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对农耕种植有多么重视？

我国古代农耕生活有什么基本特征~

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文化被后人称为“农耕文化”，半坡遗址和河姆渡遗址是我国古代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其主要特征是：普遍使用磨制石器;建筑房屋，过定居的生活;饲养家畜;种植农作物。——常识农业篇。

中国古代农业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一. 原始农业时期；

二. 沟洫农业时期（虞、夏、商、西周、春秋），也是从原始农业到精耕细作农业过渡时期；


三. 精耕细作农业成型时期（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主要特点是北方旱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四. 精耕细作农业扩展时期（隋、唐、宋、辽、金、元），主要特点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

五. 精耕细作农业持续发展时期（明、清），主要特点是为了适应全国性人多地少格局的形成，多熟种植的推广和耕作技术的精细化。

第一阶段属原始农业范畴，二、三、四、五阶段属传统农业范畴。

这是从生产力角度考察农业生产所作的分期。农业生产力不仅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等因素，而且包括各生产部门和生产区域的结合形式，等等。因此，我们打算从生产工具和动力；土地和水的利用方式以及耕作制度；劳动者的经验和技术；作物构成和牲畜构成；生产结构与生产布局等方面分析这五个阶段的特点。

第一阶段：原始农业时期

从距今一万年左右农业发明开始，至距今四千年前阶级社会形成为止，相当于中国原始社会后期。

农业工具以石器为主，并广泛使用木竹器、骨角器和蚌器。石斧、石锛一类砍伐工具的应用是原始农业的特点之一，与之并存的是播种用的竹木棒和收获用的石刀、石镰。锄、铲一类翻土工具是稍后出现的，在我国尤以耒耜的使用最具特色，完全靠手工操作。

耕地开始可能在山地，以后向江河两岸比较代平的地区发展。实行撂荒耕作制，最初是生荒耕作制，继之是熟荒耕作制。这一时期耕作技术的特点是刀耕火种，以后产生了与播种直接相结合的原始的封耕作，生产技术的重点逐步由林木砍烧转移到土地加工。出现了用以掌握农时的原始物侯历。牲畜野放，后来产生了简单的栏圈。把野生植物和动物培养、驯化验室栽培植物和家畜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最大成就。人类现今得用的主要作物和家畜，全部是在原始农业时代栽培和驯化成功的。

这一时代人们栽培和利用的植物比后世多而杂，有所谓“百谷百蔬”之称，后世所谓“五谷”（粟、黍、稻、麦、菽）也包括在内。在各种栽培作物中，北方以粟（稷）为主，南方以稻为主，麻葛和蚕比则是主要的衣着原料。这种作物构成延续到唐宋以前仍未根本改变。牲畜则以猪为主，猪、牛、羊、犬、马、鸡等“六畜”在这时代的后期已经齐全。

绝大多数农业遗址呈现以种植业为主，农、牧、采（采集）、猎（渔猎）相结合的经济面貌。在长城以北和南方沿江、河、湖、海的某些地方，狩猎或捕捞长期保持着重要地位。畜牧业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而发展，在北方的某些地区逐步出现以畜牧为主的趋势。

原始农业以砍烧林木获得可耕地和灰烬为其存在前提，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开始了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增殖天然产品的过程，开拓人类新的活动领域和空间，但它在进行生产的同时，破坏了自身再生产的条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相对不足，这种对自然界掠夺式的生产必然要被新的农业生产方式所代替。

第二阶段：沟洫农业时期

从虞夏时代起，经商、西周迄春秋止。这一时期包括了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制社会，实行从农村公社土地制度演变而来的井田制度。

这一时期木石工具仍在广泛使用，但青铜工具已占主导地位，因为广泛使用的木器已用青铜工具加工制造，而且青铜农具已日益普遍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中。与原始农业时期相比，农具的类型变化不大，耕犁可能已经出现，但耒耜和锄钁无疑是当时的主要农具，虽然这些农具许多已安上金属刃套了。在这一阶段的后期，铁农具和牛耕均已出现。

