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章龙的人物轶事

林育南的人物轶事~

南京舌战陈立夫林育南被捕的第三天，巡捕房将他移交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关押期间，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将林育南作为“首犯”进行了审讯，但一无所获，之后，敌人又将他押送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中共中央政治局得知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的消息时，曾避着王明指示中央特科进行营救。中央特科马上组织数名精干的便衣武装人员，准备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与租界处劫车，但因敌人已有防备而未能成功。林育南一行被押到龙华时，正好被先入狱的柴云堂看见。柴在回忆材料中写道： 他们一行从东到西，站成一排队形。狱中的小和尚轻声对我说：“西边前排的第六人是林育南。”我一看，见他不过30岁的模样，头上着青黑色呢子礼帽，身穿青灰色长袍，中等身材，两眼闪闪发光，像射出怒火似的。一对眉毛像扇子一样掀着…… 36个“犯人”，被敌人戴上20斤重的铁镣后，分别关押在一、二、三号牢房里。 国民党对林育南的情况已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认为，捉住林育南就是抓了一个特大政治犯。因此，对他的看管、监视极其严密。 林育南虽然身陷囹圄，对生死却置之度外。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党的事业。为了将自己被捕的经过和情况告诉组织，他和李求实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通过秘密渠道转给了中央。 1931年1月底，他用暗语向同乡陆若冰写了一封信： 17日被累，23日转龙华司令部，戚妹如要见他，可于星期三12点至下午3点，以亲戚名义到龙华司令部看守所要求会晤湖北黄陂人李少堂（广告商人）即可。如第一次不允见，送来之物（他要小说书）定可交到，且第二次必要接见也。案关政治，女戚接见较便，请戚友放心可也，知注特闻。 陆若冰将这封信转给了中共中央。 与此同时，中央对林育南等人也极为关心，除经常派人以“李少堂”家属的名义探监外，还指示“互济会”给他们送去一些衣服、药品和钱。 中央的慰问和关怀，鼓舞了林育南的斗志，也更坚定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他在狱中的墙壁上画了一面红旗，然后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其他难友也一一效法，以此表达誓死不屈的信念。 国民党抓到了林育南，总想在他身上捞一点什么。尽管几次审讯未获任何结果，他们仍不死心。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出面对林育南进行“劝降”，然后登报宣传。 2月初的一天晚上，林育南被押解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他被带进一间又宽又大的办公室。一特务对他说：“你在这里坐一会儿，陈部长马上要来与你谈话。” 他坐了一会儿，陈立夫带着几名高级党工进来了。过去，林育南未与陈立夫见过面，只在报纸上看到过他的文章和照片。 陈立夫走到林育南身边坐下，然后自我介绍说：“我叫陈立夫。” 林育南瞅了陈立夫一眼，没有作声。 陈立夫笑了笑又说：“秘书长先生，你受委屈了。” “我不存在受什么委屈！” “秘书长先生，”陈立夫接着说，“你们共产党已不行了吧？” “谁说不行？” “嘿嘿，”陈立夫从沙发上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你们的党内讧外离，分崩离析，已到了一蹶不振之时。这一点，你比我清楚得多。尽管你们在东方旅社集会，想有所作为，实际上很难挽救这不振之势。本党为了爱护有所作为的青年人才，想方设法挽救你，并愿给你较好的出路。” 林育南鄙视地盯着陈立夫说：“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 陈立夫说：“你谈谈不同意的理由吧。” “很简单嘛，”林育南说，“你通过某人或某渠道，可能了解到共产党内的一些情况，但并不了解我们共产党人！” 陈立夫边摇头边说：“以秘书长先生的才华，本可为党国做大事，不知道你为什么迷上了一个完全是空想，又没有任何希望的共产党？” 林育南听到这里，气愤地站起来说：“陈立夫先生，我不允许你诬蔑、诽谤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列主义指导的革命政党，它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其宗旨是为人民谋翻身、谋福利。我们共产党人握有一种特殊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武器能推动历史前进并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我们还能用这种武器加强党内的团结，打倒国内的敌人。我们党担负着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重任，这是一个既伟大，又崇高的事业。这样一场艰巨而重大的革命，能不发生一点缺点和错误吗？能一点争论也没有吗？你把我们的正常争论说成是内讧、分裂，那是大错特错了！老实讲，我们在党内虽有争论，但对你们却是一致的。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目标也是一致的。目前，我们的党虽然还很弱小，还没有执政，它却是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又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党。” “秘书长先生，”陈立夫边摇头边说，“你们那几个人，在穷乡僻壤、山沟树林里，凭那几条破枪、几把锈刀能打倒我们国民党吗？” “能够打倒！” “你们的红军在荒无人烟、草茂林密的山上如同乞丐，还能打胜仗？我就不信你们共产党人有那么大的本事！” 林育南马上反击道：“目前，我们的红军由于你们的封锁、追击、围剿，生活的确很艰苦。但这种苦，我们能够克服，能够解决。同时，我们共产党人，包括党所领导的红军官兵对苦已有了准备，并把这种苦认为是革命胜利的必经阶段。我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苦过去了必是甘甜。将来苦的，必是你们国民党！”陈立夫轻蔑地一笑：“陈胜、吴广胜利了吗？李自成、张献忠胜利了吗？洪秀全从苦难走向欢乐了吗？你们共产党人想得很美，喊得很动听，那不过是痴人呓语罢了！” “我们不是陈胜，不是李自成、张献忠，也不是洪秀全！” “他们造反，你们也造反，怎么不是？” “部长先生，”林育南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我们是共产党！