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田亩制度的历史背景

天朝田亩制度的历史背景~

《天朝田亩制度》产生的经济背景《天朝田亩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清朝中叶，土地已高度集中，过去王瑛已有专文论证（王瑛：《太平天国前夕的土地问题》，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本文只补充一些地方的材料。关于清代田赋之重且不均，本文则列证论述，而清朝官吏在粮赋上之浮收勒折，剥削小户农民，更加剧了土地问题的矛盾，这是应该着重揭露的。如果对这些方面有较深切了解，《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和意义便易于理解，故在本篇中概加叙述。 土地兼并，历代皆然，这是封建地主的本性。不过，清朝从开国之始，八旗贵族就大肆圈占民田，汉族的显官豪绅，也凭借财势，广置田产。其结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广大农民沦为佃户，“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丘家穗：《丁役议》，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例如江、淮之间各州县，农民耕种之家居十之五，衣食盐漕与工商各业者，居十之四，另外十分之一的地主阶级，“则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利，而安然衣食租税者也”。[盛枫：《江北均丁说》，同注（丘家穗：《丁役议》，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其他各省州县，情形也大致相同。清室贵族占田数额是很惊人的。乾隆时，大学士和珅田产多达八千顷。道光时，英和因罪田产没官，计有五七二顷余，琦善亦有二五六顷之多。汉族大地主所置田产亦不稍逊。如康熙时，刑部尚书徐乾学，田产跨苏、松两府之地，仅在无锡一县就买田“万顷”。詹事府的少詹事高士奇，家在浙江平湖，“置田千顷”。（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十四，第二三页。）到太平天国革命之际，徐乾学的后裔徐佩瑗，在江苏长州县还拥有千亩以上田产。与他同县的汪□，有田产三千余亩。吴江县庐墟的柳光薰，业田在四、五千亩之间。而与他同县的沈懋德，富甲一方，“有田万余亩”。[（光绪）《吴江县续志》卷十九，第五页。[常熟县的庞钟璐等四大家，也是邑中豪富。在湖广粮产区，环洞庭湖各县，膏腴沃壤，也是多为官宦绅衿所占。湘南虽是冲田坡地，却也集中到大户名下。如桂阳州邓氏，“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至用担石程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十，第二五页。]又如衡阳，有刘重伟兄弟，因经营山场木材业致富，“至嘉庆时，子孙田至万亩”。[（同治）《衡阳县志》卷十一，第五页。]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浔州府所属各县，地主占田之多，不亚于他处。如平南县的张姓、满姓财主，财富相埒，民谚有“江北张其耀，江南满国球”之称。桂平县也是“田多为富室所有，荷锄扶耜之伦，大半为富人之佃。”（吴铤：《因时论十·田制》，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五。）如金田村迤南至江口圩，一片平畴，土田肥美。这里石头脚村的陈家大地主，高堂华屋，富夸一方，还有新墟，莫村等处的凌姓、罗姓等家，他们共占去了当地十分之八的田地。总的来看，各省各州县土地集中的比重，虽各不相同，但“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则是普遍现象。[（民国）《桂平县志》卷二十九，第二页，“食货”中。]其结果就是，“田归富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光绪）《庐江县志》卷二，第五页。]，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化。土地高度集中，使绝大多数农民变成受地主直接剥削的佃户，他们所负担的地租，越来越重。清初，苏南地区“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斗，少者亦八九斗”。