这一时期的耕地主要在华北大平原和其它江河两岸比较低平地区。当时华北地区沼泽沮洳较多，要在比较低平的地区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开沟排水，由此而产生的沟洫农业是黄河中下游华夏族农业的主导形式。沟洫农业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大禹治水，“尽力乎沟洫”，标志着它的确立。甲骨文中田字和其它有关文字的形象，《诗经》、《周礼》等先春秋古籍中有关沟洫圳亩的记载，证明它的普遍存在。沟洫的作用在于排而不在于灌。沟洫农业是旱地农业而不是灌溉农业。与沟洫农业相适应，撂荒制基本上已被休闲制所代替，《诗经·尔雅》中的“菑、新、畲”，《周礼》中的“易田”等，都是休闲制的反映。在南方，除了部分地区仍在山区实行刀耕火种外，也较普遍地在低平地区经营水田。

沟洫农业是垄作形式的旱地农业。当时的农业劳动采取两人简单协作的耦耕方式。在这种形式下，耕地的选择、布置、整治，农时的掌握，品种的选育、播种、管理、除草、治虫等方面都获得了初步的成就。《吕氏春秋》“任地”等篇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生产技术和经验知识。在南方的水田则实行比较粗放的火耕水耨法，这种方法并不完全同于刀耕火种，有的地方往往是与简单的蓄水工程相结合的。这一时期更为完备的天文历已代替了原始的物侯历。在对不同封的辨别和利用方面也积累了不少知识。在畜牧业方面，舍饲、阉割、相畜、孕畜保护、牧场管理等项技术都已出现或有所发展。

随着各民族的斗争和融合，原先在少数民族地区种植的稻、麦、戎菽（良种大豆）等作物向中原华夏族地区发展，但北粟南稻为主的局面没有改变，麻葛与蚕丝仍然是主要的衣着原料。牲畜种类虽然没有大的改变，但马、牛等大牲畜有所发展，并广泛用于驾挽，经济价值提高。

在广大地区内种植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确立。畜牧业也有较大规模。水产养殖、人工植树、专业园艺相继出现。“虞衡”是这一时期特有的生产部门，其内容主要是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利用，有些地方还设官管理，所以它既不同于作为原始农业必要补充的、对自然掠取式的原始采猎业，也不同于后世仅供统治阶级消遣的狩猎活动。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华北北部、西部和东部某些地区形成了游牧民族，它们迅速向中原地区推进，形成了同以农耕为主的华夏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

本期是由原始农业到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过渡时期，在生产工具、生产结构等方面保留了原始农业时期的某些痕迹，但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亦已在孕育之中。由于与耒耜、耦耕、井田制密切相连的沟洫农业是这一时期农业的主要特征，故以此名之。

第三阶段：精耕细作农业的成型期

从战国开始，中经秦、汉、魏、晋以迄南北朝，这是我国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形成和向上发展的时期。随着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和确立，生产力获得迅速的发展，出现了战国和前汉两次农业生产的高潮。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依附关系有所回增，但总的来说，封建地主经济在向更大的范围扩展。

铁犁和牛耕的推广是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和动力的主要特点。农业具从质料到形制都比前一段有了很大的变化，铁农具获得普遍使用，不但有铁锸铁钁，而且有铁铧犁、耙、耱、耧车等各种工具，农业动力则由人力发展到畜力以至水力和风力。农业工具和动力的这种变化使整个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为方改观。

在北方由于自然景观的某种改变，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和牛犁的推广，沟洫农业走向衰落。在南方，水田获得进一步的开发。这些情况促使了水利建设高潮的出现，一批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程相继兴建。但在北方，旱地农业仍占主要地位。耕作制度则由休闲制转为连作制。战国以后，虽然休闲制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时期并未绝迹，但连作始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耕作制度。适应连作制的需要，我国农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方式。这时复种制也已在局部地区出现了。

