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学的问题

关于儒家思想的几个问题~

儒家思想十分有利于等级社会的统治，在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生命力。没个王朝都希望利用儒家思想来维护和延长自己的统治。经过无数王朝的推崇，儒家思想成了社会主流，深入人心。
认为是文化暴力的那是因为孔子的现在的儒家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削弱，影响在降低，国家提倡新的思想，对儒家中的封建思想给了很大的打击，孔子标准像是文化的象征，是一种象征，本身没有什么，现在社会不推崇个人崇拜。你也可以理解是孔老二长的太暴力。
这问题和第一问其实是一起的，儒家思想讲究的是“仁”，换句话说就是“忍”，很是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在封建社会前期，儒家思想是进步的思想，加快了封建社会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动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儒家思想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桎梏，延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时间。

不偏为中，不易为庸，人心本善，之所以会偏会易是人心被私欲所迷惑，因此尊崇自己的本心才能真正符合大中至正的天道，所谓中就是站在公的位置去行为才能达到正的目的，但是这还不够，这个公必须时刻随着事情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始终能站在公的位置去判断才行，这就是“大中”，只有“大中”才是达到正，也就是“至正”，而这种时刻保持中而实现的“大中”就叫“不易”，看似不停地在变化自己的行为尺度，实际上完全是尊崇本心和天道来秉公行事，真正不变的是天道而非方法，所以这才叫“不易”。
总而言之，中庸就是使“中”能够“庸”，也就是秉公行事（中），并且能永久的保持下去（庸）。世上很多处事方法（尤其是现在被广泛接受的法家思想）都因为功利心而导致无法达到秉公决断，很多时候喜欢打擦边球或者走极端，而儒家则不然，如果非要说儒家也走极端的话，那么儒家的极端就是努力使行为处事做到丝毫都没有偏差，有点类似强迫症，就是那种看到有一丝一毫的不公正都要去改正试图做到最无私的心态。
这就是孔子说的最高的德性，正是因为很少有人能真正完全去做到所以做到的才能称为圣人。

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是今天各种书籍、文章，无论正史，还是野叟曝言，众口一词的不易之说。也是平常百姓习以为常，甚至根深蒂固的概念。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铁律，不容置疑，也没什么好疑的。但假如我们某日心血来潮，突然问上一句，事实果真如此吗？假如我们还就较了真，来翻查一下跟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原始材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大吃一惊。在我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自以为天经地义，最安全，最正常，最没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我们一脚踩空了。

翻遍所有与孔子有关的原始资料，没有一本书，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人，写到过，说过，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也没有一个人说过孔子创立了儒学。更为关键和重要，也更让人惊异的是，在孔子与儒之间，似乎藏着一个已被时空和后世人有意无意遮蔽、埋藏的巨大隐秘。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先从《论语》说起。在所有与孔子本人直接有关的书籍中，《论语》毫无疑问是最真实、直接、可靠的孔子言行记录。但全部《论语》，总共二十篇，四百多条语录，“全书四百九十二章、一万二千七百个字”（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 “维新”束缚下的孔墨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第一版133页），孔子说到儒字的，仅仅只有一次。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犹如电光火石之一闪而过。之后，无论是孔子本人，还是孔子那些形形色色，各具特点的弟子，无一人提到过，问及过儒，甚至是与儒字沾边、相关的内容和话语。这就使得孔子对子夏的这次说话，显然如此突兀而不同寻常。在《论语子罕》篇中，起首一条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言者，很少说，甚至有闭口不谈的意思（见朱熹《四书集注》注解1）。然而据范文澜先生统计，“论语里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四版第205页）讲了一百多条，都可以说成是罕言；那仅仅是一言带过，绝口不提的儒，与作为被后世奉为儒家、儒学创立者的孔子，这之间的关系，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乃至讶异吗？

