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原文及翻译

翻译《资治通鉴.唐纪八》全部~

唐纪八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年）
九月，突厥颉利可汗进献三千匹马、一万头羊，唐太宗推辞不受，只是下诏令其归还所掠夺的中原人口，并征召上一年被突厥俘虏的温彦博回到朝中。

丁未（二十二日），太宗带领各卫将士在显德殿庭院练习箭术，并当面训话道：“自古以来就有周边的戎狄等族的侵扰，值得忧虑的是边境稍微安宁，君主就放逸游荡，而忘记战争的威胁，因而一俟敌人来犯则难以抵御。现在朕不让你们修池榭筑宫苑，而是专门熟习射箭技术。闲居无事时，朕就当你们的老师，一旦突厥入侵，则做你们的将领，这样，中原的百姓也许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从此，太宗皇帝每日带领数百人在宫殿庭院里，教他们射箭，并亲自测试，射中箭靶多的士兵赏赐给弓、刀、布帛，他们的将领考核成绩时列为上等。许多大臣劝谏道：“依照大唐律令，在皇帝住处手持兵刃的要处以绞刑。现在陛下您让这些卑微之人张弓挟箭在殿宇之旁，陛下身处其中，万一有一个狂徒恣肆妄为，就会出现意外事故，这不是重视社稷江山的办法。”韩州刺史封同人假称有事，骑驿马来到朝廷直言苦谏。大宗均听不进去，他说：“真正的君主视四海如同一家，大唐辖境之内，都是朕的忠实臣民。我对每个人都能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却为何要对保卫朕的将士横加猜忌呢？”从此人人想着自强自励，几年之间，都成为精锐之士。
太宗曾说过：“我从小南征北战，东略西讨，颇知用兵之道。每次观察敌军阵势，即知道它的强弱，并常以我军弱旅抵挡其强兵，而以强师击其弱旅。敌军追逐我方弱旅不过走数百步，我军攻其弱旅，一定要突至其阵后乘势反击，敌军无不溃败奔逃，这就是我的取胜之道！”
己酉，（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命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太宗说：“朕分等级排列你们的功劳赏赐，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申明。”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难以心服。”太宗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这也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确实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众位将领于是相互议论道：“陛下如此公正，即使对皇叔淮安王也不循私情，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本分呢。”大家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满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边，也有许多年了，现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宗说：“君主大公无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与你们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加以任用，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做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故旧不才，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只取故旧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这岂是为政之道？”
太宗下诏；“民间百姓不得私自设立妖祠。除了正当的卜筮术，其余杂滥占卜，一律禁绝。”
太宗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藏于弘文殿，并于殿旁设置弘文馆。遴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国内精通学术之人，以原职兼任弘文馆学士，让他们轮流值宿，皇上在听政之暇，领他们进入内殿，讲论先哲言行，商榷当朝大政，有时要到午夜时分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冬季，十月，丙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太宗下诏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皇弟齐王李元吉谥号为剌，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一天，太宗皇帝在宜秋门大哭一场，显得十分哀痛。魏徵、王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安葬地，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
癸亥（初八），朝廷立中山王李承乾为皇太子，时年仅八岁。
庚辰（二十五日），唐朝初步规定功臣实得食邑封户的等级差别。
起初，萧向高祖荐举封德彝，高祖任命他为中书令。到了太宗即位，改任萧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二人商定将要上奏的事，到了太宗面前封德彝屡次变易，由此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刚当权，均疏远萧而亲近封德彝，萧愤愤不平，于是上密封的奏章理论，辞意凄凉，由此触犯圣意。适逢萧与陈叔达又在太宗面前含怒争辩，庚辰（二十五日），萧、陈叔达皆以对皇上不恭敬的罪名，被罢官免职。
甲申（二十九日），民部尚书裴矩进言：“对遭受突厥暴虐践踏的百姓，请求每户赐给绢帛一匹。”太宗说：“朕以诚、信二字统治下属，不想徒有抚恤百姓的名声而没有实在的东西，每户中人数多少不等，怎么能整齐划一，赏赐都一样呢？”于是计算人口以它为赏赐的标准。
起初，高祖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均封为王，达数十人。
为此，太宗语气和缓地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前世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太宗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十一月，庚寅（初五），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功勋卓著的几位不降。
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十二月，己巳（十五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声称当地的獠民造反，请求朝廷派兵讨伐。太宗说：“獠民依仗山林，时常出来做些小偷小摸的事，这是他们的平常习惯。地方官如果能以恩信安抚，他们自然会顺服。怎么可以轻易动干戈，捕、打獠民，把他们当做禽兽一般？这难道是当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最后没有准许出兵。
