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枢的人物生平

阿合马的人物生平~

阿合马早年生平不详，只知他是察必皇后的父亲按陈那颜的陪嫁奴隶。中统三年（1262年），忽必烈任命他兼管中书左右部，兼任诸路都转运使，专门委任他处理财政赋税方面的事。阿合马上奏忽必烈下令分条规划，向各路运司宣布晓谕。中统三年（1263年），因为河南钧州、徐州等州都有炼铁设备，请朝廷授予宣牌，以振兴冶炼的利益。忽必烈把开平府升格为上都，又任命阿合马为同知开平府事，兼管中书左右部照旧不变。阿合马上奏请求任命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管已经清查到的三千户没有户籍的百姓，加强炼铁行业，每年上缴铁一百另三万七千斤，用这些铁铸锻农具二十万件，换成粮食上缴给公家的一共有四万石。 至元元年（1264年）正月，阿合马上奏说：“太原的百姓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各地百姓贪图他们的盐价钱便宜，争相购买食用，解州的官盐因此而卖不出去，每年上缴的盐税银子只有七千五百两。请朝廷从今年开始增加太原的盐税银子五千两，不论和尚、道士、军士、匠人等各户、都要分摊缴纳盐税，民间通用私盐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方便。”这一年秋天十一月，裁撤领中书左右部，合并到中书省，越级任命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官阶为荣禄大夫。 至元三年（1266年）正月，设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的身份兼任制国用使司的事务。过些时候，制国用使司上奏：“把东京每年纳税所得的质地稀疏恶劣不能使用的布，就在当地用来买羊。真定、顺天的金银不合规格的，应当重新冶铸。别怯赤山生产石绒，把它织成布，用火不能烧着，请求派遣官员加以开采。”又上奏说：“国家的费用支出名目多数量大，今年从皇上回京以后，已经支出了纸币四十万锭，恐怕明年会不够开支，应当酌量节约使用。”十一月，制国用使司又上奏说：“桓州峪所开采的银矿，已经有十六万斤，每一百斤可以得到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要的支出，可以出售锡来支付。”忽必烈全都同意制国用使司的请求。至元七年（1270年）正月，设立尚书省，裁撤制国用使司，又任命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的为人，智谋多而善于言辞，以功利和取得的效益自负，人们都称赞他有能力。忽必烈急于使国家富起来，就试着让阿合马办事，很有成绩。又看到阿合马和丞相线真、史天泽等争辩，阿合马屡次有理由使他人屈服，由此而对阿合马的才能表示惊奇，授于他政治大权，对他的话无不听从，却不知道他的专权任性越来越厉害了。丞相安童容忍了很久，上奏忽必烈说：“臣下最近上奏说凡是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应当各按照通常的制度向皇上奏事，其中的大事要经过臣下等人议定再上奏，已经得到圣旨允准。现在尚书省所有的事情都直接上奏，似乎违背了臣下我以前向皇上的奏报。”忽必烈说：“你所说的话的确很对。难道阿合马由于朕对他很信任，敢这样办吗？他不和你商议是不对的，应当像你所说的那么办。”安童又上奏说：“阿合马所任用的部下各官，左丞许衡认为大多任用不当，但已经得到圣旨让他咨请中书省宣布，如果不给，恐怕将来会有别的话。应当试验他的任用的人是否有能力，时间一长就会自然明白。”忽必烈认为安童的话有道理。五月，尚书省上奏要求清查全国的户口，后来御史台认为现在到处在捕捉蝗虫，百姓劳苦，清查户口的事情应当稍稍缓办。于是就停止不办。 元朝开始设立尚书省的时候，有圣旨说：“凡是加以考核选举的大小官员，由吏部拟定他的资历，呈报尚书省，由尚书省咨送中书上奏。”到这时，阿合马提拔他自己的人，不经过吏部拟定，也不咨送中书省。丞相安童因此上奏，忽必烈命令去问阿合马。阿合马说：“事情不论大小，统统委任给臣下，所任用的人员，臣下应当自己挑选。”安童因此请求：“从今以后只有严重刑事以及调任上路总管，才归臣下管理，其余的事情一并交给阿合马，以便事情职责分明。”忽必烈都同意了。至元八年三月，尚书省再次把清查核实户口的事情上奏请求分条规划下诏通告全国。这一年，上奏请求增加太原的盐税，以纸币一千锭为经常的数额，仍然让本路兼管。至元九年（1272年），忽必烈把尚书省合并于中书省，又任命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至元十年（1273年），又任命他的儿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右丞相安童看到阿合马专权一天比一天厉害，想补救这个弊病，就上奏说大都路总管以下的官员大多不称职，请求派人代替他们。不久又上奏说阿合马、张惠，仗着宰相的权势会经商，以此一网打尽了天下的最大利益，严重的毒害百姓，使他们走投无路而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阿合马说：“是谁编出了这些话，臣下等要和他在朝廷上辩论。”安童进奏说：“尚书省的左司都事周祥，中木谋取暴利，罪状十分清楚。”忽必烈说：“像这样的人，征收完毕以后应当公开罢免他。”后来枢密院上奏请求让忽辛同企枢密院事，忽必烈不答应，说：“他是个胡商，一般的事情还不懂得，又哪能让他承担机要事务的责任呢？” 至元十二年（1275年），伯颜领兵攻打宋朝，渡江以后，捷报一天天传来。