的志向却像祖父，更大的兴趣在诗、书、画的学习和创作上。他在三十三岁时所创作的《松涛散仙图卷》的自识中，回忆少年时的情景：“余髫年便喜弄柔翰，先君子责以举子业，日无暇刻，夜必篝灯，着意摹写，昆虫草木，翎毛花竹，无物不备，必至肖形而止。”父亲在世时，他已经是这样的了。父亲死后，他就更无所顾忌地朝着自己志趣的方向发展。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项圣谟最早的作品，是他二十四岁时所创作的《松斋读易图轴》和《山水兰竹册》。仅从艺术技巧来看他这时的创作，虽然在笔墨功夫上，不可避免的有着青年人嫩弱的特点，但已是出手不凡。如果他不是在少年时期狠下过一番苦功夫，长期地进行艺术创作的实践，二十四岁是不可能达到这样成熟的水平的。二十六岁至二十九岁时所创作的《画圣册》，被当时称之为赏鉴家巨眼、文坛领袖式人物董其昌看到后，大加赞赏。董氏在画册中题跋说：“古人论画，以取物无疑为一合，非十三科全备，未能至此。范宽山水神品，犹借名手为人物，故知兼长之难。项孔彰此册，乃众美毕臻，树石屋宇，皆与宋人血战，就中山水，又兼元人气韵，虽其天骨自合，要亦工力至深，所谓士气、作家俱备。项子京有此文孙，不负好古鉴赏百年食报之胜事矣。”董其昌的评语，除了对项圣谟的绘画艺术评价之外，另指出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其一，指出项圣谟之所以获得成功，除了天分，重要的还是功夫；其二，他祖父的收藏书画，使他能见到古人的名迹，得以临摹学习之便，也帮助了他在艺术创作上得到成功。项圣谟对他的祖父是非常崇敬的，并以此引为自豪，他曾经刻有一方印章叫“天籁阁中文孙”，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见到。
松涛散仙图卷(局部)　　据《松涛散仙图》卷后项圣谟自己的题跋中说，他曾经在明崇祯元年（1628年）时，“经齐鲁，出长城，历燕山，游妫川，又入长安，凡九阅月”。又有诗写道：“偃息松涛一散仙，葛中挂壁自闲眠，窗前有竹聊医俗，不到长安已十年。”这就是说，他在崇祯元年到“长安”（当时明王朝的都城北京）之前的第十一年，即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他二十二岁的时候，还到过一次北京。那么，他两次入京是去作什么呢？我们猜想，第一次他可能是到国子监入学读书，而第二次，按他所临的《五牛图》后李日华的题跋“顾孔彰名家子，铦锋伟度，出而宣力国家，为天子绘九章法服，斟酌楷定太常礼器，乃所优为”云云，很可能他这一次到北京是专为皇帝描绘衣服上花纹图案的。按李日华，字君实，号竹嫩，嘉兴人，是项圣谟妻子的伯父，这时正在北京作太仆寺少卿。项圣谟到北京也可能与他有关系。
　　项圣谟两次到北京，居住的时间都不长。第一次入国子监为太学生，可能是自动离开的。因为太学在晚明已见弛废而不受重视，由太学生而走向仕途的前景不大。而且他对晚明时期的政治，已有他自己的看法，不愿意去做官，更何况太学生出来，在那时也只能做一个州贰佐官。第二次他仅只是为完成一定的任务，加之这时他因骑马不慎，把右臂给摔伤了，所以很快便回到了嘉兴老家。

难忘天下忧
　　项圣谟回家之后，完全沉浸于诗文书画的创作之中，倾注着他毕生精力。虽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然而，也包含着社会的政治原因。明天启五年至六年间他创作了一个山水长卷，命名为《招隐图》，同时还创作了二十首“招隐诗”。据他自己说是因读到了陆机和左思的“招隐诗”而有所感触，将“借砚田以隐”。是什么感触呢？从他的“招隐诗”中，可以透露出一些消息。其第二首诗写道“谁谓幽居僻，荜门稀往还。但疏迎送礼，而绝笑啼颜。不是高眠稳，只因结想闲。利名能勘破，荣辱总无关。”第十一首诗写道：“谷口无人迹，清辉扬素流。岩花占岁月，洞草辨春秋。阴壑■丹穴，阳林被翠裘。由他轩冕客，颜膝事王侯。”第十八首写道：“白沙走急濑，何事若奔忙。昼夜分千派，浊清同一源。洁因无混洁，浑以合流浑。不记沧浪水，曾歌自取言。”这些诗句以“官场”作为对立面，赞美“幽居”生活，抒发了他的感慨，可以看出他对“官场”的基本观点，联系他所创作的年代，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具体内容。
　　在明代天启年间，明熹宗朱由校昏愦无能，整天寻欢作乐，不事朝政，大权全部落到了宦官魏忠贤的手里。为了把持朝政，魏忠贤一方面私结党羽，引用其亲信家人，封侯进爵，置之要路。一些无耻的官吏，向他们卖身投靠，倍受重用，一时在其手下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目，朋党为奸，祸国殃民。另一方面他排斥异己，打击朝臣，大兴冤狱，利用他的亲信党羽和特务组织，对全国进行控制和镇压。闹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在大兴冤狱当中，尤其对东林党人的打击最凶狠，牵涉面最广，只要不服从他们或者有私仇的，都可以东林党人加罪而置之于死地。东林党人的主要成员是士大夫阶层，而活动范围是在江南地区，这可能对项圣谟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这一历史背景出发，我们再看项圣谟的这些诗句就有具体内容了。他所说的“由他轩冕客，颜膝事王侯”，所指的不正是那些卖身投靠的官吏和魏忠贤及其党羽吗?“利名能勘破，荣辱总无关”，照理，出来做官，是获得名利的好机会，何以会受辱呢？这是指在黑暗的政治下，正直的官吏受到排斥打击，只有勘破利名，没有荣，也就不会受辱了。他不愿意强装欢笑去迎“宾”送“客”，更不愿意奴颜婢膝的去侍奉那些“王侯”。似乎完全看透当前官场的黑暗，居然喊出了“一日心不死，谁甘着钓蓑”（第四首前二句），可见他愤恨、感慨之深！
