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造出的航海巨船到底有多大

宋朝造船业究竟有多发达~

1、宋朝的造船业居当时世界首位。
2、简介
宋朝已能生产多种类型的船只，以适应不同水域和发挥不同用途。在各类船只之中，远洋海船最能反映宋朝卓越的造船技术，宋朝海船无论在设计上和技术上，都有很大的改进，并以庞大、坚固文明于世。此外，宋朝海船率先应用指南针来辨别方向，是中国的航海技术，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
1）规模庞大的造船业。
宋朝对船只的需求很大。北宋政府为了把大量粮食，从江南经运河运往开封，于是大量建造漕船（粮船）；南宋政府则不断建造战船，守卫长江。凡在水路便利和盛产木材的地方，政府都会设置管方造船工场。官方造船数目十分可观。如在至道三年（公元997年），管方造船便达三千多艘；即使在动荡的南宋早期（1128），江淮四路仍然造船二千多艘。部分管方造船业场，规模庞大，如南宋洪洲（治今江西南昌）、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和赣州（治今江西赣州）三个造船场，各有兵卒二百人，每天能造船一艘。

2） 专业而多样化的船舶。
宋朝船舶已相当专业化，不同的船只，能适应不同的航道和发挥不同的功能。以载运量来看，宋朝有各种吨级的船。宋朝曾有一种运粮船，载重量达1万石（即500吨以上），在古代是难能可贵的。一般的远洋海船，载重量约2000石（约100吨）左右，并可容纳船员数百人，而大型的远洋海船，栽重量更达5000石以上。
在水浅滩多的中国东面沿海，湖船、刀鱼船及魛鱼船等细长体小、吃水浅的尖底海船，便可大派用场。内河航运方面，则有落脚头船、大滩船、舫船、飞蓬船等。虽然已不太清楚这些船的形态，但从名称看来，可知宋朝船舶种类繁多，而且有不同的功用和特性。

3） 航海技术的进步。
宋朝造船业最突出的是远洋船的发展。虽然唐朝的海外贸易繁盛，但当时的远洋航行却几乎被阿拉伯商船垄断。后来宋人克服了种种技术障碍，才使中国商船活跃于东亚和东南亚海域。
宋朝海船以坚固和载重量大而驰名。它们能够远赴重洋，抵挡深海巨浪，全赖船只设计和制造技术的改良。船底尖削如刃是宋朝海船的特点之一，尖底船的优点在于吃水深，能增强船只抵抗风浪的能力。另外，宋朝海船采用了隔舱设计，减低船舱入水所产生的危险。宋人对海船的选材也很讲究，宋朝海船以福船最佳，正是选用了福建盛产优质的造船木材。
宋朝海船的设备，亦有不少改良，最重要的是指南针的应用。指南针可以帮助航海者在天气阴暗时辨别方向，中国航海事业因而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船舵技术亦有所创新，例如在舵叶上开许多孔，减少水的阻力，西方要到20世纪才采用这种开孔舵。

4）技术先进的宋船。
宋朝的造船技术，远比当时的西方先进。图中的货船，在桅杆下使用了转轴，能调整帆的角度，以迎合风向，当时外国的海船，船桅多不能动。
船尾使用了平衡舵，将部分舵面分布在舵柱的前方，以缩短舵压力中心与舵轴的距离，操作起来更加轻便灵活。这种技术在宁初已经发明，西方要到19世纪才使用平衡舵。
隔舱设计：用隔板将船舱分为若干个互不相通的空间，一旦船舱漏水，也只是局部受影响，不会令全船沉没。

可从“南海Ⅰ号”出土看到宋朝繁华的交通 梦回宋朝：繁华之都——“南海Ⅰ号”的那个年代 1127年，宋高宗赵构南渡称帝，建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南海I号”这艘沉没于840多年前的船，恰好承载着宋高宗失落故国的叹息。她依然完好的巨大船身上，镂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荣光；而数以万计的器物，从海底带出南宋王朝黎民生活的背影、工商百业的繁盛、海洋文明的兴盛与没落。
因为中原失落，战事频仍，国库难继，宋高宗(1127－1162年在位)针对贸易表现出新的态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贯铜钱)计，岂不胜取之于民？”他组建舰队，改善港口，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中国进入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贸易刺激着国内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大量奢侈品进口，却也使金、银、铜钱流出海外。国内钱币越来越少，国计民生难以为继，战事挥霍引发苛捐杂税——尾大难掉，一个王朝因而没落，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从此如同沉船，需要在千年以后的今天，重新起航。