（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到了道、咸年间，苏南租额“少者亦得一石出头，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额”（陶煦：《陶氏五宴集》“重租论”。），其中吴江最为突出，虽“下下田”，亦收一石有余之租。有民间诗歌描写道：“催租急于石壕吏，倾瓶倒筐向何藏，坐使农家注空釜，累累看汝堆仓箱。”[（民国）《南浔志》卷二十九，第二二页，“折股怨”。]如此超经济榨取，生产力怎能不遭到破坏。在这样的重租剥削下，农民“虽农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如此煎逼追比犹不为足，狡黠的田主，更有责偿其租于佃农之伯叔兄弟，亦有控告佃农“抗租”，买通胥吏，逮捕系狱，以至三冬岁末，为“欠租”而褴褛就逮，身陷囹圄者，“以一县计，奚止数千百人”。（《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真是人都说江南好，岂知江南乃地主之天堂，农民的地狱！ 在封建社会中，粮赋是中国专制政府的主要财源。明初，江南田赋就很重，迨至明末，增收辽饷、练饷与剿饷，天下嚣然。清承明制，相沿未改，虽在康、雍之时几次议减赋，但所减只是象征性的，实际田赋仍在增加。田赋按常理应由田主输纳，田多则理合多交，无田或少田，则当不纳或少纳。但清朝自乾、嘉以来，吏治腐败，居然颠倒其事。显官豪绅等大户，拥有千万亩田产，竟可不纳田赋，或巧为规避，虽正额亦“注缓”减收，以至沉重的田赋负担，大多转嫁到小户，自耕农和贫农的身上，其中情伪弊端，令人十分惊讶。先看江苏的情况。这里的缙绅大户，凭借其势力，“短交”粮赋，其缺额“自必取偿于乡曲之淳良小户，而为牵长补短之计”。（《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而小户穷民不堪□削，往往诡寄粮名于大户名下，久之，其有限田产，便为大户所并吞侵夺。冯桂芬在《均赋议》中对粮赋弊端，说得十分具体，其谓：“今苏属完漕之法，以贵贱强弱为多寡。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绅户多折银，最少者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倍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石当一石。”（《显志堂稿》卷五，“均赋议”。）可见清中叶交纳钱粮，已完全不是以田地多寡腴薄为重轻，而是取决于势力之强弱。绅与民，大户与小户之间，每亩纳课相差竟达两三倍。更有甚者，“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累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六，赋役三。）的确，大户不交粮或减免、注缓，在江南不是个别地方，而是各县皆然。请看以下的例证：松江：松江田赋，“皆因图蠹把持，图书掌握，田多者受贿兔脱，田少者无贿雉罹。造册则朝更暮改，分数则换张移李，先后任其倒置，多寡听其游移。”（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均田均役议”。）这里不仅说明大户财主行贿而“兔脱”田赋，而且揭露了清政府吏治的黑暗，一任胥吏图书，篡改粮册，使小户平民，代大户完纳，罹无穷之灾。常熟：道光二十四年：“折色八元三、四角，洋合制钱一千三百零。假如大户，票米十石零三升，竟以十石注缓，三升完缴。短价折色四元光景，仅要洋一角二分，将票米总算扯，每亩不过四、五十文；如小户，票米照数算，每亩必要一千零。顽佃蒂见不在内。此中甘苦，迥乎天壤也”。（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本）第五页。）江南纳赋，向来有“短价”与“长价”之分。大户减价交纳，谓之“短价”，小户则加倍称之价征收，以补大户之亏欠，谓之“长价”。上例所说“折色八元三四角”，即指“长价”而言，“短价折色四元光景”，即表明大户所纳比之小户已短少一半。然此犹未使大户甘心，如上所云：大户以“十石注缓，三升完缴”，仅纳原额千分之三。而五十文与一千文相比，大户与小户所交赋额，相差二十倍。如此盘剥，小户那得不倾家荡产呢！元和、吴江：“以（青浦、元和、吴江）三县而论之：青为上、元为中、吴江为最下。青浦之漕为清漕，纳赋者无绅无民，一亩之田，壹以粮一斗有奇，银一钱一分有奇为准；元和则城与乡，强与弱，已有所谓大小户者，然大户十犹约三四也；独吴江则不然，有十数顷之家，而所完无几者，有一二亩之家，而横征倍之者”。（陶煦：《租□》“辨上下”。）如按作者所说，真所谓举世皆浊，而青浦独清。实则青浦是因周立春抗漕起义后，才使钱粮平均一些，苏州府的元和县，却是强者之赋由弱者代完，吴江则千余亩之家，有的几乎不纳分文。浙江省漕赋征收的情况也和江苏相同，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的奏摺中说：嘉兴、杭州：“盖一县之中，花户繁多，灾歉蠲免，悉听经书册报。