太宗对大臣裴寂说：“近来很多上书言事的奏章，朕都将它们贴在寝宫的墙壁上，以便进出时观看，朕时常思考为政之道，有时要到深夜才能入睡。希望你们也要恪尽职守，与朕的这一心意相称。”
太宗励精求治，多次让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魏徵知无不言，太宗均高兴地采纳。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中男虽不到十八岁，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敕令传出，魏徵固执己见加以反对，不肯签署，如是往返四次。太宗大怒，将他召进宫中责备道：“中男中魁梧壮实的，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如此固执！”魏徵答道：“军队在于治理得法，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征召身体壮健的成丁，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管理，便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而且陛下总说：》‘朕以诚、信治理天下，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太宗惊愕地问道：“朕怎么失信了？”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时，就下诏说：‘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属于官家财物，仍旧征求索取。陛下由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家之物又是什么呢？又说：‘关中地区免收二年的租调，关外地区免除徭役一年。’不久又有敕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如果退还已纳税物之后，又重新征回，这样百姓不能没有责怪之意。现在是既征收租调，又指派为兵员，还谈什么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呢！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日常公务都委托他们办理；至于征点兵员，却怀疑他们使诈，这难道是以诚信为治国之道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通达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过失很深呐！”于是不征点中男做兵员，并且赐给魏徵一只金瓮。
太宗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大名，便召他进宫，问他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好独揽各种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禀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受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司其事，自己高拱安坐、清和静穆，考察臣下的成败得失据以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能治理不好！而且，我观察隋末大动乱，其中想要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余大部分都想保全乡里和妻子儿女，等待有道之君而归附。由此可知百姓很少有好作乱的，只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太宗欣赏他的言论，提拔他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参军、直中书省张蕴古，呈给太宗一篇《大宝箴》。大略写道：“圣人上承天命，拯黎民于水火，救时世之危难。所以以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以天下专奉一人。”又写道：“内廷重屋叠室、宽大无比，而帝王所居住的不过一片狭小之地；他们却昏庸无知，大肆修筑瑶台琼室。席前堆着山珍海味，而帝王所吃的不过合口味的几样；他们却忽发狂想，堆糟成丘、以酒为池。”又写道：“不要无声无息、糊里糊涂，也不要苛察小事，自以为精明，应该虽有冕前的垂旒遮住双眼却能看清事物的未成形状态，虽有纩挡住耳朵却能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太宗深为嘉许，赏赐给束帛，任命他为大理丞。
太宗召见傅奕，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六月所奏金星出现在秦的分野，秦王当有天下，差一点害我遭殃，不过今后凡有天象变化，你应一如既往，言无不尽，不要心有余悸，总记着过去的事。”太宗曾对傅奕说：“佛作为宗教，道理玄妙可以师法，为何惟独你不明悟其道理？”傅奕答道：“佛是胡族中的狡诈之人，欺言诳世炫耀于西域。中国的一些邪避之人，择取庄子、老子玄谈理论，用妖幻之语加以修饰，用来欺蒙愚昧的民众，这既不利于百姓，更有害于国家，我不是不能明悟，而是鄙视它不愿意接触它。”太宗颇以为然。
太宗担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他们。有一个刑部的司门令史收受绢帛一匹，太宗得悉后想要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道：“当官的接受贿赂，罪的确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派人送上门去让其接受，这是有意引人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用道德加以诱导，以礼教来整齐民心’的古训。”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在位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假如每件事情都能这样做，国家怎么能治理不好呢！”
臣司马光曰：古人说过：君主贤明则臣下敢于直言。裴矩在隋朝是位佞臣而在唐则是忠臣，不是他的品性有变化。君主讨厌听人揭短，则大臣的忠诚便转化为谄谀；君主乐意听到直言劝谏，则谄谀又会转化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如同测影的表，大臣便似影子，表一动则影子随之而动。
这一年，将皇子长沙郡王李恪升为汉王，宜阳郡王李升为楚王。
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世代结怨，相互攻伐，战事连绵，太宗派遣国子监助教朱子奢前去传达圣意，劝他们讲和，三国都上表谢罪。
唐太宗贞观元年（丁亥，公元627年）
春季，正月，乙酉（初一），改年号。