　　然而，在“招隐诗”第一首的开头，他写道：“入山非辟世，端为远浮名。”明确地说出了他的“隐居”，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和远离人境。这与一般自命清高的士大夫是有所不同的。可能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不离开人们的社会生活，二是不离开明王朝国家。这两点成为了他今后“借砚田以隐”的基本态度。我们可以通过他一系列的诗画创作来作窥探。
　　明天启四年（1624年）他创作有《甲子夏水图》，五年（1624年）创作有《乙丑秋旱图》，记录了当时江南地区遭受水、旱灾害侵袭的情况。这两幅图画，我们今天看不到原作了，但从董其昌、陈继儒两人的题跋中，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意图。其董氏题跋曰：“水、旱二图，有藿衣蒿目之忧，更进于画，所谓山林经济，使伯时见此，必点头道好。”陈氏题道：“披水、旱二图，使人欲涕，此郑侠流民之遗意也。图中赈饥使者何在，请质之画谏孔彰。”由董、陈二跋，可以看出项圣谟创作此二图的用意，既表示出对人民遭受自然灾害的同情，同时也是对当时朝廷的讽谏，以抨击魏忠贤把持朝政，使民不聊生。
　　项圣谟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人民的疾苦生活非常关心，并把这种关心，通过绘画创作表达出来，这在中国古代画家中，尤其在文人画家当中是难能可贵的。崇祯五年（1632年）江浙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据《明史》“五行志”记载，这一年“杭、嘉、湖三府，自八月至十月，七旬不雨”。“淮、扬诸府饥，流殍载道”。可见这一次灾害的严重性。其实，杭、嘉、湖王府从五、六月开始，已经出现严重旱象了，《明史》所载并不完全。这一年的六月，项圣谟创作了一幅《六月鸣风竹图》，明确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和当时人民的生活状况；并在画中题诗道：
　　六月鸣怪风，发发几昼夜。松梧不绝声，何曾似长夏？
　　三年苕始华，旱魃复为虐。无力御狂风，新蕊多吹落。
　　皦日何炎炎，大风何冽冽。石背幽草黄，北窗青竹折。
　　碧天飞绛云，虹影见还灭。怒目射虹光；渴欲饮虹血。
　　虫虫积气隆；赫赫余威赤。青苗叶半黄，饷妇颜全黑。
　　云汉夜昭回，彗星照庭户。酣歌冰帐人，谁知田畯苦。
　　日暵土云崩，田中耘者死。万姓皆惶惶，官府诚祷祀。
　　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项圣谟对劳动人民是寄予同情的，对人世间不平等的现象表示愤慨，也对官府拿不出半点办法来解决灾荒予以抨击。在第四首中，他居然敢于“怒目射虹光。渴欲饮虹血”。“虹霓者，阴阳之精”，在这首诗里是作为自然灾害的象征，他射之以怒目，而欲饮其“血”，表现出不信神不信邪的气概。
　　崇祯年间，不但自然灾害比天启年间更为频繁和严重，而且政治和经济方面也一天更比一天混乱和不景气。崇祯皇帝朱由检虽然企图振作，把魏忠贤的势力打击下去了，但是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仍然激烈。连年的灾荒和饥馑，老百姓处于生死线上，政府不但没有任何赈灾措施，反而加捐加税，更残酷地向人民进行搜刮。在逼迫得走投无路时，人民只好奋起武装反抗，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占据东北的后金（清）势力已完成了内部的统一，正虎视眈眈地窥伺着关内明王朝的土地。崇祯二年（1629年），清兵突过长城，进围北京，京师戒严。在这危急关头，明政府却中了清兵的反间计，杀死了督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等于自毁长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兵侵入墙子岭，总督蓟辽兵部侍郎吴阿衡死之。十一月，清兵攻克了高阳。面对这一系列的繁复的政局变化，项圣谟忧心忡忡。特别是清势力的发展与威胁，使他感到忧虑。崇祯十一年的冬天，他创作了一套《杂画册》，其中第二幅画着一个官吏坐在那里观看两只公鸡在斗架，画上题诗道：“此老杰然坐大堤，凝眸袖手气成霓。至今虏事无奇策，那使闲情看斗鸡。”这里项圣谟所抨击的“此老”，不是一般的官吏，而是朝廷中的决策人物。当时任兵部尚书的是杨嗣昌，当清兵侵入墙子岭时，杨嗣昌极力主张和议，并戒诸将不要轻战，致使前线吃败仗，丢掉了许多城池。杨嗣昌之所以主张对清和议，是想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农民革命的镇压。如果我们从这历史事实来理解项圣谟的诗意，那么他的主张，正是要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外族的侵略，而不是对内的斗争，包括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和对人民的镇压。
　　崇祯十四年（1641年），清兵再度大规模的进攻，明朝的边防重镇锦州失陷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活捉，投降作了汉奸。明政权同时受到农民革命和清兵的两方面威胁。在这一年项圣谟所创作的《山水花鸟册》中，他又把三年前所作《斗鸡图》重画了一遍。去掉了观看斗鸡的官吏，画中的题诗，内容亦有所变化。他的题诗写道：“边廷未罢兵，山鸡亦好斗。鼓气以司晨，岂顾北门守。山家自有太平年，只合栖迟乐缶笾。厨下岂容鸡斗惯，屋头可使雀时穿？”显然他说的“山鸡”是指的农民革命军了。在他看来，应当终止这种斗争，来共同对付清的侵略。“山鸡”应当安分守已，在缶笾寻得快乐；这是他思想保守落后的一面。但是他也认为，在屋檐底下，也不允许那些燕雀们去筑巢穿飞。他使用了屈原的诗句“燕雀乌鹊巢于堂”的典故，显然指的是在朝的奸佞之臣。当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同时激烈时；他把民族（在当时是国家之间矛盾）看得更加重要，主张缓和阶级矛盾，共同挽救民族的危亡。
