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的评论

作者&投稿:牧梁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对公羊传看法~

以解释《公羊传》的《公羊》学是西汉今文经学的最重要的经学派别。但是,东汉古文经学兴起,《公羊》学与今文经学一并败落,东汉末年虽然何休解诂《公羊》,对《公羊》学作出了具有总结性的理论建树,使《公羊》学在理论上走向完全成熟。但是,何休的努力并没有引起《公羊》学的兴盛,相反,倒是自汉以后迄晚清《公羊》学的复兴,《公羊传》极少有人研究,《公羊》学也基本上默默无闻。较之《左传》的流行,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以称为《公羊》学衰落的历史时代,而这一历史时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三国迄五代十国的阶段,二是从宋到清中期的阶段。

一.从三国迄五代十国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公羊》学虽然已经明显衰微,但是,汉代经学的影响还存在,研治《公羊传》的人与著述仍时见于史记。并有《春秋公羊传疏》的成书。
《三国志》无《艺文志》诸志,但是,有清儒侯康谟所著的《补三国艺文志》,其中载有关于《春秋左传》的著述十余种,而《公羊》学的著述仅有荀爽问、徐钦答的《春秋公羊传问答》九卷一部,另有魏国大长秋韩益的《春秋三传论》涉及到《公羊传》。《三国志》亦无《儒林传》。但从《三国志》中,可以看出魏蜀吴三国的儒学家,绝大多数治《春秋》者是治《春秋左氏传》的,而绝少有研治《春秋公羊传》的。例如《三国志·蜀志》载,蜀国的大儒来敏、尹默、李撰等人都好《春秋左氏传》,而治《公羊春秋》的仅有张裔、孟光两人。
  《晋书》有《天文志》等,却无《艺文志》。从常熟人丁国钧所著的《补晋书·艺文志》中,可见有散骑常侍王衍期的《春秋公羊经传》十三卷,河南太守高龙的《春秋公羊传》十二卷,王接的《公羊春秋注》,庚翼问、汪衍期答的《公羊论》二卷, 孔衍的《春秋公羊传》十四卷,刘义的《公羊春秋达义》三卷。另有博士刘兆的《春秋公羊谷梁传》十二卷, 江熙的《春秋公羊谷梁二传评》三卷, 王长文的《春秋三传》十二篇,汜毓的《春秋三传集解》,胡讷有《春秋三传评》十卷、《春秋集三传三师难》三卷、《春秋集三传经解》十卷,都有《公羊传》的内容; 李轨、汪淳有所注的《公羊音》各一卷,只是对《公羊传》读音的注解。看起来似乎《公羊传》的著述也不少,但是,较之同书关于《左传》与《谷梁传》著述的数量,这又少得可怜。
  在《晋书·儒林传》中不见专门研讨《春秋公羊传》之人,仅有两条记载,一条是董景道“明《春秋三传》”;氾敏“合《春秋三传》为之解注,撰《春秋释疑》;范隆“博通经籍,无所不览,著《春秋三传》”;另一条是刘兆“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涂,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调人之官,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皆论其首尾,使大义无乖,时有不合者,举其长短以通之。又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综》,《公羊》、《谷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
  三国两晋,在时间上直接于汉代。汉代经学的还有较大影响,因此,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关于专研《公羊传》的人与著述,但是,这样的人与著述已经很少了,而且,无有著名的人物与有影响的著述。另有一些人只是在将《三传》合而研治时,才涉及到《公羊传》,而这部分的人较之专研《公羊传》的人要多。皮锡瑞在《经学历史》论宋代经学时说:“若汉时,《三传》各守专门,未有兼采《三传》者也。” 但是,兼采《三传》不是始于宋代,从这些材料来看,在三国魏晋时兼采《三传》已经较为普遍了。自此以后,《公羊传》及其《公羊》学的得以流传,也主要通过兼治《三传》的形式而得以延续。这是《公羊》学在流传中一个重大的变化。
  但是,专研《公羊传》与涉及《公羊传》的人数也远远不如研治《左传》的人数。研治《左传》的人物成为研治《春秋》的主要力量,其著述也十分可观,尤其是出现了杜预的《左传集注》,影响很大,后来还成为了《十三经注疏》之一。这与在东汉《左传》的影响就超过了《公羊传》与《谷梁传》,以及郑玄在汉末以古文经学为主遍注群经,自此后郑学风靡二千年的学术大势是一致的。