世家大族，丰收者亦能蠲缓，编氓小户，被歉者尚多全征。且大户仅完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不足。官吏征收不善，小民咨怨有词，故闹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左宗棠全集》奏疏卷十一，“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大概情形摺”。）绍兴、肖山：“兹查浙东八府，钱粮征数，以绍兴为最多，浮收之弊，亦以绍兴为尤甚。山阴、会稽、肖山诸县完纳钱粮，向有绅户民户之分，每正耗一两，绅户仅完一两六分至一两三、四钱而止，民户则有完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以国家维正之供，而有绅民重轻之别，以闾阎奉公之款，徒为吏胥中饱之资。官司以赔垫为苦，民户以偏重为苦。”（《左宗棠全集》奏疏卷八，“□减绍兴府属浮收钱粮摺”。）可见浙江交纳田赋亦有“大户”、“小户”之分，世家大族拥有大宗田产，却捏报灾歉，“蠲免”粮赋，其短交数额，却以浮收摊派小户来补偿，故当时有谓：“剜小户之肉，补大户之疮”。究其原因，表面上是胥吏所为，但本质上还在于清朝政权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苏、浙如此，其他各省情形也大体相同，在江西、湖北、广西等省，大户地主玩弄“飞洒诡寄”的手段，买田收租而不完粮，致使小户人家，田地已卖出数年，数十年，仍然照旧纳赋，这样就加剧了两极分化，使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愈益尖锐。总的来看，清代的粮赋之重，不减于明代，而苏、松地区，犹有过之。在粮赋的负担上，极为不均：“大户仅完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大户只纳零头，或抗延不纳，小户则倍征暴敛，或田卖粮存。当时有人估计：各省地丁钱粮，富户所纳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十之七八取偿于小户。轻重倒置，民怨沸腾，抗漕戕官的案子，在道光年间纷纷而起。 清代的赋税，自康熙年间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包括田粮和地丁两项。田粮之漕运京师者，谓之“漕粮”。漕粮转运数千里，运费皆出自纳粮户，于是“浮收”成为惯例。又每年征收漕粮，往往折钱交纳，谓之“折色”。但无论漕粮折色或地丁银折钱交纳，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地银价倍蓰，谓之“勒折”。浮收勒折，自清初已然，太平天国革命前夕，达到了民不堪命的程度。冯桂芬在一八五三年致许乃钊的书中说：“近岁已来，折价合米，直以三四石当一石，刑驱势迫，莫敢枝梧，非一朝夕之故。”（《显志堂稿》卷五，“与许抚部书”。）这就是说，征粮每石浮收之数，比正额多出一倍至两三倍，此事由来已久。为什么要浮收如此之多呢？其编造理由甚多，剥削方法亦甚多：大斛量入，此其一；借口成色不足，“七折八扣”，此其二；“淋尖踢斛”，此其三；斛外抛洒，此其四；水脚有费，验米有费，灰印有费，筛□有费，此其五；此外，粮米入仓，又有仓廒费，廒门费；漕粮起解，又加起运费，上下“漕规”费，……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真所谓“此中勾稽之数，虽神仙不可测识！”这样大的超额浮收，得利最大的是各级官员，以下的胥吏差役和“刁劣生监”，也无不分肥饱私囊。道光中，江苏巡抚陶澍在其奏片中说：各县包收漕粮之徒，“竟有田无一亩，而包揽至数百石者，亦有米无升合，而白食漕规自数十两至数百两者。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骇听闻”。（陶澍：《严禁衿棍包漕横索陋规片》，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赋役三。）到咸丰初年，苏、松地区每年办漕，各县经手的粮书、官吏分肥中饱多达十来万金。（《显志堂稿》卷五，“与许抚部书”。）这样巨额的盘剥，那得不天怒人怨！又从浙江各处惯例来看，征收田赋“折色”高于“本色”颇多。当时米价每石不超过三千文，折色高达“六千余文”，即高出一倍有多，更有高达三倍者。龚自珍谓：“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岂不胜栽禾”[《定庵全集》（中华书局聚本）“乙亥杂诗”第九页。]，即指此而言。浙东的绍兴、肖山等府县，地丁银每两征收制钱“至二千八、九百文至三、四千文者”，亦浮折几及一倍。至于漕粮的浮收，就更为酷烈了。