丁亥（初三），太宗大宴群臣，席间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朕从前曾受命专行率兵征伐，民间于是流传着这个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而雅，但功业却由此而成就，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堪比拟。”太宗说：“平乱建国凭借武力，治理国家保持已取得的成就却仰赖文才，文武的妙用，各随时势的变化而有不同。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封德彝磕头道歉。
己亥（十五日），唐朝廷下制文：“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朝堂议事，都应让谏官随行，有失误立即进谏。”
太宗让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重新议定律令，宽减绞刑五十条，改为断右趾，太宗仍嫌其苛刻，说道：“肉刑废除已经很长时间，应当用其他刑罚代替。”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求改断趾为加服劳役的流放，流放到三千里外，刑期三年。太宗下诏依此办理。
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御史大夫杜淹上奏道：“各部门的公文案卷恐有稽延错漏，请求让御史到各部门检查核对。”太宗征求封德彝的意见，封德彝回答说：“设官定职，各有分工，如果真有错失，御史自当纠察举报。假如让御史到各部门巡视，吹毛求疵，实在是太繁琐。”杜淹默不作声。太宗问杜淹：“你为什么不加争辩呢？”杜淹回答说：“国家的事务，应当务求公正，从善而行。封德彝讲的话深得大体，我心悦诚服，不敢有所非议。”太宗高兴地说：“你们如果都能做到这样，朕还有什么忧虑呢？”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事情暴露，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共享府库的资财，他何至于如此贪婪呢！”太宗仍爱惜他有功于大唐，不予惩罚，反而在宫殿上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大理寺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贪脏枉法，犯下的罪不可饶恕，为什么又要赐他绢帛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刑罚；如果不知道羞耻，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何用呢？”
辛丑（十七日），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占据泾洲反叛朝廷。

李艺当初进入朝廷时，居功自傲，秦王李世民身边的人到他的营地，李艺无缘无故地殴打他。高祖皇帝大怒，将李艺关进牢里，不久又释放他。太宗即位后，李艺内心不安。曹州邪恶的巫师李五戒对李艺说：“郡王您已然面呈贵相！”劝他反叛。李艺于是假称奉皇帝密诏，带兵前来朝廷。李艺带领兵马到豳州城下，豳州治中赵慈皓出城迎接，李艺入城占据了豳州。太宗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为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官兵即将到来，便秘密与统军杨岌商议谋取李艺，事情败露，李艺囚禁了赵慈皓。杨笈在城外觉察到变化，便率兵攻城，李艺手下兵将溃逃，李艺抛下妻子儿女，准备投奔突厥，到了乌氏城，身边的人将他杀掉，送首级回长安。李艺弟李寿，官做利州都督，也受牵连被处斩。
起初，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蜂拥而起，据地拥兵，各自称雄一方。唐兴起后相继归附，高祖为他们分置州县，施以荣禄，由此州县的数目，大大超过隋朝开皇、大业年间。太宗认为官多民少，想革除弊端。二月，下令州县大加合并，依山川地势条件，将全国分为十道：“一关内，二河南，三河东，四河北，五山南，六陇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剑南，十岭南。
三月，癸巳（初十），皇后带领着后宫妃嫔及宫外有爵号的妇女举行躬亲蚕事的典礼。
闰三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壬申（二十日），太宗对太子少师萧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子木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能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务，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于是下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夜班，太宗多次接见他们，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和政治得失。
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性情暴躁，身边一百多人，都是无赖之徒，侵扰残虐百姓，又和羌、胡等族人开展互市贸易。有人上告太宗说李幼良存有二心，太宗特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暂代理职权，并按察其事。李幼良身边的人恐惧，密谋劫持李幼良到北方胡虏之地，又想要杀掉宇文士及，占据河西地区。不久又有人将其密谋上告朝廷，夏季，四月，癸巳（十二日），太宗赐李幼良自杀。
五月，苑君璋率领手下兵马投降。起初，苑君璋勾引突厥兵攻陷马邑，杀掉了高满政，退兵据守恒安。他的士兵都是中原人，大多脱离他投奔唐朝。君璋十分害怕，便也主动投诚，请求让他防守北部边疆以赎罪，高祖允诺。君璋请求订契约，高祖派雁门人元普送给他金券。颉利可汗又派人来招降，君璋犹豫不决，恒安人郭子威劝他说：“恒安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突厥正强盛，正应该依靠它再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宜束手受制于人。”苑君璋于是拘捕元普送到突厥，又一次与突厥联合，并数次入侵唐帝国。到了五月，看到颉利可汗政事混乱，知道突厥不足以依靠，于是率兵马投降。太宗封苑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人，太宗问：“谁是奸佞之人？”回答道：“臣我身居草野，不能确知谁是奸佞之人，希望陛下对群臣明言，或者假装恼怒加以试探，那些坚持己见、不屈服于压力的，便是耿直的忠臣；畏惧皇威顺从旨意的，便是奸佞之人。”太宗说：“君主，是水的源头；群臣，是水的支流。混浊了源头而去希冀支流的清澈，是不可能的事。君主自己做假使诈，又如何能要求臣下耿直呢！朕正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好用权谋小计来对待臣下，常常觉得可鄙。你的建议虽好，朕不采用。”
六月，辛巳（初一），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去世。
