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八十年代的三大论争是什么

为什么说“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

为什么说“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
A．论争的氛围明显不同于五六十年代，没有由一次学术讨论演变为政治运动。虽然每次“崛起”的出现引发了一次大的论争，但紧跟在一阵大棍之后 的不再是万马齐喑的沉寂，而是不屈不挠且公开发表的“商榷”。
B．在论争中人们不但发现朦胧诗在启蒙主义的人文精神和艺术探索的创新精神两个方面实现了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对接，而且其论争的方式和氛围都与“五四”时代有惊人的相似。
C．通过论争，朦胧诗由自发的探索变成了自觉的诗歌运动，完成了现代主义诗歌的中国化。
D．伴随着论争，朦胧诗的创新观念和先锋精神不但对整个诗歌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影响，而且成了整个文学创作的探索者。

“歌德”与“缺德”：1979年的一场争论
作者：祝华新

“文革”后，出现了不少反思极左政治给个人和国家造成巨大伤害的文艺作品，如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有人看不惯了，1979年第六期《河北文艺》发表李剑的文章《“歌德”与“缺德”》。文章认为中国“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如果文学作品一味揭露“文革”灾难，就是“昧着良心”，“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作者武断地认为：生活在新中国，不“歌德”者就是“缺德”。

电影《天云山传奇》
今天很多人恐怕想不到的是，《人民日报》随即持续发表文章，对“歌德”一文进行了有力的还击。《人民日报》转发《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断言“歌德”一文贩卖极左思想，“棍棒交加、帽子乱飞”。顺着李剑的逻辑，光明日报文章慷慨陈词：既然我们都是吃农民的粮，穿工人的衣，就得反映工农的愿望和呼声，体恤他们的疾苦，并揭露侵犯工农利益的歪风邪气。而那些对人民的疾苦熟视无睹，专会说浮夸的漂亮话，一贯以“歌德派”自居的人，你的“良心”和“道德”到哪里去了？
光明日报的结论是：“以文艺为武器批判和揭露这些反面现象，也就是暴露我们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实际上是匡正时弊，不但不能斥为‘缺德’，而是应予提倡、应予保护的。”（王若望《春天里的一股冷风》，197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还引用陈毅元帅1962年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危险得很呵！”“我们共产党不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们共产党就是有点民主，自己能够谦虚，能够团结人，大家愿意加入共产党，舍死忘生的来进行战斗，这样才打败了反动派。假使有今天这种情况，共产党还能够胜利吗？”（闻山《“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1979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要求辨析“歌德”与“缺德”的定义，批评有些同志分不清“四人帮”和党的界限，分不清马列主义与冒牌的马列主义的界限，分不清人民的利益和特权的界限。他们把“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一切祸国殃民的毒瘤当做马列主义固有的肌体来维护，不许碰，一碰就是反党、缺德。例如，张志新看出了我们党肌体上的毒瘤，被认为是罪犯而处死了。正因为张志新对党、对马列主义、对人民爱得至深、坚定忠诚，才能做到至死不变！（白桦《没有突破就是没有文学》，1979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奚落有些人的“歌德”主张，实际上“教人说些骗人的假话”。（杜书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1979年12月3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呼呼：我们的文艺事业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就一定要始终不渝地贯彻“双百”方针，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民主空气。毫无疑问，我们要在文艺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东西，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但这一切要靠马克思主义的说理，决不能靠棍子和帽子。凡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凡是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能用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棍子和帽子本身就是封建野蛮的东西，它怎么能用来维护革命的原则呢？（郑汶《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严格实行“三不主义”》，1979年8月20日人民日报）
今天的人可能不理解党报为什么对批判现实的文学作品如此厚爱，挺身维护？要知道，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几十年极左政治灾难深重，党内高层、基层与体制外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一起陷入沉痛的思考。这样一个舔血抚痕、大彻大悟的时代。
七八十年代之交，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看过不少记述“反右”“文革”苦难的电影。记得电影《泪痕》中一个镜头：“文革”后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找到受迫害装疯的归国华侨孔妮娜，一声“孔妮娜同志——”，窗外顿时雷声暴雨，谢芳主演的“女疯子”失声痛哭:“同志，你们为什么不早来啊？”

