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有利有弊请分别指出并说一说近代教育中可以得到哪些借鉴简写？

近代新式教育体系与科举制度的差别~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摘 要：中国近代新学制的建立是与新式学堂的兴起及学习西方教育相伴随的。在学习西方教育的基础上才有新式学堂的兴起，有新式学堂的出现才有近代新学制的诞生，最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建立起近代第一个真正实施的新学制。所以，中国近代新式学堂兴起以及与其相伴随的新学制的产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关键词：新式学堂；新学制；西方教育
中国近代新学制的产生并非历史发展的偶然产物。陶行知在《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一文中指出：“一切制度都是时势的产物。学校制度亦不违反这原则。时势如此，学制不得不如此；时势如彼，学制不得不如彼。时势变迁，那应时势需求而来的学制亦不得不变迁。” 近代中国新学制的构建是与新式学堂的兴起及学习西方教育相伴随的。
一、新式学堂的兴起和发展是学习西方教育的结果
（一）在中西的强烈对比中学习西方的必要性
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和兵舰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将中国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扩张浪潮中。正如马克思所言：“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 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一种特殊形式的接触。封建主义制度的落后、腐朽与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鸦片战争时，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进行工业革命；中国仍是封建专制政治统治，而西方已进入资本主义200余年；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尽管出现过古代的四大发明，但是到了近代科学技术却大大落伍了；而文艺复兴后，西方国家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发明和先进成果：主要有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笛卡尔的几何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在中国封建儒家思想束缚人们头脑的时候，西方的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已经广为传播并付诸实践。因此，鸦片战争时的中国社会仍处于封建、保守、封闭、落后状态，而西方社会则先进、开放、发达。根据我国著名学者任继愈教授提出的文化发展势差理论，不同文化接触后，高层次的、先进的文化必然影响低层次的、落后的文化。这种现象如水之趋下，不可逆转，所以称之为“文化势差”。 这种差距和不平衡的态势决定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必然向落后地区流动。在中国近代，这种流动的方式是用战争强行打开国门，西学在大炮的轰击下输入中国。从此，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不仅有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还有日益尖锐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中国作为落后地区，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完成近代化教育的历程，就必须向西方先进国家和地区学习。
（二）清末中国传统学校教育的腐朽衰落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已是千疮百孔，传统教育危机四伏。
1．科举考试弊病丛生。首先表现在学校成了科举考试的附庸，科举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科举怎样考，学校也就怎样教。科举考试的内容空疏，形式专制，考场作弊现象严重。“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实不足以得人”；“词赋只尚浮华，而全无实用”， 八股文的结构束缚了士子的思想。科举制度舞弊成风，冒名顶替屡禁不绝，加上八股取士，致使不学无术之徒充斥晚清士林。
2．学校名存实亡。清末的封建学校教育制度，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尽管形式很完备，但由于官场腐败，科举舞弊，学风陈腐，这些学校变得有名无实。教育内容空疏无用，教学活动也无法进行。如最高学府国子监，也无严格的管理制度，学堂混乱，学生入监读书，不过是为了取得一个进身做官的资格，毫无读书求学的渴望，他们常是口衔烟袋，手捧茶杯，东游西荡。学校已是案位空闲，书声无闻，取消了“坐监”制，允许学生在宿舍自学，只要在初一、十五来监听两次课即可，教官多是衰老庸劣，滥竽充数之辈。学校只具虚名，而不能发挥实际效用。在民族危机的重要时刻，封建旧的学校教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培养不出具有真才实学的人。
3．士风学风衰败不堪。清政府对外实行闭关锁国，对内大兴文字狱，采取高压政策进行思想钳制；知识分子长期钻在故纸堆里，孤陋寡闻，不思进取，逃避政治，研究与现实毫无关系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学，形成了许多以考证为主要特征的学术流派；民族精神空虚乏力，思想界呈现出一片冷落沉寂的景象。社会上形成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不正学风，这样的学术氛围是不可能造就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的。
（三）学习西方建立新式学堂
晚清腐朽的学校教育制度已经衰败，培养的人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于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清政府官员，亲身感受到西方列强的先进和强大，他们认为，西方列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因此，只有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才能制服洋人。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大量涌入中国通商口岸，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使得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急需大量新式洋务人才，而旧的封建教育又不可能培养出这种新式的、近代化的人才。因此，人才问题非常突出，要求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改革封建教育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再加上洋务运动期间开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急需大量的近代科学技术、军事技术、外交等方面的人才。但是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非常短缺，即使是早期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也不能满足人才之需。因此，洋务人才的缺乏成为制约洋务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面对人才压力,洋务派只好采取创办新式学堂的方式，培养系统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及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从1862年开办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开始，到1900年创办江苏武备学堂为止,30年时间里洋务派共创办了近40所新式学堂。这些新式学堂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外国语学堂，主要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新疆俄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第二类是工业技术学堂,主要有福州船政学堂、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工艺学堂、广东实学馆、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等；第三类是军事学堂，主要有南京陆军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在这些近代新式学堂中，教育内容已涉及到国内旧式学校没有的近代自然科学与技术方面的知识。
二、近代中国新式学堂的创办过程
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中出现了“本末倒置”，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特有的现象。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不仅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不同，而且与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的情况也有差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先发展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再发展专门教育、高等教育，而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是以语言学堂的创办为开端，接着是军事技术学堂、各类实业学堂，然后再回过头来发展初等教育、高等教育。这种“本末倒置”现象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在一次次战争失利下的被动性和急于求成的心态。
从1862年6月11日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开始到1905年清政府“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为止，中国近代新式学堂的开办走过了44年的漫长岁月，经历了洋务学堂、维新学堂和新政学堂的开办三个历史发展时期，与此同时，科举制度也最终被近代教育制度所取代而退出历史舞台。
洋务教育是近代中国官办教育的开端，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在内忧外患中产生的洋务派，为挽救民族危亡，应付日益频繁的外交事物，以及在创办洋务事业过程中对于各种新式人才的需求，深刻认识到：“自强之道，以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学堂为先”， 因此洋务派创办了一系列新式学堂。从1862年洋务派创办京师同文馆到1890年最后创办江苏武备学堂为止，几十年间洋务运动共创办新式学堂近四十所。主要涉及外语学堂和军事技术学堂两大类型，其中京师同文馆和福州船政学堂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两所新式学堂，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洋务学堂的产生，适应了“西学东渐”这一主流趋势，所开设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外国语、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等“西学”课程，成为和封建教育区别的重要标志。洋务学堂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海军人才和科技人才，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