农业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北方旱地农业精耕细作的技术休系形成并臻成熟。最突出的是形成了以抗旱保墒为中心的耕—耙—耢—整套耕作措施。人工施肥受到普遍的重视，人畜粪尿、绿肥作物、墙土等相继被用作肥料。选种技术有了较大进步，培育出众多的作物品种。病虫害防治和其它自然灾害的防治技术有了可观的成就。孕育出象《齐民要术》这样代表当时世界农学最高水平的名著。这标志着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纱已经成型。战国秦汉时代南方仍然是地旷人稀，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已比较进步，相当一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火耕水耨的习惯。魏晋以来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加速了南方的开发，酝酿着南方农业技术的跃进。但南方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尚完成，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

作物构成和牲畜构成比起前段均无根本改变。但适应连作制换茬的需要，豆类和冬麦在作物构成中的地位提高了。大豆有培肥地力作用，而且“保岁易为”，在春秋战国之际一度与粟并列为主要粮食，耕—耙—耢耕作体系完成，导致旱地农业抗旱防涝能力提高以后，大豆向副食品方向发展，种植面积有所缩小，但豆类作物作为禾谷作物的良好前作，始终被广泛种植。冬麦有利于轮作倒茬和“接绝续乏”，随着石磨推广、面食精细化和旱地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它的种植面积在不断增加。民族之间的斗争和融合，作物和牲畜种类的交流，大大丰富了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尤以西亚通路的开辟，促进了国内民族之间以至中外之间的农业交流，一批有经济意义的作物先后引进中原。西域和蒙古草原的良种马和骡、驴、骆驼等“奇畜”，在这一时期也大量引入中原地区。

在生产结构和生产布局方面，春秋以前华夷杂处的局面改变了。进居中原的游牧民族大部分接受了农耕文明，一部分被斥逐于塞北，形成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地区上明显地分隔开来的格局。这种格局在战国时代形成以来，其影响一直及于今天。在本时期内，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农桑并重，多种经营，畜牧业也是比较发达的。以养马业为基干的、由国家经营和地主经营的大规模畜牧业与以养猪养牛为主的、由小农经营的、作为家庭副业一部分而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养畜业为主、游猎为辅的，种植业虽然早已存在，但比重很小。在游牧的“行国”的旁边，散居着一此以农耕为主的“土著”民族。在农区与牧区之间，平常通过互市和民间交流进行经济联系，并不时发生战争。秦汉统治阶级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在西北地区屯田和移民实边，使农耕经济方式向牧区推进，在农区与牧区之间形成一个半农半牧的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中原，一度把部分农田改为牧场。但他们很快就接受了汉族的农耕文明。中原地区以种植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生产结构经受了历史的考验站稳了脚跟。这是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融合。

第四阶段：精耕细作农业的扩展时期

包括隋、唐、宋、辽、夏、金、元诸代，这是我国封建地主经济制度走向成熟的时期。由此魏开始的均田制在隋唐时代继续实行，个体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削弱，到宋代租佃制度全面确立，封建地主制获得了典型的形态。农业生产出现又一次高潮。与租佃制确立相伴随的我国封建经济的另一个历史性变化，是全国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转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一转移魏晋南北朝发其端绪，隋唐继续发展，到宋代最后完成。

这一时期农业工具继续有重大的发展。例如包括十一个部件的结构完整、使用轻便的曲辕犁，用于深耕的铁搭，适应南方水田作业的耖、耘荡、龙骨车、秧马和联合作业的高效农具如粪耧、推镰、水转连磨等。旱地、水田农具均已配套齐全，在传统农业范围内，已达到接近完善的地步了。王祯《农书》对此作了系统的总结。

由于人口增加（尤其是在南方）和土地兼并的发展，“地不敷种”的情况有所发展，出现了“与山争地”和“与水争地”的浪潮。在中部和南部的山区，除沿用保留了原始刀耕火种习惯的“畲田”法外，适应水稻上山的需要并具有保持水土意义的“梯田”在这一时期发展了起来。在江南水乡，则出现圩田、涂田、沙田、架田等土地利用方式。这一时期水利灌溉工程南北各地均有所发展，但建设的大头在南方，而南方又以小型水利工程为主。在太湖流域，五代以后形成了治水与治田相吉合的墉浦圩田系统。珠江三角洲也获得了开发。在耕作制度方面，这一时期轮作复种有所发展，最突出的是南方以稻麦复种为主的一年两熟制已相当普遍。

