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是什么意思？

试简述王守仁顺自然的教育主张~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是明代中时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因他曾在绍兴城外的阳明洞读书讲学，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

“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论
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
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
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原是一个工夫
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有知在即有行在，有行在即有知在，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不可分割。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只说一个知，己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己自有知在"。"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他把知行合而为一，知就是行，行就是知，行中有知，知中有行，行在知在，知在行在，相互包含，彼此融通。这就混淆了知行界限，否定了知行的本质区别，否定了知行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因为知和行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他把属于思想意识范畴的"知"当作"行"，以知代行;又把属于实践和实际范畴的"行"当作"知"，以行代知。结果把知行混淆，使知行关系模糊了。 但从道德教育上看，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高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高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 "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销行以为知
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在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说，封建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封建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封建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 "良知"的完成。 王守仁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他的意思是说，我心中的"良知"向外发动，表现显露出来就是"行"，"良知"发动时的主观意念、情感、动机等都可以叫做"行"。他有时还把一个人学习时的真切笃实的态度也叫做"行"。这种以“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即是以知为行，以不行为行，销行以为知。为了论证以知为行，他说，"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意思是说，
看见美色是知，爱好美色就是行;闻恶臭是知，厌恶恶臭就是行。见好色与好好色、闻恶臭与恶恶臭，是同时发生的，因而知和行是合一的。

为了贯彻他的"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思想，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道德教育方法。
1、静处体悟
所谓"静处体悟"，实际上是静坐澄心，反观内省，摈去一切私虑杂念，体认本心，这是董仲舒"内视反听"与陆九渊 "自存本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佛教禅宗的面壁静坐、"明心见性"思想的影响。如他所说:"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孥，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他否认了"坐禅入定"的影响，却正是受了"坐禅入定"的影响，这是正统理学家的一贯手法。
2、事上磨炼
王守仁认为如果一味追求静坐澄心，容易使人"喜静厌动，流入枯稿之病"，或者使人变成"沉空守寂"的"痴呆汉"， "才通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因此，他又提出“事上磨炼"。他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他这里说的"在事上磨炼”，亦即"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问，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指通过"声色货利"这些日常事务，去体认"良知"。他反对离开事物去谈"致良知”，认为在口头上谈"致良知"是无意义的，"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他主张道德佳养要紧密同日常生活联系，"在事上磨炼。，才能落实 "知行合一"。
3、省察克治
王守仁还继承与发展了儒家传统的 "内省”、"自讼"的修养方法，提出"省察克治"。他说，"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索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他还说: "克已必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副而来"。他这时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克己内省"思想，强调了"拔去病根次"斩钉截铁久"扫除廓清"一毫不存".在他看来， 如果在修养过程中，若不能用他所说的"天理"战胜"人欲，即使剩下一丝一毫，那么，其结果必将是前功尽弃，"众恶相副而来"。我们可以从王守仁的唯心主义的道德教育思想中，看到他深刻地认识到两种道德观斗争的重要意义，这对我们仍是有启发的。
王守仁说：“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主张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和检察，自觉克制各种私欲。很清楚，这是对儒家传统的“内省”、“克已”修养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其中所包含的强调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合理因素，是可以批判地吸取的。
4、贵于改过
王守仁认为人在社会生活中总会发生这样或那样一些违反伦理道德规范的过错，即是大贤人，也难以避免。因此，在道德修养中，不贵无过，而贵改过。他说：“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虽然，要能改过，首先必须对过错要有认识，表示悔悟，但悔悟并不就是改过。所以，他又说：“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这种“贵于改过”的主张，体现了王守仁在道德教育中的求实精神和向前看的态度，是可取的。