　　就在这同一画册中，在第一幅上，项圣谟画了一丛萱花，并题诗道：“中庭日虚朗，写此欲何求。总见宜男色，难忘天下忧。”萱草，亦称宜男草，又称忘忧草，人们画它是用来表示对父母的孝顺的。在这里，项圣谟借以抒怀，不是他个人家庭，而是对整个国家民族的无限忧虑。从他又在此册中第五幅画的螃蟹题的“胡尘未扫，鱼肠鸣匣，公子无肠，亦具坚甲”诗中，可见他忧虑民族的命运。

孰信狂夫早与俱
　　明朝的败亡，势在必然，内部腐朽、官场黑暗，这是项圣谟早已看透了的。又加上农民的武装革命和清兵的步步紧逼的双重打击，就象一堵即将坍塌的败墙，是扶持不起的。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创作了一套《山水册》，在第一幅《郊南晚色图》中，他题诗道：“雨过郊原，南亩乍绿。槁色未除，夕阳还烛。何是炊烟，谁深沐浴。时既昏昏，下民无告。”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在第四幅《老树鸣秋图》中，他画了两棵枯老的树，被一阵秋风吹起，落叶纷纷而下，有的落在地上，有的飘没在水中，景象凄凉。他在画上题诗道：“老树鸣秋到枕边，起来落叶满前川。未随浪去非留恋，岂道江南别有天？”他以老树象征着明王朝，而以树叶象征着百姓。百姓离开国家就像树叶被秋风吹落离开树枝一样。从当时的国内形势来看，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扩展到了陕西、河南、安徽、山东、湖北、四川等省，这些地方的老百姓都起来造反了。而江南地区的江浙一带，似乎比较平静，但是项圣谟指出，江南地区并非别有天地。老百姓没有随着农民革命的风暴和时代潮流而去，就像落到水里的树叶一样，并非对树枝有所留恋，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
　　对于项圣谟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来说，明朝的覆灭，自然难以忘忧。“自写隐居后，乾坤日月残。图中谁面目，影里汉衣冠。若按江山景，何时复旧观”。“自写隐居心，如梦到如今。故国危亡久，孤臣离乱深。终朝犹度岁，长夜几呻吟”。可见其忧愤之深，但他又无可奈何。唯一的态度是洁身自好，坐观以待变。早在崇祯十三年（1642年）他创作的一套《山水册》中，画了一幅“山不动”的山水画，并题诗说：“遇云兴而观变兮，山屹然而不动。因观变以知时令，动静曷云非梦。乃即幻以求幻兮，亦惟人间是讽。”
　　“变”，终于到来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军于阴历三月十九日攻进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见大势已去，自缢于煤山（景山），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到了江南。当项圣谟听到这个消息时，他非常悲痛。尽管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到来，同时对朝中的政治没有什么好感，对明政权也失去了信念，但毕竟他的祖辈是在明王朝发迹起来的，加之他所接受的是封建文化的教养，所以对于当朝总是忠心耿耿的。为了表示他对明王朝的忠诚，他创作了一幅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依朱图》又名《朱色自画像》，画自己抱膝而坐，背倚靠着一株大树。肖像部分全用墨笔白描钩出，不用色彩，而大树及远处的山峦，则全用朱色。他借用“朱”、“朱”的谐音，表示自己永远是明王朝的人。在落款当中，还特别写上自己是“江南在野臣”。还题有两首七言律诗，
　　其一：
　　剩水残山色尚朱，天昏地黑影微躯。
　　赤心焰起涂丹雘，渴笔言轻愧画图。
　　人物寥寥谁可貌？谷云杳杳亦如愚。
　　翻然自笑三招隐，孰信狂夫早与俱。
　　其二：
　　一貌清臞色自黧，全凭赭粉映须眉。
　　因惭人面多容饰，别染烟姿岂好奇。
　　久为伤时神渐减，未经哭帝气先垂。
　　啼痕虽拭忧如在，日望升平想欲痴。
　　诗中所说的“三招隐”，即他所创作的三卷山水诗画《招隐图》。其第三卷《招隐图》就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创作的。“翻然自笑三招隐，孰信狂夫早与俱”，说明他早就有这个思想准备。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即在这一诗画当中，尽管项圣谟一再表示出他对明王朝的忠诚，但对农民革命以暴力推翻明政权，却未加任何的评论。在这以前他的所有评及时政的诗文中间，也未有言及被当时统治者所称为的“流寇”、“闯贼”等。他虽然不赞成农民革命，认为应当从民族的危亡出发，共同对付北方清兵的侵入。但他也不是谩骂农民暴动，相反，对于农民在遭受自然灾害当中的痛苦生活，寄予同情，而对于官吏的腐败和富豪的侈奢，却给以抨击。他之所以早料到明王朝总会有灭亡的一天，不只是看到了老百姓纷纷起来造反，同时也看到了朝政的黑暗所必然要引起自身的坍塌。他在诗中呼喊道“时既昏昏，下民无告”，和他采取隐居的生活，正是他对明王朝绝望心情的表露。

翻盆易地志不移
　　形势在起着更加剧烈的变化，项圣谟最担心忧虑的清兵入侵，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了，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李自成的农民革命军占领北京没有几天，汉奸吴三挂即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到山海关亲自指挥战斗失利，于四月甘八日撤出北京，第四天，即五月二日，清军占领北京，接着大举向南方进击。全国由原来的激烈的阶级矛盾，一下子转变为激烈的民族战争。