海外贸易：广州曾是中国代称 “花塔、光塔为一城之标，形胜家谓会城如大舶，二塔其樯，五层楼其航楼云。”——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9，形容广州城市形象如同一艘“大舶”。
据专家考证，“南海I号”满载着金、银、铁、瓷器等生活用品，其中有类似阿拉伯手抓饭时使用的“喇叭口”瓷盘，还发现了眼镜蛇骨骸，专家推测为船上曾住有阿拉伯、印度商人，眼镜蛇为其饲养的宠物。专家推测，“南海I号”是一艘驶往西亚的大型商船。
北宋时期，广州、泉州、杭州三路都已设立了市舶司，类似如今的海关，还开辟了往返印度洋的航线，只用3个月时间。到南宋初期，“三方惟广最盛”；广州市舶司的海上贸易收入，仍然是“倍于他路”。毕衍《中书备对》里记载说，明州(今宁波)、杭州两港口收购了一批乳香，共5376斤，广州则一次就收了348，673斤，占总数的98％强。
简单地说，广州那时就是一特大的商品集散地，是全世界的“广交会”。由于声名远播，盛极一时，唐宋来华的印度商人甚至以广州作为中国的代称。唐僧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支那国》条注曰“支那即广州也”；赞宁《高僧传》则说：“印度俗呼广府(广州)为‘支那’”。
当时的“广交会”都有些什么东西呢？根据《宋会要稿》记载，广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是金、银、铅、锡等五金原料和瓷器、丝绸、布帛等手工业品，进口的则主要是奢侈消费品，香料、药物、镶牙、犀角、珊瑚。
总之，是只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而且进口奢侈品的数量，从北宋到南宋，只有增多，没有减少。官吏和有钱人一点也不把劳动人民的钱当钱，南宋时期，每年购入奢侈品花掉的钱，竟占去南宋年度财政总收入的1／20。
宋代广州的贪官也借这些买卖发了财。他们发财的手法，大部分跟现在的贪官差不多。一是“呈祥”，通俗说就是“收回扣”，外国货船一到，先得拿些好的送给官员。
再有就是在阅货时接受“馈赠”，亦即“受贿”。也就是在抽查检验商品时，你给我钱多，我给你定个一级品；给得少，定个合格；没给，对不起，不得销售。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就是说你这货不行，得低价卖给政府，甚至没收充公。
有的官员还不满足于“分利”这样没有技术含量的行动，跟现在很多领导爱在煤矿参股一样，借助手里能批条子，自己开起公司，私营海外贸易。
私营海外贸易玩得最大的恐怕要数南宋初与岳飞一同被解除兵权的大将张俊。《鹤林玉露》记载，张俊有天看到一个退伍老兵睡在后院，就问他，懒成这样，干嘛呢，会不会干点什么？老兵说他会做生意。问，会做多大的生意呢？回答说是“百万不行，五十万是可以的”。于是他就造了一艘大船，买来一百多个能歌善舞的美女，再买些零落绸缎，奇珍古玩，出海而去。一年后，他回来了，说自己是冒充“大宋回易使”，用美女换名马，以绫锦奇玩换珠犀香药，获利几十倍。
要说宋朝没钱，他是一个将全国财富都盘剥到手的政权；要说他有钱，他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闹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乃至几乎不能维持其运转。海外贸易的兴衰，正是南宋矛盾的缩影。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总结的：“南宋政府，所以取于民者如此，其民乌得而不困，其国亦乌得而不亡！” 瓷器：风靡世界 “宋瓷成群，举国罕见。……惜哉！彩云易散，宝瓷易碎。洋人巧弄译笔，瓷器代称中国。南宋，乃狼主爪中之釉瓶……” ——《遂宁赋》魏明伦 “南海I号”现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汇集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出水瓷器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被认为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中国古陶瓷协会会长、陶瓷鉴定泰斗耿宝昌对着“南海I号”上出水的瓷器连呼惊叹：“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宋代是中国瓷器第一个鼎盛时代，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对比明清时期华丽的珐琅彩，宋瓷以优雅的单色釉著称，被不少瓷器爱好者们奉为中华瓷器中的“大家闺秀”。 宋代各地烧瓷名窑迭出，官窑首屈一指。宋徽宗登基在河南禹州神垕镇建立钧瓷官窑，专门为皇宫烧造花盆、盆奁等陈设贡瓷。