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简要介绍，经书与经学的历史沿革

请描述中国经学由六经到十三经的演变过程及原因~

儒学最初的课程有四门功课，是儒生的必修课，它们是诗、书、礼、乐，时称为四术，约相当于今天的文学课、古代史课、政治课及音乐课。后来增设了易和春秋，相当于当时的哲学课和近代史课，这已经是孔子晚年的时期了，后人称之为“六艺”，也叫《六经》。
其中因为古代没发明乐谱而致使乐经在战争中失传，到汉朝时只剩下了其他五经，汉文帝时开始设立各经学博士至武帝时代完成系统学府，《五经》之说至此流传至今。
所谓国学中儒学的十三经一说，则是在唐朝的科举发明以后，前面提到的礼分三礼，春秋分三传，分开计算则是九经，唐太学里作为标准的经文由前九经再加＜孝经＞、＜论语＞、＜尔雅＞，最后到宋朝时崇文抑武又把孟子列入经书，共十三种，以后再没增加，但十三经名字的由来更晚，大致在明朝汇刻＜十三经注疏＞和＜十三经古注＞才正式有了现在通用的《十三经》之说。

　　儒家思想是西周以来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经孔子删订六经，聚徒讲学，不仅造成了整套的思想体系，而且培养了大批儒学传播者。孔子死后，儒家地位继续上升。战国时儒墨并称显学，但儒家比墨家更占优势。秦始皇焚民间藏书，坑孟派儒生，只许士人学秦朝的法律制度，以吏为师。皇帝宫中却藏有大量图书，朝廷上仍有博士官和儒生（如张苍、叔孙通、伏胜等）或传经或议论政事。秦始皇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结果恰相反，儒生参加农民起义，成为推倒秦统治的一个力量。西汉前期，朝廷与诸王国并立，各学派士人（墨家已亡）游诸王国求禄，助国王反抗朝廷。汉景帝灭七国后，全国政治统一了，汉武帝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学术统一。
　　前一四○年，汉武帝即位。他即位后首先举行的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全国文士，亲自出题考试，并且亲自阅卷，选取《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公孙弘为首列，非儒学的诸子百家一概被罢斥，儒学从此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长于奉迎，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前一二四年，擢升他做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以前，做丞相的人常是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行时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汉武帝特别提倡《春秋公羊》学，这是因为《春秋》经是孔子正名分（诛乱臣贼子）的著作，是封建专制主义具体应用在政治上的典型，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完整表现，其他经书都不象《春秋》那样适用。还有一个特点是《春秋》经文字极其简单隐晦，便于学者在最大限度内加以穿凿和引申。汉武帝选中《公羊春秋》，在政治需要上是完全切合的。适应这个需要，制成整套《公羊》学说的大师，就是被西汉儒生称为“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的董仲舒。
　　西汉前期，朝廷也立儒经博士，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但指导政治的却还是黄老刑名之学。儒生与黄老刑名学者，经常发生争论，例如汉景帝时，《诗》博士辕固与道家黄生辩汤武革命。辕固据经义，说汤武诛桀纣，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义行为。黄生引道家说，破帽子还得戴在头上，新鞋子终究穿在脚下，认为汤武虽是圣人，到底不该放桀、弑纣。汉景帝下判断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不要学者再争论汤武革命的是非，也就是不赞成汤武革命。辕固又与道家窦太后辩两家高低。窦太后发怒，令辕固和野猪搏斗，幸得汉景帝给他一把好刀，没有被野猪咬死。这种学派间的斗争，显然阻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统一，也就减少了上层建筑的作用。董仲舒对西汉统一事业的贡献，就在于他把战国以来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孔子名义下、在《春秋公羊》学名义下统一起来。经董仲舒这个巨大的加工，向来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一变而成为“霸（黄老刑名）王（儒）道杂之”，合于汉家制度的儒学了。
　　董仲舒的哲学基本上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他认为任何一个事或物，一定是相反的事或物合成的。例如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前必有后，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这叫做“凡物必有合”。合的两方面性质不相同，这叫做“合各有阴阳”。阴阳数量可以相等，性质却有一定，阳性尊、阴性卑，这叫做“同度而不同意”。君、父、夫是阳（三纲），臣、子、妻是阴，阴不得独立行事，只能从阳行事，事成不得分功。这叫做“阳兼于阴，阴兼（被兼）于阳”。阴阳不得同时并起，一定要有先后，阳总在先，阴总在后，阳是主体，阴是附属，这叫做“一而不二”。阴阳二物，按一定的时候互相交替，一个起来，一个下去，一个增多，一个减少。起来了的到时候要下去，下去了的到时候又起来；多了的不能多到过度，少了的不能少到绝灭，终而复始，循环不止，这叫做“常一而不灭”。