论儿童教育："顺导性情"的童蒙教育论

王守仁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他从"致良知"的要求出发，认为儿童时期"良知"保存最多，受蒙蔽最少，教育应从儿童时期抓起。
一）揭露和批判传统儿童教育不顾儿童的身心特点 二）儿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性情
三）儿童教育的内容是“歌诗”、“习礼”和“读书” 四）要“随人分限所及”，量力施教
王守仁认为儿童时期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儿童的精力、身体、智力等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即所谓“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因此，教学必须考虑到这个特点，儿童的接受能力发展到何种程度，便就这个程度进行教学，不可躐等。他把这种量力施教的思想，概括为“随人分限所及”。他说：“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
1、顶应性情与鼓舞兴趣
王守仁认为，教学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点。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条，日就枯稿矣。"一般来说，儿童的性情总是喜欢嬉游，百怕拘束与禁锢，就象草木刚刚萌芽，顺应它就会发展，摧残它就会衰退。所以他主张对儿童的教育必须依据这个特点来进行，采取使儿童"趋向鼓舞"和"中心喜悦"的积极教育方法，才能便儿童的学习日有长进，就好像春风时雨被及于草木一样，盎然生意，而不是冰霜剥落、生意萧索。
2、自求自得与独立思考
王守仁认为学习必须独立思考，强调自求自得，反对崇拜偶像、盲从教师的学习方法。他说，"君子之学求以得之于其心"。他认为如果儿童的学习就是有效的;反之，就不可能很好地掌握知识。因此，教师地教学中应引导儿童"各得其心"，而不能以儿童的所谓幼稚，去压抑、束缚儿童的思维。他主张从小培养儿童独立思考，不盲从，使之"深入心通"，长大后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不轻易受别人左右。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他这种强调自求自得、独立思考、勇于怀疑、不盲从迷信，不人云亦云的精神是很突出的。他认为学习与其旁人"点化"不如自己"解化"。他反对朱熹"为学之道在穷理，穷理之要在读书"的观点，认为"六经之实"都在"吾心"之中，单*读书是不行的，必须考之于心。 "求之于心"是根本，读书只是寻求工具寻找方法而已，犹如玻人需要拐杖，只是为了帮助走路一样。反对盲从典籍，提倡独立思考，这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
3、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
王守仁认为教学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儿童学习应从现有基础出发，逐渐加深，沿着他"精气日足，筋力日强，聪明日开"的顺序发展。一个人从婴儿到成人有其发展的阶段性，比如
种植树木，须栽培得宜，"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儿童的接受能力达到何种程度，便就这个程度进行教学，不可说等。既不能要求过高过急，也不能停留在固定的低水平上。如果不顾儿童的接受能力，把大量的高深的知识灌输进去，就会象用一桶水倾注在幼苗上把它浸坏一样，对儿童有害无益。

他认为人的资质是不同的，施教须"随人分限所及"，因人而异不可等;人的才能也互不相同，使他们"益精其能"，是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他说:"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说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教学应注意各人长处短处。譬如良医治病，目的在治病，并不是有一定的方剂，不问是何症候，必使人人都吃这一剂药，教学亦须与治病一样，要注意因人施教。
总之，他认为儿童的个性是存在差异的，每个人的自然禀赋也不一样，所以教学方法也应该因人而殊，不能用同一方法。他坚决反对用一个模型去束缚儿童，需主张通过教学发展每个儿童不同的个性。
在教学内容上，王守仁主张给儿童以"歌诗"、"习礼”与"读书"三方面的教育，陶冶儿童的思想和性情。
(1)"诱之诗歌":他主张以唱歌吟诗的方式来教育儿童，这样有仅能激发他们的志向，而且还能消除他们的顽皮，使他们多余的精力有发泄的机会，也能解除儿童内心的愁闷和烦恼，使他们开朗活泼起来，并能适度地表达其情感。
(2)"导之习礼":他主张以学习礼仪来教育儿童，这不但能使儿童养成一定的礼仪习惯，而且还能通过"周旋揖让"、"拜起屈伸"等礼仪动作，"动荡血脉"、"固束筋骸"，达到锻炼身体、健壮体魄的作用。
(3)"讽之读书"，他主张通过读书，开发儿童的智力，增加儿童的句识，同时还能"存心宣志"，形成儿童一定的道德观念和理想。
此外，王守仁认为还应有"考德"这门课，并作了具体规定。要求每天清晨，检查儿童在家里，在街坊中的"言行心术"及 "爱亲敬长"、"步趋礼节"、"忠信笃敬"等做得如何，要婉转地加心诲渝、开导再就席授业。这有利于从小训练儿童的道德行为习惯。