在他的主持下，钧瓷表面烧制出异常奇丽、变幻无常的线条，由于后人难以仿制，故有“钧瓷无双”之说。 宋景德年间，宋真宗赵恒命昌南进御瓷，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因其精美绝伦，遂以“景德镇”之名久久风行。随着宋室的南渡，北方许多著名窑场能工巧匠纷纷赶赴景德镇，带来了当时北方先进的制瓷工艺，使景德镇的制瓷技术迅速发展。宋代，景德镇因出产“影青瓷器”、“青白釉瓷器”而闻名于世，并通过泉州、广州两大商港通达海外，成为当时风靡世界的名牌货。据说，荷兰、葡萄牙商人最早将瓷器贩运到欧洲时，瓷的卖价几乎与黄金相等。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宋代的瓷器被运往全球50多个国家，最远的包括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地。 巨大经济利益驱使下，宋代的泉州、广州、杭州等著名对外贸易的港口附近出现了不少瓷窑，如“南海I号”上发现的福建德化窑、泉州附近的磁灶窑瓷器等就是当年著名的外销瓷。考古学家曾在磁灶窑发现过一些瓷雕塑，人物形象高鼻深目，生动地再现了当年贸易口岸“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 宋代，广东瓷业进入一个空前的兴旺期，出现了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等著名窑场，计有窑址80多处，年产瓷器达1.3亿件，比唐代增加近22倍。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北宋末年广州商船大量出口瓷器的情况时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有专家称，目前在东南亚各地发现的宋瓷，大部分都是当年广州的外贸商品。 随着宋瓷的光芒远播海外，外国人对宋瓷趋之若鹜。在国外，宋瓷的使用成为阶级和身份的象征，甚至还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习俗。据记载，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中国陶瓷传入以前，多以植物叶子为食器。宋瓷输入后，他们改变了过去“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用上了精美实用的瓷器作为食物器皿。如今在印尼国家博物馆，还依然摆放有许多产自宋代德化的“喇叭口”大瓷碗。 从“南海I号”上出水的胭脂盒和胭脂瓶。“南海I号”上出水的宋代青白瓷。 海船：世界之冠 “蕃舶如广厦，深涉南海，径数百里，千百人之命，直系于一舵。”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 专家告诉记者，“南海I号”之所以采用整体打捞的方案，很大一个原因在“古沉船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考古信息”。由于此前出土的宋代沉船大多破损、残缺，“南海I号”出水后，较为完整的船体将可能为专家破解大量宋代造船术、航海术的谜团。
从公元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船舶开始取代波斯、大食、印度、昆仑等外国海舶，逐渐控制印度洋的海上霸权。面对北方好战民族的侵袭、围困，宋朝发展出中国航海史上的一个高峰。
宋廷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为了引导商船与官船，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建立了价值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宋高宗更是亲自寻求商人协助组成了一支舰队，这支舰队足以向波斯与阿拉伯商人在印度洋上长期掌握的商业霸权挑战。南宋时期，中国拥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直接将阿拉伯人手中的海上贸易掌控权争夺过来。
一般的宋代远洋商务船平均30米长，10米宽，可载百余吨货物、60余名水手；而最大的船可载300吨以上的货物外加500、600人。对比前朝，宋船的设计更显气魄、规模，船体更加巍峨，装修更为华美。宋船头小，船底变窄有如刀锋一般在海上乘风破浪，船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面对狂风巨浪仍然能稳若磐石。宋船还设计了密封隔水舱，配备小船救生艇。
