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四书集注（朱熹）和孝经注疏的读书报告

四书集注和孝经注疏的共同点是什么？~

四书集注一般指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章句集注》是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于一体的巨作，是一部儒家理学的名著，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为宋代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四书章句集注》是一部儒家理学名著，为宋代朱熹所著，是四书的重要的注本。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以及《孟子集注》（14卷）。
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
《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此书是朱熹倾注毕生心血之作，他至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如他自己所说“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毛奇龄反对朱熹理学，曾撰《四书改错》批评《四书集注》，书中首句便谓“四书无一不错”，罗列朱熹《四书》注释的错误达451条。
贯穿朱子一生的是持敬的态度，他曾书《敬斋箴》于室内墙上以自警，其文如下：
“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当事而存，靡他其适。弗贰以二，弗叁以三。惟精唯一，万变是监。从事于斯，是曰持敬。动静无违，表里交正。须臾有间，私欲万端。不火而热，不冰而寒。毫厘有差，天壤易处。三纲既沦，九法亦斁。于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感告灵台。”
除解四书外，朱子解过《诗经》《易经》《楚辞》及关于解历的一些说法，还有关于一般文字的解法，在此不详加论述。但有一点要说明，那就是求圣人之言本意是判定其他言语的标准，即理。人要做的也便总是求圣人之本意和通过判定他人言语而知其是否合“理”。如“凡读书，须晓他人底言词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虽是圣人的本意，但朱子强调其非圣人私有，而是天理，“天者，理而已矣……皆理之当然也。”
第二个原则我称之为“实理实情”原则，这是讲文本解释中非概念化理解的原则。朱子引程子语，“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空话说。”“若以言语解着，意便不足。”“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这是说圣人言语不是空话，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实。“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这里的信并非指理解“理”的抽象概念意义，而是相信这理是实在的，是到场的，不只是今人意义上的概念含义，或根本不是抽象概念。“理”是实然地临在于学者，朱子所言的理、天、性、心、命等等常被后人误解为概念及概念间关系，加以推导而理解，但在朱子，那些都是“实理”，他要求的是实情实理，“佞人所以应答人者，但以口取辩而无情实”，这实情不仅有以上所说的天、理等的临在，还更多的指具体事务事情，情理实事，因此他说“故孔子告之，皆笃实之事。”
与此相反的做法便受到朱子的批判，“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不徒多思之为尚”。并批评时人“不过记诵文辞之间”说：“《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要去求实理实情，朱子讲到很多事例：如在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他说这是“大道之经，政事之根本”，孔子当时对齐景公说是因为齐君臣之间“皆失其道”这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很明显不是概念关系，而是事实间的人的生存联系。他还引程子语“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
第三个原则是“以身解经”的原则。其中包括两个意思，一是“为己之学”的强调，另一个是“力行”原则，解经也即是以己力行道。“道外无身，身外无道”“人外无道，道外无人”这是讲道必着落于人之身，离了人之身便无“玄”道。“盖圣人之言，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于学者之身，而皆为人德之要，则又初不异也。”这便是“为己之学”，虽非朱子首次提出但他十分注重便是他的解释学特点。他著《四书章句集注》是给“学者”看的，而非给“读者”看的，文中皆提“学者深思之”等而从未提读者如何，这里有重大关系，即朱子解释经典圣人之言不是给人看的，而是要人切己以学的，他本人在为学，学圣，而著书也是为后学易解圣人之言，是帮助后学，一同传道统。他说著《大学章句》是对“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有益的。注释的意图便是帮助学者理解而非自立体系，如他说“圣人言语，本是明白，不须解说，只为学者看不出，所以做出注解，与学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圣人意出？”
朱子还引程子语“学者，将以行之也。”“然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这是讲学者不光要知道为学在己一身。而且要知道为学并非为故弄玄虚而是要行动以践之。即“事道者，以行道为事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试行道之端，以示于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
这三大原则并非独立不相干，而是全然不可分。求本意之旨必要实情实理地对待文本，方可解得，而解得本意又必要身体力行方可完成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理解过程。但我们还必须想到朱子解释学境域建立的保障——“持敬”的态度——在此书中的解说。
朱子说“敬者，主一无适之谓也。”此语来自程子的“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敬与理有关系，“孔子言是礼者，敬谨之至，所以为礼也。”“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且敬与己之修身有关，“修身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敬以直内，则义以方外”且“恭主容，敬主事。恭见于外，敬主乎中。”，所以无论内外，敬的态度不光是礼的根本态度，而且要切己不离的贯彻，正是“君子之戒谨恐惧，无时不然，不待言动而后敬信，则其为己之功亦加密矣。”
