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让好友与妻同住一房，隐瞒丈母娘去世消息，却说：为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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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是中国现代派著名诗人，他的代表作《雨巷》描写的丁香姑娘，是许多人的理想情人。

可惜的是，戴望舒的情诗虽然浪漫，感情生活却一地鸡毛。在他短暂的45岁生命中，前后3段感情都是被女方抛弃，尽管他两次以死挽回，最终还是孑然一身。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戴望舒和许多文人一样，带着妻女前往香港避难。刚到香港时，戴望舒带着妻女挤在一室一厅的小房子里，卧室有两张床，戴望舒带妻女睡一张床，让初恋的哥哥施蛰存睡另一张床，中间连帘子都没拉。

有时候戴望舒晚归，施蛰存不好意思进房睡觉，戴望舒还会责备道：“干什么不好意思进去睡，丽娟不就相当于你的妹妹吗？”

多年后，穆丽娟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可戴望舒却觉得妻子不可理喻。因为他无法理解穆丽娟和施蛰存共处一室的尴尬和委屈。

让初恋的哥哥、自己的好友和妻子共处一室，这样的做法，即便放在现在也让人无法接受，更何况是在当时那个保守的年代。

可事实，在戴望舒的3段感情中，多的是这样“奇葩”的行为，比如，他曾阻止妻子为大哥奔丧，更是隐瞒丈母娘的去世消息，却还说这是为妻子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起走进戴望舒的 情感 生活。

1927年，戴望舒发表了代表作《雨巷》，诗中“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就是他的初恋对象施绛年。

那年，戴望舒到好友施蛰存家中避难，认识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17岁的施绛年长相清丽，性格活泼，很快就吸引了忧郁的诗人。

风头过后，戴望舒搬离了施家，但仍隔三差五上门拜访，每次还会特意带些饰品给施绛年。

施绛年欣赏戴望舒的才华，也享受异性的追求，对于戴望舒的示好，她虽没明确接受，但也并未拒绝。

几个月后，戴望舒以施绛年为原型的情诗《雨巷》发表，他在文坛名声大噪，被称为“雨巷诗人”。1928年，戴望舒和施蛰存、刘呐鸥创办了一本名为《无轨列车》的杂志，还成立了书店，出版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为了表达对施绛年的爱意， 戴望舒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里面的诗都是写给施绛年的，封面更是用法语写着：AJeanne（给绛年）。诗集大卖，戴望舒在诗坛的地位更上一层楼。

可当他兴高采烈地带着诗集去向施绛年邀功时，却看到施绛年和另一个男子拉拉扯扯，细听之下，才知道对方竟然是施绛年的男友。

这对戴望舒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他在酒馆彻夜买醉，第二天质问施绛年“为何要脚踏两条船”？

戴望舒想不通，难道那些温言细语，那些笑容都是假的吗？他站上阁楼边缘，对施绛年说：“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从这里跳下去。”这种情况下，施绛年只得急忙点头道：“我答应，我答应，你快下来。”

闹剧过后，戴望舒立马找人向施家提亲，施绛年同意先定亲，但有一个要求：戴望舒必须去国外留学获得文凭，回国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才能结婚。

戴望舒满口答应了。1932年10月，为实现对施绛年的承诺，戴望舒乘坐“达特安”号邮轮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

留学生活十分清苦，戴望舒的钱不够用，只能靠翻译书赚点稿费，因为营养跟不上，他经常一病就是大半个月。

戴望舒看不上大学课堂，从来不去上课，每天都待在书店看书。一年后，戴望舒所有的费用都花光了，为了混一个文凭，他只得换到花销更低的中法大学读书。

到了中法大学后，戴望舒依旧不去上课，甚至还参加了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游行。1934年8月，戴望舒被中法大学开除，并勒令他3天内离开法国。

