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为什么留守北平受痛斥？

日本人想拉拢张自忠，七七事变后，他奉中央之命留守北平与敌周旋，目的是希望拖到中央军前来增援。后来北平、天津急速失守，张自忠眼见大事已去，继续留在北平已无必要，乃设计脱险。他骑自行车出走到天津，再乘英国轮船经青岛转赴济南。张自忠到了青岛，再改乘火车去济南。一路上，他身陷险境，更承受着千夫所指的屈辱，因为从北平沦陷起，全国舆论集中火力攻击他，认为他是华北头号汉奸，报纸上都称他为“张逆自忠”。
张自忠后来抵达南京，获中央还以清白。蒋委员长接见他时，说：“等你身体康复，我命令你重回部队，让你再有机会报效国家，回到前方看看你的长官、同僚及部下。”张自忠深受感动。

一九三八年春，中央任命张自忠为五十九军军长，返回部队那天，他对部众宣示：“今天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战死的地方。”全体官民激昂效命，泣不成声。

五十九军组成不久，战事延至徐州外围，日军侧面进攻临沂，张自忠受命挥兵前进增援，转眼间将敌军精锐部队击退，日军仓惶后撤时，张自忠继续追迫，歼灭残敌，造成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经此一役，张自忠名震中外，再也没有人说他是汉奸了。当时中央明令嘉奖，同年十月就升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军进攻鄂西，进犯随县、枣阳，张自忠再次亲自率领两军团渡海迎战，大破日军，击毙击伤敌军超过一万三千人，再为抗战史上写下了“鄂北大捷”。

次年五月，日军又集结重兵再犯襄樊。张自忠指挥部队渡河迎战，当时敌众我寡，但张自忠不顾一切冒险出击，立下遗嘱后即挥军渡河，双方无论在兵力和武器上都十分悬殊，但他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奋勇进攻。两军昼夜激战九天，敌人伤亡惨重，不明白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难打。后来知道我方的领军是张自忠，立即增援反扑，誓要追剿张自忠以复前仇。

最后张自忠率部被围于南瓜店的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五月十六日，张自忠卫士伤亡殆尽，自己身中六弹，屡次爬起冲杀，左右部属请他突围逃生，张自忠坚持不允，到了弥留时向左右卫士说道：“我今天战死，自问对国家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一代陆军战神终于战死南瓜店。

日本人十分敬佩张自忠的英雄气魄，在他战死后，把遗体装殓好埋葬起来，坟上还插着木牌，上面写着：“华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官张自忠被皇军击毙之墓”。遗体下葬时，日本官兵集合起来向张自忠行致敬礼。不久，中国援军赶到，重新开棺以上将礼服重殓。

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灵柩运抵重庆时，蒋委员长特亲临迎灵致祭，并手书“英烈千秋”挽匾，以资褒奖。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五十岁，他的夫人李敏慧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

