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为促进北方内迁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大叶采取了哪些重要措施

北魏孝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上采取了哪些措施~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以一个鲜卑族一部的君主统一了北部半个中国，并能巩固其统治长达一百余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的统一，号称“混一戎华”，把中国早已形成并正在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伟大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初统一时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就是从有利于“混一戎华”出发的。
发展经济文化 拓跋焘为促进北方内迁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巩固“混一戎华”大业，他采取了如下两项重要措施。
一、分土定居，发展农业——为了适应对黄河流域的统治，鲜卑族拓跋部需要改变其以狩猎、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转向以农业为主。此政策早在道武帝时即已提出并开始实行。《魏书·外戚传·贺讷传》曰：“太祖（拓跋珪）平中原，……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对被征服的地区或民族，也以组织或安排农业生产为主。拓跋焘统一北方，亦很重视发展农业生产，还在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一带倡行有牛家与无牛家变工互助，一般是有牛家出牛一头，为无牛家耕种二十或二十二亩；无牛家出人，为有牛家耘锄七亩以为报偿。北魏统治者这些政策措施在促进鲜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转向农业生产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设立太学，重用士人——拓跋珪复国后，很重视用儒学以培养官僚，以便巩固拓跋氏的统治。复国之初，即于平城建立太学，置五经博士，有太学生一千余人。天兴二年（399年），增国子太学生至三千人。此后，国子学、太学都有发展，乡学也有很大发展，郡学都置有博士、助教和学生。“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此外，北魏统治者还令各州郡荐举有才学的人，委以重任。当时中原知名的士族、儒学家如高允、卢玄等都被征用，对北魏制度、法律的建立和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宗主督护制 宗主原称坞主或壁帅，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未南逃的大地主。他们拥有众多的宗族、部曲，修有坞壁，缮制甲兵，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封建地主武装首领。其依附农民往往有数百家、上千家，乃至万家，为其私家人口。
北魏统一北方以后，要将其在广大汉族地区的统治稳定下来，并长期统治下去，实现“混一戎华”的理想，单纯依靠武力来压服上述这些地主是无法办到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与这些地主取得妥协，即首先承认他们的根本利益为合法，以获得他们的合作。
于是，北魏统治者就任命他们为宗主，以督护百姓。这就是“宗主督护制”。宗主督护制是北魏当时的地方基层政权组织，曾为北魏统治的稳定及赋税徭役的征调起过一定的作用。可是，宗主毕竟是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宗主控制下的苞荫户多数没有户籍，国家不得征调。苞荫户仍为宗主的私家人口，任凭宗主剥削和奴役，国家亦不得干预。《魏书·食货志》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可见这种制度只对大地主有好处；对广大农民没有好处，对封建国家来说，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对征徭征税的帮助并不大。
九品混通 九品混通是北魏前期实行的赋税制度。当时，民户的赋税负担，正税为每户平均纳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此外，另有附加税，每户平均纳帛一匹二丈，“以供调外之费”。按照国家规定，在征收赋税时，不是这样平均分摊给各户，而是由县令和乡吏“计赀定课”，分为“三等九品”。九品是赋税高低的品级。三等是按不同等第将赋税送到不同地区。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这就是“九品混通”。可是实际在征收赋税时，并不按此规定办事。主要由于官吏们畏于权势，多与地主勾结，“纵富督贫，避强侵弱。”地主们所缴纳的不多，而广大劳动人民却负担沉重。此外，北魏临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调发是很多的，主要也是强加到劳动人民的头上。所以九品混通虽有其名，而流弊是严重的。
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北魏统一北方以后，对于汉族地主阶级有所优容，但对于各族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是残酷的。许多自耕农贫困破产，就投靠地主，作为苞荫户，以避赋役。也有卖身为奴或流亡异乡的。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
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卢水胡人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领导起义，纷起响应的有羌、氏、汉等族人民，起义军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盖吴自称天台王。次年，魏太武帝亲率军队镇压起义军，盖吴又自称秦地王。后盖吴战死，起义军被镇压下去。
此后，农民起义仍不断发生。据不完全统计，自孝文帝即位的那年（公元471年），到480年，仅在关东地区就发生农民起义九次，甚至就在北魏的首都平城也发生了反抗北魏统治的斗争。
上述情况说明了北魏统治继续使用原有的制度和办法进行统治是很困难的，于是在一些比较有作为的统治者中产生了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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