戴望舒搜遍全身，终于凑钱买了张回上海的四等舱船票，在一个多月的航程里，他受尽了苦难，吃着饲料一样的食物，常常因为没被子被冻醒。

下船后，戴望舒立马去找未婚妻施绛年，却发现对方早就移情别恋，爱上了一个冰箱推销员。

闻言，戴望舒愤怒地甩了施绛年一巴掌，随后，决绝地转身离去。第二天，两人解除婚约的消息就出现在了报纸上，这段为期8年的苦恋终于划上了句号。

在这段感情中，施绛年确实有错，她错在一开始没有明确拒绝，也错在用“缓兵之计”给对方希望，更错在明明已经订婚，还和别的男人交往。

但始作俑者还是戴望舒。从两人相恋的过程来看，戴望舒的爱似乎有点莫名其妙。 作家武志红说，一个人越迷恋爱人，他就越看不见爱人的真实存在，他看见的，其实是他投射到爱人身上的“理想自我”。换言之，他爱的不是你，而是他自己。

在《雨巷》中，戴望舒把施绛年想象成“像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女子”。可事实上，施绛年并不是多愁善感的女子，而是一个活泼外向的女孩。只因戴望舒自己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才会把施绛年幻想成忧郁的女子。

施绛年虽然没有明确拒绝戴望舒，但也从来没接受过他。后来，即便施绛年后来有了男朋友，当面拒绝了他，戴望舒 仍旧固执 认为施绛年是爱着自己，甚至不惜以死相逼。

戴望舒被施绛年抛弃后，朋友们都很同情他。为了安慰戴望舒，好友穆时英说：“施蛰存的妹妹算得什么；我的妹妹要比她漂亮十倍，我给你介绍。”

就这样，戴望舒认识了17岁的穆丽娟。穆父是商人，家庭条件优越，穆丽娟毕业于南洋女中。受哥哥的影响，穆丽娟也喜欢读小说。

年轻、漂亮、家世好，还热爱文学，这样的穆丽娟确实配得上大诗人戴望舒。两人认识后，戴望舒经常带着穆丽娟跳舞、打牌，还请她帮自己抄稿子。

穆丽娟从小在父母兄长的宠爱下长大，涉世未深的她看谁都是好人，很快就对有才的戴望舒动了心。

1935年11月，戴望舒请好友杜衡向穆家提亲。这时，距离戴望舒和施绛年解除婚约仅5个月。

戴望舒和穆丽娟订婚时，没有举行仪式，就连钻戒，都是戴望舒出钱，穆丽娟自己去买的。婚期定在1936年6月，5月时，戴父突发脑溢血病故，可戴望舒仍旧在一个月后草草把婚礼办了。

让女方买订婚钻戒，父亲去世一个月后就办婚礼。戴望舒的举动是典型缺乏共情能力的表现，只是没有任何感情经验的穆丽娟并没察觉。

在短暂的甜蜜期后，矛盾就显现出来了。结婚不久，戴望舒为电影《初恋》的主题曲作词，一曲《初恋女》红遍大街小巷。穆丽娟早就知道施绛年的故事。

联想到丈夫婚后对自己的冷淡，穆丽娟认定《初恋女》是在怀念施绛年。这天，穆丽娟质问丈夫：“歌词里说‘我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看来我就是那带刺的、让你厌倦的蔷薇，只是不知道你那朵幽兰可好？”

戴望舒打断道：“这不过是一首为电影创作的歌曲，你想到哪去了？”说完便回书房继续工作了。

不管《初恋女》是不是为施绛年创作的，如果戴望舒在乎妻子的想法，就不应该创作这样敏感的题材。可事实上，缺乏共情能力的戴望舒压根就不觉得这首歌会伤害妻子。

戴望舒缺乏共情能力，还有一件事也能佐证。1937年，戴望舒带妻女来到香港避难。不久后施绛年的哥哥施蛰存也来到香港，为了帮助好友，戴望舒让施蛰存住进了自己的卧室，这就是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个场景。戴望舒夫妇和施蛰存同睡一间房，中间连帘子都没拉。

这样的安排，即便放在现代也难以让人接受，更何况还是在那个保守的年代，穆丽娟对此耿耿于怀，可戴望舒却不以为然。

后来，戴望舒成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并创办了《耕耘》杂志。收入高了后，戴望舒给了妻女极好的物质生活，住别墅开小车，家里有两个保姆，一个带孩子，一个做家务。

