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起源

新制度主义理论的知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已经变成超越单一学科，遍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分析路径。豪尔和泰勒认为，在政治科学中就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新制度主义，即“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3]美国学者彼特斯也概括出了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的各种流派：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4]这些不同学科、不同流派的制度研究共同建构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体系。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规范制度主义。1．社会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倾向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程序和规范，而且还包括为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这种界定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倾向于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度。社会学制度主义解释的重点是为什么组织采取一套特定的制度形式、程序或象征符号，这些又是如何在组织内传播的，即：(1)“组织的生态，以及把组织的生物生态模式结合在一起。”环境为组织生存提供机会并维持许多结构，如公共部门的地位可能是预算资源、法律命令、制度的政治支持和群众的政治支持形构的；(2)对组织符号和价值向度的关注超越了组织的纯功利性视角。组织符号成为认识制度行为的最佳手段。“制度是一种意义系统，制度内的组织行为及个体行为依赖于意义的注入和符号的运用。”(3)人类生活的当前实践是建立在过去基础之上的，组织实践下面隐藏着历史遗留下的价值和理解力，反映了“制度的历史和积累性本质。这些结构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但是，它们也保留了过去历史的特征”。 (4)社会学制度主义是用制度透视组织，制度和组织实际上是同一个结构。[5]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影响行为的方式是通过提供行为所必不可少的认知模版、范畴和模式影响个体的基本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个体与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某种“实践理性”的基础之上，个体或组织寻求以一种具有社会适应性的方式来界定并表达他们的身份。2．历史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运作和产生过程中权力的非对称性、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政治结果的多元动因。历史制度主义是“历史的”，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同时历史制度主义又是“制度的”，它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历史制度主义力图寻求对不同国家的差异性政治后果做出更好的解释。历史制度主义认为，政治结果的差异源自政治制度的多样性和政治变量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例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各国的政策差异以及欧洲各国医疗保健政策的差异等主要是由于一套政治制度的、政策制定机构的联结方式造成的。[6]某种政治结果的出现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存在着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制度因素是推动历史沿着某一路径发展的相对稳定和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历史制度主义虽然关心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但是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产生某一政治后果的唯一因素。他们尤其倾向于将制度与其他因素一道定位于因果链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和观念的分布状况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7]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强调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即前一阶段的政策选择往往会决定和影响着后一阶段的政策方案。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巩固存在着“路径依赖”，历史制度主义在致力于发掘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对人类产生相当影响的政治进程如国家与社会革命、国家建设、民主化等问题时，不仅要找出那些共时性的结构因果关系，而且还要从事件变迁的历时性模式中发掘出因果关系。3．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这种分析路径起源于对美国国会制度的研究，关注国会的规则如何影响立法者的行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首先坚持把“理性的个人”作为理论分析的起点，其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要对政治现象提供充分的解释，就必须对制度进行分析，因为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是个人主义的。它以个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把制度安排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来解释和预测个人行为及其导致的集合结果；个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个体的行为以计算“回报”为基础；制度的功能在于增进个体的效用，因此，人们通过对制度的重新设计实现制度的变化。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看来，制度就是某种规则，该规则界定、约束了政治行为者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时所采用的策略；遵守制度不是道德、义务使然，而是经过计算认为符合自身的利益，即“结果性逻辑”的结果；制度是可以设计的，其结果主要取决于所设计制度内含的激励与约束。在个人与制度之间，一方面，制度通过塑造人的行为影响政策结果，制度构成了个人的“策略背景”；另一方面，个人也塑造了制度，制度是基于个人的需要才被创造出来的，即个体通过制度的创新提高收益水平。“考虑到行为者是理性的，因此一旦对制度产生了某种逻辑上的需要，它就会被创造出来。”[8]4．规范制度主义。规范制度主义认为，人们的行为不是以计算回报为基础，而是以确认“什么是恰当的行为”为基础的，人们的行为是一种规范驱使的行为，即人们的行为遵循“恰当性逻辑 ”。[9]制度是政治的基本特征，制度分析赋予政治制度更为独立的角色。制度代表了制度化的价值，制度的变化来源于“价值的冲突”。[10]当规则所反映的价值与社会产生矛盾和冲突时，制度就会通过学习和适应逐渐调整。制度的变化是学习、适应和演进的结果。宏观的政策结果无法通过个体行为的还原来解释，个体行为只有纳入到组织、制度中才能得以解释。新制度主义代表一种经验研究方法，它像关注个体行为一样关注社会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础，强调制度因素的解释性权力。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承袭其学科传统，关心个体在面临集体行动时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倾向于论述制度无所不在的特质；历史制度主义则以政治学中权力与国家等传统论题作为其重新诠释的基础。各个学科的新制度主义以及新制度主义的各个流派在应用制度因素分析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有着共同的兴趣。

其实他们无法放在一起比较。新制度主义是横跨多个人文学科的思潮和分析路径，而经济学是应用这一路径的其中一个学科。NIE之所以是N，主要是与古典制度主义有定义上的巨大分歧。经济学的传统制度理论分为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和美国老制度经济学派。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主张经济过程是在由文化与历史因素塑造的社会框架中展开的，因此只有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才可以洞悉某一经济系统的独特性，有了对比才有不同。此外，Gustav Schmoller还认为理性人假设是不合理的假设，而应该改进为更为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可以看到，这一论断实际上是在试图动摇新古典主义的根基。美国老制度经济学派的Thorstein Veblen则把制度界定为“常人共有的、固定的习惯性思维方式”这已经跟新制度主义有些神似了，但是老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低估理论分析的价值，因此一直没有成为经济学的主流。