人要敬天敬王，这敬是天、命等的临在感，是“彻上彻下语”。在朱子行文中可以明显看到他本人的敬的态度，如解“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一章时，他引用了尹氏之言，说此举是“谨之至”，而其一生主于儒学，讲学间每以恭敬之容教徒，以敬处事，内外如一。可见没有对圣人的敬不可能诚心诚意的求本意，也不可能体会实理实情的临在和到场，当然在做事时也不可能每事以敬地完成，外不恭内不敬则不能真诚的释经典。敬本身也是一工夫，要深加体味圣人之言，久久理解之，不能没有敬的态度，因此这“彻上彻下”的态度不能少。
今人有对朱子解释工作的批判，这项工作本身并未超出朱子解释学意义范围，朱子注“四书”是以俟后学，并不是想为后人定教材，但这种批判工作不应该以朱子有“哲学体系”为借口排斥对于“本意”的追求，对实理实情的体认与信，以及对力行与为己之学的尊重和持敬的态度。因为即便从了解他人意见来讲，朱子也不会同意今人将其注释视为一己哲学体系之建立的努力。所以这种批判的工作应仍在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学意义范围内进行。
本文的努力和意图也许对于中国解释学这一学科建立不相干，当每个人以其独特的但已是有前见的且在传统中的立场来回应如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一类经典时，必然有自己的努力，这一努力又可以完全不是私人的，这点可以肯定。

★ 朱熹生平
朱熹（1130～1200年）中国南宋著名思想家。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汉族人。其父朱松，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后寓居福建。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14岁丧父，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里夫。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庆元三年（1197），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四书集注》全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影响最深最广的一部儒家“经典”。它既是各级各类学校的必读教材，又是科举考试中士子答卷的主要立论根据。其地位甚至远远超过“五经”。
★ 《四书集注》与其教育思想
朱熹一生编撰了多种教材。其中影响最深广、最重要的是《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包括《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其中《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于淳熙四年编成，《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早已撰成；直至淳熙十六年才改定。朱熹知漳州时，于绍熙元年(1190年)首次刊刻。《四书》之名，从此确立。《四书集注》刊印之后，不久就风行天下。元朝皇庆二年(1313年)，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集注》取士，从此，《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和各级学校必读的教科书，其地位甚至高于《五经》，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长达数百年之久。
《四书集注》所反映的理学教育思想，分散在《四书》各章节的注文中。其要点大体上有如下几点。
第一，“学以明伦”的教育宗旨。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阐发了理学的教育宗旨：“学以明伦”。《孟子集注》《滕文公·滕文公问国章》注云：“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同书《离娄》篇注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称：“明，则有以识其理也”，“察，则有以尽其理之详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伦尤切于身，故其知之有详略之异。”教育的根本宗旨就是“明人伦”。这是朱熹理学教育思想的根本观点。　　
第二，培养“材全德备”，“中正和乐”的“成人”。
朱熹根据《论语》论述了“成人”的标准和培养问题。《论语集注》中《宪问》篇注云：“成人，犹言全人。”“知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尽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乐，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而其为人也亦成矣。”就是通过穷理，养心、力行，泛应等自我修养，再加上礼乐的节制和规范，内外交养，达到‘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就可以成为‘材全德备”、“中正和乐”的“成人”。
培养‘成人’是朱熹理学教育的现实目标，但“成人”还不是最高理想目标，“非其至者”，最高理想目标则是圣人，“若论其至，则非圣人之尽人道，不足以语此。”
第三，追求“孔颜乐处”、“圣贤气象”的精神境界。
“孔颜乐处”和“圣贤气象”是理学家极力推崇和大肆渲染的精神追求。朱熹继周敦颐、二程之后，也着力提倡。《论语·述而》孔子自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是谓孔子之乐。《论语·雍也》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谓颜子之乐。周敦颐首次将两者揉和为一，提出“孔颜乐处”的命题，并常令二程思索“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朱熹在《论语集注》注释这两章时，引周、程之意，提出：“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鼓励学者“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就是要追求一种自我超越和规范顺应，而能安贫乐道，以苦为乐的精神境界。
“圣贤气象”也是理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气象”，是指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世界的外在表现，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等所构成的综合性的人格形象。朱熹所谓“容貌词气，乃德之符也。” 朱熹等理学家所宣示的“圣贤气象”，就是将他们所推崇的圣贤的人格形象展示出来，做为人们仰慕和仿效的典型榜样。
“孔颜乐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圣贤气象”则是一种外在的人格形象的表彰。内外交养则构成理学教育实现培养目标的有效道路。
第四，强调“存天理，遏人欲”的自我修养功夫。
理学家们对自修，即内心修养予以高度的重视。朱熹在《四书集注》里强调“己独知”、“不自欺”，就是“慎独”的功夫。以杜绝“阴为不善，而阳欲揜之”，“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但不能实用其力”。一个人“欲揜其恶而卒不可 ，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为害极大。不可不慎，不可不“重以为戒。”