王阳明的儿童教育思想的内容
1. 在教育方式上，要顺导性情，鼓舞兴趣
他认为：“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2意思是说儿童性情好动，喜欢嬉戏玩耍，而害怕受拘束和禁锢，就像草木刚刚萌芽，顺其自然就会使它长得枝叶茂盛，摧挠它则很快会使它衰败枯萎。所以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注意顺导儿童性情，不宜加以束缚和限制。 而顺导儿童性情进行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激发儿童学习的兴趣，兴趣在提高儿童教育质量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如果儿童对学习兴趣盎然，则学习时必然心情愉快，能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样进步自然不会停止。就像时雨春风滋润草木花卉，没有不生机勃发，自然而然地一天天长大的。反之，如果忽视了儿童兴趣的培养，则会压抑儿童学习的积极性，使儿童的学习很难进步。
为此王守仁对当时流行的无视儿童兴趣，摧残儿童天性的传统教育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其结果不仅使学生厌恶学习，憎恨教师与学校，而且会使学生想尽办法蒙骗老师，品德日趋败坏。他认为这种教育不是教人为善，乃是驱人为恶。可见，王守仁提倡顺导儿童性情，鼓舞儿童兴趣的教育方法，是与传统教育方法根本对立的，在当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2. 在教学内容上，要教学生“歌诗，习礼，读书”
他说“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凡习礼，须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2 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忽而惰，毋沮而作，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久则体貌习熟，德性坚定矣”。“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3这就是说在教学生歌诗之时，必须容貌整肃，心气安定，声音清朗，节调均审：不要浮躁而性急，不要轻飘而喧嚣，不要气馁而畏惧，长期坚持就会精神宣畅，心气平和。而习礼之时，必须澄心意肃思虑，仪表节律审慎，容貌举止合度：不要轻忽而惰怠，不要沮丧而愧疚，不要僵直而粗野；从容而不迟缓，谨慎而不拘束，长期坚持就会使举止容貌自然合于礼仪，思想道德坚定不移。而在授书之时，不务多，只求精熟：衡量学童的天资情况，能接受二百字的，以教授一百字为限，使其精力常有余地，就不会有厌倦愁苦的忧患，而会获得成就感的快乐。王阳明很重视学生的精神状态，要气定神闲，无所畏惧地接受知识，并要适可而止，不要使学生很累、很烦，从而失去学习的兴趣。
3.在教学原则上，要“随人分限所及”
“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4意思是在致知上下工夫，只是随着各人所能达到的程度去做。今天的良知达到这么个程度，就随着今天的程度去扩充；明天的良知又有了新的开悟，便随着明天的程度去扩充，这样做才是精粹纯一的功夫。教他人学习，也必须随着各人所能达到的程度去进行。人的“分限所及”是指人的接受能力的限度。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分限所及”是在逐步增长的；随着知识的积累，人的“分限所及”也是在逐步增长的。教授内容的多少难易，必须随着人不同的“分限所及”的变化。
4.为学生制定“条规”
王阳明为学生制定了四个条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即“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之立耳”；“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爱，致其婉曲，使彼闻之而可以，绎之而可改，有所感而无所怒，乃为善耳”。5这就是说不立志向，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成功，即使学习百工技艺，也没有不以立志为根本的。一旦立志成为君子，自然应当从事于学习。凡是学习不勤奋的人，一定是他的志向尚不3
4笃定。大贤也难免会犯过失，但不影响他最终成为大贤的原因，在于他有过能改。督策他人为善，是交友的原则，然而必须通过劝告和诱导的方式；献出自己全部的爱，极尽委婉和顺，使人感到可以听从，经过推理分析后认为可以改正过失，能有的感悟而不会产生怨恨，他才会向善。教条是一种教育的规约，对学生的思想及行为具有约束作用。从这四项教条看，他要求学生的，主要在于思想与道德的修养。
三 王阳明儿童教育思想的特点
1.教育要顺应儿童的年龄特征和性情
王守仁主张教育必须符合儿童的年龄实际，顺应儿童性情。提倡“把孩子看作孩子”，而不能当作小大人，甚至将其视为“拘囚”，体现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关怀。儿童就应当被看作儿童，应当得到儿童时代的欢乐。强迫儿童接受成人指导的东西，就抹煞了儿童认知和发展的特点。但是现实生活中那种野蛮的教育为了不可靠的将来，使孩子经受着各种各样的束缚，以致儿童欢乐的岁月是在哭泣、惩罚、恐吓和奴役中度过的。王阳明对传统儿童教育的流弊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如果儿童教育不能顺应儿童的年龄特征和性情，其结果事与愿违，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常常借故逃学，久而久之则益发厌学。