还有谢晋导演的电影《天云山传奇》：“文革”后第一书记看到蒙冤二十余载的“右派”罗群夫妇申诉材料，痛心地表示：这种事，今后再也不能允许它发生了！对于那位以革命名义镇压异己、夺人之妻的组织部长吴遥，妻子不客气地说：“你是欠了债的，别再装模作样了！”
这些电影和有关“歌德和缺德”的讨论，表现了当时党内普遍的心态，面对干部队伍、老百姓和国家的巨大创伤，真正的共产党人深深愧疚、深切体谅，勇敢担当。
2017年人民日报讨论现实主义文学时，再次触及“歌德和缺德”的话题：
有的站在批判现实主义立场，认为现实主义的传统和本质特性，就是对现实的怀疑和批判，如果放弃了这种怀疑批判态度而转向对现实的歌颂，那就丧失了现实主义精神。
也有人站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立场，认为现实主义就是应该反映和歌颂生活的光明面，给人们以生活的希望和信心，这就叫“歌德派”，如果总是用怀疑批判的态度看待现实，那就是消极落后甚至是“缺德”行为。
批判现实并不是为了个人情绪的发泄，歌颂现实也不是为了某种廉价的逢迎。今天对现实主义应该有更加辩证的认识。应当是基于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合理健全发展，以及人合乎人性的自由全面发展，确立我们应有的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坚持批判反思与弘扬正气相统一的价值导向。（赖大仁《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品格》，2017年6月2日人民日报）
时隔38年，我们的党和人民，我们的作家，能以更从容的心态思考文学“歌德和缺德”的话题了。

八十年代文学的三大论争：
1、关于西方现代派的论争
引起对西方现代派文艺论争的是1982年《外国文学研究》发表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徐文的着眼点是在我国大规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文学如何适应并创造出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化”文学。由于徐文直接把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时期文艺的未来发展结合在一起，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叶君健、冯骥才等著名作家撰文予以支持，他们认为．流行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思潮，决不是一群怪物们兴风作浪的产物，而是当今文坛世界必然会出现的易象，是文学史上的一场革命。现代派文艺不仅来源于现实，而且反映了各种物质关系总和的精神内在，我国文坛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
其实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后，西方现代汉文学话题已被人们广泛注意，并逐步上升为热点问题。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82年初，《外国文学研究》开辟“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专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这场讨论逐渐深入的过程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西方现代派产生的原因、对西方现代派的价值重估等问题上。
2、关于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
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是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对文学产生广远影响的、最深刻的文艺思想激荡。这场论争的特点不仅体现在具体作品的争鸣中，更主要地体现在大量的理论文章中，不仅是文学领域，也还涉及到哲学等其他人文学科。讨论的主题词是“异化”，即人的异化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问题。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关注，是从对“文 革”十年的历史反思开始的，随后逐步演化到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 右”运动全面反思。基于过去政 治运动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人的践踏情形，反思中人们开始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在这场讨论中，文学所受到的启示要比其参与其中的讨论显得更为重要，它给文学创作所开启的命题无疑是巨大的、深刻的，同时也是充满着艰难曲折的。最直接的是启发文学从“人”的角度来反思历史，以“异化”来对人的悲剧进行形象的解释。早在1979年，存在主义继荒诞派文学之后被介绍到我国，到1980年前后，对于存在主义文艺的介绍已经形成对西方文学介绍的主要部分，并且为相当一批青年所接受。其间所兴起的“萨特热”、“存在主义热”、“卡夫卡热”等，都无不与理论界“异化”讨论热有关。在此情况下，文艺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描写阴暗的、灰色的作品，由此形成了现实主义悲剧创作的另一种形态。
3、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
从1984年到1987年，刘再复发表了一系列围绕“人的主体性”而展开的对文学进行研究的论著，呼唤确立“人”的“创造”、“对象”、“接受”三位一体的“主体性”地位。他同时申明“主体性问题，包括个体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人类的主体性。这是强化人的创见性、能动性、自主性观念。”他认为自己的研究是“人的研究'的一种式。”对“主体性”问题，他分别从一般主体性构成，文学主体性内涵和文学主体性的实现途径进行了论述。针对上述论点，陈涌在1986年4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对刘再复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与批评。陈文首先重申“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极大的影响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并强调这是整个文艺形态的文化的各个部门的共同的普遍的本质。他认为，刘文把人“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和“作为行动者的人”分割开，把人的“受动性”归属前者，而把人的“能动性”归属于后者是错误的。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超越时间空间，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行动着人'的主体性。离开社会实践，谈论人的受动性和能动性，不是回到机械唯物主义的直观反映论，就是走向主观唯心主义。”陆梅林、敏泽等人也著文提出了刘文“主体性”观点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基础。总体上看，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焦点是“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和人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的大讨论是80年代后期在文艺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观念论争，它表明了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关注的“人”的问题的深化。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所致，讨论未能深入地持续下去，但无疑对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回到过去，我宁愿选择不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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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修龙血： 第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第二,国共两党的对峙,导致了文学的分化.第三,左联的成立及其开展的普罗文学的大论战.第四,作家们强烈的创作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