忽必烈命令阿合马和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陈汉归、杨诚等人，商讨在江南推行盐法、钞法和贸易药材的事情。阿合马上奏说：“姚枢说：‘江南地区的交会如果不能通行，一定会使普通百姓失去安身之地。’徒单公履说：‘伯颜已经张帖告示明白说明不兑换交会，现在急急忙忙推行，就是在百姓中失去信用。’张文谦说：‘是不是可行，应当向伯颜询问。’陈汉归和杨诚都说：‘把中统钞交换江南的交会，有什么困难的？’”忽必烈说：“姚枢和徒单公履，不懂得掌握时机。朕曾经把这件事问过陈岩，陈岩也以为宋朝的交会应当尽快更换。现在商讨已经决定，就按你的话办。”阿合马又上奏说：“北方的盐和药材，姚枢和徒单公履都说可以让百姓自由贩卖。臣等认为，这件事如果让普通百姓去干，恐怕会造成混乱不统一。准备在南京、卫辉等路统一征购药材，从蔡州运盐二十万斤，禁止各种人员私下互相贸易。”忽必烈说：“好！就这么办。” 阿合马又说：“近来由于征集财物以代价军用，减免在编百姓的征税，又裁撤转运司官，让各路总管兼管按额征税，以至于国家的用度不足。臣下以为不如查验户口数字的多少，远处的归到近处，设立都转运使，估计情况增加过去的税额，选择清廉有能力的官员分别办理这件事。应该由公家和私人冶炼铸造铁器，而由官方设局专卖；仍然禁止各种人员不得私造铜器。如果这样，就能使百姓的财力不会穷尽，而国家的用度也能充足了。”于是就上奏设立各路转运使，任命亦必烈金、札马刺了、张暠、富珪、蔡德润、纥石烈亨、阿里和者、完颜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刺沙等人为转运使。有一个叫亦都马丁的人，由于亏欠公家的银钱得罪罢官，死了以后，亏欠的还有很多没有还清。中书省上奏商讨处理办法，忽必烈说：“这是有关钱财粮食的事，去和阿合马商讨。” 正元十五年（1278年）正月，忽必烈因为西京发生饥荒，发出粮食一万石加以赈济，又告诉阿合马应当广为贮藏积蓄，以准备缺乏。阿合马上奏说：“从今以后，御史台如果没有禀告尚书省，不能随便召见管理仓库的官吏，也不能随便查究银钱谷物的数字。以及集议中书不到的，就要判罪。”他阻挠压抑监察部门就是这样。同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上奏说：“起先由于江南官员人数过多，担任的人也多不能称职，就命令阿里等人区别淘汰他们。现在已经明显地有了证据，却蒙蔽不向朝廷上奏，这是欺君罔上。杭州地方广大，所负的责任不轻，阿合马为私自的感情所迷惑，竟把他没有出息的儿子抹速忽充当达鲁花赤，掌握虎符，这难道是衡量才干而授以责任之道？”又说：“阿合马起先自己表示请求免去他子弟的官职，可现在身为平章政事，而他的儿子以至侄子有的担任行省参政，有的担任礼部尚书，将作院达鲁花赤，领会同馆，一门之中都处在重要地位上，自己违背过去说的话，于公道有亏。”忽必烈下旨全都加以罢免，但始终不把这当成阿合马的罪过。忽必烈曾经对淮西节度使昂吉儿说：“做宰相的人，要明白天道，察知地理，竭尽人事，兼有这三方面的人，这才是称职。阿里海牙、麦术丁等人也不能担任宰相；回回人中间，阿合马的才能足以胜任宰相。”他为皇帝所称道就是这样。 至元十六年（1279年）四月，中书省上奏请求设立江西榷茶运司以及各路的转运盐运使、宣课提举司。没有多久，任命忽辛为中书右丞。至元十七年（1280年），中书省上奏说：“阿塔海、阿里说，现在设立宣课提举司，官吏数字达到五百人，左丞陈岩、范文虎等说他们搅扰百姓而且侵吞偷盗官府钱财。请求加以罢免。”阿合马上奏说：“过去有圣旨把江南粮食数字登记造册，屡屡发文索取，但不把实情报告上来，臣下于是就同枢密院、御史台和朝廷大臣各位元老一起商讨，认为设立运司，官员多而俸禄重，应当在各路设立提举司，都省、行省各委派一个人担任这一事务。现在行省还没有委派人，就请求裁撤，又把过错归于臣下等人。然而臣下所委派的人，有的到任才两个月，如果计算他们侵吞了共有一千一百锭，以他们管理的四年时间比较起来，又应该是多少呢？现在设立提举司，不到三月又加以裁撤，难道不是害怕他们非法的弊病败露，所以抢先自己奏请以消灭痕迹吗？应当下令让御史合派遣能干的人一起去，凡是有违法的行为，一条条据实奏报。”忽必烈说：“阿合马所说是对的，命令御史台选择人员前去查办。如果自己能够证明自己是清白的，这样才能责备别人。”阿合马曾经上奏应当设立大宗正府。忽必烈说：“这件事难道是你们这些人所应当说的，这是朕的事情。然而宗正这个名称，朕还是没有听说过，你的话很对，要想一想。” 阿合马要清理计算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帖木儿设立行省以来所有的钱粮数字，上奏派遣不鲁合答几、刘思愈等前去清查，查到了他们擅自调换朝廷任命的官员八百人，擅自分设左右司官以及铸造铜印等等事情，上奏。忽必烈说：“阿里伯等人用什么理由来解释？”阿合马说：“他说行省过去就曾要铸造官印了。臣以为过去因为江南没有平定，所以能根据情况自己处置，现在和过去情况已经不同。他们又擅自支付粮食四十七万石，上奏裁撤宣课提举司。等到中书省派遣官员清理计算，征得纸币一万二千锭挂零。”阿里伯、燕帖木儿两个人最后竟因此被杀。 当时阿合马在位时间很久，更加肆意贪婪骄横，拉扯提拔奸党郝祯、耿仁，一下子迁升到和自己同在中书省任职，阴谋勾结，专门从事蒙蔽皇帝，积欠的赋税不加免除，百姓们逃亡迁移，京兆等路每年收入赋税达到五万四千锭，还是认为不是实际情况。百姓有近郊的良田，就抢夺据为己有。暗地里接受贿赂，表面上做得执法严明，朝中百官互相用眼神表示不满，但没有人敢于明白议论。有一个值宿禁卫的秦长卿，激昂慷慨地上书揭发他的种种罪恶，竟然被阿合马所谋害，在监狱里把他害死。 