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现实主义又要重新崛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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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是一个文学的国度，更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国度，从普希金的《大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果戈理的《死魂灵》起，到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和《父与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长篇小说始终是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构成和最高成就；在二十世纪，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和索尔仁尼琴的《红轮》等长篇小说名作又相继面世，延续着俄国史诗性文学叙事的辉煌传统。

本套丛书共收入5部长篇，即佩列文的《“百事”一代》（Generation“П”，1999）、乌利茨卡娅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Казус Кукоцкого，2001）、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的《我的父亲》（2004）、索罗金的《碲钉国》（Теллурия，2013）和瓦尔拉莫夫的《臆想之狼》（Мысленный волк，2014）。从5部作品的发表年代看，最早的《“百事”一代》面世于1999年，

《臆想之狼》作者 瓦尔拉莫夫

而最后一部小说《臆想之狼》为2014年的新作，时间跨度为16年，将这5部小说串联起来读，能在一定程度上揣摩出当代俄国长篇小说的发展轨迹和创作现状。

这五部长篇的作者都是俄国当今文坛最有影响的作家。从5位作者的出生年代看，最年长的乌利茨卡娅生于1943年，最年轻的瓦尔拉莫夫生于1963年，5位作家虽分别为“40后”、“50后”、“60后”，但相距不超过20岁，是广义上的同一代作家，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即均在苏联解体前后登上文坛并在近20年间最终确立了“健在的经典作家”之身份。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Людмила Улицкая，1943年生）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生物系，曾在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工作，后去剧院做编剧，1992年以中篇小说《索涅奇卡》成名。《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被视为乌利茨卡娅最成功的长篇之一，小说以一位医生的家庭生活来折射20世纪上半期的苏联社会，作者让时代的变迁和家庭的变故相互交织，把女性的叙事角度和细腻的心理描写融为一体，从而给出一份苏联时期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文学记事。乌利茨卡娅因为这部小说获2001年“俄语布克奖”，是该奖创建十年后的首位女性获奖者。2005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受到广泛欢迎。据统计，这部小说已被译成近30种外语。

维克多·叶罗菲耶夫（Виктор Ерофеев，1947年生）的父亲当过苏联驻法国的外交官，作家少时生活在巴黎，后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和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学习，1979年因参与编辑地下文学辑刊《大都会》被苏联作协开除。苏联解体前后，他的文章《追悼苏联文学》引起激烈争论，他的长篇《俄罗斯美女》（1990）也曾蜚声文坛。《我的父亲》以斯大林身边一位高官与斯大林的关系和他对斯大林的看法为主线，以独特的角度和方式揭示了以作者为代表的一代人的心灵历史。小说中的“高官”就是作者的父亲，但这又是一部地道的虚构小说，作者说其中只有“心理的真实”。

弗拉基米尔·索罗金（Владимир Сорокин，1955年生）早年毕业于莫斯科石油天然气学院，成为化学工程师，但后在《接班人》杂志社工作，凭爱好成为画家，为出版社做过图书装帧，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诗，80年代加入地下文学运动，1985年在法国句法出版社出版第一部长篇《队列》，在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队列》在俄国境内的《电影艺术》杂志发表，引起广泛关注，作家从此被视为俄国后现代文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后来陆续推出的重要作品还有《玛丽娜的第十三次爱情》（1995）、《蓝色油脂》（1999）、《冰三部曲》（2009）、《暴风雪》（2010）等。2013年面世的《碲钉国》是一部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反乌托邦小说或曰新乌托邦小说，小说以21世纪中期的欧洲为描写对象，描写人们为获得用特殊金属碲制成的钉子而展开的激烈争夺。在欧洲“新的中世纪”，在阿尔泰山区形成的新的“碲钉共和国”，人人趋之若鹜的“碲钉”成为一个核心意象，它既象征着人类文明的结晶，人们幸福和智慧的源泉，同时也指称黄金和财富，是人们内心深处的崇拜和欲望的客体，它有可能还暗指专制的权力、强加的异质文化和入侵的他人思想。正是这一形象的多重内涵和不确定所指，赋予了这部小说以广阔的阐释空间。2014年，这部小说获得俄国当下最重要的图书奖“大书奖”。

维克多·佩列文（Виктор Пелевин，1962年生）与索罗金一同被视为俄国当代后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两位代表作家，他及其作品自20世纪90年代起备受追捧，据说连平常只读电话簿的人也纷纷捧读他的小说。他1985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1989年进入高尔基文学院，后在《科学与宗教》杂志社工作，在该杂志发表第一个短篇，1991年出版第一个短篇集《蓝灯》，此后的长篇《奥蒙·拉》（1992）、《昆虫生活》（1993）、《恰巴耶夫与虚空》（1996）等均引起广泛反响，1999年出版的长篇《“百事”一代》更是一时洛阳纸贵，据统计至今已在全球累计售出350万册。2011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这部小说以准作家塔塔尔斯基在苏联解体前后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再现了20世纪70年代喝着百事可乐长大的一代苏联人在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心路历程。在这部小说后佩列文“封笔”数年，后又发表《转折时期的辩证法》（2003）、《V帝国》（2006）、《t》（2009）、《蝙蝠侠阿波罗》（2013）和《玛士撒拉之灯》（2016）等长篇。佩列文的创作被称为“佩列文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写作者乃至阅读者甚至被称为“佩列文一代”，但佩列文为人低调，从不抛头露面，以至于有俄国读者怀疑是否真的存在这位作家，他们猜测这可能是某个热衷电脑创作实验的写作班子所采用的笔名。