穆丽娟每天只要想着如何打发时间，按道理，这样的生活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可穆丽娟实在是太寂寞了，她开始疑惑：“这样的婚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很快，她就有了答案。

1940年6月的一天，戴望舒的妻子穆丽娟接到一封家书，看完家书后，她顿时大哭起来，原来她的哥哥穆时英被国民党特务击毙了。穆丽娟哭着把这个消息告诉戴望舒，并计划买船票回家奔丧。

血浓于水，穆丽娟还是带着女儿朵朵踏上了回上海的轮船，穆时英的葬礼过后，她才带着女儿回到香港。

6个月后，穆丽娟在街上遇到叶灵凤的妻子赵克臻，穆丽娟笑着上前打招呼，谁知赵克臻一脸惊异地说：“你在热孝中，居然穿大红衣裳。”

穆丽娟不解地问：“什么意思？”赵克臻说：“你母亲才去世，你现在还在热孝期，不能穿红色，这你都不知道吗？”穆丽娟顿时瘫软在地，她压根就不知道母亲去世了。

回到家后， 穆丽娟哭着问戴望舒知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戴望舒竟然毫无愧疚地说：“确实是我把电报扣住的，你要是知道母亲去世，肯定又得回上海，那边形势紧张，你哥又是汉奸，我这是为你好。”

那晚，两人吵到后半夜，不管穆丽娟如何哭闹，戴望舒就是不同意让她回上海。第二天，穆丽娟卖掉母亲留给她的胸针，这才筹够了回上海的路费。

戴望舒痛恨身为汉奸的穆时英，不愿意妻子和他们来往，这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他丝毫没有共情能力，从没想过穆丽娟身为妹妹和女儿，对家人有着怎样的感情，错过家人的葬礼又会是怎样的遗憾。

这次事件后，穆丽娟彻底认清了现实：丈夫就是一个没有同理心，缺乏共情能力的人。母亲的葬礼结束后，穆丽娟再也不愿意回香港，她在思考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恰在这时，一个姓朱的大学生对穆丽娟一见钟情，每天送花写情诗给她。

穆丽娟虽然没有接受大学生的追求，但看着那一封封情书，她终于想明白了，真正 健康 的感情，双方势必会沟通、能共情，而不是像自己和丈夫那样，彼此像个陌生人。穆丽娟果断提出了离婚。

当戴望舒看到从上海寄来的离婚协议书时，顿时慌了。他先是苦苦哀求妻子不要离婚。随后，又故技重施，以死威胁，他写信给穆丽娟：

不久后，戴望舒真的在寓所服毒自杀，好在被好友及时发现，才救回一命。可即便如此，穆丽娟也没与之和好，而是提出了分居。1943年1月，两人正式离婚。

也许有人会说，穆丽娟就是太作了，戴望舒给了她那么好的生活，她为什么还不满足？

我常常说，婚姻讲究价值交换，这种交换讲究你情我愿，即我们提供的价值必须是对方需要的。这里的价值包括经济价值、情绪价值、生育价值等等。

因为成长经历的差异，每个人对婚姻的价值需求都不一样。穆丽娟家庭条件优渥，从小在蜜罐子里长大。她对婚姻的需求是有个知心的爱人，即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只能通过精神上的沟通及共情获得的。戴望舒虽然为妻女提供极好的物质条件，但却极少与妻子沟通，更加无法与妻子共情。换言之，戴望舒无法提供穆丽娟需要的情绪价值，婚姻自然难以长久。

1942年，戴望舒在香港大同图书印务局当编辑，经人介绍，他认识了16岁的同事杨静。前几个月还为妻子的离开要死要活的戴望舒，很快就和年轻的杨静坠入爱河了。

1943年1月，戴望舒主动把“离婚契书”寄给了穆丽娟，4个月后，他就和杨静宣布了婚讯。那一年，戴望舒38岁，杨静16岁，两人的年龄相差22岁。

有些人总是这样，每一次都淹死在同一条河流里。戴望舒和杨静的婚姻，像极了戴望舒和穆丽娟的结合，同样是在情伤之后火速在一起，同样年龄差距巨大。

婚前没有足够的了解，两人的年龄、性格差距又大，结婚不久，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戴望舒性格内向，最爱看书，每天除了工作，其余时间基本都在书房度过。可年轻的杨静却热爱社交，即便生了两个女儿后，她仍旧每晚外出参加舞会，喝得醉醺醺才回家。两人经常因此大吵，被激怒的戴望舒还会大打出手。