　　第二年，即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残酷地摧毁扬州之后，于五月十五进入南京。对江 项圣谟画作南人民的反清斗争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和劫掠。阴历的闰六月，清兵攻破了嘉兴府城。项圣谟的堂兄弟、前明蓟辽守备项嘉谟不愿降清，带着两子和一妾跳天心湖而自杀了。项圣谟的家里遭受到了抢劫，他祖父所遗传给他们兄弟的古代法书名画以及其他古物，有的为战火所毁，有的为清兵所掠，其中清兵千夫长汪六水抢劫得最多。这时项圣谟则仅仅背负着他的老母亲及妻子逃难到了嘉善县。后来，他在《三招隐图》卷的题跋里追忆这一段生活时说：“明年（1645年）夏，自江以南，兵民溃散，戎马交驰。于闰六月廿有六日，禾城（嘉兴）既陷，劫灰熏天，余仅孑身负母并妻子远窜，而家破矣。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遗法书名画，与散落人间者，半为践踏，半为灰烬。”面对国破家亡，项圣谟的满腔悲愤的心情是难以抑制。尤其是异族的统治，更增加了他对故国的怀念。他时常借助诗画，把他满腔的悲愤倾泻了出来。清顺治三年（1646年）他画了一幅《秋山红树图》，画面大树林立成丛，树叶红黄黑白相问，斑斑点点，如泪如血，他题诗写道：“前年未了伤春客，去岁悲秋哭未休。血泪染成林叶醉，至今难写一腔愁。”这一年，他还给他的朋友胡幼蒋画了一套《写生册》，其中的第五幅画着一株古松，蟠曲虬结，象是饱经风霜雨雪之后挣扎着生长起来似的，有着一种顽强的傲岸精神，画上题道：“幼蒨有盆松，古怪之极，余喜而图之，翻盆易地，志不移也。”他以古松自喻，岁寒不凋、坚贞不二。
　　清政府对汉族及其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经过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之后，终于巩固了下来。在清政府采用武装手段的同时，也采用着收买、笼络的怀柔政策。当清军进入南京的时候，清军统帅和硕豫亲王多铎，就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中，选取了三百七十三名明朝官吏，授予清王朝的官职。对于汉族的前朝官吏、文士，只要他们不是武装的对抗、愿意投降到新王朝作事，新王朝是容纳他们的。在这种怀柔政策之下，一些明王朝的旧官吏和文士，见大势已定，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就纷纷出来投向新的王朝了。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却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立场，或隐逸山林，或遁迹空门，抱着与新王朝不合作的态度，项圣谟就是其中坚决的一个。他不但见诸于行动，还以自己的诗画创作表现出这种精神以激励自己与朋友。他在清顺治八年（1651年）创作了一幅《天寒有鹤守梅花园卷》和扇面，画面上崦间竹树，茅堂静掩，曲篱中梅花盛开，有孤鹤戢羽其下。这不是一般的“梅妻鹤子”图，他以冲寒傲雪的梅花，和高蹈孤引的仙鹤，象征那些不肯向新王朝屈膝的人们，也是表明他自己的心迹。在这一幅画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所加盖的三方闲文印章，印文其一是“大宋南渡以来辽西郡人”；其二是“皇明世胄之中嘉禾处士”；其三是“天籁阁中文孙”。前两方印章，在他的作品中，仅见于这一幅，而这一幅画没有上款，可见不是送人的。将这一幅所画的内容与这三方印文相联在一起，其用意更为明显。我们知道，北宋正是灭亡在金人手中，而如今的清，正是金的后代子孙。项圣谟在印文中提出他的祖先，可见他对清的亡明，所记仇恨之深。
　　自从明朝灭亡之后，项圣漠从不在自己的画上署以朝代的纪年，仅署干支。据我所知，他最后一幅冠以朝代纪年的作品，是他在崇祯十六年九月所画的一幅《菊竹图》扇面，落款写“崇祯癸未重阳后一日”，自此以后，到他临终前的十五、六年间，无论是传世的作品，或见之于著录的作品，都未见他冠以清代顺治的纪年，这不能说是偶然的现象。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五月，项圣谟还创作了一幅《花学果图轴》，而就在这一年，这个对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并有强烈民族思想的诗人、画家与世长辞了，终年六十二岁。前一年（1657年）他还曾到苏州一带旅行，并有许多作品问世，他创作精力还十分旺盛，很可能他是得了重病而死的。死后，他的同乡好友曹溶（字秋岳，号倦圃）有挽诗写道：“狼藉江南麈尾春，井床梧影碧嶙峋。风前无复闻长啸，真作荆关画里人。”对他的死，怀着无限的惋惜。
转引自搜狗百科。

在明末清初名家辈出的中国画坛上，项圣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人物。他遗留下来的绘画作品，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均有收藏，也有不少流散到了国外，传世或见于文献记载的总数约在六百余幅以上。他的作品，数量多、质量高、画风独特，其艺术技巧，在当时不亚于第一流画家。更为突出的是他的作品具有思想内容和时代的气息。
项圣谟，初字逸，后字孔彰，号易庵，别号有胥山樵、存存居士、醉风人、大酉山人、莲塘居士、烟波钓徒、松涛散仙、逸叟、狂吟客、鸳湖钓叟、不夜楼中士等等，浙江嘉兴人。
嘉兴项氏，是一个大家族。从项圣谟的一方“大宋南渡以来辽西郡人”印章来看，嘉兴项氏的先祖原是北方人，是在北宋灭亡时逃难到南方定居的。到明代中期以后，在这个家族里有不少知名人物，或以高官显爵，或以文学艺术而见于记载。项圣谟的五世祖项忠，是正统时的进士，官至兵部尚书。伯祖父项笃寿，是嘉靖时的进士，也官至兵部郎中。祖父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山人，是有名的古书画大收藏家、鉴赏家和书画家。项子京的性格很特别，对于科举考试很冷淡，万历时征他出来做官，他也不去；而对古代的文物却有特别的嗜好。他所收藏的古代法书名画，以及鼎彝玉石，甲于海内，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不惟当时，就是在后代，也无人能与之相匹敌。现在我们能看到古代传世的法书名画中，有许多是经他手收藏过的。他曾经得到一张古琴，上面刻有“天籁”两字，于是便把他储藏古物的房子，取名叫“天籁阁”。