再来看《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 孔子世家》，是除《论语》之外，孔子生平事迹最全面详尽的记述。孔子一生言行举止，坎坎坷坷，思想情感，心理波动，史迁用他饱醮激情的笔墨，几乎是事无巨细，尽在篇中。然而，《孔子世家》从头到尾，9000多字，提到儒字的，又仅仅只有一处！（好像是刻意要来跟《论语》形成一对一的呼应对照。）而这一处提到儒字的过程与写法，颇值得细细体会。为了尽可能表现出这种意味，我不得不引述得稍微详细一些。孔子死后，先是鲁哀公作诔，表示追悼之意，严肃认真的子贡，为此还很不客气地数落了哀公一番。然后，是写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六年。”然后再写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请注意，一直写到这里，司马迁才腾出笔来，带了一句，“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这就是《史记 孔子世家》全文，唯一写到儒字的地方。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诸儒”的出现，作者司马迁是完全有意地，将其与孔子弟子，甚至鲁人的出现，专门区隔分别开的。为什么？如果说是孔子创立了儒家，为什么要作这种区隔？很明显，这里的诸儒和子贡他们不是一伙的。难道这就是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如果是，那为什么在孔子，子贡及其他弟子身上，连儒字都懒得说，都免掉了？而这种隔绝，与孔子作为儒家创立者，儒学创始人的形象，是不是离得也太远了点？

我们再来看看《孔子世家》结尾处的太史公曰，照理说，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不可能忽略的大事。但司马迁又一次付之阙如。史迁说了一通他本人对孔子的景仰，感念，慨叹孔子可谓至圣矣；却片言只语没有提到儒字，提到什么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之事。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高瞻远瞩，烛幽洞微，这难道不也让人心生疑窦吗？

如果顺着《史记》继续往前走，我们肯定不能遗漏掉，由司马迁首创的《儒林列传》。在这篇直接以儒命名的列传中，司马迁倒确实在一开始写了孔子的删诗书，作春秋，也写到孔子门弟子的简单行略。但司马迁好像只是交待了一种背景，还是没有把孔子，包括孔门弟子跟儒，跟儒学、儒家直接联系起来，更遑论创立学派之事。在这篇《儒林列传》中，讲完了孔子和孔门弟子的事迹后，作为本篇文章的主角，儒，这才姗姗出场。如果孔子是儒家的创立者，这一件在后人看来是堂堂正正、彪炳史册的煌煌伟业，司马迁为何要如此近于刻意淡化地来写孔门与儒的关系，为何没有开门见山，最起码给个明明白白的介绍、说明？《史记》虽不像《春秋》之所谓微言大义，但也绝非信手之作。司马迁本人对孔子的景仰，前文已述，他在孔子与儒之间，笔底究竟掩着一种什么样的难言之隐？至少，我们从字面上读，根本不可能看出孔子创立儒家、儒学的半点印象。莫非孔子创立儒家、儒学这样的事情，在史迁的笔下，竟是一件不值一说，或者说是，不太好说的事？

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路径，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

四书五经，在后世之人眼里，被视为所谓儒家的命根子，而三礼之《礼记》，在其中又占有极其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礼记》中有一篇《儒行》，整体看，很像是一篇儒者的辩护词与赞美诗，也是日后所谓儒者们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的圭臬与指南。但就是这篇《礼记儒行》，让人玩味之处也颇多。其一，它同样一字未提所谓孔子创立儒家、儒学一说。其二，文章开头，鲁哀公问孔子（如果此事属真，那它发生时，已是孔子晚年，孔子死在哀公十六年），说先生您穿的衣服，是儒服吗？孔子在绕了莫名其妙的半个圈后，回答说：“丘不知儒服。”稍微熟悉一点中国服饰史的人知道，服装在中国古代，在政治文化学上的重要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胡服骑射的故事，大家不会太陌生，它所引发的震动，无异于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三礼（《周官》、《仪礼》、《礼记》合称三礼）之中最为重要的即是《丧服篇》。《书城》杂志一篇名为《大明衣冠何处？》的随笔，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改朝换代与服装的关系。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发明中山装，更是直到如今，仍是国家领导人的装束选择之一。而被后人奉为儒家、儒学开创者的孔子，竟会以一种听上去不太高兴的口吻说：“丘不知儒服！”这难道还不够让人吃惊吗？其三，《儒行》一文，文章主体内容，用的是“儒有”的表达格式，这不能不让人产生遐想。它至少说明，在作者写这篇《儒行》时，儒并非铁板一块，并非一个整体性的团队，并非已成“一家一派”，很可能是龙蛇混杂，泥沙俱下的有好也有坏，故称“儒有”。而且，听这辩解语气，应该可以认为，好的还是少数。最后，这托名子曰的长篇“儒有”，稍有古典文学底子的人，一眼就能识别出它与《论语》中孔子说话的天差地别。台湾一位学者，在其所著《中华文明通史》中，直言：“孔门弟子作。”（笔者甚至怀疑，它是否会出自时间更后的汉儒之手）