如果说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停留在学习西方长技的器物层面的话，那么维新派建立的新式学堂则深入到制度层面。维新派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所以，变法的根本在于培育人才；人才的兴旺，在于开办学校。主张将教育改革作为变法之本，因而积极倡导新学，当时维新派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尤以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和谭嗣同、黄遵宪等主办的时务学堂影响最大。还有盛宣怀创办的北洋西学堂和南洋公学以及梁启超等人倡议的经正女学，可谓是领风气之先。其他类型的有通艺学堂、浏阳算学馆、绍兴中西学堂等，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培养了许多新式人才。此外，在百日维新期间，规定将书院改为兼习中西学的新式学堂,省会办的书院为高等学堂,府城办的书院为中等学堂,县城办的书院为小学堂，地方自行捐资办理的社学、义学等也要一律中西学兼学，将民间祠庙不在祠典者也改为学堂，明令设立京师大学堂。这些新式学堂的设立对新政期间新式学堂涌现起了效应作用。
新式学堂的大量涌现出现在清末新政时期。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下令全国各地书院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指出“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各地纷纷响应清廷的兴学诏书，新式学堂在新政时期如雨后春笋般获得大发展。据统计，1903年，有新式学堂769所，1904年猛增至4476所，1905年达8277所， 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新式学堂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主体，从而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实际进程。
三、近代中国建立新学制的理论基础
洋务教育是近代教育的开端，在许多方面给中国封建传统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对学制的建立则无所建树，30几所新式学堂是洋务官员们各自为政建立起来的，缺乏全国性的整体规划和学制系统。洋务学堂属于中等教育性质的新式学堂，向下没有初等教育与之衔接，向上没有高等教育机构进行研修。然而，实践上的徘徊不前并没有阻挡理论先行，国人在学制的出台上经历了一个学习和探索的过程，并逐步构建起中国自己的新学制理论体系。
第一，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提出了关于建立新学制的建议。1860年他到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访问时，与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讨论了太平天国事业的方案，提出了七条教育改革的建议，其中的四项与建立新学制有关，如“为民众建立各级学校教育制度，并以圣经为教科书之一。” 这一思想已和资本主义的学校制度大体上类似。
第二，随着中国对西方教育的逐渐加深，一些人怀着羡慕的心情把西方的学制展现在国人面前。中国第一个出访欧洲的官员斌椿，在同治五年（1866年）的《职方外记》中介绍“欧罗巴诸国”广设学校的情况: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乡、一邑有小学。儿童自七八岁入小学，学成后优者进入中学，中学学成又优者进入大学。同治十二年（1873），李善兰在《泰西学校论略序》中对德国学制进行了介绍，将德国学校制度归结为“其国之制，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此外，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中，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均介绍了日、欧诸国三级设学的制度。
随着西学的传入，一些西方传教士如花之安、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也纷纷著书，介绍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对当时的学制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清末教育改革启发很大。
第三，构建新学制的轮廓。随着西方学制的宣介，国人开始构想中国自己的学制，建构了一系列新学制轮廓。郑观应在1884年的《盛世危言》中建议“仿照泰西程式，稍加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三年则拔其尤者，由小学而升中学，又三年拔其尤者，由中学而升大学。” 初步勾画出设立三级学校的中国学制的蓝图。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上奏：“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县皆设学堂” ，不仅建议进一步推广新式学堂，还对课程设置做了详细的计划，使中国式的学制构想进一步系统化。
第四，随着维新运动的日益推进，康有为、梁启超等顺应当时对教育界普遍要求效法西方建立近代中国学制的呼声，并力图扛起大旗，领导这场学制变革。1898年在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依据本国情况拟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康有为还具体提出了成立学部这样的教育行政机构。在“百日维新”中部分实施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学制体系和方案，如“广设学堂，提倡西学”等。但“戊戌政变”使“维新变法”百日而终，也使新学制魂断十九世纪。
四、近代中国新学制的诞生
在国人构想建立新学制的过程中，教育刊物《教育世界》对日本近代学制也作了介绍和评述；同时，清政府也派官员对一些国家的教育制度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些都为建立新学制作了必要的准备。
1901年在民族危机的压力下，清政府实行“新政”，颁布“兴学诏书”，把全国各地的书院均改为学堂的举措大大推进了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因此，新式学堂的发展，特别是小、中、大三级学堂系统的形成，呼唤近代学制出台，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学制体系便提上日程。
1902 年8 月15 日，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学制，也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府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学制系统，但因故未能实行。
1904年1月13日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重新拟订了一个《奏定学堂章程》，并公布实施。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文件，因这一年为旧历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该学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以尊孔读经为宗旨，内容比壬寅学制更详备。“癸卯学制”的体系分为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三大系统。整个修业年限长达26年，即使不将通儒院5年计算在内，修业年限也长达21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学制。
“癸卯学制”的制定和实施，不仅为中国新型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发展。据统计，到1909年，全国已有小学堂51678所，中学堂460所，高等学堂127所，师范学堂514所，各种实业学堂254所。 所以，“癸卯学制”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也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承前启后之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第一，败坏人才。综观明代士大夫之言论，其谓科举败坏人才，理由约有三端：其一，士人埋头于时文帖括，以致知识面鄙陋狭隘。弘治时，王鏊指出：“夫古之通经者，通其义焉耳。今也割裂、装缀、穿凿、支离，以希合主司之求，穷年毕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弃如弁髦，始欲从事于学，而精力竭矣，不能复有进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实由此也。”嘉靖时，杨慎也谈到：“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之，谓之‘策套’。其割取抄节之人，已不通经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汉人为唐人，唐事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为二人，二事合为一事者。……近日书坊刻布其书，士子珍之，以为秘宝，转相差讹，殆同无目人说词话。噫！士习至此，卑下极矣。”郑晓亦言：“圣祖开科，诏务求博古通今之士，乃所试仅有判语及一二时务策，生徒竟未识《大明律》所云。时务尽掇述括帖，以故士乏通今之学，其于政体得失、人才优劣且不论，只历朝纪年及后姓陵名，知者亦鲜。”明遗民李邺嗣也感叹说：“自海内不尚古学，学者治一经、《四书》外，即能作制义，中甲乙科。后生有窃看《左氏传》、《太史公书》，父兄辄动色相戒，以为有害。遂使举俗尽若避世中人，初不知曾有汉、晋。”其二，士人从事于虚文浮言，所学皆不切实用。早在洪熙时，俞建辅就谈到：“近年宾兴之士，率记诵虚文为出身之阶，其实才十无二三。盖有未尝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挂名科目而使之临政，往往束手无为，职事废隳，民受其殃。”其后士人日趋虚浮，不究实学，逐时益甚。到明代末期，宋应星目睹内忧外患并生交至，而科第之士率皆束手无为，不由地感叹说：“隆、万重熙而后，读书应举者，竟不知作官为何本领。第以位跻槐棘，阶荣祖父，荫及儿孙，身后祀名宦、入乡贤，墓志文章夸扬于后世。至奴虏蠢动，水蔺狂凶，方始知建节之荣，原具杀身之祸。即今四海之内，破伤如是，而小康之方，父望其子、师勉其弟者，只有纂集时文，逢迎棘院，思一得当之为快。至于得科联第之后，官职遇寇逢艰，作何策应，何尝梦想及之！”明社倾覆后，遗民追思亡国之因，对科举之无用抨击尤烈。归庄愤慨地指出：“古云学而后入政。今之书生，目不睹壁垒之形，口不计钱谷之数，所赖博涉古今，略知经画，而又多不究心。一日离草茅，或内管机密，外掌会计，以御侮而生财，无怪乎其自误而误国也。”顾炎武更是指斥“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在他看来，“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而士人为了博取功名，舍经史而“读其所谓时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苟以时文之功，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则必有聪明俊杰通达治体之士，起于其间矣。”其三，科举成为取士的唯一途径，怀有奇才异能者仕进无门。万历时，赵用贤指出：“今仕于邦国者，类以科第发闻为重，其次则文学岁献士，世所号为正途。下是，虽聪明才谞、卓荦出群者，亦屈为杂流，悉处以卑冗。……夫制举之业，既以束夫士不能屑屑于词章藻缋者，而品流之限，复使天下奇材异能者扼于格而不得自效于时。嗟乎！士之才而生斯世，亦难乎其为用矣。”遗民思想家黄宗羲亦对明代取士之途过于狭窄深致感慨：“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为科目不一，士不得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今也不然。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举之途，虽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相如、董仲舒、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进取之，不谓严乎哉！”

