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宜黄县县学记
宜黄县县学记
宜黄县县学记
【原文】
古之人,自家[161]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书》六艺、弦歌洗爵[162]、俯仰之容[163]、升降之节[164],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以习恭让;进材[165]、论狱[166]、出兵授捷之法,以习其从事。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其所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167]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中[168],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为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始终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
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169]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170]者,必使其洽[171]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172]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173]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固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贼盗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释奠[174]之事以着于令,则常以庙祀孔氏,庙不复理。
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
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与?
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175]之所,以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与!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其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注释】
[161]家:家族。周代以二十五家为一闾,闾有巷,巷首门边设家塾,用以教授居民子弟。
[162]弦歌洗爵:弦歌,弹奏琴瑟,奏雅、颂。洗爵,洗酒杯,周人宴会时有洗爵礼节,即主人敬酒时,从几上拿一酒杯,先洗一洗,然后斟酒献客,客人饮毕,则置酒杯于几上。客人敬主人亦如此。
[163]俯仰之容:在祭祀、宴会等交际中的礼仪。
[164]升降之节:宴会、祭祀时,登堂或上车时的礼仪。
[165]进材:提拔、任用贤才。
[166]论狱:对诉讼案件的判决、定罪。
[167]邪僻放肆:邪恶而毫无顾忌。
[168]中:中正、适度。
[169]斯须:片刻,一会。
[170]支:通“肢”。
[171]洽:协和。
[172]要:约束。
[173]朴茂:诚实、厚重。
[174]释奠:古代在学校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
[175]宫室教肄:统称老师学生办公、住宿、上课的地方。肄,教授,教导。
【译文】
古代先人,从家族到国家都设有学校;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从学习状态中离开过。学习的内容有《诗》《书》和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项技能,有演奏和朗诵各地采集上来的诗歌,洗涤酒杯再向客人敬酒的酬答礼仪,低头和抬头的姿势,进来和退下的步法,因此来使他们的内心、身体、耳目和手脚的一整套符合规范的动作形成习惯。又有祭祀、乡射、养老这类典礼,因此来使他们端庄严肃,谦逊推让形成习惯。还有选用优秀人才,区分轻重审断案件、出兵祝胜、凯旋献捷的程式,因此来使他们对将来所要承担的职事形成习惯。通过老师和学友来解开他们的疑难问题,凭借奖励和惩处手段来勉励他们不断上进,使他们对不遵从教诲引起警惕。古代所订立的施教内容、方法与学规大体如此。学校教育人的重点,是务必让每个人通过学习修养品性,不光是避免其走上歪门邪道、随性放肆。虽然每个人性格有刚柔缓急的差异,都可以进入学校(培养),而没有“过”和“不及”的极端情况出现。学校让人的见识开明,正气充盈于胸间,那么人们在人生进退和是否发言时的表现,就没有不恰当的地方;面对生死祸福这样的大事,也不足以改变人们的信念。既然要使他们成为天下的士子,像这样通过完备的学习来修养他们的身性,又让人们知道万事万物的变化,古往今来国家兴旺混乱的规律,至于哪些有害哪些有益、哪些该放弃哪些该保留,哪些为先哪些为后、哪些为头哪些为尾这些事情的关键,学校没有不让学生知道的。学生在学校里,四海九州的大业、治理国家的谋略都能够学到。等到离开学校而担当治理天下的大任、位列官员之中的时候,就按照情况的不同而施行相应的治理,没有不恰当的。为什么呢,这是他一直以来学习的结果啊。
所以人们作息、饮食、日常活动这类小事,直至修养好自身,掌握治理国家天下的要领,都是从学习中得来的,而片刻也脱离不开教导啊!耳目和四肢要做的那些事情,必然叫他同内心协调一致;在开始就小心谨慎的地方,必然叫他贯彻到底。根据习性来使他们循序渐进,用日积月累的良好习惯促使他的成功。哎呀!这教得多么到家啊!因此,良好的风俗形成之后,刑罚就搁置不用了;那样的人才培养成功,三公百官就获得足能胜任的士子了。把它作为法式坚持下去,中等资质的人就可以做到安分守己;它深入人心,即使经历衰败的时代,人们也不会动乱。教育的极限达到这般地步,鼓舞全天下,但是人们却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跟它走,这哪里还用得上动用强制性的力量呢?