以上基本可算作是与孔子关系直接、近密的材料。如果有兴趣继续深挖下去，我想，我们应该首先去先秦其他诸子的著作里翻一翻了。但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小心翼翼，因为，真实可能开始离我们越来越远。

《庄子》号称道家之书，但孔子却是其中进出最多的一位客人，好像庄周不拿孔丘说事，就显示不出自己的高超深远。《庄子》一书，尤其是外篇、杂篇，孔子不仅是熟客，而且被作者极尽揶揄、调侃之能事。但有一点，庄子在写孔子与儒时，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试看外篇《田子方》，前面有三段写到孔子，但一个儒字也没出现。紧接下来一段正面写儒，甚至给出了儒的定义，但又绝不涉孔。这种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是整个先秦时期，孔、儒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为何后人对此要故意的回避、淡化，乃至于装聋作哑？

《孟子》情况与此如出一辙。孟子这位古今华夏口才第一的雄辩家，他的书中自然没有少写到孔子和儒，但却与庄子似乎是不约而同地，恪守着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的准则。孟子与孔子与儒的关系，这里无法展开，但以孔孟在所谓道统上的传承关系，和孟子在所谓儒家、儒学上的特殊地位而言，《孟子》一书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事情的某种严重性和真实信号吗？

荀子，后世公认的所谓儒学之集大成者。《荀子》一书中，有两篇文章分别写到孔与儒，《仲尼篇》和《儒效篇》。《仲尼篇》中，一个儒字没有。《儒效篇》呢，这是一篇全面论述儒的文章，跟《礼记 儒行》不同的是，《儒效篇》说好也说坏，对儒有赞美，也有痛诋。其中三处说到孔子，“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修正以待之也。”，“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就是这些，全都在这了。你能看出孔子创立儒家，或儒学的内容么？

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这是我读先秦诸子的一个发现。但有一家，打破了我的发现。这就是《韩非子》。《韩非子显学》篇，劈首一句是，“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这是我在先秦诸子——墨子除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孔、儒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峻急的韩非，把孔、墨是当论敌来对待的。韩非以一种精密而暴烈的逻辑，论证了儒、墨的荒谬不可行。韩非笔下的儒、墨，基本没有什么正面、积极意义，有的只是贬斥与鄙夷。所以，韩非说“儒之所至，孔丘也”，我们就很难把它看成是种肯定和赞美，而倒有可能是刻意地曲解与误导。况且，很显然，这跟孔子创立儒家，其义之相差，仍不可以道里计。

诸子大家之中，只剩墨子。墨子在他的书里，有专门的《非儒篇》，但我手边没有墨子全集，所以，若有人指出墨子在书中，说了孔子创立了儒家，我愿就此推翻以上全部论证。

如果我们还不嫌累，还想继续向前，我想大概只能走近至今真伪莫辩的《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了。虽然笔者认为，这两部“伪作”里的孔子及诸弟子，其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要比《礼记》更形近于《论语》。但既然专家学者，都说它们是西晋人的伪作，那咱们也就趁机作罢歇手吧。

