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书局的创始人

世界书局的发展简史~

世界书局自1921年成立股份公司起，到1950年被政府接管止，在近30年的经营岁月里，走过了一段自初创幼稚，到发展兴盛，到保守艰难，最终混乱衰落的历程。它的消长成败，反映了近现代中国民营企业在竞争中锐意求生，又在纷扰时局中归于黯淡的命运。纵观世界书局的历程，按其主持人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下文将略述之。 1931年东北沦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世界书局的虹口大连湾路总厂因在日军控制区域内，总管理处、编辑所暂迁福州路发行所内办公，印刷厂停工。国难当头，进步文化界人士为抗日御侮奋力疾呼，世界书局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31年，世界书局出版的《世界杂志》第2卷第5期上，登出马伯相所写《为日祸敬告国人》一文，号召共赴国难，抵抗暴日，并刊印了日寇侵略的照片，随后又出版了《日军侵略满蒙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等书，吹响了抗日御侮的号角。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8月上海地区抗战开始，世界书局总厂被日军占领作为军营，厂内财物损失巨大。大批教科书被没收，送回造纸厂回炉作原料；经史子集国学名著、小说名著等被劫往日本；书籍的金属品底版被熔作军火，其中如影印的《十三经注疏》、《铜版康熙字典》、《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等锌铜版被毁。沦陷期内，日伪找到已退居幕后的沈知方，要求沈知方合作，遭其断然拒绝，致为日伪所恨，1938年11月日军把定时炸弹携入当时公共租界福州路世界书局发行所内，炸弹爆炸，职员一死一伤。当时沈知方还在病中，遂预立遗嘱，有“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等句，体现了其民族气节，次年9月沈氏病逝。这一时期世界书局的主持人是陆高谊。陆高谊生于1898年，浙江绍兴人，1924年毕业于之江大学中文系，曾任河南第一女子师范校长、之江大学附中校长。1933年入世界书局，先任总管理处秘书，后任经理，迨1934年沈知方辞去总经理职务后，陆高谊乃总揽全局。陆氏与沈知方原无渊源，之所以能进世界书局，是得了林汉达的介绍。林汉达与陆高谊是杭州之江大学同学，抗日战争前，林汉达任世界书局英文编辑部主任和出版部主任等职。1933年间，沈知方原有秘书病故，要林汉达担任秘书职务。林汉达乃一介书生，长于编辑写稿和教书，不愿搞行政工作，便将同学陆高谊推荐给沈。陆进世界书局后，先任总管理处秘书，很快体现了其行政管理和交际应酬之才，不久升任经理。官僚资本入侵、日趋衰落阶段（1946～1949年）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正式投降，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历经战争磨难的中国人民希望争取和平、休养生息，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与中国共产党的合同，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从1946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以此为转折，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也开始有了根本变化。1945年7月，世界书局总经理陆高谊辞职离沪，由陆仲良代理。不久抗战期间退入内地形同虚设的旧董事会复员回沪，抗战期间在上海选出的董事会取消。旧董事会复选名单为董事张静江、杜月笙、钱新之、陆高谊、崔竹溪、李书华、陆仲良、陈和铣、胡天石、魏炳荣，监察人吴稚晖、李麟玉、齐云青。1946年1月起，李石曾为总经理，李鸿球为经理，几乎都是李石曾集团的人。李氏集团带来大量资本，股份约占全部股份的一半。李石曾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之职，抗战期间从事外事活动，1948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官僚资本的注入，使世界书局多了些中庸，随著翌年国民政府播迁台湾，留在大陆的世界书局也难免被迫停业的命运。

民国时期民营出版发行企业。1917年由沈知方在上海创办。1921年，从独资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设编辑所、发行所和印刷厂，在各大城市设分局30余处。沈知方任总经理。初期，以出版小说为主。从1924年起，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三足鼎立。1934年，因经济周转不灵，沈知方被迫退职，由陆高谊任总经理。抗日战争期间，林汉达主编的英文文学读本颇负盛名。1946年，李石曾出任总经理。1950年宣告结束。共出书约5500余种。