忽必烈：“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牙、麦术丁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 马亨：“交钞可以权万货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贾擅之，废法从私，将何以令天下？” 秦长卿：“臣愚赣，能识阿合马，其为政擅生杀人，人畏惮之，固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赀，觊觎非望，其事似汉董卓。《春秋》人臣无将，请及其未发，诛之为便。” 宋濂：“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 柯劭忞：“司马迁以利为害之源，然懋迁有无，肇于有虞，管仲、范蠡用货殖伯齐、越二国，无他，利天下则为利，反是则为害也。世祖才阿合马，擢为宰相。阿合马死，卢世荣继之。世荣死，桑哥继之。三凶传屰，病国厉民，厕酷吏以重位，陷正人以刑纲，视汉、唐聚敛之臣，其毒尤甚焉。呜乎！蒙古有中原五六十年，政无纪纲，遗黎殆尽。世祖践阼，思大有为于三下，黔首喁喁，正延颈归命之时，乃用贪狠匹夫，钻膏剔髓，以剿民命，迨穷奸稔恶，始婴显戮，而苍生之祸已烈矣。司马迁之言，岂不信欤！”

姚燧（1238—1313）字端甫，号牧庵，洛西（今属河南洛阳）人，祖籍营州柳城（今属辽宁朝阳）。他的祖先在辽金两代做过高官，伯父姚枢，金亡后仕蒙，后来加入忽必烈幕府，是元初著名的汉族儒臣。姚燧三岁那年父亲姚格亡故，伯父姚枢收养了他，并对幼年的他非常关切，要求也十分严格。在为姚枢撰写的碑文中，姚燧曾云：“燧三岁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暗，教督而急。”这引起了有“关西夫子”之称的河南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奂的关注。杨奂卒前，将其次女许醮与姚燧。这一段时期，在姚枢指导下，他主要学习了《小学》、《四书》。十三岁，姚燧在苏门山（今河南辉县市境内）认识了前来拜访姚枢的元代大儒、著名理学家许衡。十八岁时，他在长安正式拜许衡为老师，学习理学。史称许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又能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姚燧从许衡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再加上他学习刻苦，长进很快。可以说在许衡等的影响下，姚燧前期主要以理学者的面目出现，这对他后来成长为一个文学家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姚燧文学思想中的理学因素和许衡有很大关系，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二十四岁，姚燧“始取韩文读之”，深为其古奥硬朗、雄刚昂仰的风格所吸引，这使他对当时文坛承袭金文，宗宋尚苏而流于滑易骫骳的文风更加不满，决心通过自己的实践走出一条变革文风的路子来。至元八年（1271），许衡因与权臣阿合马不合，辞去中书左丞，转任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开国子学，择蒙古弟子以教。他奏召十二弟子为伴读，分置各斋，为斋长。姚燧为其中一人，遂应征至大都。十二年，姚燧被任命为秦王府文学，从此走上了仕途。此后的五年中，他随元军到地方去安辑人民，兴办学校，致力于抚平元宋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这五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五年三人蜀，十病九归秦。”诗句中流露出无限怀念之情。至元十七年，姚燧除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对无罪误人和连累关押在狱者，“皆纵释之”，“人服其明决”。后三年，转任山南湖北道按察副使，于次年按部澧州，赈灾济民，兴利除弊，“孜孜如弗及”。仕途经历使他看到当时官僚的腐败黑暗，也使他认识到战争给社会造成的百业凋零、满目疮痍的巨大破坏，他深深体味到当时民众所处的苦难境地。至元二十三年（1286）夏，朝廷以翰林直学士征召他。此后他又断断续续地任过大司农丞、翰林学士、江东廉访使和江西行省参政，都以尽职尽责著称。大德十一年（1307）冬，姚燧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大也是最后一次转机：元廷仿汉征四皓故事起用姚燧为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主修《成宗实录》《武宗实录》。久于文坛，又至此高位，使当时的文人对他的修史为文多推崇有加，奉之为文坛盟主。姚氏馆内名人出入（如阎复、胡祗遹、尚野、吴澄、袁桷、邓文原、元明善等），跟随他学习古文的也云集影从（如张养浩、贯云石、孛术鲁翀、李泂、谢端、李之绍、刘自谦等），真可谓是门庭若市，象笏满床，国内域外都以求得姚燧文章作为荣耀。至大四年（1311），武宗、成宗《实录》终于修成，进之后不久，姚燧得告南归。皇庆二年（1313）九月十六日，卒于家中，享年七十六岁，元廷谥之曰文。为政之暇，和古代的传统文人一样，姚燧也喜爱游历山水。在《别丁编修序》中，他说：“自历荆宪至今，其间望舒二十四弦晦。居府者三之一，而水陆舟马周历乎澧峡、归、鼎五州七县者反居三之二焉。其于江山之清驶奇峭，人才之标特秀异，实若富于心中。”在《圣元宁国路总管府兴造记》中，他又说：“燧思士生文轨混同之时，亦千载之旷遇，江山之形胜，风土之微恶，民俗之浇淳，必一就观。”