下面让我们看湖广地区的情况，胡林翼奏中说：湖北：“鄂省漕粮，弊窦太深，数十万之正额，征派不满一半，数十年之积弊、浮勒至于十倍。……陋规多至数十款，百余款，浮费多至数千两、数万两不等。”（《胡林翼遗集》卷二十三，“奏陈鄂省尚有应办紧要事件等摺”。）胡林翼在另一个密摺中，比较具体地说出了湖北“各州县征收漕粮，多所浮勒”的情况，其奏中说：“其征收折色，每石折收钱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征收本色，每石浮收米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竟有多至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脚等项，分款另收；又有由单、券票、样米、号钱等名。多端需索，民力几何，其能堪此？”（《胡林翼遗集》卷二十三，“革除漕务积弊并减定漕章密疏”。）咸丰七年时，湖北米价每石不及二千钱，故漕粮折色“多至十八九千”者为正额之十倍。比之苏、浙征漕，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征收本色，则与苏、浙的浮收额略同，大体是五、六斗至三、四石之间，但还不包括杂项在内。湖南与湖北迩连，陋规浮费之多，官吏、生监与差役之层层中饱，亦复相同。湖南的漕赋，往往并非民户直接投柜交纳，而是由“漕口”包揽，“昂价折收”。所谓“漕口”，其中有举人、拔贡、秀才以至衙门差役各色人等。这些人把持漕赋，层层中饱。咸丰中，骆秉章任湖南巡抚，他在奏中说道：“（漕弊）沿习既久，逐渐增加，地丁正银一两，民间有费至数两者，漕米一石，民间有费至数石者。……未完纳之先有由单，由单有费。既完纳之后有串票，串票有费。其完纳稍迟者，粮书先时借垫，计息取偿，多至数倍。……官吏既视钱漕为利薮，刁衿劣监即从而挟持之，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人数多者一县或至数十人，名曰漕口，稍不遂意，则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砌词控告”。（《骆秉章奏稿》卷八，“沥陈湖南筹饷情形摺”。）可见湖南征收漕赋，其浮勒亦数倍于正额。骆秉章在此奏中所称的“漕口”，还不包括上面所说的“包交”漕赋那些人，而是挟持官吏、白食“漕规”的绅衿讼棍，亦即苏、浙称之为“白颈”者。地方官在每年开征时，先得送他们数百两银子，“笼络安置而后可期无事”。地方官为何惧怕这些人呢？又为何听任胥吏生监肆虐害民呢？说穿了就是州县官原是些吸血鬼，他们在办漕征粮赋之先，就已收受了大批钱财，饱其贪欲，于是纵令管漕书吏勒啃人民。其方法层出不穷，手段极为恶劣，在愈是偏远的地方，也愈显得露骨。且看广西：广西灌阳县：“及纳谷之时，数十百里，肩挑背负。及运至仓，书吏等又多索费用。虽极乾园洁净，亦故意挑斥刁措，有十日半月不能交纳者。……及其收谷，又不止淋尖踢斗，并多斛外抛洒，以供仓中斗级之肆攫，不准小民拾回颗粒，稍不满意，即为挂欠，令其补纳。大约完谷一石，其耗费已需至数石矣。”[（民国）《灌阳县志》卷二十一，第二六页。]另外，广西交粮赋，也有一批人包揽把持，如同湖广的“漕口”一样，名称叫作“卯铺”。记载说：广西邕宁县，清代道光年间，钱粮由“卯铺”包收，“此辈辄上下其手，有纳银一两，规取制钱至十余千者。又复巧立种种名目，苛收横索，数十倍于正供。稍一不遂，鞭笞之下，缧绁随之。”[（民国）《邕宁县志》卷十四，第五页。]按道光晚期的银价，纹银每两不过制钱二千。邕宁地丁银勒折达“十余千”，这在各省中是罕有的。加上肆无忌惮的浮收苛索，故为正供之“数十倍”。“卯铺”之凶残，又有更胜于胥吏之处！以上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五省，从我们对粮赋征收所例举的材料来看，浮收勒折，极为普遍而又严重。征收本色者，每石至少浮收五、六斗，多者至三、四石当一石。征收折色者，则高下其手，漫无边际，最少亦加倍，一般是三、四倍。至于征收地丁银，民间以制钱折合交纳，但至少得三千文折一两银之赋，而又往往倍征。有的地方甚而十数千文方抵一两，已在五倍以上了。据冯桂芬、胡林翼等大略估计，一般州县浮收勒折而中饱分肥者，共约合银十万两上下，其中州、县官得十之二三，胥吏粮书各色人等得十之六七。如此肥润，举贡生监也“当仁不让”。有人形容说：每值征漕，“官吏如饿虎出林，绅衿如毒蛇发动”[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本），第九五页。]，差役追比，如豺狼咆哮，粮书入乡，如蝗虫遍野。还有苏、浙的“白颈”、两湖的“漕口”人等，他们也雁过拔毛，每人都白食“漕规”数十两至数百两不等。故有谓：清道、咸年间，“吏治之颓，民生之瘁，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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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田亩制度》产生的经济背景