你看看这篇文章就清楚了：　谁逼死了张自忠：不是日军，是沸腾的舆论
（1933年3月4日承德失陷后，二十九军奉命赴喜峰口阻敌，冷口防务交商震部接替。3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与日军激战七日，日军无法获胜，转而将主攻方向转到罗文峪方面。张自忠、冯治安将三十七师刘景山二一九团和三十八师祁光远二二八团调往罗文峪方面，归刘汝明师长指挥。战斗结果，日军再遭败绩，狼狈撤退。这是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军队少有的胜利之一。但由于蒋介石此时的主要注意力仍放在“围剿”共产党和红军上，长城防线兵力薄弱，日军从冷口突破商震部防线，攻入长城以内，继而占领迁安，二十九军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迫放弃喜峰口、罗文峪阵地，向西南方向退却。国民政府加紧向日军谋求停战，最终被迫同日方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
30年代中期，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防止蒋中正突然收复东四省，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退出华北。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这就是宋哲元中将驻守京津的第29军，其中第38师师长便是张自忠少将。
　　那个时候，蒋中正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做长期周旋。可问题是，这支军队，一直视日军为死敌，比如冯治安师长，有事没事都想找日本人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淤愤。宋哲元也是这么一个人，看着日本人就别扭，根本不想跟他们多说话。所以，在全军高级将领中，惟有张自忠儒雅周详，他沉默寡言，身高1米80，相貌酷似周恩来中将，不仅革命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也很喜欢他。于是，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张自忠被先后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得罪日本人，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这种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大家只是看到，第29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全都横眉立目，只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甚至应邀去日本访问，受到欢迎和敬重。
　　这种时候，人们会忘记就在几年前，张将军曾担任喜峰口战役的前线总指挥，令大刀队夜袭敌营，砍下数百日军的头颅。为此，还有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当年脍炙人口。后来，这首歌被全面修改歌词，变成了歌颂东北义勇军和全国老百姓，殊不知，当年它是献给第29军大刀队的，第二句歌词不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而是“29军的兄弟们”。
　　那个时候，张自忠是抗战英雄，但一晃就变成了嫌疑汉奸。
　　对于张自忠全面的误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保全战斗实力，第29军奉命南撤保定，以取得紧急北上的5个甲种师的支援。与此同时，为了疏散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为了京津不受重大损失，也为了收殓沙场上的官兵尸体，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京市长，与敌敷衍，拖延时间。
　　这一次，沉默寡言的张将军落泪了，他对秦德纯副军长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果然，张自忠彻底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文人，凡喜欢发表言论的，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将军“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想改变公众看法，最有效的办法便是“粉身碎骨，以事实曲直于天下”。
　　在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第29军向目的地有序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屠城。等到日军要求他通电反蒋，他已完成宋哲元交给他的任务，他便断然拒绝，随后称病，躲进德国医院，然后骑车逃往天津，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至济南，企图转道南京。
　在济南时，张自忠被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上将拘押，韩主席叫来秦德纯，另派一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候审。在韩复榘看来，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做了详报，所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发现打着白旗的学生包围上来，急忙令张将军躲到厕所里，张将军自问无愧，不肯，被秦德纯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骗下火车。 　
到了南京，张自忠见到蒋中正，心头悬垂的石头落了地。蒋中正相信张自忠是爱国的，劝说他放宽心，好好休养。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着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在张自忠看来，蒋中正给他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用来证明自己不是汉奸。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他将遗臭万年，所以他对蒋中正心怀感激。
　　1938年，张自忠代理第59军军长，归队当天，他又一次落泪，对着同样担负着汉奸恶名的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为什么说得这么狠？因为张自忠是不能打败仗的！一个被疑为华北头号汉奸的人，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败仗的权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击日军。
　　张将军做得不错。在徐州会战中，他痛歼板垣师团两个联队，并衔尾急追，日进60公里，取得“临沂大捷”，坂垣征四郎数次羞得要自杀。在武汉会战之后，他以一对十，击毙日军3位联队长，歼敌1万3千人，最终挫敌溃退，赢得“鄂北大捷”。不久，张将军再次猛冲猛打，取得 “襄东大捷”。
　　不过，即使军功在身，为民族独立而死和为洗清自己而死，这两种死念依然缠绕在张自忠的心底。当然，他胜利了，但他没有死，所以老百姓和记者都已承认他确实很能打仗，可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似乎还差得远。很多人认为，这些胜仗，不过是在弥补他过去做过汉奸的罪过。而只有张将军自己知道，他从未做过汉奸，但他必须用壮烈的死来证明。
　　1940年，日军集中30万兵力，猛攻湖北襄樊，张自忠的机会终于来了。
　　张自忠在襄河东岸打了1场胜仗，撤回西岸，与敌对峙。此时，他的第33集团军只有3个团的兵力在此，其他部队分散在各个隘口，不能抽调，但张将军不知为什么，非要再渡襄河，去打敌人的重兵。即便如此，张自忠作为中将总司令，不管怎么个打法，他本人都没必要亲率小股部队外出冒险，但他不顾部下再三劝说，非要坚持让冯治安副总司令留守，自己率区区两个团渡河作战。
　　张将军平素生活简朴，从来只穿土布军装，与下级军官无异，但这一次出征，将军一反常态，竟穿上了黄呢军装。这让送行的人非常吃惊，他们后来才明白，他们的总司令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5月14日，张自忠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切断，日军兵力是自己的1倍半，但张自忠毫不畏惧，屡次下令冲锋。
　　日军屡屡受挫，奇怪这支中国军队何以如此倔强，获悉是张自忠亲自带队，15日便大举增兵，以1万兵力，分南北两路，夹击包围张自忠，以期铲除心患。
　　5月16日，张将军布阵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和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革命军阵变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身材高大，穿着耀眼的黄呢军装，目标明显，日军更是从3个方向，用交叉火力，向他那里射击。
　　中午，张将军左臂中弹，但他坚持着，给第5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一份报告。然后，他告诉副官：“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
　　此时，日军包围圈尚有东北角一个缺口，但谁都可以突围，惟张将军是没有权力撤退的，他不能因为做逃兵而勾起公众丰富的联想，于是，他让苏联顾问和文艺兵冲出了缺口。
　　下午3点，张将军腰部中弹，右肩右腿被炮弹皮炸伤，只能卧地指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又中3弹，却猛然站起，被身后的日本兵射杀，另一名日本兵跑上前去，用枪托击碎他的头颅，把刺刀插进他的腹部……
　　这一刻，张将军知道，他绝对不再是汉奸了，他将是永远的民族英雄。
　　日军发现将军衣兜里的金笔刻着“张自忠”三个字，大为震惊，立即列队脱帽，行军礼致敬，最后用棺木盛殓，竖起“支那大将军张自忠”灵牌。不知道日军这么做，是因为崇敬将军忠勇，还是依然像过去一样喜欢他的儒雅亲善。
　　不久，张将军的尸体被从日军修建的坟茔中启出，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数万宜昌人不期而集，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但除了痛恨日军之外，他们是否为错怪过这位忠烈感到深深的内疚？灵榇沿长江逆流送抵重庆，储奇门码头人山人海，10万人前来凭吊，而这些人，又有多少当初没骂过张自忠呢？好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棺材里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但谁为他的死承担责任呢，报社和公众舆论会一致愤怒地说，该死的日本人！
　　这至关重要的惨烈一死，扫荡了将军身上的所有荣誉阴霾，使张将军在所有后人、在国民党、在共产党那里，都成了名垂千古的民族忠烈。
　　5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蒋中正题写“勋烈常昭”，追授他为陆军上将，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阵营战死的最高将领。
　　8月15日，延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题写“尽忠报国”，使之日后成为新中国追认的“革命烈士”。
　　从此，媒体开始专心致志地描绘张将军从小就是民族英雄，大众也完全忘记了张自忠曾是他们唾弃的彻头彻尾的“大汉奸”。