  南北朝史无《艺文志》,亦无《经籍志》,但有《儒林传》。《南史·儒林传》载涉及到《公羊传》的学者仅有两人,一是崔宁恩“遍习五经,尤精《三礼》、《三传》”,著有“《左氏传义》二十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二是沈文阿“通《三礼》、《三传》,位五经博士。” 《北史·儒林传》同样没有没有专治《公羊传》之人,仅有四人同治《三传》,对《公羊传》有所研讨,他们是:李铉,撰有《三传异同》;熊安生,“从陈达受《三传》”;房晖远,“明《三礼》、《春秋三传》”;刘炫,自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 可见,南北朝研治《公羊传》的人物较三国两晋又少得多,表明《公羊》学在南北朝的进一步衰落。
  这种情是与当时儒林的大势是相一致的。《北史·儒林传》说:
  汉世,郑玄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王肃《易》,亦间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
  又说:“其《公羊》、《谷梁》二传,儒者多不措怀。” 《春秋》通行的是《左传》服氏学与杜预之学,尽管何休的《公羊》学仍未废绝,但是,几乎没有专治《公羊传》的人物了,《公羊传》已经明显受得了冷落。这可以说是北朝经学的大略。
而南朝的情况也差不多,《隋书·经籍志》述南北儒林之异同说:
  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虔,《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约南人约间,得其精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
可见,南北朝于《诗》、《书》、《春秋》诸经,皆主古文经学,而《公羊传》所属的今文经学都处于被冷落的地位。这时治《春秋》者,主要是治《左传》的人,与此相应的变化是以前的《春秋》三传之争,这时也变成了主要是《左传》内部的服虔之学与杜预之学的争论,如:“(崔)宁恩先习《左氏》服解,不为江东所行,乃改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宁恩,世并传焉。” 又如:“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曰《驳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解谬》。” 这一南一北的两条史料都说明,《左传》的服虔之学与杜预之学的争论是十分激烈的。而这种激烈恰好说明了《左传》的兴盛,它与《公羊传》衰落的 “儒者多不措怀”正形成鲜明的对照。
  《隋书·经籍志》中,除去有关前代典籍的《艺文志》、《经籍志》所载有关《公羊》学的著述之外,仅有鲜于公的《春秋公羊解序》一卷,刁氏的《春秋公羊例序》五卷,及潘叔度的《春秋经合三传》十卷,无名氏的《春秋公羊疏》十二卷。而且,到隋代连晋人的有关《公羊》学的著述也多有失散。在《隋书·儒林传》中,几乎不见有新的研治《公羊传》的学者。倒是对《公羊传》的衰落情况有明确的述说:
  汉初,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永平中,能为《左 氏》者,擢高弟为讲郎。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谷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晋代的《公羊传》虽然也被立于学官,但是,仅仅是有人颂读,却“不能通其义”;南北朝是“儒者多不措怀”,到了隋代,《公羊传》进一步失落,“今殆无师说”,连其师说也几无流传了。可见,《公羊》学自汉代以来的每况愈下。
  在《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中,除去两书的重复部分,以及在以往《艺文志》、《经籍志》中已有的著述,关于《公羊传》的著述在《旧唐书·经籍志》中几乎没有新的著作出现,而《唐书·艺文志》也同样没有一部关于《公羊》学的专门专著,仅有唐开元时的李氏所著的《三传异同例》十三卷,冯伉的《三传异同》三卷,刘轲的《三传指要》十五卷,韦表微的《春秋三传总例》二十卷对《公羊》有所言及。另外有刘实作,刘宴注的《春秋公羊违义》三卷,是明确批评《公羊传》“违义”之作。唐代是中国著述较盛的时期,儒家典籍的《正义》多成书于此时,而关于《公羊传》竟无一部专门的著述,只是在研讨《三传》异同时,有人涉及到《公羊传》,而且即使是这样的著述数量也是少得可怜。这是隋代以来《公羊传》已经“殆无师说”的进一步加剧。