第二，败坏学术。明代的所谓学术，主要是指经史之学。明朝灭亡后，遗民们回顾本朝学术，深感荒疏粗鄙，缺乏原创性。他们推原究始，认为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举的推行。张贲孙曾分析说：“明兴以来，独以制义取士，取明经而已。昔人曰：经术所以经世务也。国家有大典礼，则援经以证之；有大疑狱，则引经以断之。……士应科举之文，诚能释孔孟之心传、阐程朱之理解，则所进皆端人正士，岂不甚盛？而习俗相沿，遂成贴括，则八股之陋也。最弊者无过《易象》、《春秋》。以章句浮词解《易》，而羲、文之蕴不传焉。《春秋》则主文定而弃三《传》，复以传合配题，参差割裂，全本训诂。始也以胡《传》掩麟史，继也以训诂掩胡《传》，而全经几晦。是明经所以废经也。”在许多人看来，朝廷将程朱理学尊奉为官方意识形态，据以考较士人，严重桎梏了读书人的思想观念，是造成经学衰微的根本原因。顾景星指出：“高皇帝既定海内，恐士不醇一，悉置诸家传注，以程、朱之《易》、《诗》，蔡、沈之《书》，陈澔之《礼》，胡安国之《春秋》立学宫，非是则不名正学。取途既狭，末流相沿，而《五经》之学荒矣。”黄宗羲也批评说，“自科举之学兴，以一先生之言为标准，毫秒摘抉，于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而大经大法，反置之而不道”，世之庸妄者，“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于是六经之传注，历代之治乱，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说”。还有的学者将矛头直接指向作为科举考试法定依据的《四书五经大全》，认为该书是明代学术趋于荒陋的体现，它颁行天下，被士人奉为圭臬，严重毒化了学术空气，败坏了学术规范。如顾炎武就对此书极为鄙夷，他评论说：“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后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又谓：“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