项子京有六个儿子，名字叫德纯、德明、德新、德成、德达、德宏。董其昌称：“元汴六子，或得其书法，或得其绘事，或得其博物，而季（德明）得其惇行。”项圣谟的父亲项德达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和画家。
项圣谟出生在明代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年）阴历八月十八日，这是他的祖父项元汴去世后的第八年。项元汴临终前，将其平生所收藏的古书画及其他的古器物，分给了他的六个儿子。项圣谟的父亲也自然能得到一份。项圣谟在明崇祯四年（1631年）临摹过著名的唐代画家韩滉的《五牛图》。《五牛图》项元汴曾经收藏过，其上有他的题记和许多的收藏印记。很可能这幅名迹，就是元汴死时分给他父亲的，后来归了项圣谟收藏。今《五牛图》上有“考古证今”一长方印，是不是项圣谟加盖的呢？待考。
由于项圣谟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他从小就十分喜爱书画艺术，经常写字画画。他也曾寄希望于科举仕途。由秀才而荐举到国子监读书，是一名太学生。但是，他的志向却像祖父，更大的兴趣在诗、书、画的学习和创作上。他在三十三岁时所创作的《松涛散仙图卷》的自识中，回忆少年时的情景：“余髫年便喜弄柔翰，先君子责以举子业，日无暇刻，夜必篝灯，着意摹写，昆虫草木，翎毛花竹，无物不备，必至肖形而止。”父亲在世时，他已经是这样的了。父亲死后，他就更无所顾忌地朝着自己志趣的方向发展。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项圣谟最早的作品，是他二十四岁时所创作的《松斋读易图轴》和《山水兰竹册》。仅从艺术技巧来看他这时的创作，虽然在笔墨功夫上，不可避免的有着青年人嫩弱的特点，但已是出手不凡。如果他不是在少年时期狠下过一番苦功夫，长期地进行艺术创作的实践，二十四岁是不可能达到这样成熟的水平的。二十六岁至二十九岁时所创作的《画圣册》，被当时称之为赏鉴家巨眼、文坛领袖式人物董其昌看到后，大加赞赏。董氏在画册中题跋说：“古人论画，以取物无疑为一合，非十三科全备，未能至此。范宽山水神品，犹借名手为人物，故知兼长之难。项孔彰此册，乃众美毕臻，树石屋宇，皆与宋人血战，就中山水，又兼元人气韵，虽其天骨自合，要亦工力至深，所谓士气、作家俱备。项子京有此文孙，不负好古鉴赏百年食报之胜事矣。”董其昌的评语，除了对项圣谟的绘画艺术评价之外，另指出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其一，指出项圣谟之所以获得成功，除了天分，重要的还是功夫；其二，他祖父的收藏书画，使他能见到古人的名迹，得以临摹学习之便，也帮助了他在艺术创作上得到成功。项圣谟对他的祖父是非常崇敬的，并以此引为自豪，他曾经刻有一方印章叫“天籁阁中文孙”，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经常见到。
据《松涛散仙图》卷后项圣谟自己的题跋中说，他曾经在明崇祯元年（1628年）时，“经齐鲁，出长城，历燕山，游妫川，又入长安，凡九阅月”。又有诗写道：“偃息松涛一散仙，葛中挂壁自闲眠，窗前有竹聊医俗，不到长安已十年。”这就是说，他在崇祯元年到“长安”（当时明王朝的都城北京）之前的第十一年，即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他二十二岁的时候，还到过一次北京。那么，他两次入京是去作什么呢？我们猜想，第一次他可能是到国子监入学读书，而第二次，按他所临的《五牛图》后李日华的题跋“顾孔彰名家子，铦锋伟度，出而宣力国家，为天子绘九章法服，斟酌楷定太常礼器，乃所优为”云云，很可能他这一次到北京是专为皇帝描绘衣服上花纹图案的。按李日华，字君实，号竹嫩，嘉兴人，是项圣谟妻子的伯父，这时正在北京作太仆寺少卿。项圣谟到北京也可能与他有关系。
项圣谟两次到北京，居住的时间都不长。第一次入国子监为太学生，可能是自动离开的。因为太学在晚明已见弛废而不受重视，由太学生而走向仕途的前景不大。而且他对晚明时期的政治，已有他自己的看法，不愿意去做官，更何况太学生出来，在那时也只能做一个州贰佐官。第二次他仅只是为完成一定的任务，加之这时他因骑马不慎，把右臂给摔伤了，所以很快便回到了嘉兴老家。 项圣谟回家之后，完全沉浸于诗文书画的创作之中，倾注着他毕生精力。虽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然而，也包含着社会的政治原因。明天启五年至六年间他创作了一个山水长卷，命名为《招隐图》，同时还创作了二十首“招隐诗”。据他自己说是因读到了陆机和左思的“招隐诗”而有所感触，将“借砚田以隐”。是什么感触呢？从他的“招隐诗”中，可以透露出一些消息。其第二首诗写道“谁谓幽居僻，荜门稀往还。但疏迎送礼，而绝笑啼颜。不是高眠稳，只因结想闲。利名能勘破，荣辱总无关。”第十一首诗写道：“谷口无人迹，清辉扬素流。岩花占岁月，洞草辨春秋。阴壑■丹穴，阳林被翠裘。由他轩冕客，颜膝事王侯。”第十八首写道：“白沙走急濑，何事若奔忙。昼夜分千派，浊清同一源。洁因无混洁，浑以合流浑。不记沧浪水，曾歌自取言。”这些诗句以“官场”作为对立面，赞美“幽居”生活，抒发了他的感慨，可以看出他对“官场”的基本观点，联系他所创作的年代，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它具体内容。