写到这，也许有人会笑着说，你真是太天真，太不自量力，愚不可及了。后人之所以说孔子创立了儒家，是从历史的现实结果来说的，并非一定要像现代政党的成立，得孔子本人亲自组织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读“党纲”。是的，我承认，历史很多时候，是讲既成事实的，但学术岂能等同、迁就于历史的既成事实？孔子之前，儒已存在，孔子时代，儒者遍地，但为何在孔子本人，及与他时代接近的学者，都明显显示出孔子与儒之间，有着某种疏离，甚至是避忌的情况下，孔子一死，却成了所谓儒家的创立者，创始人？这之间的变迁是如何跨越的？孔学与先儒，与同时代之儒，与后世之儒，究竟是种什么关系，这岂能是含含糊糊、含混而过的事？孔学就非得要与儒学合二为一？孔学就非得一定要用儒学来命名？这符合孔子的意思么？孔子若泉下有知，他会怎样来面对所谓儒家、儒学的创立者、创始人，这样一种封赠？怎样面对他本人与所谓儒家、儒学之间的这样一种变迁和跨越？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继续向前，更深入一步，来探源这个有点神秘莫测的儒，它究竟始源于何处？孔子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跟儒发生关系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关系？儒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究竟经历过怎样的荣辱与嬗变？

（下）

儒的起源，用扑朔迷离，纷乱如麻，诡异奇谲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儒，《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①指儒家；②旧时指读书人。

许慎《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段玉裁注：儒、柔以叠韵为训。郑氏《三礼目录》云：……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

我们先且按下这堆解释，另由蹊径，来趟一趟这儒的起源，究竟从何而来。

近人章太炎曾作《原儒》一篇，以他那著名的坚实，晦涩、烦琐的小学功夫，表明了对儒的起源的认识。简明地说，就是儒起始于周朝的王官。

胡适不同意章太炎的观点。胡博士颇有点让人惊讶地说，儒源起于被周武王灭掉的殷商后裔。胡适的论证方式，充满了现代心理学和文学想象的魅力。

其实，章太炎和胡适的观点，并非是冰炭不同器的势不两立，他们各有其依存的根基和价值。

要给予儒一个较为明晰，但又不要太过烦杂的解释，我想，还是应该从平王东迁开始说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周朝的都城由镐京迁到洛邑。在此之前，西周王朝已被犬戎所灭。所以，平王定都洛邑，说起来是迁都，实际是新立了一个国家。这个新的国家当时面临一种什么状况，概括地说，就是王室衰微，诸侯兴起。王室衰微，表现在，一，王室土地日益萎缩，所谓“昔先王日辟百里，今也日蹙百里”（《诗经 大雅 召旻》），而土地，自古及今，都是财富的根本。二，诸侯的贡献也日蹙。据范文澜《中国通史》，“按照鲁史春秋所记，242年里，鲁君朝王仅三次，鲁大夫聘周仅四次。鲁是周公的后代，与王室最亲近，朝贡几乎全废，其他诸侯的朝贡自然不会比鲁多一些。”（《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64页）人都不来了，见面礼也就肯定别指望了。

东周王室当时究竟穷到什么地步，我们借几个事例，稍作说明。“开国之君”周平王死后，下葬的钱不够，周王室派人到鲁国去求助“丧葬费”。公元前697年，周桓王私自向鲁国求车，说明，王室穷得连车都置不起了。桓王死后，因为没钱，七年后才得以埋藏（见顾德融 朱顺龙《春秋史》）

穷到这种地步，“不能养活众官”（《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165页）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一般书籍，写到这里，都是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最多不过说说官学衰，私学起之类。但照笔者看来，正是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死生契阔，不可问天”（庾信《哀江南赋》），发生了足以影响后世中华民族文明传承与文化衍变的重大事件。古往今来众多历史学家，文化学者，将这段历史中的碎骨连筋忽略不述，漠然走过，在笔者来看，简直是最不可思议的历史惊奇。

随着王室衰微，没钱养活众官，一场被两千多年前岁月风沙堙没的历史剧，上演了。

大批大批前中央政府王室官员向民间飘散！向那些正在兴起，开始具有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诸侯国飘散。

“公元前520年，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起兵争王位，兵败，率如氏、毛氏、尹氏、南宫等残部，带着王室所有的曲籍，逃奔到楚国。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国，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165页）可以想见，在东周全部的414年里，这只不过是一次上规模，有组织，有记载的转移。在此之前，更早、更多“散户”流亡式“移民”，如风吹沙扬，细水长流，已完全迭散于史籍之外。