壬辰（十二日），又任命太子少师萧为尚书左仆射。
戊申（二十八日），太宗与大臣议论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萧说：“殷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周朝及六国均无罪，秦始皇分别灭掉他们。取得天下的方式虽然相同，人心所向却不一样。”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一味崇尚欺诈、暴力，这就是长短得失的不同。所以说夺取天下也许可以凭借武力，治天下则不可以不顺应民心。”萧钦服不已。
山东大旱，诏令各地赈济抚恤，今年的租赋不必交纳。
秋季，七月，壬子（初二），任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无忌与太宗早年为布衣之交，加上皇后兄长的外戚身份，又有辅佐太宗即位的大功，太宗视为心腹，对他的礼遇无人堪比，几次想重用他为宰相。文德皇后固执地请求：“我身为皇后，家族的尊贵荣耀已达到顶点，实在不愿意我的兄、弟再去执掌国政。汉代的吕、霍、上官三家外戚都是痛彻骨髓的前车之鉴，望陛下体恤明察！”太宗不听，最后还是予以重用。
起初，突厥族风俗淳厚，政令简质疏略。颉利可汗得到汉人赵德言，加以重用，德言恃势专权，大量地改变旧有风俗习惯，政令也变得繁琐苛刻，百姓们大为不满。颉利又信任各胡族人，而疏远突厥本族人，这些胡族人贪得无厌，反复无常，干戈连年不息。又赶上大雪天，雪深达数尺，牲畜多冻死，加以连年饥荒，百姓都饥寒交迫。颉利费用不足，便向各部落征收重税，由此上下离心，怨声载道，各部落多反叛，兵力渐弱。唐朝大臣们议事时多请求乘机出兵，太宗问萧和长孙无忌：“颉利君臣昏庸残暴，必然面临危亡。现在出兵讨伐，则刚刚与突厥订立盟约，师出无名；不出兵，恐怕又要失去机会，怎么办呢？”萧请求出兵。长孙无忌说：“突厥并没有侵我边塞，却要背信弃义、劳民伤财，这不是正义之师的所为。”太宗于是没有出兵。
太宗向公卿大臣询问使国运长久的办法，萧说：“夏、商、周分封诸侯而统治时间长久，秦国不分封诸侯而迅速灭亡。”太宗认为有道理，于是有分封诸侯王的动议。
黄门侍郎王有密奏要上报，交给侍中高士廉转呈，士廉搁置起来没有转达。太宗得知后，八月，戊戌（十九日）这一天，调走高士廉，任命为安州大都督。
九月，庚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辛酉（十二日），中书令宇文士及降职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预朝政。宰相以外官员参预朝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问他有何才能，杜淹答道：“隋炀帝将要驾临江都，召集百官询问去留之计，怀道当时官居吏部主事，只有他一人坚持认为不可去江都。这是我亲眼所见。”太宗说：“你称赞邸怀道做得对，你自己为什么不正言劝谏？”杜淹答道：“我当时地位卑微，不任要职，又知道劝谏也不会听从，徒然一死毫无益处。”太宗说：“你知道炀帝不可进谏，为什么要在朝为官，即然在朝为官，又怎么能不进谏？你供职于隋朝，姑且可以说位卑言轻，后来供职于王世充，地位尊显，为什么也不进谏？”杜淹答道：“我对王世充不是不进谏，只是他听不进去。”太宗说：“王世充如果贤明又能讷谏，便不应亡国；假若残暴而又拒谏，你怎么能够免于灾祸呢？”杜淹答不上来。太宗说：“现在你的地位称得上尊贵了，可以进谏吗？”杜淹回答：“甘愿冒死强谏。”太宗笑了。
辛未（二十二日），幽州都督王君廓密谋叛乱，中途被杀。
王君廓在幽州时，骄横自恣，无法无天，后被征召入朝。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托王君廓捎信给房玄龄。君廓私下拆信，不认识草书字体，怀疑他告发自己的罪过，走到渭南，杀死驿站吏卒逃跑，将要奔往突厥，途中被野人杀死。
岭南部落首领冯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很久没有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太宗命令将军蔺等人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魏徵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太宗说：“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太宗于是下令收兵。冬季，十月，乙酉（初六），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太宗说：“魏徵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十二月，壬午（初四），尚书左仆射萧因事犯罪被免职。
戊申（三十日），利州都督李孝常等图谋反叛，被处死。

李孝常因上朝办公务，留在京城，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相互议论受命于天的征兆，密谋借助皇宫警卫部队叛乱。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的同父异母哥哥，嗜酒如命，不务正业。其父长孙晟死后，弟弟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均年幼，安业把二人赶回他们的舅舅高士廉家。等到太宗即位，皇后不念旧怨、不记前嫌，对安业的礼遇仍十分优厚。等到谋反的事被查觉，皇后哭着向太宗请求说：“安业所犯罪行，实在是罪该万死。但他以前对我不好，国人都知道，现在处他以极刑，大家必然认为是我存心报复，这恐怕也会使圣朝受牵累。”安业由此得以免死，流配到州...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原文及翻译（前一段原文，后一段翻译）： 唐纪十一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上贞观十一年（丁酉、637） 唐纪十一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丁酉，公元637年） [1]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为：“陛上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1]五月，壬申（疑误），魏徵上奏疏，认为：“陛下从善如流、闻过必改的精神似乎不如从前，谴责惩罚渐多，逞威发怒比过去严厉了。由此可知富贵时不希望引来骄横奢侈，而骄横奢侈却不期而至，这并非虚妄之言。而且当年隋朝府库仓廪的充实与户口甲兵的强盛，今日如何比得上！然而隋朝自恃富强频繁劳作以至国家危亡，我们自知贫弱与民清静而使天下安定；安定与危亡的道理，昭然若揭。从前隋朝未发生变乱时，自己认为必然不会发生变乱；未灭亡时，自认为必然没有灭亡的危险。故而不停地征派赋税劳役，不停地东征西伐，以致祸乱将及自身时还尚未知觉。所以说照看自己的身形莫如使水静止如镜面，借鉴失败莫如看国家的灭亡。深望陛下能够借鉴隋的覆亡，除掉奢侈立意俭约，亲近忠良远离邪佞，以现在的平静无事，继续施行过去的勤勉节俭，才能达到尽善尽美、无以复加的地步。取得天下诚属困难，而守成则较为容易，陛下能够取得较难的一步，难道不能保全较容易的吗？” [2]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薨。彦博久掌机务，知无不为。