《天朝田亩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清朝中叶，土地已高度集中，过去王瑛已有专文论证（王瑛：《太平天国前夕的土地问题》，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本文只补充一些地方的材料。关于清代田赋之重且不均，本文则列证论述，而清朝官吏在粮赋上之浮收勒折，剥削小户农民，更加剧了土地问题的矛盾，这是应该着重揭露的。如果对这些方面有较深切了解，《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和意义便易于理解，故在本篇中概加叙述。 土地兼并，历代皆然，这是封建地主的本性。不过，清朝从开国之始，八旗贵族就大肆圈占民田，汉族的显官豪绅，也凭借财势，广置田产。其结果就是土地高度集中，广大农民沦为佃户，“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丘家穗：《丁役议》，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例如江、淮之间各州县，农民耕种之家居十之五，衣食盐漕与工商各业者，居十之四，另外十分之一的地主阶级，“则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利，而安然衣食租税者也”。[盛枫：《江北均丁说》，同注（丘家穗：《丁役议》，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其他各省州县，情形也大致相同。清室贵族占田数额是很惊人的。乾隆时，大学士和珅田产多达八千顷。道光时，英和因罪田产没官，计有五七二顷余，琦善亦有二五六顷之多。汉族大地主所置田产亦不稍逊。如康熙时，刑部尚书徐乾学，田产跨苏、松两府之地，仅在无锡一县就买田“万顷”。詹事府的少詹事高士奇，家在浙江平湖，“置田千顷”。（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四十四，第二三页。）到太平天国革命之际，徐乾学的后裔徐佩瑗，在江苏长州县还拥有千亩以上田产。与他同县的汪□，有田产三千余亩。吴江县庐墟的柳光薰，业田在四、五千亩之间。而与他同县的沈懋德，富甲一方，“有田万余亩”。[（光绪）《吴江县续志》卷十九，第五页。[常熟县的庞钟璐等四大家，也是邑中豪富。在湖广粮产区，环洞庭湖各县，膏腴沃壤，也是多为官宦绅衿所占。湘南虽是冲田坡地，却也集中到大户名下。如桂阳州邓氏，“兄弟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至用担石程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同治）《桂阳直隶州志》卷二十，第二五页。]又如衡阳，有刘重伟兄弟，因经营山场木材业致富，“至嘉庆时，子孙田至万亩”。[（同治）《衡阳县志》卷十一，第五页。]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浔州府所属各县，地主占田之多，不亚于他处。如平南县的张姓、满姓财主，财富相埒，民谚有“江北张其耀，江南满国球”之称。桂平县也是“田多为富室所有，荷锄扶耜之伦，大半为富人之佃。”（吴铤：《因时论十·田制》，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五。）如金田村迤南至江口圩，一片平畴，土田肥美。这里石头脚村的陈家大地主，高堂华屋，富夸一方，还有新墟，莫村等处的凌姓、罗姓等家，他们共占去了当地十分之八的田地。总的来看，各省各州县土地集中的比重，虽各不相同，但“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则是普遍现象。[（民国）《桂平县志》卷二十九，第二页，“食货”中。]其结果就是，“田归富户，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光绪）《庐江县志》卷二，第五页。]，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化。