  《公羊》学的这种萧条状况,也可以从《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儒林传》中看出来。在《旧唐书·儒林传》中,整篇《儒林传》却除了有冯伉一人言《三传》异同,对《公羊传》有所涉猎外,再没有其他治《公羊传》的任何人。倒是研治《左传》的著名学者不绝于书。《新唐书·儒林传》的情形也差不多,仅有两条有关的史料。一条是王元感提出三年之丧为三十六月,而张柬之在与其辩论中,曾引《公羊传》与诸经传互证,说明三年之丧为二十五月,被时人许为“不诡圣人”。一条是啖助著《春秋集传》,在其纲条例统中,引公羊子:“乐道尧舜之道,以拟后圣。”这说明即使在《公羊传》不受人重视之时,也有人时引以为说。啖助的弟子陆淳著《春秋集传篡例》十卷,进一步推许《公羊传》、《谷梁传》,甚至贬斥《左传》,说《左传》“序事虽多,释经殊少,犹不如《公》、《谷》之于经为密。”
  唐太宗在贞观二十一年的诏书中,还将公羊高、何休两人诏配孔庙祭享:
  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何休、王弼、杜元凯、范宁等二十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学,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
在诏配孔庙的21人中,有《公羊》的公羊高与何休两位代表人物,可见,《公羊》虽然受冷落,几乎无人专研,但是,官方并没有否定《公羊》学,《公羊传》还是被视为经典,受到推崇。
  在这个阶段上有《春秋公羊传疏》的成书,这是继何休《公羊解诂》之后,《公羊》学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但是,此书在《旧唐书》与《新唐书》中皆不见著录。始见于《崇文总目》,但却无作者姓名。宋以来被称为是徐彦所著。但是,徐彦的生平史无记载,因此,徐彦是何时人,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异说。《辞海》该条说:
  《春秋公羊传疏》作者,或谓唐人;或谓北魏人,即徐遵明。里第生平不详,所撰的书收入《十三经注疏》。
  清代学者王鸣盛以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朝文,而以为徐彦即是南北朝时的徐遵明。但是,从《北史·儒林传》关于徐遵明的记载中,并无徐遵明治《公羊传》的记载,倒是说他早年“受《毛诗》、《尚书》、《礼记》”,曾“居于蚕舍,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门庭,凡经六年。……又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世永嘉旧写。遵明乃往读之,复经数载,因手撰《春秋义章》,为三十卷。”服氏即服虔,为东汉古文经学家,他曾注《左传》,在南北朝与晋代都很受推许。所以,徐遵明治《春秋》应是《左传》,而不是《公羊传》。他的《春秋义章》虽然没有说明是关于《三传》的《左传》,还是《公羊》、《谷梁》,但是,应该是有关《左传》的“义章”。尽管他的《春秋义章》三十卷的卷数与《郡斋读书志》所说的《春秋公羊疏》三十卷的数目一致,然而,一位专精《左传》服氏学的经学家,很难想象会有著作《公羊传》达三十卷之多的疏注来。
  而宋代学者董逌在《广川藏书志》中,提出徐彦为唐人说:
  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后。考《疏》中邲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谷梁传疏》,知在贞观以后。中多设问答,文繁语复,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亦唐末之文体。
  此说亦为《四库全书提要》所接受,故将徐彦“定为唐人焉”。这与《五经正义》出现在唐代的大的学术环境是相符合的。
  除了徐彦之外,还有唐人殷侑也为《公羊传》作过注解,韩愈在《遗殷侍御书》中推许殷侑注《公羊传》说:“非先生好之乐之,味于众人之所不味,务张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此之至。”但是,《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五列有殷侑之传,却无关于他注《公羊传》的记载,此书后来没有得到流传。因此,此书的情形不可得知,但是,殷侑的注在历史上没有多大影响,却是可以肯定的。