我们共产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有纲领、宗旨，有严密的组织和钢铁般的纪律，还有革命根据地。更重要的是，我们代表民众，有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我们有这些历代农民起义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陈立夫连连摇头道：“你们共产党人的言行，真是不可理解。” 林育南不愿再论战下去，对陈立夫说：“你们用专机将我弄到南京来，而且又有你这么大的官向我劝降，可谓费尽心机、用心良苦。为了不多浪费时间，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们花这么大的力气对我劝降，真是太天真了。你们要我放弃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的工作，作为对我安全的交换条件，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从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就已向我们敬爱的党宣誓，要保守秘密，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我现在虽然被你们关在狱中，但在狱外，有无数优秀共产党人还在英勇奋斗。可以肯定地说，要不了多久，共产主义之火必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燃烧起来，烧得你们无处躲避。胜利必属无产阶级，天下必属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林育南大义凛然，陈立夫尴尬无言。但他仍不甘心，又将手往上一扬说：“秘书长先生，你很年轻，只要与我们合作，你前途无量。来，合作吧！”林育南拒不伸手，并对陈立夫说：“我们信仰不一，道也不同，不存在合作的问题。” “秘书长先生，”陈立夫缩回手，又说，“你要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只有一次。你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不要六月天戴风帽——不识时务。你怎么不珍惜自己宝贵的生命呢？” “这我已想过了。俗话说，落在鬼手里，不怕见阎王。我的生命属于人民，属于我们的党。我想，只要我是为党而死，为人民失去生命，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我比那些只知道为自己私利苟活的人要高尚得多。” 在国民党内，陈立夫的理论知识是出类拔萃的。他原来以为，凭他的地位、资历、学识，劝林育南归顺国民党不成问题。没有料到，劝降一开始，林育南却攻得他舌笨口拙。 更令他难堪的是，国民党原准备用握手的照片做政治宣传，林育南的手不伸出来，使在场的国民党记者举着照相机按不下快门。 陈立夫感到受了奇耻大辱。特务押走林育南后，他在会客室余气未消：“对这样的共党首领分子，只有用子弹对付！” 当天晚上，国民党又用专机将林育南送回上海。林育南回到狱中时，已是晚上12点。 难友知道他去了南京后，纷纷向他打听在南京的情况。林育南不顾疲劳，连夜向难友们讲述了在南京与陈立夫舌战的经过。大家听后，拍手称快。龙华牺牲留英名陈立夫劝降失败后，打电话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甚为气愤，骂道：“对这类顽固不化的家伙，杀！” 1931年2月7日深夜，狱方通知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胡也频、殷夫、柔石等人（包括3名妇女，其中一个是孕妇），说要将他们押到南京去。 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心里明白了：敌人要动手杀人了。他们相互勉励了几句后，将头发、衣服整理了一下，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出了牢房。 不大一会儿，到了一条小河旁的木桥边，押送他们的警官突然高声喊道：“停止前进！”随后，一名早已等候在小桥边的法官向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宣布了被“判处死刑”的决定。 宣判书还未念完，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就高声唱起了《国际歌》，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他们的歌还未唱完，架在背后的几挺机枪响了。一代英杰林育南和他的二十多位战友壮烈牺牲。 林育南等二十四烈士牺牲的当天，龙华监狱中的难友万分悲痛，并举行了悼念活动。难友张恺帆还在墙壁上题了一首纪念诗： 龙华千载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终； 墙外桃花墙外血， 一般鲜艳一样红。 龙华二十四烈士就义之后，党中央一直不知道。直到3月中旬，周恩来才得到消息。他与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系革命战友，感情甚深。他们牺牲了，周恩来甚为悲痛，而且夜不能眠。 为了揭露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3月12日，周恩来亲自为《群众日报》写了《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社论说，林育南、何孟雄等23同志（实际为24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的牺牲是革命中的巨大损失。革命战士的英勇热血必然更要燃烧着革命的火焰，更加迅速摧毁和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以及一切反动势力。 1931年4月下旬，鲁迅得知林育南及左翼五作家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消息后，非常愤慨。4月25日，他和茅盾、史沫特莱共同发表了题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的宣言。宣言中说，国民党用了活埋和枪毙的毒刑，与同一时刻暗杀了19个革命家、5个革命作家——一共约杀了男女24人，连资产阶级的法律手续也不曾有过，他的堂弟林彪一直不知道，直到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他才得知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堂哥在上海牺牲了。林彪同林育南的感情相当深，而且对林育南极为敬佩。他得到这一消息时，很悲痛了一阵。对堂哥牺牲的内因，因处在战争时期，他无法、也无精力去弄清。 1945年，中共中央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烈士作了很高的评价： ……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上海解放不久，有关部门经过反复调查，终于找到了龙华二十四烈士的就义地点，并在大坑内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骨、遗物及敌人带在他们脚上的镣铐。上海烈士陵园建成后，林育南等烈士的遗骨被移葬在陵园墓区，并一一立了碑。