在明代天启年间，明熹宗朱由校昏愦无能，整天寻欢作乐，不事朝政，大权全部落到了宦官魏忠贤的手里。为了把持朝政，魏忠贤一方面私结党羽，引用其亲信家人，封侯进爵，置之要路。一些无耻的官吏，向他们卖身投靠，倍受重用，一时在其手下有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目，朋党为奸，祸国殃民。另一方面他排斥异己，打击朝臣，大兴冤狱，利用他的亲信党羽和特务组织，对全国进行控制和血腥镇压。闹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在大兴冤狱当中，尤其对东林党人的打击最凶狠，牵涉面最广，只要不服从他们或者有私仇的，都可以东林党人加罪而置之于死地。东林党人的主要成员是士大夫阶层，而活动范围是在江南地区，这可能对项圣谟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这一历史背景出发，我们再看项圣谟的这些诗句就有具体内容了。他所说的“由他轩冕客，颜膝事王侯”，所指的不正是那些卖身投靠的官吏和魏忠贤及其党羽吗?“利名能勘破，荣辱总无关”，照理，出来做官，是获得名利的好机会，何以会受辱呢？这是指在黑暗的政治下，正直的官吏受到排斥打击，只有勘破利名，没有荣，也就不会受辱了。他不愿意强装欢笑去迎“宾”送“客”，更不愿意奴颜婢膝的去侍奉那些“王侯”。似乎完全看透当前官场的黑暗，居然喊出了“一日心不死，谁甘着钓蓑”（第四首前二句），可见他愤恨、感慨之深！
然而，在“招隐诗”第一首的开头，他写道：“入山非辟世，端为远浮名。”明确地说出了他的“隐居”，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和远离人境。这与一般自命清高的士大夫是有所不同的。可能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不离开人们的社会生活，二是不离开明王朝国家。这两点成为了他今后“借砚田以隐”的基本态度。我们可以通过他一系列的诗画创作来作窥探。
明天启四年（1624年）他创作有《甲子夏水图》，五年（1624年）创作有《乙丑秋旱图》，记录了当时江南地区遭受水、旱灾害侵袭的情况。这两幅图画，我们今天看不到原作了，但从董其昌、陈继儒两人的题跋中，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意图。其董氏题跋曰：“水、旱二图，有藿衣蒿目之忧，更进于画，所谓山林经济，使伯时见此，必点头道好。”陈氏题道：“披水、旱二图，使人欲涕，此郑侠流民之遗意也。图中赈饥使者何在，请质之画谏孔彰。”由董、陈二跋，可以看出项圣谟创作此二图的用意，既表示出对人民遭受自然灾害的同情，同时也是对当时朝廷的讽谏，以抨击魏忠贤把持朝政，使民不聊生。
项圣谟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人民的疾苦生活非常关心，并把这种关心，通过绘画创作表达出来，这在中国古代画家中，尤其在文人画家当中是难能可贵的。崇祯五年（1632年）江浙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据《明史》“五行志”记载，这一年“杭、嘉、湖三府，自八月至十月，七旬不雨”。“淮、扬诸府饥，流殍载道”。可见这一次灾害的严重性。其实，杭、嘉、湖王府从五、六月开始，已经出现严重旱象了，《明史》所载并不完全。这一年的六月，项圣谟创作了一幅《六月鸣风竹图》，明确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和当时人民的生活状况；并在画中题诗道：
六月鸣怪风，发发几昼夜。松梧不绝声，何曾似长夏？
三年苕始华，旱魃复为虐。无力御狂风，新蕊多吹落。
皦日何炎炎，大风何冽冽。石背幽草黄，北窗青竹折。
碧天飞绛云，虹影见还灭。怒目射虹光；渴欲饮虹血。
虫虫积气隆；赫赫余威赤。青苗叶半黄，饷妇颜全黑。
云汉夜昭回，彗星照庭户。酣歌冰帐人，谁知田畯苦。
日暵土云崩，田中耘者死。万姓皆惶惶，官府诚祷祀。
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项圣谟对劳动人民是寄予同情的，对人世间不平等的现象表示愤慨，也对官府拿不出半点办法来解决灾荒予以抨击。在第四首中，他居然敢于“怒目射虹光。渴欲饮虹血”。“虹霓者，阴阳之精”，在这首诗里是作为自然灾害的象征，他射之以怒目，而欲饮其“血”，表现出不信神不信邪的气概。
崇祯年间，不但自然灾害比天启年间更为频繁和严重，而且政治和经济方面也一天更比一天混乱和不景气。崇祯皇帝朱由检虽然企图振作，把魏忠贤的势力打击下去了，但是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仍然激烈。连年的灾荒和饥馑，老百姓处于生死线上，政府不但没有任何赈灾措施，反而加捐加税，更残酷地向人民进行搜刮。在逼迫得走投无路时，人民只好奋起武装反抗，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起义。与此同时，占据东北的后金（清）势力已完成了内部的统一，正虎视眈眈地窥伺着关内明王朝的土地。崇祯二年（1629年），清兵突过长城，进围北京，京师戒严。在这危急关头，明政府却中了清兵的反间计，杀死了督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等于自毁长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兵侵入墙子岭，总督蓟辽兵部侍郎吴阿衡死之。十一月，清兵攻克了高阳。面对这一系列的繁复的政局变化，项圣谟忧心忡忡。特别是清势力的发展与威胁，使他感到忧虑。崇祯十一年的冬天，他创作了一套《杂画册》，其中第二幅画着一个官吏坐在那里观看两只公鸡在斗架，画上题诗道：“此老杰然坐大堤，凝眸袖手气成霓。至今虏事无奇策，那使闲情看斗鸡。”这里项圣谟所抨击的“此老”，不是一般的官吏，而是朝廷中的决策人物。当时任兵部尚书的是杨嗣昌，当清兵侵入墙子岭时，杨嗣昌极力主张和议，并戒诸将不要轻战，致使前线吃败仗，丢掉了许多城池。杨嗣昌之所以主张对清和议，是想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农民革命的镇压。如果我们从这历史事实来理解项圣谟的诗意，那么他的主张，正是要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外族的侵略，而不是对内的斗争，包括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和对人民的镇压。