二,从宋到清中期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由于以朱熹为代表的新经学的出现,《四书》取代了《五经》的显赫地位,成为经学的主流。而自唐代以来啖助等人主张的“信经不信传”, 在宋代影响甚大,以至清儒江藩说:“至唐,赵匡、啖助、陆淳,始废传谈经,而三传束置高阁,《春秋》之一大厄也。有宋诸儒之说《春秋》,皆啖、赵之子孙而已。” 以至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致使整个《春秋三传》皆出现了衰微的迹象:
  宋自孙复以后,人人以臆见说《春秋》,恶旧说之害己也。则举《三传》义例而废之,又恶《左氏》所载证据分明,不能纵横颠倒,唯所欲言也,则并举《左传》事迹而废之。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使原本已经是式微很甚的《公羊》学,在这个阶段上更是奄奄一息。
  《宋史·艺文志》中载有《春秋》类的著作240部,2799卷,但是,关于《公羊》学的专门著述,仅有徐彦的《春秋公羊疏》三十卷,及其陈徳宁的《公羊新例》,涉及到《公羊传》的仅有姜虔嗣的《春秋三传篡要》,王日休的《春秋公羊辨失》一卷,王应麟的《春秋三传会考》三十六卷数书而已。而《宋史·儒林传》仅有杨泰之的《公羊类》一书的记载,《宋史·道学传》没有关于《公羊传》相关的一点记录。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到刘敞的《春秋传》十五卷,“其褒贬义例,多取诸《公羊》、《谷梁》”,“其经文杂用《三传》,不专主一家”。孙觉的《春秋经解》(十三卷)“以《谷梁》为本,及采《左氏》、《公羊》、历代诸儒所长”;陈傅良的《春秋后传》,被赵汸的《春秋集传自序》推为宋人说《春秋》者最著称之书,“以《公》、《谷》之说,参之《左氏》,以其所不书实其所书,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得《春秋》之要”。 从这些记载来看,宋代关于《公羊传》,相对宋儒著述的数量而言,其比例远远逊于前代,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一部像样的专书,即使言《三传》涉及《公羊传》,也很少以《公羊传》为主。而像陈傅良那样的著作,能发明《公羊》的“书”与“不书”诸义例,确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了。
  至元代,程朱所表彰的《四书》成为朝廷钦定的科试标准答案。“太宗始取中原,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术选士,从之”,到皇庆二年十一月,元仁宗又下诏规定:
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其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义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
  自此以后,《四书》成为利禄的敲门砖。更多的士人对《四书》以外的经典不再关心,这更加剧了《公羊传》的失落。在《元史·儒林传》中,仅有程端学的《三传辨疑》,是一部涉及到《公羊传》的著述。此外,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元人郑玉的《春秋经传阙疑》一书,“叙事则专主《左氏》,而附以《公》、《谷》;立论则先以《公》、《谷》,而参之以历代诸儒之说”, 应该有对《公羊传》义理的发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的赵汸著有《春秋属辞》一书, 是一部在这个阶段上最重要的《公羊》学著作。对清代庄存与等人治《公羊传》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赵汸的书对《公羊传》的发明不多,因此,庄存与虽然“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 但是,却以《春秋正辞》为其书名。

明代沿袭元代,仍以《四书》科举取士。科举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的是儒家经学的衰落,连《明史·儒林传》也说:
  要之,有明诸儒,衍尹、洛之绪言,探性命之奥旨,锱铢或爽,遂启歧趋,袭谬承讹,指归弥远。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经学非汉唐之专精,性理袭宋元之糟粕,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殆其然乎?
