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何夸韩愈“勇夺三军”？怎样评价韩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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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云：“夫将者，国之辅也。”此即是强调军事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我们都很熟悉的韩愈，在宪宗、穆宗两朝，便是极重要的国之辅将。

韩愈在众人眼中，乃文人出生、百代文宗、儒学传承者。他七岁读圣贤书，十三岁能文，二十五岁及进士第，十年后又通过吏部铨选。

但同时，韩愈也有鲜为人知的军职形象，其生涯中有两次重要的军事平乱行动。

其一，用兵淮西时，韩愈担任行军司马。他除了平时管理军务，亦负责作战时攻防策略之筹划与运用，不仅任务繁重，而且举足轻重。

其二，宣抚镇州乱时，韩愈受命为镇州宣慰使。他孤身一人深入形势险恶的镇州，苦心劝说王廷凑止戈为武。

可以说，在这两次行动中，韩愈皆顺利达成使命。因此，苏轼夸他：“勇夺三军之帅！”

在玲珑看来，韩愈“从军”与“从文”两不误，且二者相得益彰。

韩愈《雉带箭》

崇尚勇气，颇具胆识

韩愈之祖先中，不乏有勇有谋者。其七世祖韩耆，于后魏时被封为武安成侯；其六世祖韩茂，武功超群，受封安定桓王。韩愈常常以自己的祖先为荣，而韩家一脉相承之“尚勇有谋”的性格特质，也留存于韩愈的血液中。

韩愈之出生地，在北方。北方自古即有浓厚的尚勇风气，我们从家喻户晓的《木兰诗》中，即可窥豹一斑。

生于斯、长于斯，韩愈自幼便接触骑马、武术应是理所当然；他受当地民风潜移默化的影响，胆识日积月累，不言而喻。

再就韩愈任中央官职前之藩镇幕府工作而言，他早期曾任汴州、徐州观察推官，随各藩镇军队团练是例行公事，骑马、武术、击毯与狩猎等皆属军队平时训练项目。

韩愈诗作中，也曾提及任藩镇推官时的情况。如贞元十五年，他在徐州所作《雉带箭》：“冲人决起百馀尺，红翎白镞相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即是描写随从节度使张建封射猎野雉时之生动画面。

韩愈雕像

随着年岁、历练增加，韩愈之勇不减反增。元和十年五月，御史中丞裴度为用兵淮西，出使蔡州观察形势。六月，节度使王承宗与李师道派刺客杀害当朝宰相武元衡、裴度，京师上下震撼，而全国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之中。

此时，韩愈先代裴度上《让官表》，随后又上《论捕贼行赏表》，全力支持宪宗之缉凶主张。

当时赞成削藩与捕贼者，皆恐遭杀身之祸，然韩愈置死生于度外，一心为救国救民，更进一步积极参与到讨伐淮西战役中，其展现之勇气与胆识，令人赞赏。

长庆二年，时任兵部侍郎的韩愈，受朝廷之命，到镇州安抚当地乱军。他深入虎穴，未携武器，单车前往，实英勇过人。入镇州途中作有《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

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

风霜满面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

韩愈为达王命，不辞风霜辛劳，日驰三百里依然嫌迟；抵达镇州时，等待他的，竟是一群剑拔弩张的蛮横军士。毫无畏惧的韩愈，一面厉声责备王廷凑，一面晓以大义。这在李翱所作的《韩公行状》中有详细的记载。

