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比较

~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 ——王国维

众所周知，苏东坡和辛弃疾是宋朝并称的豪放派两大词人。他们豪放的作品，都有一种共同的特点，都有开阔博大的气象，雄健豪放的意兴，汹涌澎湃的奔放之势……

但是，这两位词人豪放风格还是有各自特点的，关于这点，清代词学家王国维有一句很精炼的概括：“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人间词话》）。也就是说，苏词主要表现为一种天趣独到的超逸旷达之怀，而辛词则着重表现为一种英雄豪杰、忠义愤发之气。我非常赞同王国维的评价。下面，我就结合自己的体会来谈谈这一差异。

一．东坡之词旷

诚如胡寅在《酒边词序》中所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手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苏东坡的大部分作品都充满了这样一种“逸怀浩气”。这就使得他的词表现出一种“旷味”。这种旷味在东坡词中具体表现为这样三个特点：

1. 壮阔的气象

东坡词在用语上极有气势，在造境上气象极为壮阔。“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老夫聊发少年狂”、“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江城子密州出猎》），这些语句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那奔放的气势，磅礴的气象，“大江”、“淘尽”、“千古”、“万里”、“卷”、“狂”等一些列词语就在我们眼前形成了壮阔的气象。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说：“我词何如柳七？”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一传说，从一个侧面说出了这一特点。

2.“善处穷通”之观

东坡的逸怀浩气还表现在用情的态度上具有一种豁然超解的特点，这主要是因为东坡善处穷通。东坡的善处穷通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A在人生的风吹雨打中能站稳脚跟，不被打倒的定力和持守。“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态度，恰如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之心境，这就是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一种坚定的持守。正因为有此定力和持守，他才有不为外界的风雨所动，“吟啸且徐行”的潇洒，而没有“同行皆狼狈”之况。

B．在自己的心境中留有余裕，保持了一份化悲苦为乐趣的赏玩的意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泰然，怡然，正缘于此，既然在风雨兼程中没有马，那就退而求其次罢，既然只有竹杖芒鞋，那就想想它们的优越之处吧。在这种化悲苦为乐趣的赏玩的意兴之下，还有什么可畏惧和遗憾的呢？

C东坡有一种通古今而观之的眼光。他善于把自己放到整个宇宙和历史的大背景中，把个人的荣辱、成败与整个人类历史的盛衰兴亡联系起来。这样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就使得他不太计较个人的利害，不把他的悲慨看得很重。《水调歌头中秋》在表现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及伤离感别之情之后，能从中跳脱出来，就因为这个原因。“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里，东坡已经把他个人的经历、感情放到了整个人类历史及整个宇宙中来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尽管有政治理想徒然落空的悲哀，但他并没有像李后主那样从此沉溺于悲哀，相反地却因为他的通古今而观之的历史观而化解了这种悲哀：周郎固然风流有为，可最终不也被浪淘尽了吗？只落得个“人道是”这般无所谓了，何况自己呢？这样一来，他就不再被悲慨所羁，却显得很通脱了。

这三方面使得东坡的词具有一种豁然超解的特点，如同天风海雨，飘然而来，倏然而去。俨然具有“超乎尘垢之外的”的“神仙出世之姿”（《艺概》）。

3.“寄慨无端”之笔

东坡许多写于仕宦失意、流转外地时的词，表面看来，都很潇洒飘逸，超然旷达，然而其中却时而隐现出一种失意、流转之悲。“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其中就隐含了他内心深处的入世与出世之间的矛盾悲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当年“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公瑾与壮志未酬“早生华发”的自己对比鲜明，“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中蕴含的生命短暂无常与事物永恒的对比，同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有异曲同工之妙，蕴涵于其中的悲慨是可想而知的。 “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这是心酸的笑语，其中包含了多少苍凉悲慨之意啊！比起王勃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不知要凄惨多少倍了！“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又是何其的心酸啊！这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人要受多少次挫折和打击之后才有的绝望啊！

正是因为这些，所以尽管东坡词“多幽咽怨断之音”，但是因为东坡极少直露，表现得较为婉转，因而表面看开，都很潇洒飘逸，超然旷达。

二．稼轩之词豪

稼轩词豪主要表现为四个特点：

A．稼轩词充满了家国之忧

“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表现了他极其沉痛的家国之忧。试想想，远山是何其美啊，像美人头上的玉簪螺髻，但是给词人的感受更是触目伤心，因为这大好河山现在还沦陷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词人又是对“一松一竹”、“山鸟山花”都充满爱心的人，可想而知，他对山河破碎又是怎样的痛心。“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也是如此。“可堪回首”，也就是不忍回首，回想起来，令人多么痛苦啊！忘掉吧，可“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这些惨不忍睹的情景却还历历在目。这忧国忧民之情是多么深厚，多么强烈啊！

这种强烈的家国之忧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胸襟，感受到了稼轩不同于平常人的英雄之气。

B。稼轩词洋溢着高昂的建功之志

稼轩词中高昂的建功之志，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震撼人心的鼓动力量。“想当年，金勾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可以看到词人对寄奴“气吞骄虏”雄壮气概的向往；与“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表现了词人宝刀不老的报国雄心。这两句都是结句，在章法上构成的张力无形中就又增强了渴望建功立业的思想。“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也表现了这一点。