第三，败坏士习。明代不少士大夫认为，在科举的驱策下，士人驰驱于功名富贵之途，以致世风日下，人心日坏。嘉靖时，桂萼指出：“诸生业举子，志在仕进。经书初解章句，便拟题目，作文字，竞为浮华放诞之言，以便有司之口。遂至破裂经传，不特买椟还珠而已。若此之类，虽名曰士人，其设心与垄断之徒何异？故近代作为科举活套，亦自称‘绝江网’，是其甘与市井小人自居，恬不以为耻也。放心至此，尚何望其读书穷理，以求见圣贤之心法哉？”徐阶则以江南地区为例，认为科举取士与士习卑下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今天下士称科目之盛、词章之工者，莫如吴，而其习俗之下，亦莫盛于吴。虽然，吴之习俗其亦非一日之积矣。周之衰也，子游没而道术湮；晋之东也，王谢用而风流贵。至于近世，笼之以科目，啖之以禄利，则词章胜而浑朴漓。士之生其乡者，相矜以文，相高以达，靡然不知道术为何物，而浮竞淫侈之事作。然以其见闻之稔，渐染之深，亦胥溺而莫知其非也。”孙应鳌也批评说：“以经义造士，欲人知正学，意良厚善。其流弊，使业兹术者挟持说，因以逃去本质。未用则如承蜩，已售则如弁髦，乌在所谓知正学也！古者，师所为教与士所为学，无不毕志道德，曰俊曰秀，各不自枉其才。……此意既失，上之人不知素养，士之知以古自待益寡，多急于自用，眩目薰心皆富贵之途。于是掇拾经义之学，若语意，若规格，择已售者之糟粕，敝精神以求相肖，冀以侥幸。洎一得志于时，上焉者犹稍稍顾畏名检、自全徼誉，以古之孳孳者，为文字绪余所及。返是者，睇昔所诵读且不啻冰炭，遂甘心贵富而陆沉之，至丧败天下国家不之恤。”隆庆时，李学一亦言：“我朝建学崇儒，以经义取士，盖以经传之训，古先帝王道德政事，与圣贤之谠论格言，皆于是乎在。士童而习之，可为进德广业之资，非徒取文词之博，而论议之靡也。顾相沿既久，士习日漓，经生学士，往往掇拾无用之浮言，以为媒利进身之计，而实无益于身心。其高者谈性命，语元机，以庶几于所谓圣贤之学，而要之无裨于实践，而况假之以干誉乎！嗟乎！学校以养士，而士之所习顾若此，则人材何其不古若哉！”明亡后流亡日本的思想家朱舜水更是沉痛地指出：“父之训子，师之教弟，猎采词华，埋头呫哔，其名亦曰文章，其功亦穷年皓首，惟以剽窃为工，掇取青紫为志，谁复知读书之义哉！既不知读书，则奔竞门开，廉耻道丧，官以钱得，政以贿成，岂复识忠君爱国，出治临民！”又说：“以八股为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得禄，不过藉此干进。彼尚知仁义礼智为何物？”