土地高度集中，使绝大多数农民变成受地主直接剥削的佃户，他们所负担的地租，越来越重。清初，苏南地区“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一石二三斗，少者亦八九斗”。（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到了道、咸年间，苏南租额“少者亦得一石出头，而重者竟有一石五斗之额”（陶煦：《陶氏五宴集》“重租论”。），其中吴江最为突出，虽“下下田”，亦收一石有余之租。有民间诗歌描写道：“催租急于石壕吏，倾瓶倒筐向何藏，坐使农家注空釜，累累看汝堆仓箱。”[（民国）《南浔志》卷二十九，第二二页，“折股怨”。]如此超经济榨取，生产力怎能不遭到破坏。在这样的重租剥削下，农民“虽农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如此煎逼追比犹不为足，狡黠的田主，更有责偿其租于佃农之伯叔兄弟，亦有控告佃农“抗租”，买通胥吏，逮捕系狱，以至三冬岁末，为“欠租”而褴褛就逮，身陷囹圄者，“以一县计，奚止数千百人”。（《周庄镇志》卷四，第二——三页。）真是人都说江南好，岂知江南乃地主之天堂，农民的地狱！ 在封建社会中，粮赋是中国专制政府的主要财源。明初，江南田赋就很重，迨至明末，增收辽饷、练饷与剿饷，天下嚣然。清承明制，相沿未改，虽在康、雍之时几次议减赋，但所减只是象征性的，实际田赋仍在增加。田赋按常理应由田主输纳，田多则理合多交，无田或少田，则当不纳或少纳。但清朝自乾、嘉以来，吏治腐败，居然颠倒其事。显官豪绅等大户，拥有千万亩田产，竟可不纳田赋，或巧为规避，虽正额亦“注缓”减收，以至沉重的田赋负担，大多转嫁到小户，自耕农和贫农的身上，其中情伪弊端，令人十分惊讶。先看江苏的情况。这里的缙绅大户，凭借其势力，“短交”粮赋，其缺额“自必取偿于乡曲之淳良小户，而为牵长补短之计”。（《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而小户穷民不堪□削，往往诡寄粮名于大户名下，久之，其有限田产，便为大户所并吞侵夺。冯桂芬在《均赋议》中对粮赋弊端，说得十分具体，其谓：
“今苏属完漕之法，以贵贱强弱为多寡。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绅户多折银，最少者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倍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石当一石。”（《显志堂稿》卷五，“均赋议”。）
可见清中叶交纳钱粮，已完全不是以田地多寡腴薄为重轻，而是取决于势力之强弱。绅与民，大户与小户之间，每亩纳课相差竟达两三倍。更有甚者，“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累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盛康：《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六，赋役三。）的确，大户不交粮或减免、注缓，在江南不是个别地方，而是各县皆然。请看以下的例证：
松江：松江田赋，“皆因图蠹把持，图书掌握，田多者受贿兔脱，田少者无贿雉罹。
造册则朝更暮改，分数则换张移李，先后任其倒置，多寡听其游移。”（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均田均役议”。）
这里不仅说明大户财主行贿而“兔脱”田赋，而且揭露了清政府吏治的黑暗，一任胥吏图书，篡改粮册，使小户平民，代大户完纳，罹无穷之灾。
常熟：道光二十四年：“折色八元三、四角，洋合制钱一千三百零。假如大户，票米十石零三升，竟以十石注缓，三升完缴。短价折色四元光景，仅要洋一角二分，将票米总算扯，每亩不过四、五十文；如小户，票米照数算，每亩必要一千零。顽佃蒂见不在内。此中甘苦，迥乎天壤也”。（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本）第五页。）
江南纳赋，向来有“短价”与“长价”之分。大户减价交纳，谓之“短价”，小户则加倍称之价征收，以补大户之亏欠，谓之“长价”。上例所说“折色八元三四角”，即指“长价”而言，“短价折色四元光景”，即表明大户所纳比之小户已短少一半。然此犹未使大户甘心，如上所云：大户以“十石注缓，三升完缴”，仅纳原额千分之三。而五十文与一千文相比，大户与小户所交赋额，相差二十倍。如此盘剥，小户那得不倾家荡产呢！
元和、吴江：“以（青浦、元和、吴江）三县而论之：青为上、元为中、吴江为最下。青浦之漕为清漕，纳赋者无绅无民，一亩之田，壹以粮一斗有奇，银一钱一分有奇为准；元和则城与乡，强与弱，已有所谓大小户者，然大户十犹约三四也；独吴江则不然，有十数顷之家，而所完无几者，有一二亩之家，而横征倍之者”。（陶煦：《租□》“辨上下”。）
如按作者所说，真所谓举世皆浊，而青浦独清。实则青浦是因周立春抗漕起义后，才使钱粮平均一些，苏州府的元和县，却是强者之赋由弱者代完，吴江则千余亩之家，有的几乎不纳分文。
浙江省漕赋征收的情况也和江苏相同，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的奏摺中说：
