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关怀在媒体中的作用

什么是人文主义关怀？~

人文关怀”,普通人的理解很简单,就是对人的关怀。“人文”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而又很难确切指陈的概念，“人文”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格、人的个性、人的生存和生活及其意义、人的理想和人的命运等等密切相关。

　　人文关怀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而现代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性的张扬，是人的尊严与尊重的捍卫，是人的自由与解放。[3]（P7）人文精神是国际私法的永恒的主题。缺乏人文精神的国际私法，注定会因生长土壤的“贫瘠”而发育不良；相应忽视人文精神的国际私法，无论它的完善程度如何，却注定要违背人类追求国际私法的初衷。“人文”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而又很难确切指陈的概念，“人文”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格、人的个性、人的生存和生活及其意义、人的理想和人的命运等等密切相关。人文精神是人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和把握，或者说是对人类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人文精神可以界定为主要指一种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人文精神重视终极追求，执着探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高扬人的价值，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谋求个性解放，建立人际间的自由、平等关系，实现自身的价值。由此可见，就其真实的意义和实质而言，人文精神乃是人对自身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与尊严、人性与人格、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命运与前途的认识与理解、思考与把握。[4]西方古典自然法学说以人文主义为基础，强调人人具有生而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这种“天赋人权”以不朽的宣言演绎出传统私法的三大原则，即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5]（P47）人文精神是以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为主流，包括后来的人本主义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近世民主精神的体现。它为人的发现与一切为了人的现世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文精神积极关注世俗生活中人的地位、尊严、权利，但作为精神追求，又超越于现实的立足点，为未来更能充分展示人的自由天性和潜能的理想社会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6]

　　人文精神是国际私法的精神底蕴，是国际私法生成和推进的动力之源。人文精神孕育出了国际私法的观念和思想，而国际私法的观念和思想又铸成国际私法制度。法的价值包含着人类关于法律问题的良好价值追求。它所追求的平等、正义等都是人类善良愿望和美好追求的集中反映。[7]（P102）国际私法作为一种制度实体，它不是强加于社会的，而是社会内部的自然生长，但它的根须必须牢固扎在人文精神的土壤里。在人文精神滋养下生长出来的国际私法，注定要以关怀人类自己作为最终归宿。国际私法追求的总体目标是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它客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走向-从人的丢失到人的发现，从束缚人到解放人，从对人的忽视到对人的关怀的基本路径。法律是最低限度的伦理，即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必须绝对遵守的道德要求的总和。[8]（P115）国际私法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反映了社会发展和进步。

自2003年以来，随着SARS、禽流感等公共卫生事件的不断发生，人们开始呼吁知情权。在灾难新闻中，我国媒体的反应越来越快，对事件的报道越来越透明，一改过去几十年里，由于体制和观念的原因，对灾难封锁消息，不报、瞒报，或只报救灾不报灾情的做法，体现出新时期我国公民意识的觉醒，人们的观念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体现出政策的更加开放和社会的进步。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新闻媒体以及广大新闻从业人员在对灾难报道中，把公众的生命安危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把报道灾难的真相作为首要的责任。对汶川大地震的报道是中国新闻史上最成功的一次灾难报道，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达到空前的高度，整个过程凸显新闻媒体的重要地位，即：在信息化时代的当今世界，新闻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对于人们第一时间全面真实地了解灾情，对于迅速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赈灾，对于科学高效地实施救灾工作等，均发挥着极其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灾难报道是中国传媒业一个新的领域，新闻媒体在实践操作中仍然处于陌生的摸索阶段，没有形成成熟的应急体系和指导方针，也没有太多的经验积累。社会气候虽然形成，但媒体从业人员在进行灾难报道时，经常会出现违反灾难报道中一些科学规律、伦理道德的现象。比如只考虑新闻价值，而忽视了受灾民众的安全或感受，只重技术层面的问题，而不讲沟通技巧，在采访中使受害人或家属遭受到二次伤害。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新闻媒体在灾难事件报道中如何更好地把挖掘新闻价值与人文主义关怀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者说，新闻媒体怎样在灾难报道中做到以人为本，怎样更好地体现人文主义关怀。

那么，何为人文主义关怀？人文主义强调人的本性和价值，主张恢复人的尊严，尊重人，重视人，以人为中心，努力关注人格的积极方面，注重研究人类的精神生活。而在灾难新闻报道中，笔者认为，人文主义关怀多指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关注，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倡导社会公正与平等，维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权益和尊严，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益，切实关心、关怀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心理需求。