姚燧一生南北迁徙数次，足迹几遍中国。今天可以考知的有长沙、武昌、龙兴、九江、彭蠡、铜陵、湖口、岳阳、金陵、杭州、旌德、江州、会稽、吴城、扬州等地，其中武昌、龙兴、吴城等地他都到过多次。秀丽多姿的山水风光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不但扩大了他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也陶冶了他的情操和品格。在游历中，姚燧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也使他的散曲小令带上了民间色彩。姚燧出身名门，师从硕儒，这种环境再加上天性和才气，使得他恃才放旷，颇为自傲，养成了豪迈耿直的个性。他推崇唐代“名满天下，英风豪气人莫能比”的大文学家、书法家李邕，《元史》记他“然颇恃才，轻视赵孟頫、元明善辈”。元代前期高丽沈阳王父子，连姻帝室，用财货结交朝臣，许多大臣都为之所动。至大年间，姚燧做了翰林学士承旨，名倾京师，当时的文人名宦多以求文为事，“其不得者，每为愧耻。”附庸风雅的沈阳王父子于是也向姚燧求为诗文，并赠送财宝。姚燧鄙视当时朝臣的贪婪失志，也看不起沈阳王父子唯事货赂的行径，没有答应。这最终导致朝廷降旨，他才勉强作文应付。沈阳王父子得文后十分高兴，当即赠送币帛、金玉、名画，多至五十筐。姚燧平素非常喜爱搜集古玩名画，但是这次他却立即将其分给了属官、吏胥和侍从，留下金银送给翰林院做费用，自己丝毫不取。有人不解，他说：“彼藩邦小国，唯以货利为重，吾能轻之，使知大朝不以是为意。”充分反映了一个大国朝臣的器识和风度。后世修史者称赞他“器识豪迈过人”。为了统治需要，蒙古贵族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优礼政策。元初，佛道二教都相当盛行。当时北方的寺院道观鳞次栉比，门派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各个派系都出现了许多名声远播的大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姚燧既负一世之名，自然免不了奉命为佛寺撰写碑记，但是他却往往在文中公开声明自己是儒者，撰写碑文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燧学儒者，未尝知为佛氏之言”，“燧性颛蒙，于周孔书，童而习之，白首不知其源，矧于佛书？未尝一望其涂涯，岂敢妄为曰知？然以压于储皇之命，不敢礼辞，故惟即夫赐田以言。”自觉地与佛学划清界限。不仅如此，他还借此机会批评元代佛教泛滥、寺院林立、僧徒众多的状况，如《重建南泉山大慈化寺碑》、《储宫赐龙兴寺永业田记》等，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勇气。终于，在他七十四岁那年发生了“磨平淮碑”事件。这一年，他奉元武宗之命撰写了《崇恩福元寺碑》，文中有“祝发与前圣往矣，于佛焉依”等语。当时的一些僧人认为“祝发”是谩骂出家人，“焉”是疑问词，表示否定，他们对这非常恼火，把它诉诸太后。这件事后来经李宗师等据理力争才免于追究，但还是磨平碑文，转由他人别撰。位至光显而依旧个性耿直，刚烈不屈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其不见容于朝是必然的。恐怕这也是他每每任职不久就辞职的原因之一。做为一代文豪，与元代社会风尚相合，姚燧的性格又具有风流洒脱的一面。宴席之上，酒酣神爽，赋诗酬文，他都表现得颇为豪放洒脱，流露出风流疏宕的个性。受世俗放荡风气的影响，姚燧也时常出入秦楼楚馆，有过一段狎妓生活。从今存资料看，与姚燧交往的大多是色艺双全的名妓。《青楼集》里就载有他和阎复等人常于“能诗词，善谐笑，名重京师”的乐妓张怡云的海子家中小酌、弹饮的佚闻。而今存作品中，这方面的记载也有不少，词〔浪淘沙〕《赠重阳奴》和散曲〔越调〕《凭阑人》等就是代表。姚燧身居高位，在与同僚们宴饮时，自然也不乏歌妓侑酒的场面。在一些诗词中，他也写到这一点，表现了他风流洒脱的个性。在与歌妓的交往中，姚燧同情她们，尊重她们，理解其不幸的处境，也为她们鸣不平。他在大都任翰林学士承旨时，偶于宴席中，遇到一位秀丽娴雅的歌妓，微操南音。姚燧把她招到席前，问之再三，终于得知她是宋儒真德秀的后人，因父亲官微禄薄无法偿还公债而被卖入娼家，于是他派人请求丞相为之落籍。事后又把她以女儿的身份许配给他熟悉的一名史官。这件事在京师被人传为盛事，嘉兴县阙为此曾赋诗三百余言。《辍耕录》以“玉堂嫁妓”为名完整地记载了此事。

姚枢，字公茂，本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后迁洛阳（今河南洛阳） 。其先祖作为后唐的使者出使契丹，不知什么缘故留居其地，遂落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100多年后，姚枢的祖父和父亲先后担任金国中下级官吏，其家辗转回到中原。姚枢生长于洛阳， 金末，他父亲姚渊调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乃徙家于许”。
姚枢自幼读书刻苦，自期甚高，当时闲居许州的名士宋九嘉对他倍加赏识，认为他有“王佐略”。
这个时候，在蒙古军队长鞭的频频抽打下，金朝已是风雨飘摇。公元1232年，蒙古军攻破许州，姚枢被迫出逃。这时，宋九嘉已出任蒙古官职，姚枢就到燕京（今北京）投靠他，宋九嘉将他推荐给了名臣杨惟中。