好处是：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繁荣。
弊在于：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从科举看高考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关系
科举与现代高考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探索科举与学校教育教学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入手,看现代高考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关系,可以为当前的高考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使高考改革有利于中学的育才,大学的选才育才.
选官用人乃国家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逐步建立了一套考试与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自古就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利与弊：利在于：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读书一考试—做官三者联系，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唐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繁荣。弊在于：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总之要用继承和发展的观点认识我国古代考试制度的变革和发展。
②经验教训：①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②完善考试制度，有利于人才选拔；③要用德才兼备敢言直谏者；④任人唯亲、姑息养奸则危害严重。⑤我们要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正确观念。
③联系现实：我国当前推行的考试改革体现了组织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国家职能。我国的考试改革要始终坚持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高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的原则。这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必然要求。注意对比，古代的考试制度和现在的考试改革有着本质的不同。还要认识“十五”期间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对各级各类人才的选拔与任用、考核评价、流动配置、激励监督的制度，形成有利于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机制。国古代选管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对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科举制度废除有利于社会现代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断层。
首先有利于教育的近代化，废除科举推动了洋务运动后兴办近代学堂的高潮和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初步完善。其次有利于思想的近代化，废除科举有利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接受自由民权思想，日益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开放的思想。辛亥革命的兴起有赖于这一点。
但是不可避免地，科举制度的废除也给中国社会与文化造成了断层，正如黄仁宇所言：“科举制度的废除，从此上下两层社会被打成两截，无法得到有效的沟通”。因为农村文化生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一、科举制度使中国封建社会有了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的同进，打造了良性的封建文化生态环境。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曾采用过多种方式选拔其所需要的人才。夏、商、周采用的是“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其结果是“龙生龙，凤生凤”。汉朝以“察举”制和“征辟”制取代世袭制，由州、郡地方长官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其官职，或由皇帝特诏选任官吏，这比前代进步不少，但由于掌握选官大权的官僚们注重门第，官官相护，徇私舞弊，用人问题仍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出射底层的优秀人才难以被选拔上来。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这在当时多少改变了州、郡地方长官随意左右、受贿营私的状况，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进入仕途，但这个制度到后来完全被世家大族所把持，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员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已成为豪族势力控制选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而科举制度的出现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
科举制度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同时，也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
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日趋完善的宋朝，历代皇帝几乎都以奖掖孤寒、抑制势家自诩，采取了特别举措限制“贵家”子弟，这客观上给了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的机会。宋朝不但出现了“平民”状元的现象，而且很多普通百姓子弟通过科举改变了自身及其家庭的命运。不少日本学者也因此把中国的宋朝称为“平民社会”。
科举产生出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教育家、外交家等，如唐代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明代的张居正、汤显祖、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林则徐、翁同龠、张、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
科举制度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即有赖于我国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和封建生产力方式不断向周边地区拓展的历史现状。它的存在既依赖于专制王朝，又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的历史。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的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客观上使中华文化统一到儒家文化的前提下来，这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如果以科举制度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科举制度是一项影响中国上千年的制度，优点是相对于之前的九品中正制，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更加的公平，但是缺点是后期僵化，采用八股取士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把读书考试和做官联系在了一起。有利于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扩大了封建社会统治的社会基础。另外，科举考试把选拔官吏任用官吏的权力从地方收集到中央，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有利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但是科举考试使读书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应付考试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利科技的发展。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科举考试当中通过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更能体现公平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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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凤县15576259811： 古代科举制的利弊 - ？
藏仁酮洛：[答案] 利: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

