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夫》和《卜居》的异同

作者&投稿:恽莘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楚辞·渔父》与《卜居》的表现手法区别是什么?~

相同之处,都是自设问答,以申己志。渔父形象的思想观念也比较接近。不同之处,《卜居》着力表现屈原精神的坚贞执著,而《渔父》中的屈原是站在与渔父相对立的立场上的,作品很好地保持了两种价值观念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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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相同的篇名——两篇都问世于先秦时代(当然有时间先后)的作品,用了同一个篇名——“渔父”,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纯属巧合?还是后者有意对前者效仿而做了同题文章?抑或两篇作品同出于一人之手?其次是两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有渔父,且又通篇几乎都是渔父与另一主人公的对话——《庄子
渔父》是渔父与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楚辞
渔父》是渔父与屈原的对话;再次,两篇作品中展示的渔父其人及其话语,虽不相同,却仔细辨别,可以隐隐感觉两个渔父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相通——人物形象或思想理念上的某些类同。

这就引发了我们对这两篇作品的作者、创作时间、渔父形象,以及作品旨意等的比较、探讨和分析,似乎迄今为止,学界尚无人对此作过论述或发表过见解。

先说两篇作品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庄子 渔父》属于《庄子》的杂篇之一,《庄子》一书按《汉书
艺文志》载录是五十二篇,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共三十三篇,此系依据晋代郭象《庄子注》的本子,其中包括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三个部分。一般学者认为,内篇系庄子本人所撰,外、杂篇多数为庄子所撰,少数为其弟子所撰,个别篇系后人伪托;也有学者认为,内、外、杂篇绝大多数系庄子本人所撰,少数为其弟子所撰或后人伪托,这个问题至今未有定论。但《渔父》篇在司马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有明确记载,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且《吕氏春秋》所载内容涉及《庄子》的也有《渔父》篇。可见,《渔父》篇为庄子所撰基本不误。《庄子》一书的产生年代应该在战国时期(成书年代最迟不会晚于西汉初年),这似乎已是学界的公认了。《楚辞
渔父》按《汉书
艺文志》和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是战国时代作品,作者为屈原,王逸说:“《渔父》者,屈原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以叙其辞以相传焉。”对此,后世代表性楚辞学者(如朱熹
、洪兴祖、王夫之、蒋骥等)均无异议。有学者根据《渔父》篇中屈原以第三人称出现并自称,认为不符合古人创作习惯而怀疑此篇非屈原所作,对此,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谓:“《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认为篇中之问答并非实录,而是作者有意借问答以寄托己意,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也谓:“渔父有无弗可知,而江潭沧浪,其所经历,盖可想见矣。”应该说,这些判断是符合作品实际的。由此可知,《庄子
渔父》和《楚辞
渔父》都创作并问世于先秦时代的战国时期,前者出于庄子(或其弟子)之手,后者为屈原本人所撰,也就是说,两篇《渔父》不是同一个作者所写,这应该没有疑问。

那末,为何会出现两篇完全相同篇名的作品?会否是屈原读到《庄子
渔父》后产生创作欲望,取其篇名而写下同题作品,而其意则别有所寄——藉渔父形象作为屈原自身形象之反衬或对照,而其篇中之渔父又与《庄子》渔父之处世理念同中有异?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理由如下:

其一,庄子其人据《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虽出生于蒙地(亦称蒙县),但他一生中曾多次到过楚地或曾居住生活于南方地域(由《庄子》一书所写内容可知),受南方楚地民俗风情影响,他的思想和作品都深深沾染上了南方浪漫奇特想象的风格,这是屈原可能认同或接受其影响的前提因素。

其二,《庄子》和《楚辞》在文学风格上都表现了极度的浪漫主义,刘师培认为两者在“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方面极为类似(《南北文学不同论》),鲁迅说它们两者都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这也就是说,由两部作品的艺术风格可以透出,屈原和庄子在审美心态上有着不约而同的契合之处。

其三,庄子和屈原与老子都有一定的关系。作为道家人物,庄子的思想中显然受过老子的影响(后代将老子和庄子共同作为道家思想的创始者),司马迁的《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对庄子与老子的关系载曰:庄子“其学无所不闚,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可见,《庄子
渔父》的本旨是要阐明老子的思想学术。而屈原的思想和作品中也很明显地留有道家和老子的痕迹,《离骚》《惜诵》《思美人》《涉江》等篇中可辨道家思想痕迹,《远游》篇更是道家思想浓厚,屈原作品与《老子》一样,都是楚人创作的楚地作品,故而多“书楚语”,多用“兮”字,而其中两者在韵部上居然有极多相合处,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屈原《渔父》篇的“举世皆浊吾独清,众人皆醉吾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的句式和用语,居然极似《老子》第二十章中所写:“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其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你能说屈原作品没不曾受《老子》影响、没不曾沾溉《老子》?