所谓“英雄惜英雄”，当时姚枢32岁，杨惟中只有27岁，两个青年才俊相互欣赏，杨惟中很快推荐姚枢前往漠北，觐见窝阔台。那会儿漠北没有汉人士大夫，窝阔台“喜其来，甚重之”，留他在身边数年，姚枢因此熟知了蒙古的风俗和文化。 1235年，皇太子阔出统兵攻宋，姚枢受诏从杨惟中随军出征，到汉地求访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类人才。这是姚枢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演出，可说极其成功，他以睿智的目光和果断的行动，对历史的演变发挥了深刻的影响。
姚枢深知自己此行的意义，在血腥而无序的战争中，他敏锐而专注地履行使命。蒙古军破枣阳，主将欲坑杀姚枢搜罗的各色专门人才。在他的全力保护下，这些人脱逃“入竹林间，尽免于死”。
不久，蒙古军又打下德安（今湖北安陆），“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其时，姚枢还没有能力制止滥杀，但他拿着窝阔台的诏书四处奔走，尽力解救身着儒服的人，其中一位叫赵复的人言谈不俗，慧眼独具的姚枢当即将赵复带在身边，与他同吃同住。不久，姚枢亲自护送赵复北至燕京。为“传继道学之绪”，在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下，姚枢协助杨惟中在燕京创立太极书院及周子（周敦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请赵复为师，选俊秀有识者为道学生”，从学者达百人之多，由是，理学在北方传布日广。而姚枢“首受其学”，成为赵复的第一个学生，精心研读“程朱二子性理之书”，很快成为阐扬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
理学产生于北宋，但随着大宋南迁，该学派主要人物流落江南，传承到朱熹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理学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理论表现，但这种新兴的学术，在北方却没有多少回响。金和南宋对峙百年，导致南北“声教不通”，金朝的儒士崇尚汉代经学的章句注疏，“学文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
而在公元1235年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姚枢发现、保护、推荐了赵复，瞬间打开一扇南北文化交流的大门，程朱理学由此在北方广泛传播，令北方儒士沐浴在耳目一新的学术空气中。当时人评价说：“北方知程朱之学，自（赵）复始。”而黄宗羲之子、明末清初经学家黄百家回望历史烟云，也曾感慨道：“自赵江汉（赵复号江汉先生）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
由于姚枢、窦默、许衡等人的努力，元朝尊信程朱，将理学定为官学。此后，明清承续元代，也以程朱之学为官学。当初，姚枢发现、救护赵复，只是一点灿烂的星火，但因缘际会，这点星火竟成燎原之势。 公元1241年，40岁的姚枢命运发生一次重大转折，这成就了他与辉县百泉的一段缘分，也成就了他与许衡、窦默等大儒之间的情谊。有时候，生活的转变来得出人意料。40岁，大笔的贿赂摆在姚枢面前，因无法拒绝，他只好选择了转身离开。
那年，窝阔台任命姚枢为“燕京行台郎中”。“燕京行台”也叫“中州断事官”，是蒙古汗国总理汉地政务的官职，当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花剌子模人牙鲁瓦赤，此人经商出身，性喜货贿，为了不得罪他，各地官员和掌握兵权的“世侯”竞相往燕京送银子。大约为了堵住姚枢的嘴，牙鲁瓦赤常把贿赂分一份送给他。姚枢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想要，但顶头上司又得罪不起，洁身无门，只好放弃一切，挂冠而去，携家小迁至辉州苏门（今辉县北苏门山，百泉即在该山下）隐居。
来到苏门后，姚枢的生活是简朴的，没有了燕京城的高堂华屋，他“诛茅为堂”，盖起了茅草屋，然后出资垦荒田数百亩，“修二水轮”灌溉，让自己的生活有了基本的着落。随后置家庙，奉祠四世堂龛，“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自己“终日危坐”，潜心研读程朱之书，如醉如痴。那时北方长期战乱，各种书籍相当缺少，刚刚从南方传来的理学典籍更是匮乏。苏门山下，姚枢亲自从事小学、四书的刊行，还动员朋友出资刊刻图书，散发到四方。
这时，“江汉先生”赵复已彻底从人间隐匿。出生于南方的赵复，与杨惟中、姚枢等人不同，他的“华夷之辨”观念十分强烈，心向南宋，不愿事元。忽必烈曾召见他，问道：“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答道：“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虽然在姚枢的劝说下，他前往燕京传授程朱理学，但一年后就隐居起来。没有了赵复，执著的姚枢就成了北方理学传播的核心人物，前来求学问道的人数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成为大儒的许衡和窦默。
姚枢隐居苏门山时，许衡已30多岁，也是一位老师了，他闻讯前来拜访，读到“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顿觉眼界大开，兴奋得“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遂敬信如神。回去后，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去我教你们的都不对，现在我才知道了进学之序！”不久，许衡就带着家人和学生迁至苏门，与姚枢“相依以居”。