罗章龙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政、统战、司法和新闻工作，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建国后，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新闻战士，他晚年担任中国政协副委员，继续为统战工作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罗章龙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他是廉洁奉公的典范，实事求是的典范。罗章龙的一生，秉公执法，是人民的好公仆，也是人民的好法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晚年生活
1995年2月3日，罗章龙去世了。他活了99岁。去世前，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员。
罗章龙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同年入北京大学。1920年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大学的负责人，1921年建党时即是党员。他是李大钊的得意学生和助手。1925年，他和李大钊一道介绍著名记者邵飘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邵的组织关系一直是与罗单线联系。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才通过罗章龙查明并确认了邵的党员身份。
自1978年开始，他连任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中央将他由湖北调来北京，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工资由196元涨到217元。1984年5月17日，罗写信给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申述他1952年前，一直是一级教授。1952年以后，被降为四级教授，币改后月薪为196元。邓批给胡耀邦同志，耀邦批示：“工资太低，要调到教授的最高一级，或地方干部的五、六级。”罗章龙到北京后与儿子罗平海同志同住前三门两套面积不大的两居室。1985年9月，罗又写信给他的老同学、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反映住房困难问题。许接信后批请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同志解决。我们遵照批示精神，为其奔波了不少时日，但终因为当时房源困难，未能满足老人意愿。
罗章龙去世后，我们到他家致哀、悼念。罗平海同志说，他父亲没有留下多少话，但长期以来有两个愿望。
一个是希望身后陪伴李大钊同志。1990年，罗对家属及朋友说，他是李大钊的学生，关系很好，感情很深，希望身后仍陪伴大钊先生。罗生前曾亲往万安公墓察看，但因为当时无钱买地，没有定下来。逝世后，亲友愿意出钱，在万安公墓买一块墓地，实现他的这个遗愿。
另一个愿望是希望改变自己分裂党的结论。罗海平同志说，这一历史情况很复杂，澄清尚待时日，他请求对《生平》稿中的“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因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中共党籍”一段删去，或改写为“在四中全会后离开中国共产党”。罗海平同志交给我一封信的复印件，其内容同我数年前见到的罗章龙先生署名的信件基本一致。1992年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词典》收有“罗章龙”，这个词条是我按照已有的历史结论写的，其中有一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另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1931年被开除出党。罗老看了词条初稿后，来了一信，对此不服，进行分辩说，六届四中全会是由米夫、王明等人把持召开的，会上压制多数中委的不同意见，强行选举成立临时中央，我们不服。会后，米夫召集对此事持异议的中委开会，仍是压而不服，他当场宣布开除我们的党籍。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才起草了《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向共产国际报告，要求共产国际重派代表，召开紧急会议，选举新的中央，但报告未送达。而王明等人的各种迫害接踵而至。按罗章龙的意思，他是先被开除出党，后来才组织了“非常委员会”。而组织非常委员会，就是反对米夫、王明的宗派活动。
罗章龙1979年1月去医院看望李维汉同志。他们是湖南老乡、北大同学。在风华正茂的青少年时，同为革命先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磨砺，在晚年相见时，仍为历史问题进行沟通。罗章龙向李老申诉自己的事情。他说，当时他与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反对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强行召开四中全会，把王明一伙非中央委员选进政治局，为了与王明中央区别起见，暂时用了“非常委员会”的名义，主观上不是要另立中央。李维汉同志对罗说，你们当时反对王明一伙是对的。我看到了你在武汉的一个谈话记录，说你们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这还要斟酌。我看真正反对王明路线，是从毛泽东同志开始的。“非常委员会”写信给共产国际，又办了刊物，应该承认这是一个组织。我当时是江苏省委书记，XXX等人搞第二省委，要省委让出地方，我是亲眼目睹，首当其冲的。李维汉还说，当时开除你们党籍的是王明。在这次交谈中，罗章龙还说到他1934年4月被捕，是蔡元培先生出面营救，用保外就医名义出来的，没发表反党宣言。
1994年政协大会时，他坐着轮椅，在福建厅听报告。我陪在他身边，见他久经风霜的脸上，透着一股湖南人特有的倔强之劲。我向罗老作了自我介绍，说我也是湖南人。当我说到《中国人名大词典》一事时，他说：“你们年轻，历史是很复杂的。”他问我有照相机吗？老人有拍照留念的意思，很遗憾我历来开会从不带照相机，也不请人签名留念，失去了一次有珍贵价值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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