其四,两人的生活年代,几乎是同时代而略有先后——庄子约在战国中期,与齐宣王、楚威王同时(见《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所载),屈原则在战国中晚期,与楚怀王、楚顷襄王同时(见《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具体来说,庄子生卒年大约在公元前370年前后至公元前280年前后,而屈原的生活年代一般认为大约在公元前343年至公元前290年左右,也就是说,屈原大约比庄子晚出生三十年左右,这应该是他能看到庄子作品的可能条件——时间上稍晚而地域上相近(都处于南方楚地),当然,这里还有个作品传播的可能性问题,从当时来说,人们的文字传播工具是竹简或帛书,地域相近,能够传播和看到的可能性较大。

其五,正是由于上述几点,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屈原能够具备濡染庄子思想或受庄子作品影响的可能条件。如若我们有兴趣对照一下《庄子》和屈原诗歌,会发现它们两者之间不光艺术表现风格相似,且还有不少句式或语词上的相同或类似,而这又是判断两者之间可能发生关系的依据之一。试看:《九歌》有“乘清气兮御阴阳”,《庄子》有“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涉江》有“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庄子》有“吾与日月参光,吾与天地为常。”《悲回风》有“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庄子》有“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招魂》有“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庄子》有“昔者十日升出,万物皆照。”《远游》有“道可受兮,不可传。”《庄子》有“道可传而不可受。”类似的例子还可找出不少。

其六,《庄子
渔父》中渔父的形象,是在与孔子及其弟子对话中显现的(以与孔子对话为主),其所言的主旨,在于指出孔子的不足(或谓批判孔子)——说孔子不在其位而谋其政,说他提倡仁义、礼乐、忠信、伦理思想,乃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主张应该提倡道家的“法天贵真”、返归自然。孔子弟子对渔父所言并不十分理解,但孔子闻其言后非常明白,他幸运地感到自己遇上了圣人,听到了圣人一番让人茅塞顿开的说教——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屈原,他要的正是渔父那已被人们(尤其包括孔子)所认可甚至崇拜的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理念及其形象,他可以将其借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不是这位渔父在《庄子
渔父》中所说的内容本身,而是由其这番说教在《庄子
渔父》中所铸就的与孔子鲜明比照的形象,正可以用来反衬屈原自己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大伟岸的品质和形象。有人以为,屈原在流放过程中真有遇见渔父并发生对话的经历,此篇《渔父》乃此次真实经历的实录,笔者以为这不仅与屈原诗歌的整体浪漫想象创作风格不相符合,也不切合人之常理,说屈原的《渔父》篇乃虚实相结合的作品恐怕更符合客观实际——其表现形式是借鉴虚拟,其思想内涵是真心表露。

其七,两篇《渔父》作品的整个构思及其过程描写,虽说不尽相同,却在框架结构上显然可辨异中之同——都由渔父和主人公的偶遇开场,又都由对话结束渔夫离去告终,中间正文都是渔父与主人公的对话(皆为作品的核心主体),体现了作者的创作主旨。先看两个渔父的出场。《庄子
渔父》中的渔父是在船上听闻岸上“缁帷之林”畔(杏坛之上)有人“弦歌鼓琴”,便于“奏曲未半”之际下船,“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于曲终之时招读书之人(孔子弟子)发问:“彼何为者也?”于是引出了孔子,并进而由渔父对孔子的直言评论,引发了孔子的敬意和兴味,而后有了孔子与渔父的主体对话。《楚辞
渔父》中的渔父出场,相对简单些,没有引渡人物,单刀直入,两位主人公直接出场——屈原“游于江潭,行吟泽畔”,“渔父见而问之”,于是引出了两人的主体对话。也就是说,从两个渔父的出场来说,两篇《渔父》似异实同:都在水边泽畔——前者是渔父下船上岸,“行原以上”(“原”者,泽岸也),后者则在江潭之泽畔渔父直接遇见屈原;都是作简单背景交待后,开始渔父与主人公(孔子、屈原)的主体对话。再看两个渔父的退场。《庄子
渔父》近结尾,孔子一再表示自己对渔父一番说教的感激与钦佩,渔父则希望孔子自勉,而后“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渔父离去后,孔子“待水波定,不闻挐音而后敢乘。”随后对自己的弟子又发表了一通钦敬渔父的感慨,并斥责弟子的不懂道理。《楚辞
渔父》则是渔父与屈原对话毕,渔父发现自己说服不了屈原,便“莞尔而笑,鼓枻而去。”唱着“沧浪歌”,“遂去,不复与言。”两个结尾都极有意味,却又是鲜明的对照,其表现形式可谓异中有同——都在对话结束后渔夫驾船而去,都留下了意犹未尽的余味。可以说,两篇作品共同显示了过程的有始有终和故事的完整有味。