沈知方（1882-1939），原名芝芳，浙江绍兴人，祖上是藏书世家，不过至其父一代，已是家道衰落，仅有薄田数亩，靠摆书摊为生。沈年少时，就被父亲送到绍兴奎照楼书坊当学徒，1899年进上海广益书局，1900年入商务印书馆。学徒生涯，四处赶考卖书，让他熟悉了各地的书业行情，培养了浓厚的商业意识，积攒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他在商务供职，虽未见重用，却深得老板夏瑞芳赏识，着意笼络。据说，沈在商务经常不按时上班，同事既有闲言，股东亦有碎语，夏瑞芳时为他袒护，说他“才气宏阔”，一旦让其离去，日后必将成为商务之患。夏的预言不幸而言中。1912年，商务的劲敌中华书局创办成立，翌年，沈知方就被中华挖了墙角，委之以中华书局副局长的重要职务。在中华书局1913年4月20日股东会议上，局长陆费逵所作的报告中，有专门一段对他的评价：“沈芝芳（知方）君于营业颇有经验，既出商务印书馆，由本局延充副局长，到局已两月余，极称得力。”沈的“得力”，主要归之于他别出心裁地促成了各地有影响、有号召力的乡绅，与中华书局合资开设了众多分局，解决了中华书局草创伊始资金、人力不足，而要与商务竞争，开分局又势在必行的难题。这个办法，投资少，收效快，竞争能力强，确保了中华书局初始几年迅猛发展的需要，也奠定了中华与商务分庭抗礼的出版地位。 ；当1922年脱离了中华书局的沈知方，在其自行创办的世界书局，开始大张旗鼓地筹措中小学教科书出版时，此次如临大敌的，就不光只是商务印书馆了，同时紧张的还有中华书局。昔日的这两大冤家，此时由对手而联手，共同合资创办了国民书局，以低至成本以下的价格倾销教科书，试图挤掉世界书局，然而还是败下阵来。论质量，三家其实在仲伯之间，沈出奇制胜的招数，在于他另寻了一条销售教科书的新路子。商务、中华的教科书发行模式，是把分支机构开在全国大、中城市，而世界书局走得更远，把教科书销售网络的终端，延伸到商务、中华鞭长莫及的县城，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办法不是设分支机构，而是在全国各地设立特约经销处，外地书店在预先向世界书局交纳部分保证金后，便有权挂起“世界书局某地特约经销处”，甚至是“世界书局某地分店”的招牌，享受着某一特定区域内该社所有图书的营业独占，这样便极大调动了各地书店推销世界版教科图书的积极性。而对世界书局来说，完全不用总部派干部，不必花钱租赁房屋和装修，只需将一定数量书赊销给经销处，简便而易行。这是于社店双方均为有利的好办法，因而很快取得成功。
沈知方是发行教科书的奇才，更是出版畅销书的高手。他熟悉一般市民读者的阅读趣味，在捕捉畅销书题材方面，有着良好的嗅觉和过人的胆识。1920年代初、中期，正是鸳鸯蝴蝶派作品大行其道的当口，世界书局或是将旧小说加以整理，用新式标点排印后廉价发售；或是许以高额稿酬，将张恨水、不肖生（向恺然）等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作品“买断”，很是出版了一些影响面大、行销范围广的通俗性畅销书。另外，沈知方采用书刊互动的出版策略，在出书的同时又出版相关杂志。李涵秋和张云石主编的《快活》，严独鹤和施济群主编的《红杂志》，严独鹤和赵苕狂主编的《红玫瑰》，江红蕉主编的《家庭杂志》，施济群、程小青主编的《侦探世界》，均在世界书局的强大宣传攻势下，一时风行海内外。世界书局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主要的鸳鸯蝴蝶派出版阵地，获得了不少经济利益。
五四运动之后，提倡白话文学习一时酿成社会风气，沈知方迎合时代潮流，出版了许多文白对照的作文、尺牍等书，供人学习模仿，受到学生界的极大欢迎。而到了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期间，沈知方揣摩时局走势，特叮嘱世界书局位于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分局，就近搜集《全民政治问答》、《农民协会问答》等革命宣传小册子，分批寄到上海编辑加工，然后以广州世界书局、广州共和书局等名义出版发行。当北伐战争在南方各省风起云涌，世界书局棋先一着大胆出版的这些革命小册子，也跟着在商业上饱尝到了胜利的果实。
上世纪20年代末，经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国人，已深感科学知识于现实人生的重要性。正当商务印书馆瞅准时机，忙着编印各种学科普及小丛书时，沈知方也看到了这种现实阅读需要，特约徐渭南主编了一套ABC丛书，前后共150余种，于1928年6月陆续出版。这套丛书早于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一年时间出版，以其学科范围综合、内容通俗浅显、作者阵容强大、适合读者需要，获得巨大商业成功。与此同时，世界书局也一改过去在读者心目中专出鸳鸯蝴蝶派书刊的低级书局形象。这正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跻身于教科书领域的世界书局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它后来出版的许多学术文化性书刊，均是其有意调整出版策略，提升自己出版形象的结果。那些通俗性小说之类，世界书局虽还在继续印制，但已悄然改用副牌——广文书局、普益书局等名称出版。世界书局只是名义上居于经销地位，以向社会表明自己是出版教科书的正派书商。
沈知方还是募集资金的能手。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说沈“有一种口吐莲花的募集股金的特殊手腕”。金城银行经理吴蕴斋、华侨领袖陈嘉庚等，都是世界书局早期的董事，商界、司法界中的不少要人，成为世界书局的大股东。沈知方还常拉作者入股，用书局股票向作者付酬。作者成为股东，年终有望分红，往往乐意接受；而对书局来说，既可省下一笔现金稿费支出，还可紧密与作者的关系，可谓两得其所。1930年左右，沈知芳发起组织成立世界商业储蓄银行，吸收社会游资，在用于书局需要之余，还以多出的存款，购置房地产，期望必要时，可以出售获利，或供押款周转。然而世事难料，后因时局动荡，房地产呆滞跌价，不赚反亏，连带地影响了世界书局的发展。对于失败，沈知方并不气馁，每到年终，世界书局同人与他这个总经理谈话时，总是听到他简洁而有力地说道：“明年从头再做起！”充分体现出他开疆拓土的出版家气魄。
在出版史上，我们应该记住沈知方这个人，不仅因为他创办了世界书局这个近现代出版史上第三大的书局，出书5000余种，对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还因为他的发行才干和商业禀赋，把更激烈的竞争带入了出版界，对提高整个书业的经营水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沈知方书业的一生，表现出淋漓的商人特性。他为了商业利润，也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如，曾和常州人许指严合谋，出版了许伪造的《石达开日记》，销路很好，手段却殊不足道。他也恃才傲物，不太瞧得起同行。但他与那些无行商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国难来临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个爱国出版人的可敬气节。1937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强占上海世界书局设在虹口大连湾路的总厂为军营，并威胁世界书局与他们合作。遭沈知方反对后，日伪于1938年11月在世界书局发行所制造了定时炸弹爆炸事件，导致书局职员一死一伤。1939年，沈知方病重之时立下遗嘱：“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命其后人不得与日伪妥协。同年9月11日，沈知方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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