而这，就是儒的历史起源线。

东周王官向民间散落的过程，就是儒之最初的形成过程。

也就是说，由于周王室衰弱，大量官员被裁减，或自动流失，从而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形成最初的细胞、土壤、血液、精脉。从物质构成的来源说，他们就是太炎先生所说的王官。而从某种礼仪精神的源流来讲，他们跟周之前朝——殷商后人之间，存在某种渊源关系，也不是没有可能（胡适说）。至于《汉书 艺文志》推断“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精细的同时，多少有点缩杵为针了。

现在，我们得稍稍解释一下，周朝王官的官字。

周朝的王官，跟我们今天的官，其含义颇有不同。周朝的官，其一，权力意味要小，职位意思更重。其二，周朝的王官，跟礼紧密结合在一起。《三礼》中的《周礼》，其实就是有周一朝的全部职官表。周朝是所谓礼制社会，要想在周朝任职为官，必须对周王朝礼制的方方面面，其思想、制度，言词，仪式，操作，法度，规矩，做到通晓娴熟。什么样的人能做到？首先，必须是有知识的人，才有可能。

所以，王官即是知识分子。而周朝的知识分子，不当官的，几率微乎其微。

现在，我们有稍许的恍悟了。难怪中国的文人，直到如今的知识分子，看上去一个个的这么像官，这么的想当官，原来用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来说，不过是潜藏极深的历史心理的复位啊。

那，王官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后世所称的儒的呢？

要精确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着实有些难度，孔子的话，“不足征也”，材料太少。于是我们只好借助侯外庐先生的著作，来稍作勾画。

侯外庐并没有直接说，儒者，来自于周朝王官，而是根据庄子的话，认为儒者来自邹鲁搢绅。侯先生叙述儒的演变过程，精劲有力，转述如下：

到了春秋，公子与富子（大夫）争夺，富子大夫取得政权，礼固失其基础，《诗》亦不容于作批判的活动。礼不是成了贵族的交际礼貌仪式，即成了冠婚丧祭的典节，《诗》则流于各种各样的形式。这样便把西周的活文化，变成了死规矩”，“然而，这一项讲究，并不是平常人所能胜任的。它必须有传授的行帮才能给贵族装势头，所谓道诗书礼乐者，即成为名为儒者的职业。”（侯外庐《孔子批判主义社会思想底研究》）

原来在官府里任职，官、礼一体，因为中央政府没钱养不活，官没了，只剩下礼；除了礼，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没有营生的本领，又失去了原有的生存依靠和舞台（平台），只能去向新兴的权贵者找饭吃。而这时的礼，失去了原先的精神与内质，徒然剩下一副装门脸的样子和工具，好比游走卖唱者手中的三弦与二胡，迹近于小丑与乞丐。概言之，这就是儒在中国历史上春秋中后期的嚆矢与滥觞。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在这大群大群向民间飘散的王官当中，有一批被称为士的群体。许多学者把儒的生成，跟士紧紧联系起来，我觉得，这多少有点类似《汉书艺文志》把儒的起源，限定在司徒一职上。士本身原先最早也是周王朝体制内的人，是王官的一部分（集中于这一阶级的最底层）。他们有的凭能力，机遇，攀升到上层权势的位置，但更多的，沦落为儒，或其它非文人职业者。不过，并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儒的产生，全都只归结于士的身上。我们知道，在春秋乱世，百里奚这样的奴隶，管仲这样的死囚，朝夕之间，可以成为宰相，而那许许多多的败落“王官”，也就有可能上门乞食。《左传》写到过，晋公子重耳流亡途中，向野人乞食，野人给他土块。2

对于这样一批被称为儒的人，与孔子时代接近而稍后的墨子，有过这样著名的描写、刻画：

“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 非儒下》）

儒、墨对立而相争，上述语也许可视为论敌的诬蔑。那就来听听儒学大师荀子的高见：

“偷儒惮事，无廉耻而嗜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俨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荀子 非十二子》、《荀子 儒效》）