朱彧在《萍洲可谈》中有这样的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观指南针。”据考证，宋代指南针开始应用于航海，特别是广州地区的海船使用指南针的时间最晚不迟于11世纪末。当年，广州港外海面上千帆竞过的巨大舶船都配备了指南针导航。宋人糅合了唐人、阿拉伯人的占星术，一起用于远洋航海。宋人还利用发达的天文、地理知识绘制出了初步的航海图。宋钦宗时，徐竞奉使高丽，就曾将所经岛屿绘成了地图。
“一舟数百人，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面对茫茫大海、无限航期，宋船上装载美酒、养猪，鲜肉与醇酒成为宋人海上生活的一大乐事。
宋代遣使出洋的情景蔚为壮观，有官方特别制造的巨型海船“神舟”并雇用民间的大型海船“客舟”尾随，洋洋洒洒数海里。宋神宗曾派臣往聘高丽，命人在明州建了两艘大海舶。两艘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到达高丽后，高丽人从未见过如此的巨船，“倾城耸观、欢呼出迎”……因此，宋船当时颇具国际盛誉。
宋船模型生活：有点奢华
“碧睛蛮婢头蒙布，黑面胡儿耳带环。几处楼台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围山。”
——宋·丘濬《赠五羊太守》
鎏金腰带、精美化妆盒，这些从南海I号出水的生活用品，将800多年前古人生活神秘的面纱掀起了一角。
一千年前的中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是世界第一。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居民，一千年前的宋人，生活其实很奢华。
今天的人买辆“本田”基本就是高级白领。那时的林冲，放在今天，说不定还不爱坐高级写字楼，他买一把刀，就用了差不多20万元。
《水浒传》中写林冲买刀一段如下：
林冲接在手内，同智深看了，吃了一惊，失口道：“好刀！你要卖几钱？”
那汉道：“索价三千贯，实价二千贯。”
讨价还价，最后以一千贯成交。一贯为一千文铜钱，一文铜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毛5到2毛，一贯钱就是150元到200元人民币，一千贯可不就是15万元—20万元人民币。
宋朝商业高度发达，所以公务员工资也比较高。北宋时，国家财政收入中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每年商税收入1975万贯，宋朝商税甚轻，住税3％，行税2％，如以平均2.5％计，则一年纳税商品交易额即达8亿贯，平均每人8贯以上。也就是说1041年至1048年，全国每人年商品贸易收入就超过了1000元人民币。
司马光在《训简示康》一文中叹道：“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做点小生意也穿名牌，农民也穿意大利皮鞋，这说明，宋人生活确实小资。
宋代的娱乐业分得更明确，大致分为了“官妓”、“声妓”、“艺妓”、“商妓”四类。宋代的“妓”，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文艺工作者。她们基本是才貌双全，琴棋书画造诣深的，又数“官妓”最为人仰慕，她们品貌、学识、才智和艺术趣味都出众超群，基本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广州当时虽然比不上首都汴京，但怎么说，也是大中城市，而且是一个异域风情浓厚的大中城市，一片中外文化交融的盛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比较丰富。
唐宋广州聚居大量外国人，唐时据说有10多万。岳飞的儿子岳霖曾任广州地方官，岳霖儿子岳珂到广州来旅游时，四处交游，经常去外国人聚居区泡。他得出一条经验，外国商人中以蒲姓商人为身价最高，生活奢华。绍兴元年(1131年)，大食商人蒲亚里进了一次货，全是象牙、犀牛角这样的奢侈品，结果广州市舶司一下子还买不起，还得分期付款，然后拍卖一半货物，才能把蒲亚里的本钱付清。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受番商影响，广州的官员和有钱人，就像现在香港人请一个菲佣一样，蓄养一个“鬼奴”(黑人)干家务活。南宋时浙江温州人周去非为官岭南，卸职后写了一本《岭外代答》，里面说“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卷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朱彧《萍洲可谈》里也说“广(州)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不眨眼，谓之昆仑奴”。由此可见，黑奴买卖唐宋以来就很盛行。至于后世不断有论说广东人有黑人血统，大概也是据此捕风捉影，开开玩笑。