上谓侍臣曰：“彦博以忧国之故，精神耗竭，我见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纵其安逸，竟夭天年！” [2]六月，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去世。彦博长时间执掌机要，尽职尽责。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彦博因为忧国忧民的缘故，耗尽心力，朕见其精力与体力不支，已有二年，只是遗憾不能让他安逸清闲一段时间，竟致英年早逝！” [3]丁巳，上幸明德宫。 [3]丁巳（初四），太宗巡幸明德宫。 [4]己未，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世袭。戊辰，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亦令世袭；非有大故，无得黜免。 [4]己未（初六），太宗下诏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位亲王所任的刺史职务，均由其子孙世袭。戊辰（十五日），又封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也令其子孙世袭；如没有大的变故，不得黜免。 [5]己巳，徙许王元祥为江王。 [5]己巳（十六日），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 [6]秋，七月，癸未，大雨，谷、洛溢入洛阳宫，坏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馀人。 [6]秋季，七月，癸未（初一），天降大雨，谷、洛二河水涨满，溢出流入洛阳宫中，毁坏官家寺庙与百姓住房，溺死六千多人。 [7]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7]魏徵上奏疏认为：“《文子》说：‘同样的言语，有时能被信任，可见信任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有时被执行，可见真诚待人在命令之外。’自从大唐美善兴旺，已有十多年了，然而德化的成效不尽人意，是因为君王对待臣下未尽诚信的缘故。如今确立政策，达到大治，必然委之于君子；而事有得失，有时要询访小人。对待君子敬而远之，对待小人轻佻而又亲昵，亲昵则言语表达得充分，疏远则下情难以上达。智力中等的人，岂能没有小聪明！然而并没有经国的才略，考虑问题不远，即使竭尽诚意，也难免有败绩，更何况内心怀有奸诈的小人，对国家的祸患能不深吗？虽然君子也不能没有小过失，假如对于正道没有太大的害处，就可以略去不计较。既然称之为君子而又怀疑其不真诚，这与立一根直木而又怀疑其影子歪斜有什么不同？陛下如果真能慎择君子，礼遇信任予以重用，何愁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呢？否则的话，很难保证危亡不期而至呀。”太宗赐给魏徵手书诏令，夸赞道：“以前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意志骄傲懈怠，何曾身处三公高位，不能犯颜直谏，而是私下里说与子孙们听，自诩为明智，此乃最大的不忠。如今得到你的谏言，朕已知错了。当把你的箴言放在几案上，犹如西门豹、董安于佩戴韦弦以自警。” [8]乙未，车驾还洛阳，诏：“洛阳宫为水所毁者，少加修缮，才令可居。自外众材，给城中坏庐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8]乙未（十三日），太宗的车驾从明德宫回到洛阳宫，下诏说：“洛阳宫被水毁坏的部分，稍加修缮，便可以居住。从外面运来的修缮材料，都供给城中屋舍塌坏的人家。命令文武百官各上书言事，极力指出朕的过失。”壬寅（二十日），废除明德宫以及飞山宫中的玄圃院，将其赐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9]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徵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9]八月，甲子（十二日），太宗对身边大臣说：“上书奏事的人都说朕游猎太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的事不能忘，朕时常与身边的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了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魏徵说：“先王惟恐听不到有人谈论其过错。陛下既然让大臣们上书奏事，就应该听任他们无拘束地陈述意见。如果他们的话可取，固然会对国家有利；假如不可取，听听也没有损害。”太宗说：“你说得很对。”均予慰问，并打发他们回去。 [10]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师及四方所造乘舆器用及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夫昧爽丕显，后世犹怠，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能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已失之后也。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陛下宠遇诸王，颇有过厚者，万代之后，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世，囚禁诸王，但无缧绁耳。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已上各举一人。” [10]侍御史马周上奏疏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及汉代，历经年代多者八百年，少者不少于四百年，这是因为上古帝王以恩惠凝聚人心，人们不能忘怀的缘故。汉代以后历代王朝，多者六十年，少者仅二十多年，均因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陛下正应当发扬禹、汤、文、武的帝业，为子孙确立千秋万代的基业，岂能只维持当年的现状！如今全国户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而服劳役的兄去弟归，道路相断。陛下虽然下了施恩的诏令，减损劳役，然而营缮之事无休无止，老百姓怎么能得到休息呢！所以主管部门徒劳地发放文书，与实际毫不相干。从前汉文帝与汉景帝，谦恭节俭以养护百姓，武帝继承丰富的资产，所以能够穷奢极欲而不至天下大乱。假使汉高祖之后即传位给武帝，汉朝还能那么长久吗？再者，京都长安以及各地所制造的乘舆器物用具和众位亲王、妃嫔、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这并非节俭。前代君王黎明即起以致力于声名显赫，后人还是有所倦怠，陛下年轻时居于民间，深知百姓的疾苦，尚且如此，何况皇太子生长于深宫高院，不熟悉外部事物，陛下辞世后的事，固然是应当忧虑的。我观察自古以来，百姓愁苦怨恨，便聚合为盗贼，其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虽然想追悔改正，也难以恢复保全。所以修德行应当于可修之时，不可等到失去国家之后再去后悔。当年周幽王、周厉王曾取笑过桀、纣，隋炀帝也曾取笑过周、齐两朝，不可让后代人取笑现在如同现在我们取笑炀帝一样。