这一时期北方旱地农业技术继续有所发展，但比较缓慢，农业技术最重大的成就是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形成。在土壤耕作方面形成了耕—耙—耖等一套完整的措施。水稻育秧、移栽、烤田、耘耨等都有了进一步发展。为了适应一年两熟的需要，更重视施肥以补充地力，肥料种类增加，讲求沤制和施用技术。南宋陈旉在其《农书》中对南方水田耕作技术作了总结，提出了“地力常新壮”的理论，标志着我国精耕细作农业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一时期的作物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方小麦种植面积继续上升，并向江南地区推广，南方的水稻种植进一步发展，并向北方扩展，终于取代了粟而居于粮食作物的首位。原来为少数民族首先栽种的西北的草棉和南方的木棉传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取代了蚕丝和麻类成为主要的衣着原料。在农区的牲畜构成上，马的比重由大而小，耕牛进一步受到重视，养猪继续占居重要地位。

生产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唐代以国营养马业为基干的大型畜牧业达到极盛；中唐以后，由于吐蕃等少数民族的侵占和土地兼并的发展，传统牧场沦衰，大型畜牧业走向没落，小农经营的小型畜牧业成了畜牧业的基本经营方式。多种经营有所发展，如茶叶、甘蔗、果树、蔬菜的栽培有较大发展，花卉业兴起了。在传统的牧区，农业经济的成分有所增长。在这一时期内，原以游牧为主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族相继进入中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第三次大融合。但这一次没有出现中原农区大规模农田改牧场的情况，相反，它加速了中原农耕文化向北方摹地区的伸展。蒙古帝国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在游牧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最后一个威震世界的大帝国，但它在统治了中原和江南广大地区后，仍然不能改变传统的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结构。随着元蒙帝国的崩溃，北方游牧经济的黄金时代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第五阶段：精耕细作农业持续发展时期

包括明代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这一时期封建地主经济制度仍然是有活力的，在这一制度的范围内进行了若干调整，定额租成为主导的地租形式，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更加松弛，经营自主权更加加强，在这一基础上农业生产在明代和清代又相继出现新的高潮，并顺利地经受了清代人口激增的历史考验。顺治年间人口统计数只有几千万，经过一百多年，到道貌岸然光年间已突破四亿大关。人口的这种急剧增长显然是与农业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有关的。同时，由此而导致全国性人多地少格局的形成，又对农业的发展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时期没有重大的发展。在江南地区虽然出现过代耕架，但并没有获得推广。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封建地主制和小农经营条件下，农具改进已临近它的历史极限，另一方面也由于人多地少、劳力充裕的情况抑制了提高劳动效率的新式工具的产生。

人口激增、耕地不足，迫使人们进一步向边际土地、向传统的牧场进军，这一时期山区和海涂的利用又有所发展；而在人均土地面积减少的条件下，解决民食问题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多熟种植的迅速发展成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的突出标志。在江南地区，双季稻开始推广，在华南和台湾部分地区，出现了一年三熟的种植制度，在北方，二年三熟制获得了发展。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粮菜间套作一年三熟和二年十三熟的最大限度利用土地的方式。

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又获得发展。深耕被进一步强调，耕法更为细致，为了弥补耕具的不足，出现了套耕、转耕等方法。肥料的种类、酿造、施用继续有长足的进步，接近传统农业所能达到的极限。作物品种的选育有很大发展，地方品种大量涌现。各种作物的栽培方法也有不少新创造。在传统农业技术继续发展的同时，西方农业科学技术开始传进。这一时代不但出现象《农政全书》这样集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大成的著作，而且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地方性农书。