其八,两个渔父的人物设计,似乎都熟悉或多少了解各自对话的主人公,并能就他们的所言、所行、所遇,坦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庄子》渔父闻曲而招呼,询问奏曲者何人何治,而后发表自己的感想,表面上似乎不了解孔子为何人(故询问孔子弟子),实际上却在孔子面前故意摆出超乎世人的圣人姿态,指责、教训、开导孔子;《楚辞》渔父在泽畔巧遇屈原,虽然其时的屈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却能立即辨认出来,谓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可见他不仅认识屈原,且清楚了解屈原昔日的身份与地位,在惊讶屈原的现实境遇后,很自然地发表了一通自己的人生处世哲学,以劝导屈原。

其九,最有意味的是两篇作品的主体部分,即渔父与两位主人公的分别对话:前者由引渡人物(孔子弟子)先出场,而后过渡到正文——渔父与孔子的对话,且以渔父为主;后者直接是渔父与屈原相遇后的对话,两人各述己见。两个对话,虽篇幅有长短之别,却分别表现了两个渔父同中有异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观,由此凸现了两位主人公完全不同的处世哲学与人生哲理,给读者留下了深长的意味。具体地看,《庄子
渔父》中渔父阐发的内容,既针对孔子而言,实际也是道家学说的展示,庄子的学说本归于老子,《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答话,孔子听后对弟子感慨,说自己见到老子犹如见到了乘风云而上天的龙,这与《庄子
渔父》所载内容几乎是异曲同工——孔子弟子闻听渔父之言,转告孔子,孔子对弟子发感慨,说这是遇上了圣人,随即追问于渔父,聆听了渔父一番宏论教诲。从渔父对待孔子的倨傲之态和颇带鄙夷的言辞说教,我们可以看到,庄子这篇《渔父》不只借渔父之口表达了道家“法天贵真”的思想,且对儒家的仁义忠孝观念和礼乐制度作了不留情面的批判,渔夫的这一形象,某种程度上似有老子形象的影子,这是庄子有意设计的人物。与此相对应,《楚辞
渔父》中的渔父,是个避世隐身者,他信奉并宣扬“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决其泥而扬其波?”在他得知屈原的遭遇后,提出了应该识时务、明世理、“与世推移”的主张,认为人在世上不必固守不移——“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这个主张,这个形象,与《庄子》的渔父实在有着相类之处,《庄子》渔父对孔子说“人有畏影恶疾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两位渔父的劝戒,是否有点异曲同工——形不似而神似,言不同而意同?笔者以为,大约正是因为如此,屈原才会将《庄子》的渔父用来作为自身形象的陪衬,以烘托自己“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从而显示一位洁身自好、高风亮节者的伟岸形象。朱熹说得不错:“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设词耳。”。(《楚辞集注》)其实这个渔父乃是一个君子有道行其志、无道全己身、道异则不相与谋的人物,他在劝导屈原不成功后离去时所唱的“沧浪歌”,其寓意很清楚:“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就是说,沧浪之水清的时候,是世道清明、士可升迁之时——应该在此时抓紧时机修饰冠缨而赴仕,沧浪之水浊的时候,乃乱世昏暗之时,士人应该适时地隐遁而去,不应犹豫滞留,强作姿态而自讨苦吃。渔父其实是说了一个在他本人和当时一般人看来清楚不过的道理,但可惜屈原并不听从。屈原写这篇《渔父》的目的正是要反其意而用之,以进一步突出自己为理想抱负的实现而矢志不渝的坚定意志,如果他信从了渔父的哲学,那就不是屈原了,也更不可能有这篇《渔父》作品了。这里,顺便应该提及,唐人成玄英《庄子疏》认为,《庄子》中的渔父是越国人范蠡:“渔父,越相范蠡也,辅佐越王勾践,平吴事迄,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变易姓名,号曰渔父,即屈原所逢者也。”[5]
这绝对是臆测之见,范蠡的生活年代在吴越之争时代,吴王夫差在位是公元前495年至公元前476年,即便吴王败亡后,范蠡还生活了多年,那也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00年,须知,庄子的生年约在公元前370年左右,屈原的生年约在公元前343年,也就是说,范蠡和庄子、屈原决不可能生活于同一时期,怎麽可能庄子时代的渔父是范蠡,且他又与屈原相逢呢?这不成了生造的历史笑话?!不过,成玄英的这一误断,倒是让我们由《庄子
渔父》想到了《楚辞 渔父》,因为他由注释《庄子》的“渔父”而提及了屈原。