更加不堪入耳，不堪入目了。“偷儒”、“贱儒”、“俗儒”，全来了。墨子还是冷嘲，荀子已是痛骂。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嗜饮食”，看来，这算是儒者们的共性了，也正是儒者生存景况的写实和记录。——迄今仍为世人所司空见惯。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篇起首，《说文解字》段玉裁的注，继续对儒，作另一角度的破解和剖析。

“儒、柔以叠韵为训。”郑氏《三礼目录》云：“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

儒、柔以叠韵为训，说得很明白，这就是训诂学上的音近而义同，音同而义近。那柔又作何解呢？郑氏者，两汉经学首屈一指的大师，郑玄也。儒之言优也，柔也。一语道破。儒-优-柔，这是古今中外，汗牛充栋，堆山填海般关于儒，关于儒家、儒学，哦，对了，还有儒教的文字中，最一针见血的注解！——原来，柔即优也。有个成语，优柔寡断。那么，什么是优呢？优者，戏也。《左传 襄公二十八年》有：“庆氏之马善惊，士皆释甲束而饮酒，且观优，至于鱼里。”此处“优”字，即指演戏，后引申为“演戏的人”。倡优连用，今日仍不时一见，用前人的话说，就是戏子。儒者在权贵家里，那让人眼花缭乱的繁文缛节，不正像是一出戏？像在演戏吗？《史记孔子世家》其实还有一处出现了儒字，那就是“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有古汉语基础的人知道，至少在秦汉以前，汉语词汇基本由单音节词构成，优倡侏儒应该是四个独立，但意思相近的词，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呵呵，这个问题有够精深的，我也不太懂，探讨一下吧：

首先，儒家思想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并不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孔孟被封为至圣先师和亚圣，并不是因为“我欲仁斯仁至矣”、或者“仁者无敌”；而是因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所以说儒家思想并没有被彻底的执行，所谓的“仁孝”，不过是为了将人们培养出“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愚忠思想而已；

另外，为什么士大夫阶级总是言必称孔孟，总是觉得三代以前才称得上是盛世？可见当时无论怎么发达，距离孔孟口中的理想社会还差得远，也就是说，虽然统治阶级大力推行，士大夫们一心向往，可是儒家思想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那么，人们的思想水平跟不上也就不奇怪了；

还有就是对于儒家思想的曲解，以及按照自己喜好的任意歪曲，最著名的大概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按照这种儒家“新约”来操作，可不就是在放羊吗？

但是，我觉得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人的影响是绝对的彻底，为什么楼主觉得统治阶级对于老百姓的压迫是“不仁”的？难道不是楼主在按照儒家思想里面所谓“仁”的标准来看待这些行为么？也就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楼主觉得有没有儒学，中国人也就这个德行，可是我觉得中国人真的是数千年来深受影响才会变成今天这个德行

除了要有法律来约束“绝对不能做的”行为之外，道德约束的“不应该做”和“鼓励去做”的行为也是很重要的，欧美人有他们的“圣经”、“十诫”、“七宗罪”，我们也有我们的“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虽然执行偶有误差，可是人们对于这些的向往却是不容怀疑的

以上个人见解，希望楼主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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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促马来：[答案] 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宣扬天命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宣传忠孝,严格... 特别是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制造了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也不变”的理论,...

通道侗族自治县19577554985： ...在儒家发展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过程中作出最大贡献的儒家思想家是谁?汉武帝采纳他的什么的思想主张?(3)宋明时儒学有怎样的新发展?写出朱熹... - ？
况促马来：[答案] (1)孟子荀子(2)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3)儒学发展为理学,内容见教材(4)黄顾王;主张:反对君主独裁

通道侗族自治县19577554985： 儒家的问题 - ？
况促马来： 儒家直面现实社会,力求探索一条改造客观世界的道路,即便是个人的修身养性,最终也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孔子认为,他与那些逸民、隐者的区别就在于＂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用孟子的话来解释,就是:＂孔子可以仕则仕,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