  伴随整个儒术的衰微,一直微弱不振的《公羊》学更是雪上加霜。明代《艺文志》有《春秋》类的明人著述131部,无一部关于《公羊》的专书,仅有朱睦桔《春秋诸传辨疑》,可能有关于《公羊传》的论说。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仍有人对《公羊》学有所论及,如朱朝瑛《读春秋略记》就引用了董仲舒、何休两位《公羊》学大师之说,以明《春秋》。而王介之的《春秋四传》评价《左传》、《公羊》、《谷梁》及其胡安国《春秋传》,以为“四传各成其说。而断以义,则胡氏精,而《公》、《谷》尤正;质以事,则《左氏》有征可信也”, 也承认《公羊传》的独特价值,在其书中时取《公羊传》为说。
  清代在科举上几乎完全承袭明代。《清史稿·选举志》说:
  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皓《集说》。其后,《春秋》不用胡《传》,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义。
  因此,在清初主要是程朱的宋学占据统治地位,并有重视音韵、训诂、考据的汉学的出现;随后则汉学占据了统治地位。清代所谓汉学以东汉的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为宗,而贾逵、马融、许慎、郑玄是汉代古文经学或以古文经学为主的代表人物,所以,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以东汉的古文经学为宗。汉学至乾嘉时期达到如日中天的兴盛,以至如梁启超所说:“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如日中天矣。” 当时虽有庄存与研治《公羊传》,却默默无闻,不被社会所认同。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所列《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中述《春秋》说:
国朝为《左氏》者,吴江朱氏、无锡顾氏。……宋以后贵文章,《左氏》、《公》、《谷》,竟为绝学。阮君伯元云:“孔君广森,深于《公羊》之学。”然未见其书,不敢著录。
  因此,正列的清儒8篇关于《春秋》的书目,全是《左传》的著述,只有所附惠士奇的《春秋说》,涉及三传的内容。而江藩此书刻于嘉庆23年(公元1818年)。清代道光九年(公元1829年),两广总督阮元刻成《皇清经解》,收集人物70余家,著作180余种,除了有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外,基本上再没有治《公羊传》及其今文经学之书;光绪十四一年((公元1888年),江苏学政王先谦,收罗乾、嘉以来的经学名著,并补阮元刻书所遗,刻成《续皇清经解》,收书209部,仅有几部今文经学的著作,如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等。故皮锡瑞从今文经学家的立场批判说:
《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二书,于国朝诸家,蒐辑大备,惟卷帙繁富,几有累世莫殚之疑,而其中卓然成家者,实亦无几;一知半解,可置不阅。
  皮锡瑞否认两部《经解》中“卓然成家者,实亦无几”,带有今文经学家的学术偏见,不足为定论。但是,只有不以学术偏见所左右,就应该承认两部《经解》包括了清代经学尤其是乾嘉汉学的最重要著述。要认识清代经学特别是乾嘉汉学,这两部书实具有不可或代的价值。
  从东汉以来至清代庄存与出现之前,整个今文经学都绝少有人研究,《公羊》的命运更为可悲,历代许多学者与著作都说自东汉以后《公羊》是默默无闻。如唐代的韩愈在《遗殷侍御书》说:“近世《公羊》学废绝,何氏注外,不见他书。圣经贤传屏风而不省,要妙之义无自而尊。”清儒孔广森说:“晋唐以来。《公羊》、《谷梁》竟成绝绪,惟《左氏》不绝于讲诵。” 但是,《公羊传》一直被列入经典之中,公羊子、何休也被作为配祀孔庙的人物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几乎各个时期都有人研究或涉及到《公羊传》,《公羊》学也时有被人称引的记录。所以,《公羊》学自东汉以后,虽然少有人关注,但是,它并没有逝去,一旦有适合的社会条件,《公羊》学就会重新兴起,而在清代晚期就是这样一个时运济会的时代。随着《公羊》学兴起的带动,今文经学在晚清亦兴盛一时。