2.循序渐进，量力而为
王阳明指出：“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跋等。”他用良医治病必须对症下药和种植树木来做比喻，说明了因材施教的重要性。指出：“夫良医之治病，随其疾之虚实强弱，塞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君子养心之学，亦何以异于是？” “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幼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它了。”无论是把学生比作病人还是比作树，都强调了学生的个性发展；教师为把学生培养成合格的人才，也必须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不同的接受能力，实施不同的教育。王阳明基于此曾把学生分为年龄之异、才能之异等类别，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教以不同的内容，充分发展学生个性。
3.注重思想品德的修养
王守仁认为，为人谦虚，便可成就万事万业；骄傲是众恶之源。他特别重视思想品德的修养。王阳明对不同阶段的儿童应施予引导的不同内容并未给予明确提出，而且，其以“孝”与“仁”为核心的内容体系虽然较程朱理学更注重人类道德情感的普适性，但它并未脱离“三纲五常”的窠臼，注重的始终是封建社会道德规范的教育。王阳明所讲的道德教育，
不外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但是他主张读书必以“正心”为前提，读书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以净化思想为主，不必死记教条，弛逐功利，而陷溺其心志。
四 王阳明的儿童教育思想对我国当今儿童教育的启示
王阳明的儿童教育思想基于儒家传统的“中庸”理念，其核心是“致良知”，其目的是 “明人伦”，虽然也主张教师应该遵循自然、善待学生，但它更多的还是强调教师的训导作用，它倡导的是师生之间一种潜移默化、春风化雨般的和谐关系。王阳明的儿童教育思想也主张儿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身心特点，通过适当的引导，使他们“趋向鼓舞”，“中心喜悦”，这样儿童就能不断长进，就好比时雨春风滋润草木一样，日长月化，生意盎然。并强调通过引导儿童咏诗唱歌、学习礼仪、读书讽诵，帮助他们激发志趣、宣泄情感、端庄仪表、强壮筋骨、开发智力、明确志向。借助这种在志向上因势利导、在性情中调理养护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消除鄙陋和吝啬，逐渐使他们的行为符合礼仪，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中和”的理想境界。王阳明也注意到了教育对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提出了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一系列教学方法。例如，他反复强调要“随人分限所及”，所谓分限，是指儿童的认识水平和限度。他认为学习必须是循序渐进的，负担一定不要过重，这样可以使儿童经常保持精力有余的状态。王阳明这种崇尚自然的儿童教育思想在当时都是极为先进的，即使在今天，这些教育思想也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当今的儿童教育已被附加了很多超越儿童发展阶段的东西，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越来越阻碍儿童的发展。为什么我们中小学生的“减负”运动会没有效果，反而有越减越多的趋势。自然的儿童教育哪里去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深思。

意思是：即使是大贤也避免不了会有过失。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大贤，其原因是他有过即改。所以，人并非是以无过为贵，而是以有过能改为贵。

此句出自明代大儒王守仁的《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
原句：
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
翻译：
缺点错误，对才德极高的人来说，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有了缺点和错误）并不妨碍这些才德极高的人最终成为才高望重的大贤才，原因就是他们（这些大贤者们）都能够及时改正自己的过错。所以说，可宝贵的不在于“没有过错”， 而是可贵在“能够及时改正自己的过错”。

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使是大贤也避免不了会有过失。 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大贤，其原因是他有过即改。 所以，人并非是以无过为贵，而是以有过能改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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