贞观初年，全国欠收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而老百姓毫无怨言，是因为知道陛下忧国忧民的缘故。如今连年丰收，一匹绢可换粟十余斛，然而老百姓怨声不断，是知道陛下不再顾念百姓，多营缮宫殿，不操持国家急务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百姓的苦乐。就以近代以来的历史加以考察，隋朝广贮洛口仓而李密加以利用，东都积存布帛而王世充得以借力，西京的府库也为我们大唐所用，至今仍未用完。积蓄储备固然不可缺少，也要百姓有余力，然后收税，不可强加聚敛拱手供给敌方。节俭以使百姓休息，陛下已经在贞观初年亲身实践，今日再这么做，固然不是什么难事。陛下如果想要谋划长治久安的政策，不必远求上古时代，只是像贞观初年那样，则是天下的幸事。陛下宠爱厚待诸王，颇有十分过分的，但不能不深思陛下身后的事情。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曹植，等到曹丕即位，便囚禁了诸王，只是没有捆上绳索罢了。这样看来魏武帝的过分宠爱，恰使他们倍受其苦。另外，百姓得以安定，惟在于刺史和县令，如果挑选的人得力，则陛下可以清闲自在。如今朝廷只重中央的官吏而轻视州县地方官的选拔，刺史多用武人，或者是朝官不称职时才补选为地方官，边远地区，用人更加轻视。所以说百姓不安定，大概的原因便在于此。”奏疏上奏后，太宗称赞很久，对身边的大臣说：“刺史应当由朕亲自选拔，县令应诏令朝官以上官员每人荐举一人。” [11]冬，十月，癸丑，诏勋戚亡者皆陪葬山陵。 [11]冬季，十月，癸丑（初二），诏令勋贵大臣死后均陪葬于皇陵。 [12]上猎于洛阳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上拔剑斩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对曰：“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悦，为之罢猎，寻加光禄大夫。 [12]太宗狩猎于洛阳苑，有一群野猪跑出林中，太宗引弓连发四箭，射死四头。有一头野猪奔到马前，将要咬到马蹬；民部尚书唐俭下马近前与猪搏斗，太宗拨出剑砍死野猪，回头对唐俭笑着说：“天策长史没看见朕将要杀掉野兽吗，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唐俭答道：“汉高祖从马上得天下，却不以马上治天下；陛下以神威圣武平定四方，怎么能对一头野兽再逞威风呢？”太宗高兴，为此停止捕猎，不久加封唐俭为光禄大夫。 [13]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上曰：“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柳范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独引范谓曰：“何面折我！”对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上悦。 [13]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多次出外游猎，对当地居民造成危害，侍御史柳范上书弹劾他。丁丑（二十六日），李恪因此被免官职，削减食封三百户。太宗说：“长史权万纪事奉我的儿子，不能匡偏正讹，论罪当处死。”柳范说：“房玄龄事奉陛下，还不能阻止陛下狩猎，怎么能只怪罪万纪呢？”太宗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过了不久，太宗单独召见柳范说：“你为什么当面羞辱朕？”答道：“陛下仁德明察，我不敢不尽愚忠直谏。”太宗高兴了。 [14]十一月，辛卯，上幸怀州；丙午，还洛阳宫。 [14]十一月，辛卯（十一月），太宗巡幸怀州，丙午（二十六日），回到洛阳宫。 [15]故荆州都督武士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 [15]已故荆州都督武士的女儿，年方十四岁，太宗听说她貌美，召入后宫，册封为才人。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原文及翻译（前一段原文，后一段翻译）：
　　唐纪十一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上贞观十一年（丁酉、637）

　　唐纪十一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丁酉，公元637年）
　　[1]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为：“陛上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乃知贵不期骄，富不期侈，非虚言也。且以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然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乱也，自谓必无乱；其未亡也，自谓必无亡。故赋役无穷，征伐不息，以至祸将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鉴形莫如止水，鉴败莫如亡国。伏愿取鉴于隋，去奢从约，亲忠远佞，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实难，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难，岂不能保其所易乎！”
　　[1]五月，壬申（疑误），魏徵上奏疏，认为：“陛下从善如流、闻过必改的精神似乎不如从前，谴责惩罚渐多，逞威发怒比过去严厉了。由此可知富贵时不希望引来骄横奢侈，而骄横奢侈却不期而至，这并非虚妄之言。而且当年隋朝府库仓廪的充实与户口甲兵的强盛，今日如何比得上！然而隋朝自恃富强频繁劳作以至国家危亡，我们自知贫弱与民清静而使天下安定；安定与危亡的道理，昭然若揭。从前隋朝未发生变乱时，自己认为必然不会发生变乱；未灭亡时，自认为必然没有灭亡的危险。故而不停地征派赋税劳役，不停地东征西伐，以致祸乱将及自身时还尚未知觉。所以说照看自己的身形莫如使水静止如镜面，借鉴失败莫如看国家的灭亡。深望陛下能够借鉴隋的覆亡，除掉奢侈立意俭约，亲近忠良远离邪佞，以现在的平静无事，继续施行过去的勤勉节俭，才能达到尽善尽美、无以复加的地步。取得天下诚属困难，而守成则较为容易，陛下能够取得较难的一步，难道不能保全较容易的吗？”
　　[2]六月，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薨。彦博久掌机务，知无不为。上谓侍臣曰：“彦博以忧国之故，精神耗竭，我见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纵其安逸，竟夭天年！”
　　[2]六月，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彦博去世。彦博长时间执掌机要，尽职尽责。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彦博因为忧国忧民的缘故，耗尽心力，朕见其精力与体力不支，已有二年，只是遗憾不能让他安逸清闲一段时间，竟致英年早逝！”
　　[3]丁巳，上幸明德宫。
　　[3]丁巳（初四），太宗巡幸明德宫。
　　[4]己未，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世袭。戊辰，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亦令世袭；非有大故，无得黜免。