韩愈凭借胆识，终使王廷凑答应解除镇州之乱；王廷凑还设宴招待他，此举应是受到他正气凛然与无比勇气之感召。

对于只身前往叛军阵地，一般军士皆望而却步，但已经五十五岁、知天命的韩愈，却能携义无反顾、舍我其谁的勇气前往与执行，着实令人钦佩。

《新唐书·韩愈传》亦详细描写了韩愈宣抚镇州一事，并给予其极高的评价与肯定。他的超凡之勇，确实值得后人学习。

韩愈雕像

主动积极，力求有为

韩愈生涯中，一直持续展现主动积极之特质。自幼读书，自动自发；求取科考上榜，努力不懈，并用尽各种方法，诸如求北平王马燧收留、及三上宰相书等。

可以想见，“主动积极”源自韩愈天生的性格；同时，他也将之发扬光大，并善用之于军事领域中。例如在平淮西之役中，处处可见韩愈主动积极的一面。

淮西叛乱之初，韩愈积极上书朝廷，主动支援主战派盟友裴度，成为其坚强后盾，同时也成为主张出兵的宪宗之有力支柱。之后，他受命为行军司马，统领淮西军政事务，甫上任，旋即奔赴汴州劝韩弘协同裴度出兵，其“力求有为”之举，不仅为裴度讨伐淮西寻到胜利契机，也为自身军事生涯开启无穷希望。

已经五十岁的韩愈，其实也像其他年轻军官一般，欲于征战中立下赫赫功绩。他一度主动积极地向裴度奏请率军攻下蔡州，因裴度不愿他与众多将领争锋，故没有允许。

在平淮西获胜后，积极的韩愈迅速地写了一封劝说信，给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希望其和平归顺。在韩愈的感召下，王承宗不仅上奏朝廷归顺，亦进献辖下两州城池，以示忠诚。

由此可知，韩愈积极与力求表现的企图心，完全不输给年轻人；同时，他也因此更获穆宗赏识、仰赖与重用。

韩愈雕像

忠贞爱国，初心不改

韩愈早期担任藩镇幕府时期，便已展现其忠贞与爱国情操，屡屡以诗文提醒天下人应时刻惦记国家百姓，提倡防患未然、有备无患之观念，并随时把握为朝廷与天下苍生贡献己力的机会。

韩愈于贞元十五年任徐州节度推官，对其上司武宁军节度使张建封“沉迷于击毯运动”的行为，甚为不满，因此作《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一诗劝说之。

此诚习战非为剧，岂若安坐行良图。

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

当时淮西已有叛乱迹象，天下氛围诡谲，韩愈用心劝说张建封应该爱惜生命并用之于讨贼，但张依旧乐之如故。于是，韩愈再次上书：“凡五脏之系络甚微，立坐必悬垂于胸臆之间，而以之颠顿驰骋，呜呼，其危哉！”希望张建封能谨慎爱护身体，并用以报效国家。

若非出于一片爱国赤诚之心，韩愈便不会冒着被免职的风险极力上书，企图说服上司，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韩愈作于贞元时期之诗作，如《汴州乱》、《归彭城》、《龊龊》等诗，皆表露了他对人民疾苦的无限忧思，展现了他对国是日非之忧心。

韩愈画像

元和九年，吴元济于其父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后叛乱。宪宗询问群臣意见，除少数大臣支持宪宗讨伐外，其他多数皆主张安抚。

韩愈于元和十年上《论淮西事宜状》，向朝廷提出建言，分析并举出六项建议与用兵谋略，向宪宗指出取胜之关键点，乃“在陛下断与不断耳”，甚至举古代圣主殷高宗三年才平定叛国的例子：“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国，三年乃克，不以为迟，志在立功，不计所费。”

他如此苦口婆心，皆是为了说服宪宗积极用兵、平服叛乱，并为黎民百姓取得天下之安定。

然而，当权主和宰相们对韩愈上书感到不悦，韩愈也因此被贬职。他感慨万千，却依然不改自己忠贞爱国的本性。

止戈为武，战以爱民

基于爱民之思，韩愈主张战争时军队应自律，以维百姓身家性命。他认为“两界之间，疆场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杀伤。”而且战争中受害的，不只是捐躯或伤病的将士，不得安居乐业、无法顺利耕织的百姓，亦是受害者。人们望着残破家园，内心之愁苦与感慨不言而喻。

另，韩愈在《论淮西事宜状》写到：“蔡州士卒，为元济迫胁，势不得已，遂与王师交战。”他为蔡州被迫作战的士卒请命。在当时的情况下，蔡州士卒无论是进、是退，皆是死路，因此韩愈希望朝廷能施予仁义、止戈为武。

同时，韩愈也主张一旦控制敌军形势之后，军队即应该自律，不该过分杀戮。此处可以看出，积极主张“武克”的他，同时不忘“仁义”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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