C。稼轩词充斥着九死不悔的精神

稼轩怀着深切的家国之忧，激越的建功之志投奔南宋的，但他万没想到南渡以后的45年中，竟有20余年屡次三番地被罢居家，弃置不用！而且起用时也多是闲职！尽管如此，稼轩仍不自弃，一有起用的机会，他总会不失时机地备战备荒，为反攻收复失地做准备，处处表现出忧国忧民、有勇有谋的才干。这正和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陶渊明的“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杜甫的“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但稼轩高于屈原、陶渊明，因为屈原与陶渊明都为自己准备了一条“独善其身”的退路，屈原“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陶渊明“因植孤生松，敛翮遥来归”。稼轩与杜甫一样，“穷也兼济天下”，杜甫在自己不能安居时，心中却还想着天下寒士，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境界啊！稼轩也如此，在屡屡失意的情况下，仍不忘报国！

“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就巧妙的表现出了这一复杂的心理。前三句，似乎扫却“西北浮云”的“万里倚天长剑”已寻找无望，也就是报国无望，然而词人却又不甘就此绝望，就此罢休，所以才有后一句的挣扎、努力。另外，此首词中的“欲飞还敛”及“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或直言或借助于自然景象，也都表现了这样一种矢志不渝的抗金报国、收复失地的不死之心。“准拟佳期又误”、“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摸鱼儿更能消》），借美女的怨怀无托地写出了词人报国失志之慨，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词人“拟佳期”、“千金买相如赋”的执着。“休说鲈鱼堪脍”、“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浪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及“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也都表现了词人“九死不悔”的报国之心。

D。稼轩词较多英雄失志之悲

屡次被罢家居，闲置不用，对稼轩来说都是极其惨痛的。因而，稼轩词较多地是遏止不住的英雄失志之悲。东坡是“寄慨无端”，而稼轩却如江河汹涌澎湃。

“准拟佳期又误”、“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闲愁最苦”，多深的悲慨啊！

“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英雄失志之状跃然纸上，何等悲痛啊！“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字字滴血，催人泪下！

“壮岁旌旗拥万夫”，意气风发，真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之豪气！但是“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流年之悲在“好汉又提当年勇”的对照中，越发沉痛了。更有甚者，“不老的廉颇”却不得不“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其中的悲慨就非语言所能形容的了。真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甚至，使得他对信念似乎也产生了怀疑——“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西江月潜兴》）

这种强烈的英雄失志之悲慨，更让我们觉得他是真正的英雄。

稼轩词中“家国之忧”、“建功之志”、“九死不悔的精神”和“英雄失志之悲”，使得稼轩词字里行间都透出英雄豪杰之气。

综上所说，东坡和稼轩的豪放风格确实存在着“旷”与“豪”的差别。

两大词人有这样的风格差别，与他们的家庭、生活阅历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

东坡出身于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早有文名，母亲能教他读《汉书》。幼年时，听母亲读讲《后汉书范谤传》的时候，向母亲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轼若为谤，母许之否乎？”这说明他已经有了忠义愤发、欲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怀抱，所以他才有为范谤杀身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品德节义所打动的问话。这种怀抱使得他在日后的宦海浮沉中，始终不盲从，不苟且，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志意，坚信“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始终把个人的得失、利害放在次要位置，从不沉溺于个人的悲哀之中。

而稼轩生长于一个忠义奋发的家庭之中。他的祖父具有强烈的民族观念，因南渡时未能脱身而仕于金，但他对民族耻辱却耿耿不忘。他经常带着稼轩等晚辈去观察地形，指划山河，鼓励稼轩等人寻找机会起义抗金。因而，少年时代的稼轩就有了忠义之心和建功之志。

据《宋史》的传记记载，苏轼幼年曾与僧人交往密切，受佛家思想影响很深。他长大后也仍然喜欢结交僧人，与佛印的交往就是一例。他读了《庄子》后，为之所动，曾说：“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这尽管是说他在写作上深受《庄子》的启迪，但老庄用以应付外物之变的“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的静而达，超旷而逍遥的精神持守，能不对东坡产生深刻的影响吗？另外，东坡生来就具有极强的、摄取各种事物的要义道理的能力。凡“闻古今成败”，都能“语其要”。这些生活阅历，促成了东坡通古今之变而观之的历史观和融天地、宇宙于一身的宇宙观，也就使得他始终能在艰险有换的境况中安然自处，始终能保持拿得起放得下的豁达从容。

而稼轩在投奔南宋之前，是他一生中最为踌躇满志的时候。他投奔南宋之后，却屡屡失意，这对一个英雄来说，是十分残酷的。因而，使得他的词充满了英雄失志之悲。

东坡生活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当时尽管有一些内外危机，但是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反映的社会内容，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就较为平和，所以东坡的作品极少表现出家国之忧，而多表现个人的人生感悟和情绪，这就使得他的词显得较闲逸、静达。

稼轩生于宋高宗绍兴十年，他出生时，他的家乡山东历城已沦陷于金人之手十几年了。作为一个自幼就有忠义之心和建功之志的热血男儿，天天看着家乡的骨肉同胞在异族占领者的统治下遭受煎熬，是无比惨痛的。这就使得他的词充满了浓厚而强烈的家国之忧。

可以这么说，不同的生活历练，造就了“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的不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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