　　[4]己未（初六），太宗下诏荆州都督、荆王李元景等二十一位亲王所任的刺史职务，均由其子孙世袭。戊辰（十五日），又封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也令其子孙世袭；如没有大的变故，不得黜免。
　　[5]己巳，徙许王元祥为江王。
　　[5]己巳（十六日），改封许王李元祥为江王。
　　[6]秋，七月，癸未，大雨，谷、洛溢入洛阳宫，坏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馀人。
　　[6]秋季，七月，癸未（初一），天降大雨，谷、洛二河水涨满，溢出流入洛阳宫中，毁坏官家寺庙与百姓住房，溺死六千多人。
　　[7]魏徵上疏，以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余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尽诚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访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疏则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有败，况内怀奸宄，其祸岂不深乎！夫虽君子不能无小过，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既谓之君子而复疑其不信，何异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诚能慎选君子，以礼信用之，何忧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赐手诏褒美曰：“昔晋武帝平吴之后，志意骄怠，何曾位极台司，不能直谏，乃私语子孙，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谏，朕知过矣。当置之几案以比弦、韦。”
　　[7]魏徵上奏疏认为：“《文子》说：‘同样的言语，有时能被信任，可见信任在言语之前；同样的命令，有时被执行，可见真诚待人在命令之外。’自从大唐美善兴旺，已有十多年了，然而德化的成效不尽人意，是因为君王对待臣下未尽诚信的缘故。如今确立政策，达到大治，必然委之于君子；而事有得失，有时要询访小人。对待君子敬而远之，对待小人轻佻而又亲昵，亲昵则言语表达得充分，疏远则下情难以上达。智力中等的人，岂能没有小聪明！然而并没有经国的才略，考虑问题不远，即使竭尽诚意，也难免有败绩，更何况内心怀有奸诈的小人，对国家的祸患能不深吗？虽然君子也不能没有小过失，假如对于正道没有太大的害处，就可以略去不计较。既然称之为君子而又怀疑其不真诚，这与立一根直木而又怀疑其影子歪斜有什么不同？陛下如果真能慎择君子，礼遇信任予以重用，何愁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呢？否则的话，很难保证危亡不期而至呀。”太宗赐给魏徵手书诏令，夸赞道：“以前晋武帝平定东吴之后，意志骄傲懈怠，何曾身处三公高位，不能犯颜直谏，而是私下里说与子孙们听，自诩为明智，此乃最大的不忠。如今得到你的谏言，朕已知错了。当把你的箴言放在几案上，犹如西门豹、董安于佩戴韦弦以自警。”
　　[8]乙未，车驾还洛阳，诏：“洛阳宫为水所毁者，少加修缮，才令可居。自外众材，给城中坏庐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极言朕过。”壬寅，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给遭水者。
　　[8]乙未（十三日），太宗的车驾从明德宫回到洛阳宫，下诏说：“洛阳宫被水毁坏的部分，稍加修缮，便可以居住。从外面运来的修缮材料，都供给城中屋舍塌坏的人家。命令文武百官各上书言事，极力指出朕的过失。”壬寅（二十日），废除明德宫以及飞山宫中的玄圃院，将其赐给遭受水灾的百姓。
　　[9]八月，甲子，上谓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猎太频。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忘，朕时与左右猎于后苑，无一事烦民，夫亦何伤！”魏徵曰：“先王惟恐不闻其过。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陈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于国；若其无取，亦无所损。”上曰：“公言是也。”皆劳而遣之。
　　[9]八月，甲子（十二日），太宗对身边大臣说：“上书奏事的人都说朕游猎太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的事不能忘，朕时常与身边的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了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魏徵说：“先王惟恐听不到有人谈论其过错。陛下既然让大臣们上书奏事，就应该听任他们无拘束地陈述意见。如果他们的话可取，固然会对国家有利；假如不可取，听听也没有损害。”太宗说：“你说得很对。”均予慰问，并打发他们回去。
　　[10]侍御史马周上疏，以为：“三代及汉，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减四百，良以恩结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余年，皆无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当隆禹、汤、文、武之业，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得但持当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给役者兄去弟还，道路相继。陛下虽加恩诏，使之裁损，然营缮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书，曾无事实。昔汉之文、景，恭俭养民，武帝承其丰富之资，故能穷奢极欲而不至于乱。使高祖之后即传武帝，汉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师及四方所造乘舆器用及诸王、妃、主服饰，议者皆不以为俭。夫昧爽丕显，后世犹怠，陛下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尚复如此，况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万岁之后，固圣虑所当忧也。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人主虽欲追改，不能复全。故当修于可修之时，不可悔之于已失之后也。盖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贞观之初，天下饥歉，斗米直匹绢，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忧念不忘故也。今比年丰穰，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夫畜积固不可无，要当人有余力，然后收之，不可强敛以资寇敌也。夫俭以息人，陛下已于贞观之初亲所履行，在于今日为之，固不难也。陛下必欲为久长之谋，不必远求上古，但如贞观之初，则天下幸甚。陛下宠遇诸王，颇有过厚者，万代之后，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爱陈思王，及文帝即世，囚禁诸王，但无缧绁耳。然则武帝爱之，适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今朝廷唯重内官而轻州县之选，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任，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称善久之，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已上各举一人。”
