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襄王是谁？

孟子见梁襄王~

孟子对付梁襄王，首先在于善于察言观色而择言。他见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这个国君不像个国君的样子，就是接近了他，也看不出什么威严。孟子对梁襄王的印象并不佳，因而讲话直截了当，毫不婉转曲折。其次在于围绕中心，逐步展开论述。梁襄王的命题是“天下恶乎定？”怎样才能使天下安定，孟子回答以“定于一”，襄王不知“孰能一之”，孟子对以“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襄王的问话不如他父亲梁惠王能提出一些他面临的矛盾，步步追问的都属于治国的常识性问题，孟子也就以严密的逻辑联系，将启发与阐释相结合的言论，使之启蒙益智。作为一国之君，只有使天下归附，才得人心，这就要爱民保民，绝不嗜杀好战，那么天下归于一统，社会也就安定了。孟子循着梁襄王问题的思路，逐步揭示所要讲的内容，而不径直揭底，使对方在获得某种满足之时，又有新的不满足，这种“引而不发，跃如也”的讲话艺术，较之捷言尽说更能收到效果。

梁襄王 孟子见梁襄王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注释：
孟子见梁襄王,(1)出语人曰:(2)"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3)'天下恶乎定 '(4)吾对曰:'定于一.'(5)"'孰能一之 '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 '对曰:'天下莫不与也.(6)王知夫苗乎 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7)沛然下雨,(8)则苗浡然兴之矣,(9)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10)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11)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12)沛然谁能御之 '"
(1)梁襄王:即魏襄王,名嗣(一说名赫),魏惠王的儿子,前318一前296年在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此处所说的事,当在襄王继位后不久.
(2)语(yù预):告诉.
(3)卒:通"猝",突然.熹《集往》概括以上描述梁襄王形态的语句云:"盖容貌辞气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则其中之所存者可知."
(4)恶(Wū乌)乎:怎样,如何.
(5)定于一:朱熹《集注》云:"必合于一然后定."
(6)与:此处为归顺,随从之意.
(7)油然:朱熹《集注》云:"云盛貌."
(8)沛然:朱熹《集注》云:"雨盛貌."
(9)浡(bó博)然:朱熹《集注》云:"兴起貌."
(10)人牧:管理民众的人,即统治者.
(11)领:即脖子.
(12)由:通"犹"
译文:
孟子进见梁襄王，出来后，对人说：“（梁襄王）远远看上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也看不到有什么使人敬畏的地方。
“（见了我后）突然问道：‘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呢？’
“我回答说：‘天下安定在于统一。’
“‘谁能统一天下呢？’
“我对他说：‘不喜欢杀人的国君能统一天下。’
“‘谁会归附他呢？’
“我又回答：‘天下没有不归附他的。大王您知道禾苗生长的情况吗？当七八月间一发生干旱，禾苗就要枯槁了。一旦天上乌云密布，下起大雨，那么禾苗就长得茂盛了。如果这样的话，谁能阻止它呢？而现在天下国君，没有一个不嗜好杀人。如果有不嗜好杀人的（国君），那么普天下的人民都会伸长脖子盼着他来。如果真能这样，人民归顺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谁又能够阻止得了呢？”
赏析一:
、《孟子见梁襄王》赏析（徐应佩、周溶泉）
清代刘熙载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艺概·文概》）我们读《孟子见梁襄王》也就可以得到印证。这一章选自《孟子·梁惠王上》，以孟子见过梁襄王之后，向人转述他与梁襄王对答的情况，表现了主张“仁政”“王道”的一贯思想。
孟子处于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正在崛起，并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而社会矛盾更趋激烈，兼并战争日益频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阶级对立，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孟子到处宣扬“保民而王”“仁义为本”的思想，在当时符合人民的愿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孟子首先到梁（今开封）谒见梁惠王，向梁惠王游说，在此并见到梁惠王的儿子，也就是梁襄王。孟子与梁襄王的应对，既鲜明地表明了他的观点，又表现出他高超的谈话艺术。
善辩。孟子是一位有名的雄辩家。其门人公都子对他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孟子确实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对付那班见利忘义、嗜杀不仁的统治者，才施展他的辩才的。孟子对付梁襄王，首先在于善于察言观色而择言。他见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这个国君不像个国君的样子，就是接近了他，也看不出什么威严。孟子对梁襄王的印象并不佳，因而讲话直截了当，毫不婉转曲折。其次在于围绕中心，逐步展开论述。梁襄王的命题是“天下恶乎定？”怎样才能使天下安定，孟子回答以“定于一”，襄王不知“孰能一之”，孟子对以“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襄王的问话不如他父亲梁惠王能提出一些他面临的矛盾，步步追问的都属于治国的常识性问题，孟子也就以严密的逻辑联系，将启发与阐释相结合的言论，使之启蒙益智。作为一国之君，只有使天下归附，才得人心，这就要爱民保民，绝不嗜杀好战，那么天下归于一统，社会也就安定了。孟子循着梁襄王问题的思路，逐步揭示所要讲的内容，而不径直揭底，使对方在获得某种满足之时，又有新的不满足，这种“引而不发，跃如也”的讲话艺术，较之捷言尽说更能收到效果。