嘉兴、杭州：“盖一县之中，花户繁多，灾歉蠲免，悉听经书册报。世家大族，丰收者亦能蠲缓，编氓小户，被歉者尚多全征。且大户仅完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不足。官吏征收不善，小民咨怨有词，故闹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左宗棠全集》奏疏卷十一，“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大概情形摺”。）
绍兴、肖山：“兹查浙东八府，钱粮征数，以绍兴为最多，浮收之弊，亦以绍兴为尤甚。山阴、会稽、肖山诸县完纳钱粮，向有绅户民户之分，每正耗一两，绅户仅完一两六分至一两三、四钱而止，民户则有完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以国家维正之供，而有绅民重轻之别，以闾阎奉公之款，徒为吏胥中饱之资。官司以赔垫为苦，民户以偏重为苦。”（《左宗棠全集》奏疏卷八，“□减绍兴府属浮收钱粮摺”。）
可见浙江交纳田赋亦有“大户”、“小户”之分，世家大族拥有大宗田产，却捏报灾歉，“蠲免”粮赋，其短交数额，却以浮收摊派小户来补偿，故当时有谓：“剜小户之肉，补大户之疮”。究其原因，表面上是胥吏所为，但本质上还在于清朝政权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苏、浙如此，其他各省情形也大体相同，在江西、湖北、广西等省，大户地主玩弄“飞洒诡寄”的手段，买田收租而不完粮，致使小户人家，田地已卖出数年，数十年，仍然照旧纳赋，这样就加剧了两极分化，使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愈益尖锐。
总的来看，清代的粮赋之重，不减于明代，而苏、松地区，犹有过之。在粮赋的负担上，极为不均：“大户仅完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大户只纳零头，或抗延不纳，小户则倍征暴敛，或田卖粮存。当时有人估计：各省地丁钱粮，富户所纳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十之七八取偿于小户。轻重倒置，民怨沸腾，抗漕戕官的案子，在道光年间纷纷而起。 清代的赋税，自康熙年间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包括田粮和地丁两项。田粮之漕运京师者，谓之“漕粮”。漕粮转运数千里，运费皆出自纳粮户，于是“浮收”成为惯例。又每年征收漕粮，往往折钱交纳，谓之“折色”。但无论漕粮折色或地丁银折钱交纳，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地银价倍蓰，谓之“勒折”。浮收勒折，自清初已然，太平天国革命前夕，达到了民不堪命的程度。
冯桂芬在一八五三年致许乃钊的书中说：“近岁已来，折价合米，直以三四石当一石，刑驱势迫，莫敢枝梧，非一朝夕之故。”（《显志堂稿》卷五，“与许抚部书”。）这就是说，征粮每石浮收之数，比正额多出一倍至两三倍，此事由来已久。为什么要浮收如此之多呢？其编造理由甚多，剥削方法亦甚多：大斛量入，此其一；借口成色不足，“七折八扣”，此其二；“淋尖踢斛”，此其三；斛外抛洒，此其四；水脚有费，验米有费，灰印有费，筛□有费，此其五；此外，粮米入仓，又有仓廒费，廒门费；漕粮起解，又加起运费，上下“漕规”费，……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真所谓“此中勾稽之数，虽神仙不可测识！”这样大的超额浮收，得利最大的是各级官员，以下的胥吏差役和“刁劣生监”，也无不分肥饱私囊。道光中，江苏巡抚陶澍在其奏片中说：各县包收漕粮之徒，“竟有田无一亩，而包揽至数百石者，亦有米无升合，而白食漕规自数十两至数百两者。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骇听闻”。（陶澍：《严禁衿棍包漕横索陋规片》，见《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赋役三。）到咸丰初年，苏、松地区每年办漕，各县经手的粮书、官吏分肥中饱多达十来万金。（《显志堂稿》卷五，“与许抚部书”。）这样巨额的盘剥，那得不天怒人怨！
又从浙江各处惯例来看，征收田赋“折色”高于“本色”颇多。当时米价每石不超过三千文，折色高达“六千余文”，即高出一倍有多，更有高达三倍者。龚自珍谓：“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岂不胜栽禾”[《定庵全集》（中华书局聚本）“乙亥杂诗”第九页。]，即指此而言。浙东的绍兴、肖山等府县，地丁银每两征收制钱“至二千八、九百文至三、四千文者”，亦浮折几及一倍。至于漕粮的浮收，就更为酷烈了。下面让我们看湖广地区的情况，胡林翼奏中说：