理学家所谓“为善去恶’，就是“存天理，遏人欲”。《论语集注》中《颜渊》篇注云：“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日日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中庸章句》第一章注云：“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已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潜滋暗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日日克己，事事戒惧，私欲净尽，天理自然流行了。然而这只是从消极方面而言。其积极方面，还在于穷理、尽心，达到“物理之极处无不到”，“吾心之所知无不尽”。这就是正心，“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正心就能率性，率性就能循天理，天理存则人欲绝。这样，通过省察克治和穷理尽心两面夹攻，达到“存天欲，遏人欲”的目的。这就是朱熹等理学家反复强调的自我修养。
第五，阐发“下学止达”的为学之道。
“下学上达”出于《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其为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朱熹进一步强调了下学在先，上达在后，其间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关健在反己自修，在内求，否则也不能上达。
朱熹在《孟子集注》中也进一步论述了“下学上达”问题，强调“求其放心”，做到“志气清明，义理昭著”，才能“上达”天理。《孟子集注》中《尽心》篇注引尹氏曰：“规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则在其人，虽大匠末如之何也已。盖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由言传升华为心悟，才能“下学而上达。”
下学人事，包括遍读经书，经过反己自修，求其放心，循序渐进地达到“志气清明，义理昭著”，或者由言传到心悟，即可上达天理，“天独知之”的神秘境界。这就是程朱理学所宣扬的为学之道。
第六，主张“教有成法”。
朱熹十分重视教学方法，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朱熹十分重视“启发诱导”，《论语集注》中《述而》篇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又引程颐之说：“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待其诚意而后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又曰：“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能坚固，待其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这一注释被认为是对孔子启发式教学比较准确的解释。《孟子集注》中《尽心》篇注中提出，要采取“匪难匪易”的方法，善于引导学生经过努力而有所前进，但不可降低要求，迁就学生，要做到“卑不可抗，高不可贬；语不能显，默不能藏。”不卑不高，若语若默有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启发学生的思维，以利于自得深造。这正是启发式教学的真谛。
《四书集注》明确提出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孟子集注》中《尽心》篇注云：“此各因其所长而教之者也。”章末注云：“圣贤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论语集注》中《先进》篇提到孔门分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著名弟子十人。”朱熹注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后世学人多将“因材施教”作为一条重要教育原则，实践这一原则者始于孔孟，而概括出这一原则者始于朱熹的《四书集注》。
《四书集注》提出了“循序渐进”的原则。朱熹在注释《沦语》中《宪问》篇中“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时就提出了“此但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孟子集注》中《尽心》篇注云：“此章言圣人之道，大而有本，学之者必以其渐乃能至也。”指出学习和修养都是像流水盈科而后进那样，“学以渐而至”。
朱熹由“循序渐进”的原则，进一步引申出学者应锲而不舍，努力奋进的含义。《论语集注》中《子罕》篇注云：“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并由此提出“鲁能深造”的论点，《论语集注》中《先进》篇注云：“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学而》篇注云：“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在《先进》篇注云：“曾子之学，诚笃而已。圣门学者，聪明才辩，不为不多。而卒传其道，乃质鲁之人尔。故学以诚实为贵。尹氏曰：曾子之才鲁，故其学也确，所以能深造乎道也。”朱熹不赞成才高意广、骛于虚远的学习态度和作风，鼓励才质鲁钝、诚笃确实之人，这和他主张“积渐”，不求“顿悟”的一贯学风是一致的。
★ 朱熹名言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自修则人不得以非理相加。
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诌媚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
守正直而佩仁义。宋·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宋：操守。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
涵养、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养为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
朋友，以义合者。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自敬，则人敬之；自慢，则人慢之。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
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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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爱锨勒四面体易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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