综合上述分析和阐述,我们应该可以初步得出判断:屈原的《渔父》很可能是一篇受《庄子 渔父》启发而有意创作的作品,他借用了《庄子
渔父》中渔父的人物及形象、故事框架结构和渔父与主人公的对话形式,变换了其主要内容,改变了主题内涵,藉此为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和人物形象塑造服务,从而完成了一篇与《庄子
渔父》同题却内涵完全不同的新作品,在中国诗歌史和文学史上为屈原诗歌创作的成就和自身形象的丰满高大,增添了必不可少的重要篇章。

《文心雕龙》里说:《卜居》标放言之致,《渔夫》寄独往之才。 《卜居》、《渔父》两篇,因王逸解题称“屈原之所作也”,且又为朱熹、洪兴祖肯定后,即被视为屈原的重要楚辞作品。但自明清以来,已多有学者怀疑并证伪。从其文体和文风来看,两篇当不是屈原的作品。据战国后期的楚国历史文化背景和战国至汉初的文学发展状况推断,两篇应作于楚考烈王时代、出自楚国具有道家思想的隐士之手。两篇的产生,反映出战国末年的楚人对屈原已经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反映出屈原在战国末年乃至秦末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影响。 《卜居》赏析: 《卜居》和《渔父》,都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 (潘啸龙) 《渔父》赏析: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旬》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渔父》中的人物有两个——屈原和渔父。全文采用对比的手法,主要通过问答体,表现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截然不同的思想性格。全文六个自然段,可以分为头、腹、尾三个部分。文章以屈原开头,以渔父结尾,中间四个自然段则是两人的对答。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地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附带说几句,传统上一般将楚辞作为诗的一种别体——一种带有地域性的诗体,《渔父》虽是散文(部分语句也押韵)却又饱含诗意,颇似现代所称的散文诗。所以本文也将《渔父》列入“先秦诗”之中加以评析。 (陈志明)


《渔夫》和《卜居》的异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 (潘啸龙) 《渔父》赏析: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旬》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

楚辞·渔夫是一首什么诗?
《渔父》与《卜居》可看做是姊妹篇,《卜居》偏重于对黑暗政治的揭露,《渔父》则主要表明自己的高尚品德。两篇都是以问答的方式表现的。渔父是一位避世隐身、钓鱼江滨的隐士,他劝屈原与世俗同流,不必独醒高举,而诗人则强调“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也要保持自己清白的节操,这种精神与《离骚...

“众人皆醉我独醒”是哪首诗里的?
茅盾《楚辞与中国神话》和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品,而是屈原的学生宋玉或战国时期楚国的人而作。蔡靖泉《楚文学史》亦引以上观点。主张各异,但说服力似还不充分。 也有人力主《渔父》《卜居》为屈原之作,如朱熹、洪兴祖、王夫之等。《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

屈原简介
在流放期间,屈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不朽名篇。其作品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内涵深刻,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屈原被流放后,在与渔夫的谈话中,渔夫建议他“穿越世界”,不要“深思”,寻找苦毒。屈原说,他宁愿死在河里,也不会无辜,遭受世界尘埃的折磨。在渔民的眼中,没有必要太高。世界是...