湖北：“鄂省漕粮，弊窦太深，数十万之正额，征派不满一半，数十年之积弊、浮勒至于十倍。……陋规多至数十款，百余款，浮费多至数千两、数万两不等。”（《胡林翼遗集》卷二十三，“奏陈鄂省尚有应办紧要事件等摺”。）
胡林翼在另一个密摺中，比较具体地说出了湖北“各州县征收漕粮，多所浮勒”的情况，其奏中说：
“其征收折色，每石折收钱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征收本色，每石浮收米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竟有多至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脚等项，分款另收；又有由单、券票、样米、号钱等名。多端需索，民力几何，其能堪此？”（《胡林翼遗集》卷二十三，“革除漕务积弊并减定漕章密疏”。）
咸丰七年时，湖北米价每石不及二千钱，故漕粮折色“多至十八九千”者为正额之十倍。比之苏、浙征漕，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征收本色，则与苏、浙的浮收额略同，大体是五、六斗至三、四石之间，但还不包括杂项在内。
湖南与湖北迩连，陋规浮费之多，官吏、生监与差役之层层中饱，亦复相同。湖南的漕赋，往往并非民户直接投柜交纳，而是由“漕口”包揽，“昂价折收”。所谓“漕口”，其中有举人、拔贡、秀才以至衙门差役各色人等。这些人把持漕赋，层层中饱。咸丰中，骆秉章任湖南巡抚，他在奏中说道：
“（漕弊）沿习既久，逐渐增加，地丁正银一两，民间有费至数两者，漕米一石，民间有费至数石者。……未完纳之先有由单，由单有费。既完纳之后有串票，串票有费。其完纳稍迟者，粮书先时借垫，计息取偿，多至数倍。……官吏既视钱漕为利薮，刁衿劣监即从而挟持之，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人数多者一县或至数十人，名曰漕口，稍不遂意，则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砌词控告”。（《骆秉章奏稿》卷八，“沥陈湖南筹饷情形摺”。）
可见湖南征收漕赋，其浮勒亦数倍于正额。骆秉章在此奏中所称的“漕口”，还不包括上面所说的“包交”漕赋那些人，而是挟持官吏、白食“漕规”的绅衿讼棍，亦即苏、浙称之为“白颈”者。地方官在每年开征时，先得送他们数百两银子，“笼络安置而后可期无事”。地方官为何惧怕这些人呢？又为何听任胥吏生监肆虐害民呢？说穿了就是州县官原是些吸血鬼，他们在办漕征粮赋之先，就已收受了大批钱财，饱其贪欲，于是纵令管漕书吏勒啃人民。其方法层出不穷，手段极为恶劣，在愈是偏远的地方，也愈显得露骨。且看广西：
广西灌阳县：“及纳谷之时，数十百里，肩挑背负。及运至仓，书吏等又多索费用。虽极乾园洁净，亦故意挑斥刁措，有十日半月不能交纳者。……及其收谷，又不止淋尖踢斗，并多斛外抛洒，以供仓中斗级之肆攫，不准小民拾回颗粒，稍不满意，即为挂欠，令其补纳。大约完谷一石，其耗费已需至数石矣。”[（民国）《灌阳县志》卷二十一，第二六页。]
另外，广西交粮赋，也有一批人包揽把持，如同湖广的“漕口”一样，名称叫作“卯铺”。记载说：
广西邕宁县，清代道光年间，钱粮由“卯铺”包收，“此辈辄上下其手，有纳银一两，规取制钱至十余千者。又复巧立种种名目，苛收横索，数十倍于正供。稍一不遂，鞭笞之下，缧绁随之。”[（民国）《邕宁县志》卷十四，第五页。]
按道光晚期的银价，纹银每两不过制钱二千。邕宁地丁银勒折达“十余千”，这在各省中是罕有的。加上肆无忌惮的浮收苛索，故为正供之“数十倍”。“卯铺”之凶残，又有更胜于胥吏之处！
以上广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五省，从我们对粮赋征收所例举的材料来看，浮收勒折，极为普遍而又严重。征收本色者，每石至少浮收五、六斗，多者至三、四石当一石。征收折色者，则高下其手，漫无边际，最少亦加倍，一般是三、四倍。至于征收地丁银，民间以制钱折合交纳，但至少得三千文折一两银之赋，而又往往倍征。有的地方甚而十数千文方抵一两，已在五倍以上了。
据冯桂芬、胡林翼等大略估计，一般州县浮收勒折而中饱分肥者，共约合银十万两上下，其中州、县官得十之二三，胥吏粮书各色人等得十之六七。如此肥润，举贡生监也“当仁不让”。有人形容说：每值征漕，“官吏如饿虎出林，绅衿如毒蛇发动”[柯悟迟：《漏网喁鱼集》（中华本），第九五页。]，差役追比，如豺狼咆哮，粮书入乡，如蝗虫遍野。还有苏、浙的“白颈”、两湖的“漕口”人等，他们也雁过拔毛，每人都白食“漕规”数十两至数百两不等。故有谓：清道、咸年间，“吏治之颓，民生之瘁，莫此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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