有些人把科斯在1937年的研究作为新制度主义的起源。他在“公司的本质”中对新古典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其太重视逻辑演绎而忽略了经验世界，以至于偏离了价值体系本身。其中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论述简明易懂，是新制度主义初学者的入门概念。实际上Coase在提出交易成本理念之后，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Oliver Williamson提出交易成本的前提条件——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之后，交易成本理论才得以复兴。

新制度主义在后来进一步改变了对制度的最初理解。原本学界只是将其看成是一系列的规则、组织和规范等。但是后来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将其定义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构成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这种制度定义强调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协议或是约束。比如婚姻是一种制度的约束、货币、公司、合作社、遗产法和学校等都是制度。作为一种规则，制度通常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而社会学中的制度主义更是打破了制度与文化概念之间的界限，把它扩展为广泛的意义上界定制度，融入了人的行动提供“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至此，就连文化本身也被界定为一种制度。价值、意识形态和习惯等就是成了制度。也就是说，尊老爱幼，父慈子孝，男上女下也都是制度的规范。

从本质上讲，行为主义政治学是对传统政治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革新。在研究对象上，行为主义以政治行为和行为互动代替传统的政策和制度；在研究方法上，行为主义借助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量化和实证分析。行为主义认为，个体的真正偏好只有通过一定的行为才能具体地表现出来；集体现象是个体行为的聚集，个人的偏好只有通过利益聚集机制才能带来最佳的效果。但是，行为主义的研究同时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味地强调价值中立和研究手段的科学化，使政治科学远离了现实政治生活；而从现实来看，主流学者无法应用行为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复杂的变化，他们对60、7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越南战争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无能为力。这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理论家的反思和批判。1984年，马奇和奥尔森发表了《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他们指出，由于行为主义的影响，作为政治生活基本因素的组织被忽略了，而实际上，组织和法律制度则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者。个体“表现出来的”偏好与真正的偏好是存在距离的，集体决策不是个体偏好聚集的结果，而是决策规则影响的产物，而且集体决策无法还原为个体偏好。他们提出用“新制度主义”观点来看待政治生活，重新复兴制度分析的作用。在政治学领域中，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与对行为主义理论的批判是分不开的。新制度主义者认为放弃对制度的研究是行为主义的一个主要缺陷。“新制度主义强烈反对把行为确定为政治分析的基础要素；他们不相信行为能够为解释‘所有政府现象’提供足够的基础。因为，行为发生在制度环境中，因此，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必须考虑制度因素。”[1]
而在经济学领域中，主导二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实践的主流思潮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它们使西方国家经历了战后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停滞，失业问题困扰着各国的决策者。这种状况引起了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反思，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宏观问题，政府作用、政府职能等问题进入了经济学领域。在这种背景下，一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深入研究制度、制度变迁及后果、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并得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例如加尔布雷斯的“制度演进 ”、诺斯的“制度变迁”和科斯的“产权理论”等，从经济学视角对制度进行研究，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新视野，经济学领域的新制度主义研究逐渐兴起了。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自建立之日起，就与社会制度的研究和制度变革的比较分析密切相关。社会学者一直认为制度影响着社会和经济行为。然而，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力图解释制度而不是简单地假定制度存在。正如维克多·尼所说：“事实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代表了现代实证社会学的主流。这一遗产是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所寻找的基础。”[2]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研究路向可能被认为是社会学中向新古典主义的转向。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扩展了古典主义社会学者和早期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学者的知识遗产，后者同样与经济学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知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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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市15631031518： 新制度主义的几个概念 - ？
融申祛痰： CI:意思 强制同形:如果企业不采取同形措施 会收到某种程度的惩罚和羞辱 比如说身为一家知名会计公司却拒绝加入GCPA会计协会 便无法取得社会公认MI:意思 模仿同形:企业会可以模仿一些成功企业的措施和做法 来取得大众认可和取得正当性 比如很多企业实行企业结构的中心分散 取得很大的成功 一些新进行业的企业会积极效仿 而不顾自身企业特点NI:意思 规范同形:企业自主模仿的一些做法 这些做法会因历史因素或者流传范围之广而不被质疑 比如说大多数企业在招聘过程中有最低学历的限制

东港市15631031518： 如何区别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 - ？
融申祛痰： 理性选择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受到了新近“建构制度主义”学说的批判.这种批判并不意味着建构主义的理论立场能有效地解释制度变迁,因为政治行为体本身受到制度环境的高度制约,所以关于新制度主义理论对制度变迁解释缺陷的批评被过分夸大,而上述问题可通过适度调整的历史制度主义有效应对.在这种解释框架下,以政治行为体为核心,并吸收建构主义的核心元素,可以更好地诠释变迁过程.本文结合澳大利亚的政治实践,总结了拥有“有限裁量权”的不同政治行为体如何在制度限定下运转,以及变迁过程中制度环境如何塑造政治行为体并对其进行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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