另一位饱学之士窦默也前来隐居，与姚枢、许衡等人“慨然以道为己任”。他们过从甚密，经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从学者甚众，辉县一时星光闪耀，成为理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在北方名声极为响亮，名士王磐受窝阔台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学生转至姚枢处从学。
这段研读岁月长达十年，姚枢、许衡、窦默后来都卓然而成大家，并且都受到忽必烈的重用。 姚枢隐居辉县之时，并没有考虑自己的仕途。在苏门山下，他“读书鸣琴，若将终身”，悠然自得，似乎要终老于林泉。
公元1250年，忽必烈派人前来征召，50岁的姚枢慨然允诺，走下苏门山，走出百泉，再次前往漠北。
初到漠北，忽必烈“时召与语”。这是一种试探，姚枢没有错过机会，他上书数千言，总的要领是劝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
姚枢首先谈形而上的，“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然后是形而下的，谈改革时弊的要务，多达三十条，包括立省部、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重农桑、修学校等。各种建议都论及具体实施的方略，“施张之方，其下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忽必烈大感惊奇，“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姚枢在忽必烈跟前一出手，很快赢得了信任。这一点很重要，与君王交往，信任是第一位的，韩非子在《说难》中，曾以“智其子而疑其邻”等一系列故事，反复地说明这个道理。再有能耐的人，也只有获得了信任，才能获得施展的空间。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的儿子。姚枢到达漠北时，他还只是位普通的藩王，但此人胸有大志，身边已经聚集了一批智谋之士，这是姚枢毫不犹豫地应他征召的重要原因。以后，在蒙古汗国的大舞台，他凭借着杰出的洞察力，一次次让忽必烈避开灾难，走上坦途。
一年后，在蒙古王族的权力之争中，忽必烈之兄蒙哥取得蒙古汗国大汗之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汗将漠南汉地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
对于早已“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来说，这是多年梦想一朝得圆的时候。他大喜过望，大张筵宴，与幕府众多谋士、名流庆贺。对于整个忽必烈利益集团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因此众人都忘乎所以，兴高采烈，“奉觞称贺”，独姚枢坐于席中，默然无语。
待至席散，众人皆出，忽必烈让人留住姚枢，问道：“众人在席间皆作贺词，你独默然而坐是什么缘故？”姚枢等的就是这一问，他直截了当说出心里话：“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下子，轮到忽必烈“默然”了。姚枢继续说道：“以后大汗身边的人乘隙进谗言，大汗必定疑心、后悔，因此将夺了你的权。不如只接下兵权，将行政权力交回，请大汗派出相关机构掌管。这样才势顺理安。”
这番话，估计令忽必烈听得一头冷汗，他肃然答道：“虑所不及也。”恍然大悟之后，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自古君权的排他性都会产生惨烈的后果，自相残杀的事例不胜枚举。随着忽必烈在汉地站稳脚跟，声望日隆，蒙哥汗也扫清了异己，对亲弟弟的猜忌之心，顿时强烈起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在忽必烈掌管漠南兵权的第二年，蒙哥汗大封同姓，命忽必烈于南京（今开封）、关中自择一处，以为封地。忽必烈与众谋士商议，大家计议不定，姚枢道：“开封一带逼近黄河，水道迁徙无常，土薄水浅，四处有盐碱地，不若关中深居腹地，险要可恃，土地肥沃，古名天府陆海。”忽必烈遂愿处关中。
过了一段时间，蒙哥汗对忽必烈说：“关中虽好，但人户寥落，所得财赋，你如何够用呢？我瞧怀孟一带地方，人烟很是稠密，如今也归你掌管，方可以调剂得平。”忽必烈招纳人才，精心治理，这两个地方后来都成了他的根基。
这一年，姚枢再次上书忽必烈，分析了公元1235年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种种失误，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唯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这不仅造成了南宋人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这决不是安邦定国之策。他建议，变春去秋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等到边备充实，方可有大的作为。