三,《公羊》学衰落的历史意义
  《公羊》学在西汉兴起与晚清的复兴之间,却走向了一千多年的衰落,这是《公羊》
学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这一历史命运是由《公羊》学的性质所决定的。
  《公羊》学在儒学中,属于偏重于外王的政治学说。他在《春秋》的解释上,强调以尊王为核心的大一统,严君臣上下之分,这特别适合西汉武帝时期的中央集权的需要,所以,在当时显赫一时。当着中央集权制巩固之后,《公羊》学就失去了当运者王的王者地位,所以,宣帝时出现了以《谷梁》代替《公羊》的趋势,而自东汉《公羊》则再无西汉的风光了。这其间有今古文经学消长的影响等多种因素的作用。
  而《公羊》学其后一千余年的消落,并不在其政治学说本身,因为,强调尊王及其君臣上下之分,本是整个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公羊》学一千余年衰落的原因,一是在于《公羊》学的理论形式,具有准谶纬的性质。《公羊》学的所有理论都是以素王改制说为其哲学根据而建立的,素王改制说的本意是神化孔子,以为孔子改制立法制造天命论的依据。但是,汉王朝可以说孔子为赤制,其他野心家也可以说孔子是为自己王天下立法,因此,这是具有极大危险性的。正如谶纬在东汉后,再也没有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一样,以素王改制说为其理论形式的《公羊》学自然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而默默无闻。二是《公羊》学的改制、革命的观念,言改制、革命是对现存社会统治的否定,这对任何一个已经获得统治权的统治阶级来说,都是最为忌讳的,所以,即使是在《公羊》学兴起的西汉,《公羊》学主张的汤武革命也受到皇帝的冷落,甚至按照这一观念提出要汉王室禅让皇位于贤人的《公羊》学者睢孟,还落得个人头落地的悲惨结局。只有到了社会历史变革的前夕,《公羊》学的这两大内容才有发挥作用的历史舞台,而晚清《公羊》学的兴起,正是极好的说明。

春秋公羊传一般指《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其作者为卜商的弟子,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一起将《春秋公羊传》着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评论·启示】
郑玄在《六艺论》中有所批评:“左氏善於礼,公羊善於谶,谷梁善於经。”
东晋范甯(《後汉书》作者范晔之祖父)在他所撰的〈《春秋榖梁经传集解序〉中评论《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公羊传》的成就在於发挥《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皆东汉何休语)。

郑玄在《六艺论》中有所批评:“左氏善於礼,公羊善於谶,谷梁善於经。”
东晋范甯(《後汉书》作者范晔之祖父)在他所撰的〈《春秋榖梁经传集解序〉中评论《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公羊传》的成就在於发挥《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皆东汉何休语)。
原文
原文:灵公为无道,使诸大夫皆内朝,然后处乎台上引弹而弹之,己趋而辟丸,是乐而已矣。赵盾已朝而出,与诸大夫立于朝,有人荷畚,自闺而出者。赵盾曰:“彼何也,夫畚曷为出乎闺?”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视之则就而视之。”赵盾就而视之,则赫然死人也。赵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杀之,支解将使我弃之。”赵盾曰:“嘻!”趋而入。灵公望见赵盾诉而再拜。赵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趋而出,灵公心怍焉,欲杀之。