因此，在灾难新闻报道中，新闻媒体不仅要如实、客观地反映灾情，更要心系灾民，从灾民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们，关怀他们，而不是不合时宜地采访，这正是最基本的新闻职业道德的体现。

笔者理解，在灾难事件中，最需要关心和帮助，最需要人文主义关怀的“人”自然是灾民，包括遇难者、幸存者、家属等。新闻媒体对他们的人文主义关怀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灾难发生时，对他们的生命及生存状态的关注；二是灾难发生后，对他们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的关注；三是对灾难背后一些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的跟踪报道和探究。本文将在下面的内容中，就上述三点分别进行阐述和分析。

一、灾难发生时对灾民生命及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

在灾难发生时，人文主义关怀体现于对灾区和灾民生命及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灾难亲历者生命和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对“人”最基本的人文关怀。在灾难事件中，新闻媒体对灾难亲历者的这种人文关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闻媒体应做到充分尊重受众的知情权，对灾难事件有一个全面、客观、及时、准确的描述。因为在灾难突发的时刻，即使各相关部门已做到迅速反应，也会有一段时间差，也会有考虑不周、照顾不到的方面，现场的情况可能相当的混乱。对于进驻灾难现场的新闻工作者来说，首要任务就是对现场做一个客观地描述。这不仅满足了受灾群众的知情权，使他们了解到发生了什么样的灾难，而且也给救援人员提供了现场情况的信息，以便于援救工作快速部署，为受灾群众的救援争取到了更多时间。

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在进行灾难现场报道的同时，应考虑到受灾群众的安全和心理感受，做好一个“旁观者”。这里的“旁观者”不是指冷漠的、诸事静观其变的旁观者，而是为保证救援的顺利进行，与灾民保持一定安全距离的“旁观者”，通过“旁观者”的眼睛、嘴巴和镜头，让全国广大电视观众乃至世界各地的电视观众都可以听到和看到灾难现场所发生的一切，真实地感受到和了解到灾民的生存状态，而不是无意间妨碍了救援。例如，2008年5月17日晚，汶川地震现场当俄罗斯救援队救出第一名幸存者时，记者摄像机的强光对准了幸存者的眼睛，一名救援队员对着镜头怒吼了一声，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幸存者失明。这说明了记者在拍摄对幸存者救助的过程中，没有为其生存状态更多的考虑，或缺乏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反映出新闻记者队伍中的个别人在灾难事件中人文主义关怀的缺失。

二、灾难发生后对灾民心理和精神状态的人文关怀

灾难发生时，新闻工作者应属于第一时间出现在灾难现场的一类人群。记者本身承担的任务是真实地记录和传播灾难新闻，但在灾难报道的过程中，他们也将成为幸存者的有力支柱，尽己所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施救，或是缓解一些灾民心中无法释怀的压力，所以他们能给予幸存者或其家属最直接的人文主义关怀。相对来说，如果记者在采访中处理不当，给受灾群众带来的伤害也是最直接的。除类似上述事例中对灾民生存救援上的伤害外，受灾群众的精神状态也同样不容忽视。也许无意间的一句访问就会使灾民的情绪雪上加霜。因为，心理上的创伤和阴影会给日后的生活造成影响，甚至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在此，新闻媒体所能体现的人文主义关怀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需要新闻媒体不仅要注意沟通技巧，避免不必要的再次伤害，还要对受灾群众的心理状态有一个长远的关注。

刚刚经历了灾难的灾民，他们的心理世界都充满了不安、焦虑、恐惧、悲痛等负面情绪。记者在进行现场报道时，免不了要采访到受灾群众。灾民的心态各不相同。有的愿意向记者倾诉，以缓解心中的紧张情绪和压力；而在灾难中受伤或丧失亲人的灾民，却不愿意向记者讲述，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再次回忆灾难时的情景，无疑是一种心灵上的折磨。因此，一线记者在报道灾难事件、采访灾难亲历者时，需要格外关注或照顾灾民不稳定的情绪，尊重灾民提出的要求，不然，会对灾民造成二次伤害，同时也会对记者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二次伤害是指在灾难事件中，由于方式、方法处理不得当，而产生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或影响。如，在灾难新闻报道中，各路记者不顾及受灾群众失去亲人、丧失家园的切身体会，在采访中，让幸存者或其家属不断回忆痛苦经历，讲述自己失去亲人的感受，并予以直播或报道，致使他们的精神、心理受到多次伤害。[①]