1946年，戴望舒带着妻女回到了上海，他希望环境能改变妻子。可由于时代的特殊，上海并不是戴望舒的安身之所。

无奈之下，1948年，戴望舒只得又带着家人回到香港，因为入不敷出，一家人只得借住在好友叶灵凤家。

贫困的生活让夫妻间的感情更加淡漠，不久后，杨静就爱上了一个年轻男子。杨静提出要离婚，和之前两段感情一样，戴望舒又做了种种努力，希望能挽回妻子，可最终还是以离婚收场，两个女儿夫妻俩各抚养一个。

和杨静离婚后，戴望舒虽然没再寻死，但他一度绝望，常常在人前摇头道：“死了，这次一定死了。”

1949年，戴望舒回到北京，出任国际新闻局法文科科长，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每天只能靠注射麻黄素减轻痛苦。1950年2月28日，戴望舒因病去世，年仅45岁。

回顾戴望舒的3段感情，只能感叹一句：性格决定命运。

戴望舒出生于杭州的一个小康家庭，父亲原是铁路职工，后在财政局任职，母亲出生于书香世家。戴望舒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从小就备受宠爱。

按道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戴望舒的童年应该是阳光灿烂的。可不幸的是，他患上了天花，由于当时医疗水平有限，脸上留下了难看的疤痕。

随着岁月的推移，戴望舒的疤痕已经不明显了，远看或在相片上几乎看不到，但这些疤痕却让他的童年蒙上了阴影。他经常被小伙伴挖苦嘲笑，甚至还被称为“麻子”，这让自尊心极强的戴望舒非常痛苦。

1931年，戴望舒的中学同学张天翼写了一篇小说《猪肠子的悲哀》,题材就是调侃戴望舒的生理缺陷。

尽管那时候戴望舒已经成名，但他还是难过地质问母亲：“为什么没治好我的天花？”

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有了过度被否定、贬低、伤害的经历后，先是会变得自卑，在极度自卑后会形成自恋型人格。

戴望舒就是这样，虽然他长得人高马大，诗名远播，但他一度很自卑，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有时候说话还会打结。极度的自卑让戴望舒不得不自己爱自己，形成了自恋型人格。

在戴望舒的诗里，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他的自恋。在戴望舒为第一任妻子写的诗《眼》中，他写道：

戴望舒把自己比作江河，比作爱人的动脉、血液、睫毛，甚至还说“我是你，因而我是我”。这都是一种自恋式叙述。

具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一般都难以维持亲密关系，因为他们在亲密关系中会有以下特征：

1、对理想爱情有非份的幻想。

戴望舒三段感情爱的都是《雨巷》里他描述的“年轻、忧愁的丁香姑娘”。 他为每位恋人都写下了浪漫的情诗，却无法在生活中给予爱人关心，理解并共情爱人，他的爱始终只存在幻想中。

爱情若想要天长地久，并不是几句情诗，几个承诺就可以维系。势必要落实到穿衣、睡觉、吃饭、数钱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否则就会像戴望舒的三段感情一样，远看虽美，近看却是一场空。

2 、面对另一半的批评和否定，他的反应是愤怒、羞愧或感到耻辱。

在感情中，戴望舒一旦被拒绝或被否定，他要么就是因为羞愧以死相逼，要么就因为愤怒大打出手，反而把对方越推越远。

当感情出现问题，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一哭二闹三上吊”也许可以维持一时，却无法维持一世，处理感情问题最有效的方式永远是沟通、换位、共情。

3、缺乏共情能力，不愿识别或认同别人的感受和需求。

不管是苦恋8年的初恋，还是他后来的两任妻子，戴望舒从来没有想过去理解对方，更无法共情另一半的感受，时间久了，自然矛盾重重。

说到底，戴望舒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他人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却始终不明白，任何感情都是互相的，任何关系都需要用心经营，他爱的始终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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