做事不论大小难易，违反天道（一而不二）一定无成，比如目不能两看，耳不能两听，手不能一手画方一手画圆，不一就要生患（心有二中），这叫做“君子贱二而贵一”。天地的精气合起来成一，分开来成阴阳，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时，配到东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木（东）火（南）土（中）金（西）水（北）顺次叫做“五行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逆次叫做“五行相胜”（如水胜火，金胜木）。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人受天命而生，同天一样，也有阴阳五行。人是天之副，与天合而为一，这叫做“人副天”。董仲舒哲学的结论是“道（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道），天不变，道亦不变”；“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易经》的阴阳学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融合成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这样，把儒家与阴阳五行家统一起来了。《易经》阴阳学说明阴阳的基本观点是仁与义（“天地之大德曰生……禁民为非曰义”），童仲舒说阳是天之德，阴是天之刑，刑主杀，德主生，天亲阳而疏阴，重德而不重刑。这样，把儒家的仁义与黄老刑名之学统一起来了。董仲舒说天不是为王生民，而是为民立王，能利民的王，天要让他做下去，害民的王，天要夺去他的王位。有道伐无道，是天理也是人理。这样，把儒家汤武革命、天命靡常的学说与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统一起来了。墨学的本旨在于利民，董仲舒说，天使人有义和利两种生活，利（物质）养人的身体，义养人的精神，缺一不可，而义重于利。这样，把儒家与墨家统一起来了，儒家孟子学派说性善，荀子学派说性恶，董仲舒说天有阴与阳，人有性与情（情欲），性有为善的端绪，但必待教诲而后成为善。这样，把孟荀两派统一起来了。董仲舒的哲学观点是循环的不是发展的，是调和的不是斗争的，有唯物论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唯心论；有辩证法的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学。董仲舒的统一论是各家学说的融合体，正是最适合于西汉政治上需要的一种哲学。
　　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一）大一统——董仲舒说：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请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
　　（二）更化——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汉律大体沿袭秦律，路温舒《尚德缓刑书》里说，“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董仲舒主张更化，就是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他认为限田是更化（改制）的关键所在。他说，秦行商鞅法，准许民间卖买田地，富家田联成一大片，贫民连放个锥子的地方也没有。耕种富家田，要纳税十分之五，穷得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汉朝继承秦法，一切不变。富人贵人凭借势力，与庶民争利，庶民怎能抵得住他们！于是富贵人家，奴婢多得很，牛羊多得很，田宅多得很，产业多得很，积蓄多得很，但是依然贪多无厌，一味压榨求利。庶民天天遭剥削，月月见紧缩，从小穷变成大穷。富贵人家奢侈淫佚，贫苦人家穷急愁苦，这实在是更化的时候了。董仲舒建议限田，不许豪富占田过限；释放奴婢，禁止擅杀奴婢；减轻赋税，节省徭役，让庶民的负担略为宽舒些。董仲舒这个对农民充满同情心的正义性建议，后来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但专禁商贾占田，没收他们的田宅和奴婢，不是董仲舒普遍限田的原意。
　　（三）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汉武帝曾召集各种占卜家，问某月某日可不可以娶妻？五行家说可，堪舆家说不可，建除家说不吉，丛辰家说大凶，历家说小凶，天人家说小吉，太一家说大吉。辩论纷纭，不得解决。汉武帝判断说，一切宜忌，以五行家为主。五行家得汉武帝的尊信，成为日常生活的指导者，儒家和它合流，是很自然的。《春秋》经记录天变灾异，原来并不含什么迷信的意义。陆贾在汉高帝时作《新语》，说“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度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虫灾生于地”。足见战国儒者，已开始推灾异。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这在董仲舒学说里，是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部分，儒学蒙上浓厚的迷信色彩，几乎起着宗教的作用了。但是，这个迷信部分，俗儒可以用来对朝廷奉迎取宠，正直的儒生也可以用来进行谏诤，因为在专制政治的朝廷上，臣下议论朝政，是一种冒险的行为。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变灾异来附会经义，以此为论据，对称为天的儿子的皇帝表示异议，多少起些减轻危险性的作用（当然，天子也利用天变灾异来斥逐大臣）。