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生于山东临清。1912年考入天津政法学堂。1914投军奉天新民屯车震团。1917年入冯玉祥西北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兼西北军官学校校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宋哲元部被蒋介石改编为陆军第29军，张自忠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三省，并于1932年拼凑了伪满洲国。但日本军阀并不以此为满足，复于1933年开始了新的侵略扩张。这次扩张的目标就是与东三省毗邻的热河省。

1933年元旦之夜，日本关东军突然向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发动攻击，3日占领山海关，取得了进攻热河的有利态势。

1月10日，张自忠所在的第29军奉命由山西阳泉开赴通州、三河、蓟县、玉田待命。

部队出发前，他召集全师营以上干部开会，作战前动员。他慷慨激昂地说：“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

他还要求部队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动老百姓一草一木；第二，战斗中要节省子弹，不瞄准敌人不准打枪。

3月4日承德失陷后，29军奉命赴冷口策应万福麟部作战。不料，29军正行进中，万福麟部已败退至喜峰口附近。鉴于敌情变化，华北当局改变计划，令29军迅速赶赴喜峰口阻敌，冷口防务交商震部接替。宋哲元即命赵登禹率109旅先头出发，其余各部跟进。

3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38师副师长)抵达遵化屯营。3月9日上午，日军先头部队攻占喜峰口东北制高点孟子岭，以火力控制了喜峰口，形势对张自忠部极为不利。