等到夏、商、周三代衰落,圣人创设的教育制度全部被破坏。千余年来,即使学校有留存的,也不是古代办学的方法了。人们的秉性举止,只随其心意;而处理政务统治百姓的方法,根本就不再讲授了。读书人有聪明质朴的本质,但是却没有教育修养的熏陶的过程,那么他们的不成材就成为了必然。用不学习不成才的人作为治理天下的官员,又逢治理衰微、社会积弊的时候,这样来治理没有受到教化的百姓,哎,仁政之所以得不到施行,盗贼强盗案件越积越多,这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大宋兴起已经几百年了。庆历三年(1043),圣明天子谋划当世的要务,把兴学列为首位,在这时,天下各地的学校得以设立。可正值此时,抚州的宜黄县,仍然没有学校。士子中求学的人,都一个接一个寄宿在抚州州学,大家聚集在一起,讲论研习。第二年,天下各地的学校再次废止,士子也都离散而去。但是春秋两季祭奠先圣先师的大事,因在法令上做出过永远遵守执行的规定,就常借孔庙祭祀孔老夫子,孔庙又不再做修整。
皇祐元年(1049),遇到县令李君详到县里,开始商议兴立学校。县里的读书人某某和他的门徒都宣称一定要致力于兴办学校,没有不互相勉励并欣然出力的。因此,兴立学校的建材没有通过摊派就有很多剩余,能工巧匠没有通过征召就来了很多。县学的建成,累计砌房屋共有许多处,而门墙和先圣祭室、讲诵经典的厅堂,供士子住宿的房间,全都一所也不缺少。累计起器物的数目共有若干件,而祭祀、饮水、睡觉、吃饭的用品,全都一件也不少,校内的雕像与画像,从孔老夫子以下,直到陪同受祭的贤士,全部一个都没落下。所需的图书,无论经典史籍,诸子百家,还是文人墨客的文章,没有需要向外边去借的。从新修学校勘察选址到建设完工,总计只有数天而已,是多么的计划周详且建设神速啊!
在各地学校荒废的时候,主管部门的官员议论:认为兴办学校这个事是老百姓所不喜欢的。等到看到宜黄县学校的兴建,在此学校荒废很多年以后,只是这里的县令的一个倡议,就让四方百姓积极响应,唯恐不及地谋划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人说老百姓不喜欢学校的说法,真是这样吗?
宜黄县求学的人,本来就有很多优秀的士子。而李君担任该县县令,权威得到贯彻,仁爱得到树立,争讼平息,政事大有起色,他所实行的县政,是很好的!趁贤良县令在任的时候,又随顺当地向往求学、发愤用功的习俗,修建成老师和学生教诲研习的地方,图书、器物、用具等必需品无不应有尽有,用来培养那本来属于良才的士子。尽管古代距离今世已经很遥远了,然而圣人的典籍都还保存着,他们讲过的那些话仍可以考察,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则仍可以求取,让士子共同学习并明白他的道理。其中礼乐方面各种仪式的详细规定,当然存在着不能再全部照搬的东西,至于像使内心纯正,修养好自身,肩负起治理国家天下的重任,就在于怎样教育士子们朝这目标迈进了。先使一个人的品行得到修明,推广到一家去;一家品行得到修明,再推广到乡里邻居、同一族的亲属去,这样,整个县的风俗就形成了,人才就涌现出来了。教化的推行,道德的回归,并不远离世人啊!能够不劝勉吗?宜黄县的士子前来请求说:希望有篇记文。这篇记文记于十二月的某一天。
【解析】
本文作于皇祐元年(1049)十二月,曾巩时年31岁。在此以前,庆历三年秋,欧阳修、宋祁等人曾谏上兴学。于是,第二年遂昭告天下皆立学。欧阳修《吉州学记》中记载此事:“学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视其学之兴废。”曾巩师从欧阳修,欧阳修此语恰为本文之所本。
文章并非泛泛地劝学,而是完全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从政治的角度集中阐发了兴学的意义。本文先从学及教,由学、教而言及其与修身、修礼、育贤成材、移风易俗、劝善兴国的关系。随后阐明废学造成的弊端,从反面说明兴学的必要性。一正一反,借古讽今,雄辩地论证了“学校,王政之本也”这一观点。
清人吴汝纶《古文辞类纂点勘》引方苞云:“子固笃于经学,颇能窥见先王礼乐、教化之意,故朱子爱而仿效之。”又引刘大櫆云:“源流备悉,抒写明畅,是大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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