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施行姚枢的这一策略。当时立经略司于开封，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去则耕种。随后，又接受姚枢建议，置都运司于卫地，通过黄河转运粮草，不一、二年，河南大治，成为蒙古军日后进攻襄樊的根据地，也成为忽必烈的重要根基。
忽必烈奉命征讨大理，在一次军中宴会上，姚枢讲了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大将曹彬攻占南唐后不杀一人，市不易肆的故事，委婉地劝谏忽必烈不要滥杀。忽必烈当时没有说话，第二天出发时，在马上大声对姚枢、也是对全军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忽必烈将“屠城令”改为“止杀令”。
忽必烈在汉地的一系列行动，尤其是他率军平定大理，既打通向南商路，又对南宋形成包围之势，使他的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但这样一来，便有了“功高镇主”、“尾大不掉”之嫌。
蒙哥汗身边的贵族，逐渐有人表示担忧，称“王府（指忽必烈）得中土心”，告发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公元1256年，蒙哥把看不顺眼的堂叔、堂婶、堂兄弟拾掇完毕，听着越来越多的闲话，开始对亲弟弟有了猜忌之心。他指派亲信阿蓝答儿到忽必烈封地，设置专门机构“钩考局”，借经济问题开始说事。倚仗蒙哥汗声威，阿蓝答儿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这两位是最为著名的汉将，在朝廷有强硬的后台）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
这一切，显然是冲着忽必烈来的。忽必烈与蒙哥的关系顿时令人猜测万端。姚枢对此洞若观火，深知个中险恶，关键时刻，他为忽必烈条分缕析：“大汗君也，兄也；大王弟也，臣也。这事没法儿计较，远离朝廷本来就容易遭受不白之冤。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消除大汗疑忌，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他向忽必烈建议，请他将自己的妻子和世子送到首都和林，送到蒙哥汗的眼皮底下，在那里长期定居，以表明忠诚心迹，这样，蒙哥汗的疑忌自然会解除。
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回到大汗身边，彻底解除他的猜忌。忽必烈思考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
这年十一月，忽必烈先后两次遣使觐见蒙哥，表白自己愿意“归牧”漠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端一杯酒站着敬献哥哥，恭恭敬敬行了礼退回座位，然后再次敬献一杯酒，再退下来。等他第三次去献酒，蒙哥汗的眼泪潸然而下，忽必烈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淌，他想为自己告白，蒙哥汗却伸手制止了，两兄弟张开双臂相拥在一起。随即，蒙哥汗下令撤销“钩考局”。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漠北。
在漠北闲居一年后的公元1258年，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连连失利，蒙哥想到那个被自己委屈了的能干的弟弟，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其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公元1259年，蒙哥汗战死于四川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县）钓鱼城。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闻听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他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南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公元1260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得到各路蒙古贵族拥戴，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随后发生的一件大事，再次显示了姚枢惊人的洞察力。称帝后，忽必烈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也自称大汗的阿里不哥，这时，用兵山东的世侯李璮发动兵变。在兵变前一个多月，李璮送到燕京当人质的李彦简悄悄逃走，忽必烈闻讯马上召姚枢商议，要他预测李璮动向。姚枢认为，对方兵变后有上中下三策可供选择，“使乘吾北征之隙，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
事态的发展证实，姚枢的预见极其敏锐、准确，为忽必烈的及时决策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在姚枢后人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铭里，称赞他“不固富贵，进退礼敬……故不取耻当时”。这段话曲折地暗示，姚枢晚年的遭际并不十分理想。