9日午后，赵登禹率109旅抵达喜峰口。日军亦源源增兵，双方展开激烈遭遇战。经过两天连朝接夕的交战，109旅虽然顶住了日军的攻势，却未能克复孟子岭高地，处境仍然被动。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终非善策，于是同冯治安、赵登禹商议，决定组织大刀队对日军实施大规模夜袭。

11日夜，张自忠组织部队夜袭敌营，大获成功，杀敌上千人。29军在喜峰口一带固若金汤的防御，使日军志气馁败。

张自忠认为，29军之所以能够用低劣的装备打退日军几十次猛攻，并歼灭日军5000多人，除运用以攻为守的战术原则和注重野战工事的构筑等因素外，主要得益于全军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本侵略者实施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早在5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及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集结于平津地区，兵力由原来的万余人猛增至5万余人，并且仍在源源不断地向平津增兵。29军处境被动。

25日至26日两天里，接连发生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战火迅速蔓延。26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29军于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宋哲元严词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

27日上午，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增兵华北，日军精锐第五、第六、第十师团由日本本土向中国平津一带输送。

当晚，日军向29军发起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战斗激烈。

尽管宋、张决心坚守平津，但因29军部署仓促，日军兵力源源增加，战局对29军日趋不利，能否守住和有无必要坚守平津也就成了问题。

局势至此，29军已别无选择，只有退往保定，再图良策。宋哲元对大家说：“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按照蒋委员长的指令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个负责人和敌人暂时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请大家考虑，由谁来挑此重担。”

最终，留下张自忠与日本人周旋。不明底细的人与舆论，后来纷纷痛斥张自忠的“卖国变节”行为。事实却绝非如此。

29日一早，张自忠前往外交部街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就任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长。

在留平的最初几天里，张自忠组织有关机构和人员，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未及撤离的29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日军入城后，通过潘毓桂、陈觉生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反共，宣布独立，被张自忠严辞拒绝。日方见张自忠不甘为其所用，即转而直接指使潘、陈等人办事，并要求张自忠立即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方的一手策划下，30日下午成立北平地方维持会，江朝宗任委员长。

潘毓挂、陈觉生、张璧等人赤裸裸的汉奸嘴脸和阮玄武等人的背叛，使张自忠感到留平已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并且独立27旅留在北平也难免生变。再者，自38师在天津向日军发起进攻后，自己的处境已变得日益危险。8月1日，他紧急召见石振纲旅长，命他们赶紧突围，同时他自己也准备突围离平。当天夜里10时，独立27旅开始突围。刘汝珍团长率681团在前，石振纲旅长及赵书文团长率六八一团在后，分多路经安定门、德胜门向西北南口方向突围。张自忠则率一支精干手枪队随后跟进。

由于突围前该旅已将平郊电话线切断，日军联络不便，该旅3000余人顺利突围，但殿后的1000余人遭日军阻击，伤亡颇大，余部溃散。张自忠见此时突围已不可能，只好折返城内，另谋脱险之计。

自从第一次突围出城的尝试失败后，张自忠又有几次试图冒险出城，但均未成功。最后只好在美国人福开森的家中隐藏起来。为及早脱离虎口，南下参加抗战，张自忠一面派廖副官密赴天津，找赵子青商量脱险之计，一面派周副官南下，了解部队情况。

9月3日凌晨，张自忠在赵子青周宝衡的帮助下逃出了北平。

9日晚8时，张自忠秘密来到英租界66号路，与家人告别。往日里，他回家总要抱抱孙子，有时还给子侄们讲讲笑话，但这次他却心情沉重，凝望着雾蒙蒙的远方，神情迷惘而茫然。

13日，张自忠由烟台下船，换车转赴济南。路经潍县，遇见韩复榘部第29师师长李汉章。李早年曾在张自忠的学兵连当兵，算是张的老部下。但此时李对张已不再以礼相待，而是以讥讽的口吻说：“以前我见你尽读圣贤书，都学了些什么呢？”

一位部下竟如此对自己讲话，大大刺痛了张自忠的自尊，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负党负国岂我张某所为？当粉身碎骨，以事实取直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