于是使勇士某者往杀之,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门,则无人焉;入子之闺,则无人焉;上子之堂,则无人焉;是子之易也。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君将使我杀子,吾不忍杀子也。虽然,吾亦不可复见吾君矣。”遂刎颈而死。灵公闻之怒,滋欲杀之甚,众莫可使往者。于是伏甲于宫中,召赵盾而食之。赵盾之车右祁弥明者,国之力士也,仡然从乎赵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赵盾已食,灵公谓盾曰:“吾闻子之剑,盖利剑也,子以示我,吾将观焉。”赵盾起将进剑,祁弥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饱则出,何故拔剑于君所?”赵盾知之,躇阶而走。灵公有周狗,谓之獒,呼獒而属之,獒亦躇阶而从之。祁弥明逆而踆之,绝其颔。赵盾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宫中申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赵盾而乘之。赵盾顾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时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赵盾曰:“子名为谁?”曰:“吾君孰为介?子之乘矣,何问吾名?”赵盾驱而出,众无留之者。赵穿缘民众不说,起弑灵公,然后迎赵盾而入,与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译文:晋灵公不行正道,让大夫们都到内朝上朝,自己却站在台子上用弹弓射上朝的大夫,他的大夫们奔走躲避弹丸,晋灵公以此取乐而已。有一次赵盾上完朝出来,与大夫们站在外朝,有人抬了一个筐从宫中小门出来,赵盾问:“那是什么,筐为什么从小门出来?”叫那人,那人却不过来,说:“您是大夫,想看就过来看看吧。”赵盾凑近一看,赫然是一个死人。赵盾问:“这是什么人?”那人回答:“是膳宰,他没把熊掌做熟,国君生气拿斗打他的头把他打死了,肢解了尸体让我丢出去。”赵盾“啊”了一声,就快步进宫。灵公看见赵盾进来,惊恐地向他拜了两拜。赵盾迟疑不前,向北面两拜磕头至地,然后就快步出来了。灵公心中有愧,就想杀了赵盾。于是派勇士某人去杀赵盾。勇士进入赵盾家的大门,没看到有人守护;进入院内小门,也没看到人守护;走上厅堂,也没看到人。勇士低头从门缝偷看,看见赵盾正在吃只有鱼的晚饭。勇士说:“啊,他真是一个仁义的人。我进大门没看到人,进入内室没看到人,走上厅堂也没看到人,可见他的节省啊。他是晋国的重臣,却吃只有鱼的晚饭,可见他的简朴啊。国君让我杀他,我不忍心杀他。虽然这样,我也不能再见我的国君了。”于是就自刎而死。晋灵公听说后非常生气,就更想杀赵盾了,但众多手下却没有能派去执行这项任务的。于是晋灵公就在宫中埋伏好甲兵,叫赵盾来吃饭。赵盾的车右武士叫祁弥明,是晋国的大力士,壮勇地跟着赵盾入宫,来到堂下站好。赵盾吃好了,晋灵公对赵盾说:“听说你的剑是一把利剑,你拿出来给我,我观赏一下。”赵盾站起来想把剑呈现给晋灵公,祁弥明在堂下大喊:“赵盾吃饱了就出来,为什么在国君的住所里拔剑呢?”赵盾一听顿时明白了,急忙沿阶跑下来。晋灵公有一条训练有素的狗,叫作獒。晋灵公喊来獒叫它去追赵盾。獒也迅速地沿阶追下来。祁弥明迎上去飞起一脚,踢断了獒的下巴。赵盾回头说:“国君您的獒不如臣的獒啊!”然而这时宫中埋伏的甲兵击鼓冲了上来,其中有一个人抱起赵盾放到了车上。赵盾回头问:“我为什么会让您这么对待我?”甲兵说:“您有一次在大桑树下给我吃的,让我得以活命。”赵盾问:“您的名字是什么?”甲兵说:“我们的国君为谁埋伏下的甲兵?您赶快乘车走吧,何必问我的名字。”赵盾驱车冲了出去,甲兵们都没有进行阻拦。赵穿以民众不满为由,起兵弑杀了晋灵公,然后迎接赵盾进入国都,与赵盾一起执掌朝政,立成公黑臀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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