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Алексей Варламов，1963年生）198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在以普里什文的创作为题完成博士论文后不久，他成为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教授，讲授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他1987年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5年以中篇《生》成名，近些年来，他勤奋写作，一口气为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著名的“杰出人物传记丛书”写作了7部传记，即《普里什文传》《格林传》《阿·托尔斯泰传》《格里高利·拉斯普京传》《布尔加科夫传》《普拉东诺夫传》和《舒克申传》。瓦尔拉莫夫自称，他的近作《臆想之狼》是他关于1914至1918年间俄国文化生活的文学想象，是“讲述白银时代的个人尝试”。在作家看来，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人们从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思考已经太多，却很少有人从思想文化、个人心理等方面进行描述。斯拉夫人有这样一句古老的祷告词：“愿我躲开臆想之狼。”作家用“臆想之狼”这一意象来概括当时俄国人的精神状态和集体无意识，即一种强烈的焦虑、莫名的冲动和破坏的激情，但在作家笔下，被这一情绪所浸润、所笼罩的那个时代，却又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丰富的时期，饱满的时期，饶有兴味的时期”。

《臆想之狼》译者 于明清

将这五部长篇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我们大致能够归纳出新世纪俄国长篇小说体现出的几个新特征：

首先，从创作方法的角度看，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似乎出现了现实主义传统与后现代主义时尚相互交织的局面。在上述五位作家中，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索罗金和佩列文均被视为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标志性人物，而乌利茨卡娅、瓦尔拉莫夫的创作却被认为是相对“传统”的。俄国后现代文学发端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苏联解体前后达到其鼎盛期，但近些年来，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影响似在逐渐缩小；与之形成对照的便是，俄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却似在强势回归。这两种文学倾向和潮流相向而行，其结果便是二者的相互渗透，具体而言，后现代作家似乎越来越注重情节叙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索罗金的创作，《碲钉国》虽然并不好读，但与他之前的小说相比已然十分“传统”了；而在乌利茨卡娅和瓦尔拉莫夫的小说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现代派文学、后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于是，在当代俄国的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一方面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巨浪拍岸后留下的余波，即它对传统长篇小说叙事模式的冲击和解构，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泰然自若的同时对包括后现代文学在内的新潮文学因素的积极吸收和借鉴。

其次，从体裁属性的角度看，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似乎呈现出了某种交叉性和合成性。在这五部长篇中，《我的父亲》和《臆想之狼》似乎都在有意模糊虚构和非虚构两种文体之间的界限，《碲钉国》把乌托邦小说、社会讽刺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的特征融为一体，《“百事”一代》的体裁属性更为模糊，其研究者给它戴上了众多帽子，如“广告话语小说”“宗教神话小说”“商场暗战小说”“社会寓言小说”等，这些定义是小说题材意义上的，也是体裁意义上的。与长篇小说自身的体裁属性的多元化形成有趣呼应的是，这几位作家的社会角色也是多重的，除佩列文外的四位作家都是当下俄国十分活跃的文化活动家：身为高尔基文学院院长的瓦尔拉莫夫主办文学杂志，经常举办国际性的文学论坛；乌利茨卡娅创办基金会，积极介入俄国的政治生活；维克多·叶罗菲耶夫是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索罗金不时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而编写影视和话剧剧本，撰写评论和杂文，接受媒体的采访，在国内外高校讲课等，都是他们热衷并擅长的活动。这些长篇小说作者似乎也和他们的作品一样，在尝试最大限度地拓展其存在的空间和影响的范围。

最后，从作品内容的角度看，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似乎表现出了某种非情节化、非英雄化的趋向。这五部长篇，无论是地道的后现代小说还是相对传统的小说，都不再具有饶有兴味、贯穿始终的清晰线索，情节也并非始终围绕主人公展开，即便有主人公，他们也与俄国传统长篇中的主角不同，似乎不再是作者倾注情感着力塑造的对象，而遭遇到某种扁平化处理。长篇小说主人公的“非英雄化”，既是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文学潮流对于传统长篇小说创作范式的冲击和解构之结果，但在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是生活自身的多元化、碎片化和非逻辑化等现实现象在文学中的显现和反映。但悖论的是，即便在这些情节淡化、人物扁平化的当代俄国长篇小说中，我们仍能感觉到俄国文学的某些传统特质之渗透，比如对民族历史充满反思的追溯，对社会现实不无悲悯的关注，对人及其生活既温情又超然的观照，对文学及其力量既坚定又疑虑的信仰。

值得一提的是，这五部小说的作者均与中国有着各种各样的关联。除这五部长篇外，他们还有其他作品被译成汉语，如佩列文的《恰巴耶夫与虚空》和《黄色箭头》、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的《俄罗斯美女》、乌利茨卡娅的《索涅奇卡》《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和《你忠实的舒里克》、瓦尔拉莫夫的《生》、索罗金的《暴风雪》等；乌利茨卡娅、瓦尔拉莫夫多次访华，佩列文据说也曾悄悄旅行西藏等地。更为重要的是，在佩列文和索罗金这两位最重要的后现代作家的小说中，所谓“中国题材”均占有一定分量，索罗金在《暴风雪》中写到作为“向导”的“中国医生”，在《碲钉国》中也写到“莫斯科的中国人”，而对东方宗教极感兴趣的佩列文，其长篇《恰巴耶夫和虚空》更被称为俄国文学中的第一部“禅宗佛教小说”。

在一片“作者已死”“小说已死”的哀叹声中，当代俄国的长篇小说作家们仍在积极写作，当代俄国的长篇小说仍在不断面世并产生影响；21世纪俄国长篇小说的样式和风格与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相比已显出越来越大的差异，但它们无疑仍是19世纪中后期形成的俄国长篇小说创作传统的延续和发展。望采纳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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