忽必烈的潜邸（即位前的府邸）时期，姚枢是他最倚重的智囊之一，但在忽必烈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他却始终没有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因此没有显著政绩。这不太符合人之常情，原因何在呢？
有史家探讨这一问题，认为根本在于姚枢是一个“儒者”，“以道为己任”的人生态度，使他不愿追逐“功利成效”，更注重安定天下，节用爱民。 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文人具有的正直的品格和道德操守与东汉末年曹操的大谋士荀彧如出一辙，他们的晚年竞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忽必烈登上皇帝宝座后，情形发生了变化。为了与弟弟阿里不哥抗衡，忽必烈亟须增扩中原财赋。这个时候，倡言舒缓民力、“藏富于民”的理学派儒臣，就不是他眼中最合适的大臣人选了。他起用了汉人王文统，此人精权术，擅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被窦默等人斥为“学术不正”，却善于理财，“敷对明敏”。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忽必烈对他十分宠信。
1261年（中统二年），王文统请奏忽必烈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同时任命姚枢的朋友窦默和许衡为太子太傅与太子太保。表面上是对三人非常尊崇，实际上是把他们捧到不能再任平章政事之类职位，三公三孤，照例职位高于丞相之上，却无实权。姚枢与窦默、许衡一齐恳辞，对元世祖说:“陛下还没有立太子，我门当谁的太师？谁的太傅、太保？”忽必烈就改任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
不过，王文统是李璮的岳父，李璮之乱发生后，他因有牵连被诛。王文统死后，元世祖诏任姚枢与左三部尚书刘肃同商议中书省事。实际上是任命姚枢参议中书省的机密与决策。一年后， 姚枢又任中书省左丞(左丞相的地位虽然低于右丞相和平章政事，却有实权，比同商议中书省事升职一级)。
因李璮之乱，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他虽然任命姚枢为中书左丞，但同时提拔出生在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阿合马为中书平章，主持工作。
姚枢官至左丞相，似无赫赫之功，但实际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姚枢作了不少很有建设性的事，如设立枢密院，建议元世祖诏令将汉军分为十个“奥鲁”。每一个“奥鲁”设一个总管府；从此不再隶属“万户”，敕令凡奥鲁内有“万户”的“弟男”及“私人”皆罢除。所谓“弟男”、“私人”就是因战争被俘虏而成的奴隶。这一敕令，也是一大德政。 　　姚枢还策成了多件要事，如设立新条格(标准)、省并州县、核定官吏员数、品级、职务。改燕京为中都，与上都开平同为京城、改年号为至元、大赦天下。诏蒙兀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掌印官)，汉人为总管，回回人(包括畏吾儿与其它各国家回族人)充同知，“永如制”等等。 　　可惜，之后不久，姚枢因敌不过阿合马的恶势力被外调，“以左丞、行省西京平阳等处。” 就是带相衔先后到河南、山西等地主持地方工作。随后，元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费用浩繁，长期需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此大背景下，讳于言利、主张节用爱民的理学派儒臣更加不合时宜，姚枢曾被忽必烈斥为“不识事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一班“聚敛”之臣，因此得到重用。
除了“不识事机”，姚枢还有一点颇招忽必烈烦。他以传播、显扬理学为己任，对蒙古贵族常欲“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结果招致忽必烈反感，这很可能是他被逐渐疏远的原因。
不过，已做了中原王朝皇帝的忽必烈还是离不开姚枢。他先后任用姚枢主持修订典章制度和各种礼仪，在元朝基本建设层面上，姚枢仍然贡献巨大。
1268年（至元五年）姚枢才被调回京城，任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事：“同议中书省事”。1273年（至元十年）才被任为“昭文殿大学士”。
姚枢晚年得了心脑血管病，大约在公元1275年的一天，他正在朝廷说事，突然倒在忽必烈面前。经太医紧急救治，他缓了过来。
公元1278年，姚枢病逝于大都（今北京），谥曰文献。 遗命子孙将辉县作为他永久安息的地方。为了守护祖先的墓茔，他的一支后裔生活在这里。元成宗即位后，加赠嘉猷程世旧学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鲁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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