以5·12汶川大地震报道中的一些反面教材为例：“敬礼娃娃”郎铮的照片一经播出后，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顿时成了媒体争相报道及采访的对象。记者纷至沓来，反复让他讲述敬礼的原由，给小郎铮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这个原本开朗乐观的孩子在医院治疗期间出现了心理障碍，总会想起房子垮塌时的情景，情绪波动，常常感到恐惧、紧张，不愿说话，不愿接触陌生人。再如，映秀镇的小学生，唱着歌等待救援，由于手臂骨折，被紧急转运至成都医院。得知这一消息的媒体赶去医院采访，孩子在一遍遍讲述、回忆当时的情景时，终于情绪失控，惊恐的大喊大叫，拒绝所有人接近。学生家长和医生不得不加以阻拦，并恳求记者：“放过这些孩子吧”。这是对新闻伦理的强烈呼唤，也是对新闻记者的警示。

此外，另一种伤害是在对受害者进行采访时，所造成的侵权行为。例如，在采访中，得知受害者的个人信息、学校及工作单位等，在未经过任何处理的情况下，直接公诸于众；某些遭遇灾难的当事人，受伤致残的部位比较敏感，场面过于血腥，受害者面对灾难表情惊恐面部扭曲，受害者家属悲痛欲绝等，这些场面受害群众不愿被记者拍摄到，或被播出。如果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将这些画面传播，那么这些行为都应归为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而且足以说明个别媒体和记者，在灾难新闻报道中，不尊重灾民的感受和要求，为了满足受众的欲望，不惜代价追求收视率，所表现出来的是对受灾群众这一特殊群体的人文主义关怀的缺乏和漠视。

记者的本职工作是挖掘新闻，那么在灾难报道中，对灾民经历的挖掘又有悖于新闻职业道德，看似矛盾，其实两者并不相冲突。只要把握好“度”，时刻站在受灾群众的角度考虑问题，就可以避免记者人为伤害和刺激的产生。

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总体成功，但有人文主义关怀缺失的瑕疵。人们注意到，不久前发生的王家岭矿难事件，媒体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记者们不纠缠营救人员，不把镜头对准伤者的面部或遇难者，也不在头三天里采访病床上的伤员，而是一直在关注和直播对遇险矿工的组织营救进展情况，真实披露矿难事件带来的死伤者人数、事故具体情况及原因、财产损失、被营救出的人员状况等信息，这就是即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又体现了报道中的人性化和人文关怀，也是对死伤者及其家属的尊重。

在采访时，记者自身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将各种伤害、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这种伤害包括对灾区群众身体和心理的伤害。比如，上文提到的，强光照射幸存者眼睛类似行为，应尽可能避免。关于会造成受灾群众心理负担的访问，涉及其隐私内容或画面的镜头，应理智、冷静地删节或处理，这也是对他们名誉上的保护。二是，在记者采访中，不应再给其他人员如救援人员等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如，在进入堰塞湖地区的采访，记者如果再继续进入，不仅会占用一名警力保护她/他，而且记者在救援队伍里也会消耗粮食和饮用水，所以记者选择放弃前行。笔者认为，这样的选择正是体现了记者理性的思考及对大局的考虑。

新闻工作者在采访受灾群众时，应结合心理学相关常识，稳定采访对象情绪，运用沟通技巧进行采访。此时，新闻工作者不仅仅担负着报道的任务，更承担着心理医生的角色，具备应有的驾驭失控情绪的能力，承担和履行进行人文主义关怀的责任和义务。这种心理关怀，应该是一种长远的、持续的关怀。在一次纪念9·11事件5周年的栏目中,在事先告知遇难者家属的前提下,尽管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其家属仍在采访中痛哭。就更不用说，在灾难发生的当时当刻，那种“咄咄逼人”的采访方式了。因此，记者首先应尽量延迟自己挖掘受灾群众心理感受的欲望，决不能不合时宜地将受灾群众的恐惧、失落心理，赤裸裸地刻画出来。调整好记者自己的心态，才能更好地稳定他人的情绪，保证日后的采访顺利进行。由此可见，记者具备一些简单的心理常识，是非常必要的。

在灾难发生后，人文主义关怀体现于对受灾民众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进行持续关注。大量证据和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显示，经历过灾难后幸存下来的灾民，精神上不同程度的遭受到创伤。在灾难刚发生时，他们或由于惊吓过度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相信不接受所发生的一切，或因急于救人，没有时间体会痛哭。灾难发生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开始真正面对痛苦的现实：残疾而失去了谋生的能力，以后怎么生活？家庭支离破碎，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震后汶川进入重建过程中，不时听到有幸存者因过度悲痛、自责、绝望而精神崩溃，最终选择自杀的令人心痛的消息。