到底《渔夫》是不是屈原写的?
一般学术界的看法是后人假托屈原而写的,当然也有不同意见。不管《渔父》到底是不是屈原写的,那也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篇发人深省,充满哲理的文章。补充:《庄子》外篇也有一篇《渔父》

关于楚辞经典名句大全
——《橘颂》 【句意与评点】远离世俗而独来独往,敢于横渡而不随波逐流。屈原不仅仅是心志高洁,明辨是非正恶,更有一种勇敢无畏的精神。 2.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卜居》 【句意与评点】尺有它不足的地方,寸有它的长处;物有它不足的地方,智...

《渔夫》中屈原“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来说明什么?
屈原认为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就是说刚洗过头发的人一定要弹弹帽子沾不得一点灰尘,刚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抖抖衣裳,干净的躯体怎么能穿一个脏的衣裳呢。形容不同流合污,也比喻新的事物有其强大力量。

关于青少年有志的诗句
——屈原《卜居》 若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曹学《蜀中广记·上川南道彭山县》 业精于勤,荒于嬉。——韩愈《进学解》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增广贤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乾·象》 志不强者智不达。 ——《墨子·修身》 (励志古诗大全) 青,取之...

渔父古诗拼音版张志和
渔夫赏析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

一、上古文学,秦汉文学(参考书单)
        《九章》(9篇)《远游》《卜居》         《渔夫》宋玉: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赋十六              篇,其篇目不可考究。然《楚辞章句》有《招魂》和《九辩》,《...

中江县19179629056: 《楚辞·渔父》与《卜居》的表现手法区别是什么? -
莫俗积大: 相同之处,都是自设,以申己志.渔父形象的思想观念也比较接近.不同之处,《卜居》着力表现屈原精神的坚贞执著,而《渔父》中的屈原是站在与渔父相对立的立场上的,作品很好地保持了两种价值观念之间的张力. 予人玫瑰之手 经久犹有余香 如果对你有帮助 请点击好评

中江县19179629056: 卜居、渔父是不是屈原所做 -
莫俗积大: 现当代《楚辞》研究者,多怀疑《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作,然其怀疑的三大理由均无一能成立.以《楚辞》成书之体例看,这两篇作品被收入的唯一条件,乃因作者是屈原.结论:《卜居》《渔父》油“屈原之所作”,应是毫无问题的. 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过屈原是主流...

中江县19179629056: 能反映民族精神的传统故事 -
莫俗积大: 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人物是屈原,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道德标准.推荐两个故事《渔父》和《卜居》,不仅很好的代表了屈原的精神,而且文笔上乘,故事构思巧妙.

中江县19179629056: 卜居、渔父是不是屈原所做 -
莫俗积大:[答案] 现当代《楚辞》研究者,多怀疑《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作,然其怀疑的三大理由均无一能成立.以《楚辞》成书之体例看,这两篇作品被收入的唯一条件,乃因作者是屈原.结论:《卜居》《渔父》油“屈原之所作”,应是毫无问题的. 这个问题有...

中江县19179629056: 历史论文800字 -
莫俗积大: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

中江县19179629056: 对《渔父》中屈原的认识 -
莫俗积大: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

中江县19179629056: 《渔夫》是屈原的作品吗? -
莫俗积大: 初中第六册语文《菜园小记》一文中,作者吴伯箫弓!用了“沧浪之水清兮,可以灌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理我足”这几句话.课文的注释为“出自屈原《渔夫》”一”很明显,编者认为《渔夫》的作者是屈原.其实这是错误的. 认为《渔夫...

中江县19179629056: 到底《渔夫》是不是屈原写的? -
莫俗积大: 我就话不是了!那篇文章有一点通易明!而屈原的作品大都是好难明的! 不像他的手笔!所以我认为不是他写的!而是另有别人!

中江县19179629056: 班规、班诗、课程表是什么 -
莫俗积大: 班规,主要指中学生管理班级中采取的规章制度,简称班规.每个班的班规都不一样,主要涉及学习、纪律、出勤、卫生等诸多方面,是中学生自我管理的重要制度...

中江县19179629056: 《诗经》中的《哀鄞》《卜居》《渔父》的连绵词是哪些《七月》的通假字又有哪些
莫俗积大: 连绵词:荒忽,婵媛,泛滥,翱翔,蹇产,须臾,逍遥,侘傺,绰约,慷慨,踥蹀,愠惀,滑稽, 通假字:奇,壶,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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