崇祯十四年（1641年），清兵再度大规模的进攻，明朝的边防重镇锦州失陷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活捉，投降作了汉奸。明政权同时受到农民革命和清兵的两方面威胁。在这一年项圣谟所创作的《山水花鸟册》中，他又把三年前所作《斗鸡图》重画了一遍。去掉了观看斗鸡的官吏，画中的题诗，内容亦有所变化。他的题诗写道：“边廷未罢兵，山鸡亦好斗。鼓气以司晨，岂顾北门守。山家自有太平年，只合栖迟乐缶笾。厨下岂容鸡斗惯，屋头可使雀时穿？”显然他说的“山鸡”是指的农民革命军了。在他看来，应当终止这种斗争，来共同对付清的侵略。“山鸡”应当安分守已，在缶笾寻得快乐；这是他思想保守落后的一面。但是他也认为，在屋檐底下，也不允许那些燕雀们去筑巢穿飞。他使用了屈原的诗句“燕雀乌鹊巢于堂”的典故，显然指的是在朝的奸佞之臣。当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同时激烈时；他把民族（在当时是国家之间矛盾）看得更加重要，主张缓和阶级矛盾，共同挽救民族的危亡。
就在这同一画册中，在第一幅上，项圣谟画了一丛萱花，并题诗道：“中庭日虚朗，写此欲何求。总见宜男色，难忘天下忧。”萱草，亦称宜男草，又称忘忧草，人们画它是用来表示对父母的孝顺的。在这里，项圣谟借以抒怀，不是他个人家庭，而是对整个国家民族的无限忧虑。从他又在此册中第五幅画的螃蟹题的“胡尘未扫，鱼肠鸣匣，公子无肠，亦具坚甲”诗中，可见他忧虑民族的命运。 明朝的败亡，势在必然，内部腐朽、官场黑暗，这是项圣谟早已看透了的。又加上农民的武装革命和清兵的步步紧逼的双重打击，就象一堵即将坍塌的败墙，是扶持不起的。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创作了一套《山水册》，在第一幅《郊南晚色图》中，他题诗道：“雨过郊原，南亩乍绿。槁色未除，夕阳还烛。何是炊烟，谁深沐浴。时既昏昏，下民无告。”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在第四幅《老树鸣秋图》中，他画了两棵枯老的树，被一阵秋风吹起，落叶纷纷而下，有的落在地上，有的飘没在水中，景象凄凉。他在画上题诗道：“老树鸣秋到枕边，起来落叶满前川。未随浪去非留恋，岂道江南别有天？”他以老树象征着明王朝，而以树叶象征着百姓。百姓离开国家就像树叶被秋风吹落离开树枝一样。从当时的国内形势来看，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经扩展到了陕西、河南、安徽、山东、湖北、四川等省，这些地方的老百姓都起来造反了。而江南地区的江浙一带，似乎比较平静，但是项圣谟指出，江南地区并非别有天地。老百姓没有随着农民革命的风暴和时代潮流而去，就像落到水里的树叶一样，并非对树枝有所留恋，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
对于项圣谟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来说，明朝的覆灭，自然难以忘忧。“自写隐居后，乾坤日月残。图中谁面目，影里汉衣冠。若按江山景，何时复旧观”。“自写隐居心，如梦到如今。故国危亡久，孤臣离乱深。终朝犹度岁，长夜几呻吟”。可见其忧愤之深，但他又无可奈何。唯一的态度是洁身自好，坐观以待变。早在崇祯十三年（1642年）他创作的一套《山水册》中，画了一幅“山不动”的山水画，并题诗说：“遇云兴而观变兮，山屹然而不动。因观变以知时令，动静曷云非梦。乃即幻以求幻兮，亦惟人间是讽。”
“变”，终于到来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军于阴历三月十九日攻进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见大势已去，自缢于煤山（景山），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到了江南。当项圣谟听到这个消息时，他非常悲痛。尽管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到来，同时对朝中的政治没有什么好感，对明政权也失去了信念，但毕竟他的祖辈是在明王朝发迹起来的，加之他所接受的是封建文化的教养，所以对于当朝总是忠心耿耿的。为了表示他对明王朝的忠诚，他创作了一幅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依朱图》又名《朱色自画像》，画自己抱膝而坐，背倚靠着一株大树。肖像部分全用墨笔白描钩出，不用色彩，而大树及远处的山峦，则全用朱色。他借用“朱”、“朱”的谐音，表示自己永远是明王朝的人。在落款当中，还特别写上自己是“江南在野臣”。还题有两首七言律诗，
其一：
剩水残山色尚朱，天昏地黑影微躯。
赤心焰起涂丹雘，渴笔言轻愧画图。
人物寥寥谁可貌？谷云杳杳亦如愚。
翻然自笑三招隐，孰信狂夫早与俱。
其二：
一貌清臞色自黧，全凭赭粉映须眉。
因惭人面多容饰，别染烟姿岂好奇。
久为伤时神渐减，未经哭帝气先垂。
啼痕虽拭忧如在，日望升平想欲痴。