　　[10]侍御史马周上奏疏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及汉代，历经年代多者八百年，少者不少于四百年，这是因为上古帝王以恩惠凝聚人心，人们不能忘怀的缘故。汉代以后历代王朝，多者六十年，少者仅二十多年，均因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陛下正应当发扬禹、汤、文、武的帝业，为子孙确立千秋万代的基业，岂能只维持当年的现状！如今全国户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而服劳役的兄去弟归，道路相断。陛下虽然下了施恩的诏令，减损劳役，然而营缮之事无休无止，老百姓怎么能得到休息呢！所以主管部门徒劳地发放文书，与实际毫不相干。从前汉文帝与汉景帝，谦恭节俭以养护百姓，武帝继承丰富的资产，所以能够穷奢极欲而不至天下大乱。假使汉高祖之后即传位给武帝，汉朝还能那么长久吗？再者，京都长安以及各地所制造的乘舆器物用具和众位亲王、妃嫔、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认为这并非节俭。前代君王黎明即起以致力于声名显赫，后人还是有所倦怠，陛下年轻时居于民间，深知百姓的疾苦，尚且如此，何况皇太子生长于深宫高院，不熟悉外部事物，陛下辞世后的事，固然是应当忧虑的。我观察自古以来，百姓愁苦怨恨，便聚合为盗贼，其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虽然想追悔改正，也难以恢复保全。所以修德行应当于可修之时，不可等到失去国家之后再去后悔。当年周幽王、周厉王曾取笑过桀、纣，隋炀帝也曾取笑过周、齐两朝，不可让后代人取笑现在如同现在我们取笑炀帝一样。贞观初年，全国欠收闹饥荒，一斗米值一匹绢，而老百姓毫无怨言，是因为知道陛下忧国忧民的缘故。如今连年丰收，一匹绢可换粟十余斛，然而老百姓怨声不断，是知道陛下不再顾念百姓，多营缮宫殿，不操持国家急务的缘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百姓的苦乐。就以近代以来的历史加以考察，隋朝广贮洛口仓而李密加以利用，东都积存布帛而王世充得以借力，西京的府库也为我们大唐所用，至今仍未用完。积蓄储备固然不可缺少，也要百姓有余力，然后收税，不可强加聚敛拱手供给敌方。节俭以使百姓休息，陛下已经在贞观初年亲身实践，今日再这么做，固然不是什么难事。陛下如果想要谋划长治久安的政策，不必远求上古时代，只是像贞观初年那样，则是天下的幸事。陛下宠爱厚待诸王，颇有十分过分的，但不能不深思陛下身后的事情。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曹植，等到曹丕即位，便囚禁了诸王，只是没有捆上绳索罢了。这样看来魏武帝的过分宠爱，恰使他们倍受其苦。另外，百姓得以安定，惟在于刺史和县令，如果挑选的人得力，则陛下可以清闲自在。如今朝廷只重中央的官吏而轻视州县地方官的选拔，刺史多用武人，或者是朝官不称职时才补选为地方官，边远地区，用人更加轻视。所以说百姓不安定，大概的原因便在于此。”奏疏上奏后，太宗称赞很久，对身边的大臣说：“刺史应当由朕亲自选拔，县令应诏令朝官以上官员每人荐举一人。”
　　[11]冬，十月，癸丑，诏勋戚亡者皆陪葬山陵。
　　[11]冬季，十月，癸丑（初二），诏令勋贵大臣死后均陪葬于皇陵。
　　[12]上猎于洛阳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发，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投马搏之，上拔剑斩豕，顾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对曰：“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上悦，为之罢猎，寻加光禄大夫。
　　[12]太宗狩猎于洛阳苑，有一群野猪跑出林中，太宗引弓连发四箭，射死四头。有一头野猪奔到马前，将要咬到马蹬；民部尚书唐俭下马近前与猪搏斗，太宗拨出剑砍死野猪，回头对唐俭笑着说：“天策长史没看见朕将要杀掉野兽吗，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唐俭答道：“汉高祖从马上得天下，却不以马上治天下；陛下以神威圣武平定四方，怎么能对一头野兽再逞威风呢？”太宗高兴，为此停止捕猎，不久加封唐俭为光禄大夫。
　　[13]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上曰：“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柳范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独引范谓曰：“何面折我！”对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上悦。
　　[13]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多次出外游猎，对当地居民造成危害，侍御史柳范上书弹劾他。丁丑（二十六日），李恪因此被免官职，削减食封三百户。太宗说：“长史权万纪事奉我的儿子，不能匡偏正讹，论罪当处死。”柳范说：“房玄龄事奉陛下，还不能阻止陛下狩猎，怎么能只怪罪万纪呢？”太宗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过了不久，太宗单独召见柳范说：“你为什么当面羞辱朕？”答道：“陛下仁德明察，我不敢不尽愚忠直谏。”太宗高兴了。
　　[14]十一月，辛卯，上幸怀州；丙午，还洛阳宫。
　　[14]十一月，辛卯（十一月），太宗巡幸怀州，丙午（二十六日），回到洛阳宫。
　　[15]故荆州都督武士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
　　[15]已故荆州都督武士的女儿，年方十四岁，太宗听说她貌美，召入后宫，册封为才人。

八月，甲子（十二日），太宗对身边大臣说：“上书奏事的人都说朕游猎太频繁，如今天下无事，武备的事不能忘，朕时常与身边的人到后苑射猎，没有一件事烦扰了百姓，这有什么害处呢？”魏徵说：“先王惟恐听不到有人谈论其过错。陛下既然让大臣们上书奏事，就应该听任他们无拘束地陈述意见。如果他们的话可取，固然会对国家有利；假如不可取，听听也没有损害。”太宗说：“你说得很对。”均予慰问，并打发他们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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