当各路救援大军结束救援工作而全部撤离，当新闻媒体不再密集报道，当社会上人们的关注点渐渐转移开去，尽管有政府政策和财力的支持，但医治身体创伤、重建破碎家园，就成了受灾群众需要长期面对的艰巨使命。面对满目疮痍，面对亲人的遗容，面对成为残疾的事实，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在哪里？这个时候，是否能够得到持续的人文关怀，就变得至关重要。

以汶川地震为例，凤凰卫视杨锦麟先生曾对震后的汶川进行过一次深度采访。他讲述了地震亲历者有严重心理压力的两个例证。一是一对夫妇反目成仇，因为男人在地震发生时，本想去救自己的儿子，忽听到邻家男孩的呼救，他没有犹豫，奋力救起邻家男孩儿，等他再去救自己儿子时，为时已晚。为此，妻子整天无休止地责怪他，他自己也痛苦不堪，直至俩人始终无法相互面对。二是一个当地干部自杀身亡，因地震发生时，他牢记自己的职责，没有在第一时间去抢救自己的家人，而是挺身而出积极参与当地群众自救，事后得知自己的亲人已遇难，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愧疚与痛苦之中，久久无法自拔，最终选择了自杀。[②]类似的事件不是一件两件，它反应出一个基本事实，受到巨大灾难打击的灾民，他们精神创伤的严重程度往往超过肉体的创伤，这种精神上的创伤甚至能够伴随他们终生，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或彻底颠覆他们对生活的态度。

为避免大灾过后，由于无法承受巨大心理压力而引发新的悲剧，必须对受灾民众的心理和精神状态进行持续关注，而在这方面，新闻媒体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新闻媒体在灾后对受灾民众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生存环境及日常生活情况进行持续报道，将引发全社会对灾区民众的持续关注，争取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提供心理帮扶的服务。受灾民众在漫长的心理伤痛恢复期以及重振经济、重建家园过程中，仍然需要心灵的慰藉，需要精神上的陪伴和依靠，需要全社会的呵护和鼓励，让他们看到他们不是独自在苦撑，他们拥有全社会的大力支援，让他们感受到苦难终将过去，前景充满希望。

三、对灾难背后一些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的探究

人文主义关怀还体现在对灾难背后一些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的探究和解决。灾难事件的发生，往往会暴露很多问题,如汶川大地震引发的豆腐渣工程、房屋质量问题的讨论；与9·11事件连带的保险及法律赔偿诉讼等问题；矿难背后的经营管理不善等。天灾虽有难以预测和不可避免性，但是灾难背后是否有人为因素，以及天灾过后，是否会诱发其他问题等，都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

新闻媒体在后续的一段时间内，对上述问题进行跟踪采访，了解和探究灾难发生的原因，寻求预防方法，跟踪受灾民众的相关维权事宜，以及追踪报道救灾捐款的审计工作等，都是体现对遇难者及其家属的关怀和尊重，体现对受灾民众的人文主义关怀。

仍以山西王家岭矿难为例，当现场一切营救工作宣告结束，当人们为政府的领导有力、反应快速、组织有效、措施得当、营救成功而甚感欣慰时，新闻媒体的关注点已及时转移到了对事故性质的调查定性、对领导干部的问责、对事故责任者的追究、以及对遇难和受伤人员的赔偿问题上。这些后续事宜，不仅对预防灾难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抚慰受灾民众的心灵更是必不可少的，体现了对死者和生还者的尊重，对人的生命的尊重，维护他们的权益，还他们一个公道，给社会一个交代。这样做，对他们本人及其家人都是最起码的精神上的安慰和补偿，可以有效地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避免产生新闻轰动过后即被社会遗忘的负面感觉。

再比如汶川大地震，由于灾情空前严重，灾区人民生命和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灾区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范围强有力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社会捐款数额巨大，必须有严密的控制措施和严格的审计程序，保证捐款不被挪用、不被贪污，百分之百地用在救灾和灾后重建上。新闻媒体跟踪报道此类事务，加强捐款管理和使用的透明度，不仅有利于防止腐败、维护灾民利益、保护民众赈灾热情、增强社会信心，更是对灾区民众最好的人文关怀。

共赴灾难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也都有自己的权力，都需要给予关注和关怀。只有我们举起人文关怀的大旗，才有可能让灾难性新闻报道更人性化，更真实，更充分，更有深度。在灾难新闻报道中，体现人性美能唤醒更多人的道德与良知，其建立的良性循环，对社会的进步也起着推动作用。相信我国新闻媒体的灾难报道一定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在完善自我的过程中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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