善喻。汉代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比喻即使语言生动形象，具有直观性，又含意丰富，具有揭示事物本质的深刻性。《孟子见梁襄王》，同样以生动的比喻说明了“天下莫不与也”的道理。孟子将人民盼望不嗜杀的君王，比作七八月间的旱苗盼雨。苗“槁”，久旱要枯死，这时天空“油然作云，沛然下雨”，乌云像油一样的漫延，泛着光泽，大雨像满溢样哗哗倾泻，那么禾苗自然“然兴之”，蓬蓬勃勃地生长，更为茂盛。孟子以苗“槁”与“兴”的对比，说明雨对禾生死荣枯的关系，显示人民对明君与暴君的态度。孟子形容天下之民归附不嗜杀人者，“犹水之就下”，无法抗拒，也貌合神契。槁苗望雨“孰能御之”，民之归附，“沛然谁能御之”，反诘得让人毋庸置疑。要天下“与”之，都跟随君王，关键在君不嗜杀人，如甘霖惠旱苗，则民便如水归沟壑，前以天上雨水比君泽，后以地上流水比民心，两喻相衔联，又各赋其义，既自然又新颖。雨润禾苗，水向低处，生活中习见之事，易明之理，既为人熟知又深感贴切。
犀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各有千秋。”（《荀子的批判》）孟子对梁襄王的应答，也是词锋尖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而“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没有一个君王不好杀人，概括战国时广阔的社会现实，也揭示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且连梁惠王、梁襄王也都一概列入嗜杀者之列。孟子看出梁襄王也属于嗜杀图霸的一类角色，也就乘机痛下针砭。他对梁惠王还申述了一番“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仁者无敌”的道理，而对梁襄王则劝之仍恐其愚，讥之则不畏其恼，言言作声，语语中的。孟子对梁襄王一番应答之后，梁襄王没有任何反应。孟子见在梁无法施行他的政治主张，便由梁到齐，“加齐之卿相”。
孟子见梁襄王时，已是七十岁左右，先前已经游历了好多国家，到梁后先和惠王有过多次接触，因此这时是他思想很成熟的时期，也是经验很丰富的时候。他与梁襄王仅此一次接触的记载，虽然时间短暂，言谈简要，可是由此一斑，亦可见孟子的思想核心和讲话艺术。就此，对于我们了解孟子的主张以及散文艺术，是有意义的。
（选自袁行霈主编《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赏析二:
清代刘熙载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艺概·文概》）我们读《孟子见梁襄王》也就可以得到印证。这一章选自《孟子·梁惠王上》，以孟子见过梁襄王之后，向人转述他与梁襄王对答的情况，表现了主张“仁政”“王道”的一贯思想。
孟子处于战国七雄争霸的时代，新兴地主阶级正在崛起，并要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而社会矛盾更趋激烈，兼并战争日益频繁。“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战争和“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阶级对立，正如孟子所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盛于此时者也。”孟子到处宣扬“保民而王”“仁义为本”的思想，在当时符合人民的愿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孟子首先到梁（今开封）谒见梁惠王，向梁惠王游说，在此并见到梁惠王的儿子，也就是梁襄王。孟子与梁襄王的应对，既鲜明地表明了他的观点，又表现出他高超的谈话艺术。
善辩。孟子是一位有名的雄辩家。其门人公都子对他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孟子确实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对付那班见利忘义、嗜杀不仁的统治者，才施展他的辩才的。孟子对付梁襄王，首先在于善于察言观色而择言。他见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这个国君不像个国君的样子，就是接近了他，也看不出什么威严。孟子对梁襄王的印象并不佳，因而讲话直截了当，毫不婉转曲折。其次在于围绕中心，逐步展开论述。梁襄王的命题是“天下恶乎定？”怎样才能使天下安定，孟子回答以“定于一”，襄王不知“孰能一之”，孟子对以“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襄王的问话不如他父亲梁惠王能提出一些他面临的矛盾，步步追问的都属于治国的常识性问题，孟子也就以严密的逻辑联系，将启发与阐释相结合的言论，使之启蒙益智。作为一国之君，只有使天下归附，才得人心，这就要爱民保民，绝不嗜杀好战，那么天下归于一统，社会也就安定了。孟子循着梁襄王问题的思路，逐步揭示所要讲的内容，而不径直揭底，使对方在获得某种满足之时，又有新的不满足，这种“引而不发，跃如也”的讲话艺术，较之捷言尽说更能收到效果。
善喻。汉代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比喻即使语言生动形象，具有直观性，又含意丰富，具有揭示事物本质的深刻性。《孟子见梁襄王》，同样以生动的比喻说明了“天下莫不与也”的道理。孟子将人民盼望不嗜杀的君王，比作七八月间的旱苗盼雨。苗“槁”，久旱要枯死，这时天空“油然作云，沛然下雨”，乌云像油一样的漫延，泛着光泽，大雨像满溢样哗哗倾泻，那么禾苗自然“然兴之”，蓬蓬勃勃地生长，更为茂盛。孟子以苗“槁”与“兴”的对比，说明雨对禾生死荣枯的关系，显示人民对明君与暴君的态度。孟子形容天下之民归附不嗜杀人者，“犹水之就下”，无法抗拒，也貌合神契。槁苗望雨“孰能御之”，民之归附，“沛然谁能御之”，反诘得让人毋庸置疑。要天下“与”之，都跟随君王，关键在君不嗜杀人，如甘霖惠旱苗，则民便如水归沟壑，前以天上雨水比君泽，后以地上流水比民心，两喻相衔联，又各赋其义，既自然又新颖。雨润禾苗，水向低处，生活中习见之事，易明之理，既为人熟知又深感贴切。
犀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各有千秋。”（《荀子的批判》）孟子对梁襄王的应答，也是词锋尖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而“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没有一个君王不好杀人，概括战国时广阔的社会现实，也揭示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且连梁惠王、梁襄王也都一概列入嗜杀者之列。孟子看出梁襄王也属于嗜杀图霸的一类角色，也就乘机痛下针砭。他对梁惠王还申述了一番“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仁者无敌”的道理，而对梁襄王则劝之仍恐其愚，讥之则不畏其恼，言言作声，语语中的。孟子对梁襄王一番应答之后，梁襄王没有任何反应。孟子见在梁无法施行他的政治主张，便由梁到齐，“加齐之卿相”。
孟子见梁襄王时，已是七十岁左右，先前已经游历了好多国家，到梁后先和惠王有过多次接触，因此这时是他思想很成熟的时期，也是经验很丰富的时候。他与梁襄王仅此一次接触的记载，虽然时间短暂，言谈简要，可是由此一斑，亦可见孟子的思想核心和讲话艺术。就此，对于我们了解孟子的主张以及散文艺术，是有意义的。