作物构成的变化也是显著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新大陆作物的引进。玉米、甘薯、马铃薯等耐旱耐瘠高产作物恰好适应了人口激增的需要，获得迅速推广，为中国农民征服贫瘠山区和高寒地区，解决民食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烟草、花生、蕃茄、向日葵等经济作物的引进丰富了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在作物构成的总体上，高产的水稻的优势进一步加强。相比之下，牲畜结构的变化是不大的。

由于人口的增长，中唐以后农区大畜牧业衰落的趋势在明清时代继续加剧，但多种经营却获得进一步发展，而且形成了一些新的经济作物集中产区。明清是农业区获得相当大的扩展的时代。如明代对内蒙的屯垦，清代内蒙、东北的开禁，新疆、西南边疆、东南海岛和内地山区的开发等。在这过程中，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获得一定的推广，尤其是东北开辟成重要农业区，意义特别重大。但森林资源由此遭到进一步破坏，传统牧区面积缩小，畜牧业在全国国民经济中比重再一次下降，出现了某种农林牧比例失调的趋向.

农耕种植业的产生与人口的增长、采集与渔猎的不稳定性以及人们对大自然认识的深入密不可分。在距今10000多年前，我国原始农耕种植业开始萌发；在距今七八千年前，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原始农耕种植业已相当发达；在进入阶级社会时，农耕种植业已遍布我们中华大地了。

随着人们对于以往的农业生产经验不断积累、总结和高度概括，并以口头的形式代代传承。同时，人们逐步学会使用农业生产工具，并不断加以改进，使得高效的农业工具渐渐出现，促使农业生产效率大为提高。

由于农耕及栽培技术的不断进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已培育出了以"五谷"为代表的主要农作物。"五谷"是古人对众多农耕作物的概称，一般是指后来的谷子、黍黄米、水稻、燕麦或荞麦、豆类等，其中，尤以粟、菽、黍最为重要。

以"五谷"为代表的主要农作物，对于百姓生活、国家稳固都具有十分的重要性。五谷的选植成功，为炎帝神农氏传说的起源提供了物质基础。

漫长岁月积淀的远古神话，与特定的社会现实相遇，往往会撞击出神奇的火花。炎帝神农氏神话的出现，就是来源于春秋战国这个色彩斑斓、具有多元文化思想的时代。

上古世代口头相传的神话，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不断地以文字记载形式出现在诸子百家的典籍中，他们纷纷借助炎帝神农氏时代的情况介绍，以寄托和阐明自己改良社会的思想，这就构成了炎帝神农氏传说起源的社会基础。

到了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正式将炎帝神农氏的神话以史书的形式加以明确肯定。在西汉中期以前，又正逢汉代"黄老"无为思想的盛行，休养生息与发展农业生产成为了当时的国策。

当时统治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抑制商品经济，因而就大力提倡崇拜农业之神炎帝。皇帝不仅举行亲耕典礼，就是亲耕耤田，还设立祭祀神农的坛庙，委任官员加以管理，并举行祭祀神农的仪式。炎帝神农氏的祭祀因而得以正式确定。

经过神话定型时期，炎帝神农氏的形象已经大为丰富了，他的农业之神的地位在汉及汉以后历代都被统治者大加提倡并加以肯定。几乎历朝都要立坛、立庙、立祠进行祭祀。

由民间到官方还逐渐明确了炎帝神农氏的出生地及安葬地。传说湖北随州历山的神农洞，就是炎帝神农氏的出生地，而湖南株洲的炎陵，就是炎帝神农氏误食草药而去世的安葬地。

到了北宋时期，统治者便在湖南株洲建造了炎帝陵。元、明、清历朝都不断进行修缮，并于皇帝登基等日举行国家祀典。炎帝神农氏不仅成为了神灵，而且还演化成了稳定国家统治秩序的载体之一。

为了祭祀神农氏，1420年，明朝永乐皇帝仿照南京先农坛在北京建造了先农坛，悉仿南京旧制，在洪武时期制订的祭仪基础上，再进行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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