来凤县15576259811： 科举制的利弊 - ？
藏仁酮洛：[答案] 利: 1.扩大了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 2.破除了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情形. 3.保证了专制政府行政人员的来源,有相当文... 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选官方式,其实是一种将“天下英雄”诱入最高权力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中的制度.

来凤县15576259811： 科举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利弊两方面怎么分析? - ？
藏仁酮洛： 积极影响:科举制改善了用人制度,使得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 消极影响:有利于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到了明朝,八股取士,使得读书人不讲求实际学问;清朝,由于文字狱的影响,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古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来凤县15576259811： 科举制的利与弊? - ？
藏仁酮洛： 古代的科举的弊端很多,只要背诵四书五经就可以参加考试了~纯属于死记硬背~对学生没有什么发展~ 而现代高考就全面多了~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学科~综合能力比重高了~ 所以,要综合看1个人还是很重要的

来凤县15576259811： 我国历代科举制度的利与弊 - ？
藏仁酮洛： 利:为底层人民进入统治阶层提供了捷径.弊:不注重理工科的发展

来凤县15576259811： 古代科举制有什么利端和弊端？
藏仁酮洛： 利:大力发展教育.弊:思想封建.

来凤县15576259811： 从辩证,历史的角度谈谈科举制的利与弊 - ？
藏仁酮洛： 利: 促进唐宋时期的教育发展 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 促进了唐诗繁荣弊: 明清时期牵制住了人们的思想 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来凤县15576259811： 科举制的弊端有哪些? - ？
藏仁酮洛：[答案] 关于科举制度的不足之处和消极影响 按照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一项好的制度若能长久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科举制度相关图片(14张) ...

来凤县15576259811：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意义和局限性(简单点) - ？
藏仁酮洛： 科举意义在于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向全国各地的阶层中选拔人才,纳入整体的行政系统,担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职务. 科举制对官吏的选拔是有局限性的.它只能选拔普通官员,而不能选拔政府高级官员以及最高国家统治者.

来凤县15576259811： 科举制有哪些弊端 - ？
藏仁酮洛：[答案] 关于科举制度的不足之处和消极影响按照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一项好的制度若能长久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科举制度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