诗中所说的“三招隐”，即他所创作的三卷山水诗画《招隐图》。其第三卷《招隐图》就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创作的。“翻然自笑三招隐，孰信狂夫早与俱”，说明他早就有这个思想准备。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即在这一诗画当中，尽管项圣谟一再表示出他对明王朝的忠诚，但对农民革命以暴力推翻明政权，却未加任何的评论。在这以前他的所有评及时政的诗文中间，也未有言及被当时统治者所称为的“流寇”、“闯贼”等。他虽然不赞成农民革命，认为应当从民族的危亡出发，共同对付北方清兵的侵入。但他也不是谩骂农民暴动，相反，对于农民在遭受自然灾害当中的痛苦生活，寄予同情，而对于官吏的腐败和富豪的侈奢，却给以抨击。他之所以早料到明王朝总会有灭亡的一天，不只是看到了老百姓纷纷起来造反，同时也看到了朝政的黑暗所必然要引起自身的坍塌。他在诗中呼喊道“时既昏昏，下民无告”，和他采取隐居的生活，正是他对明王朝绝望心情的表露。 形势在起着更加剧烈的变化，项圣谟最担心忧虑的清兵入侵，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了，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李自成的农民革命军占领北京没有几天，汉奸吴三桂即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到山海关亲自指挥战斗失利，于四月廿八日撤出北京，第四天，即五月二日，清军占领北京，接着大举向南方进击。全国由原来的激烈的阶级矛盾，一下子转变为激烈的民族战争。
第二年，即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残酷地摧毁扬州之后，于五月十五进入南京。对江南人民的反清斗争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和劫掠。阴历的闰六月，清兵攻破了嘉兴府城。项圣谟的堂兄弟、前明蓟辽守备项嘉谟不愿降清，带着两子和一妾跳天心湖而自杀了。项圣谟的家里遭受到了抢劫，他祖父所遗传给他们兄弟的古代法书名画以及其他古物，有的为战火所毁，有的为清兵所掠，其中清兵千夫长汪六水抢劫得最多。这时项圣谟则仅仅背负着他的老母亲及妻子逃难到了嘉善县。后来，他在《三招隐图》卷的题跋里追忆这一段生活时说：“明年（1645年）夏，自江以南，兵民溃散，戎马交驰。于闰六月廿有六日，禾城（嘉兴）既陷，劫灰熏天，余仅孑身负母并妻子远窜，而家破矣。凡余兄弟所藏祖君之遗法书名画，与散落人间者，半为践踏，半为灰烬。”面对国破家亡，项圣谟的满腔悲愤的心情是难以抑制。尤其是异族的统治，更增加了他对故国的怀念。他时常借助诗画，把他满腔的悲愤倾泻了出来。清顺治三年（1646年）他画了一幅《秋山红树图》，画面大树林立成丛，树叶红黄黑白相问，斑斑点点，如泪如血，他题诗写道：“前年未了伤春客，去岁悲秋哭未休。血泪染成林叶醉，至今难写一腔愁。”这一年，他还给他的朋友胡幼蒋画了一套《写生册》，其中的第五幅画着一株古松，蟠曲虬结，象是饱经风霜雨雪之后挣扎着生长起来似的，有着一种顽强的傲岸精神，画上题道：“幼蒨有盆松，古怪之极，余喜而图之，翻盆易地，志不移也。”他以古松自喻，岁寒不凋、坚贞不二。
清政府对汉族及其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经过大规模的武装血腥镇压之后，终于巩固了下来。在清政府采用武装手段的同时，也采用着收买、笼络的怀柔政策。当清军进入南京的时候，清军统帅和硕豫亲王多铎，就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中，选取了三百七十三名明朝官吏，授予清王朝的官职。对于汉族的前朝官吏、文士，只要他们不是武装的对抗、愿意投降到新王朝作事，新王朝是容纳他们的。在这种怀柔政策之下，一些明王朝的旧官吏和文士，见大势已定，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就纷纷出来投向新的王朝了。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却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立场，或隐逸山林，或遁迹空门，抱着与新王朝不合作的态度，项圣谟就是其中坚决的一个。他不但见诸于行动，还以自己的诗画创作表现出这种精神以激励自己与朋友。他在清顺治八年（1651年）创作了一幅《天寒有鹤守梅花园卷》和扇面，画面上崦间竹树，茅堂静掩，曲篱中梅花盛开，有孤鹤戢羽其下。这不是一般的“梅妻鹤子”图，他以冲寒傲雪的梅花，和高蹈孤引的仙鹤，象征那些不肯向新王朝屈膝的人们，也是表明他自己的心迹。在这一幅画上，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所加盖的三方闲文印章，印文其一是“大宋南渡以来辽西郡人”；其二是“皇明世胄之中嘉禾处士”；其三是“天籁阁中文孙”。前两方印章，在他的作品中，仅见于这一幅，而这一幅画没有上款，可见不是送人的。将这一幅所画的内容与这三方印文相联在一起，其用意更为明显。我们知道，北宋正是灭亡在金人手中，而如今的清，正是金的后代子孙。项圣谟在印文中提出他的祖先，可见他对清的亡明，所记仇恨之深。
自从明朝灭亡之后，项圣漠从不在自己的画上署以朝代的纪年，仅署干支。据我所知，他最后一幅冠以朝代纪年的作品，是他在崇祯十六年九月所画的一幅《菊竹图》扇面，落款写“崇祯癸未重阳后一日”，自此以后，到他临终前的十五、六年间，无论是传世的作品，或见之于著录的作品，都未见他冠以清代顺治的纪年，这不能说是偶然的现象。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五月，项圣谟还创作了一幅《花学果图轴》，而就在这一年，这个对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并有强烈民族思想的诗人、画家与世长辞了，终年六十二岁。前一年（1657年）他还曾到苏州一带旅行，并有许多作品问世，他创作精力还十分旺盛，很可能他是得了重病而死的。死后，他的同乡好友曹溶（字秋岳，号倦圃）有挽诗写道：“狼藉江南麈尾春，井床梧影碧嶙峋。风前无复闻长啸，真作荆关画里人。”对他的死，怀着无限的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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