作者介绍: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现在山东省邹城市东南）人，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受业于子思（孔子的孙子）的门人，30岁左右收徒讲学。44岁时开始周游列国，先后到齐、宋、滕、魏、鲁等国，游说诸侯，宣扬“仁政”“王道”，始终不受重用。晚年返回家乡，讲学著述，直到去世。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孟子和孔子一样，成为封建统治者尊崇的偶像；到唐代，已将孟子和孔子并称；元、明时称为“亚圣”。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哲学、政治思想，并有所发展。他主张人性本善，认为凡人都可以为尧舜，每个国君都可以成为圣王。他宣传仁政，抨击暴政，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儒家政治思想。他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他反对发动不义战争以及剥削人民、危害人民利益的人与事。这种强烈的民本思想正是社会变革中时代精神的体现。孟子有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也有有所不为的操守，他提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出世进退的准则。孟子渴望统治者任用他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他每到一个国家见到国君，都反复讲仁政的好处，当他知道这个国君无意用他时，决不附和迁就权贵，而是怅然离开。他对国君采取傲然视之的态度。他歌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孟子重视人民，却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他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还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对后世有不良影响。
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不仅以“好辩”著称，而且极为善辩。《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偏激的行为），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可见，孟子的“好辩”也是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当时政治上诸侯纷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统治阶级“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却“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思想界则百家蜂起，“处士横议”。孟子从儒家的“仁政”思想出发，一方面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又要扫清阻碍推行这种主张的各种“邪说”。所以不能不与各种学说进行辩论交锋，以捍卫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这就决定了孟子文章“好辩”的特点。
《孟子》共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各篇又都分上、下两篇。《孟子》是《论语》之后儒家最重要的著作，汉文帝时列为博士科目。宋代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到南宋时，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书。明清科举考试八股文，题目都来自《四书》。
关于《孟子》的作者，历来有三种看法。或认为是孟子本人所著，或认为是他的门徒所著，或认为是他们师徒合著。后一种观点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孟子》是模仿《论语》的，主要记录孟子的言行。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学说，主张实行“仁政”，反对诸侯间攻城略地、残害人民的不义之战，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他还呼吁省刑薄赋，制定民产，对人民的苦难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
《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的气概，充分反映了战国时代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
《孟子》散文善于运用比喻。有人统计，《孟子》全书共261章，其中有93章共用了159个比喻，可见孟子是善用比喻的能手。用比喻说理，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进行论辩，不仅增加了形象性，富有情趣，引人入胜；而且显得简洁、明白，更有说服力。
《孟子》的散文善设机巧，引人入彀，先纵后擒，很有说服力。

梁襄王即魏襄王(？—前296年)，或别谥魏哀王，或魏襄哀王(猜测)。原名魏嗣，魏惠王之子。魏襄王元年（前318年），魏、韩、赵、楚、燕五国合纵攻秦，不克而返。惠施为魏出使楚国。前296年魏襄王薨，子昭王立。

279年西晋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这些竹书是魏襄王时期魏国人撰写的《竹书纪年》，较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更准确。

梁襄王:即魏襄王,名嗣(一说名赫),魏惠王的儿子,前318一前296年在位,襄是他死后的谥号

梁惠王就是战国前期赫赫有名的魏惠王，战国时魏国国君，姓姬，魏氏，名罃，魏武侯子，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319年在位；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儿子，名嗣，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96年在位。

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儿子，名嗣，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296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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