出水的阿拉伯风格的瓷器碎片
鎏金腰带

1974年，福建泉州后渚港淤泥中出土一艘宋代木船，残长24.2米，宽9.15米，分为13个水密隔仓。根据研究，这是一艘13世纪（南宋）泉州造的中型远洋货轮，长度为34米、宽11米、型深4米，载重量达到200余吨。现存于泉州湾古船博物馆。

宋朝海船有五千石那么大

经宋元400年的发展，中国人的造船技术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达至顶峰：郑和宝船排水量超过万吨，跟一艘小型的航空母舰差不多。
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南宋末的「福船」型海船，船体残长24.20米，残宽9.15米，估计载重约200吨上下，排水量可达600吨。展出后渚宋船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曾经介绍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木帆船。」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展出的后渚出土宋船
不过这一纪录很快被打破。2007年12月，南宋沉船「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800年前，这艘商船满载瓷器、丝绸等商货，从泉州港出发，驶往东南亚，却不知何故在南海沉没。「南海一号」出水后，经测量，船体长30.40米、宽9.80米，高约4米（不含桅杆）。这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远洋贸易商船。
但如果将「南海一号」放回历史，它却谈不上是宋代最大的商船。据《梦梁录》记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小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料，是宋人对船舰载重的计量单位，一料等于一宋石，相当于今天120斤。宋代常见的大型航海商船，可载五千料，即载重300吨。载重200吨左右的「南海一号」与后渚港宋船，如果换成宋人的计量习惯，大约是三千六百料，应该只是中型商船而已。
不过，即便是五千料，也不是宋代海船的最大装载量。宋人还造出更巨大的航海帆船。
北宋徽宗年间，宋廷因为要派遣使团访问高丽之需，诏令船坞制造了两艘巨舰，一艘命名为「鼎新利涉怀元康济神舟」，一艘命名为「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同时委托福建、两浙的监司「顾募客舟」六只随行。客舟「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二千斛等于二千料，即载重约120吨，比今天我们看到的泉州后渚港宋船略小。

「南海一号」南宋商船复原模型
那么「康济号」与「通济号」神舟的装载量呢？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记录，「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换言之，一艘神舟的装载量至少是六千料，换算成今天的说法，载重达360吨，排水量可达1000吨以上。难怪宋人形容两艘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丽人迎诏之日，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也」。
但神舟可能也不是从大宋港口驶出的最大船商。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南代答》记述了一种叫「木兰舟」的巨舰，是从大宋国开往「木兰皮国」（即非洲西部的穆拉比特王国）的巨型商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这种木兰舟的大小大致跟神舟相仿佛。还有一种更大的木兰舟：「其舟又加大矣。
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谓木兰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巨船可容千人，船舱内不但可以养猪、酿酒，还装备了「机杼，开设了「市井」。
元朝时访问过杭州、广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也记述说，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皆操之中国人之手，中国的船舶有三帆至十二帆，一艘大船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兵士四百人。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及兴克兰（广州）二埠。要知道，20世纪初英国制造的超级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可搭载的人数也只是三四千人。
经宋元四百年的发展，中国人的造船技术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达至顶峰。史书称郑和「宝船六十二艘，大者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换算成现在的尺寸，有125.65米长，50.94米宽。据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武汉理工大学交通学院教授席龙飞的考证，郑和宝船排水量超过万吨。跟一艘小型的航空母舰差不多。

郑和宝船复原模型
但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造船技术很快出现衰落，这又是为什么呢？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航海与海上贸易受到明清政府禁海政策的限制。明初朱元璋规定：「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
景泰年间，明政府又对福建民用船的尺寸作出严格限制：「其近海违式船只，皆令拆卸，以五六尺为度，官位印照，听其生理。」嘉靖年间又要求：「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清代康熙年间，清廷也严令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该管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举首者，官革职，兵民杖一百。」
于是，中国的造船技术与航海事业在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获得一次回光返照式的发展之后，开始走下坡路，逐渐被西方抛于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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