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借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四）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西汉初萧何定法律凡九章，到汉武帝时，律和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死罪律四百零九条，凡一千八百八十二目，又有死罪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法令烦多，连掌管法令的官吏也不能全部看完。官吏按罪人贿赂的有无，任意引用一条法令作根据，判轻罪为死罪，或判死罪为轻罪。董仲舒断疑狱二百三十二件，大体上从轻判决，救活了许多人命。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孔子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它的特点是（一）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二）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来。董仲舒生在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
　　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首先变朴学为西汉经学的大师，了解了他的学说，也就了解了西汉今文经学的本质。下面叙述的今文经学的盛况，也就是这种本质的盛况。
　　汉武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来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某一经的大师，如果能象董仲舒那样，把本经阴阳五行化，并得到朝廷的尊信立为博士，这个大师的经说，便成为师法。弟子们按照师法讲经，叫做守家法。自汉武帝至西汉灭亡，百余年间，经学极盛，大师前后多至千余人，有些经书的解释增加到一百余万字。例如《书经》大师秦延君，用十多万字解释《尧典》两个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个字。一个士人从幼年开始学一经，往往到头白了才学会说经。这样又苦又难的经学，太学里却经常聚会着成千成万的学生，甘愿受苦受难从大师受学，因为士人求利禄，只有经学是一条主要的道路。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因此叫做今（汉）文（字）经。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是一种迷信的、烦琐的、穿凿附会很少有学术价值的学问。朝廷指定它作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们戴着空虚昏暗的头脑，在利禄的道路上一辈又一辈地追求下去。
　　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
　　用篆文（战国时文字及秦小篆）写的经书叫做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做古文经学。它的特点是（一）保持朴学的传统，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与烦琐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二）迷信成分极少或排斥迷信，与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三）少数儒生私家自相传授，在政治上主张复古，与迎合世务的博士学——今文经学趋向不同。还有一个特点是两种经学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进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经学在反对迷信这一点上，比起今文经学来，到底还是进步一些，东汉王充、南朝范缜的学说就是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王莽要夺取西汉政权，政治上收揽统治阶级各部分势力，经学上也对古文经学让步，在太学里立《左氏春秋》、《毛诗》、《周礼》、《古文尚书》四个古文经学博士。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经学从私学上升为官学，与古文经学的提倡者刘歆进行了剧烈的宗派斗争。刘歆凭借政治力量，暂时压倒今文博士。东汉光武帝取消古文博士，古文又成为私学。东汉时期，私学在士人间盛行，产生不少著名的大师，经学上成绩远超过官学，但总是得不到官学的地位。官私两学的不断冲突，正反映出东汉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冲突。
　　任何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总是由两个主要的敌对阶级构成的，总是依照对立统一的法则而存在并发展的。两大敌对阶级在相互关系上，如果说，只有一个斗争性，或者说，只有一个同一性，那末，这个社会就根本不会存在。自然，斗争是绝对的，但阶级斗争不管怎样尖锐，并不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因为总还有同一的一面，其间保持着不可割断的经济等联系。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儒墨道三大学派的政治思想。道家和法家所谓黄老刑名之学只看对立面，对人民进行绝对的压迫。这种学说到秦二世行督责时达到了顶点，秦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墨家只看统一面，放弃斗争性，劝告两大敌对阶级在同一性上实行尚同兼爱。这种学说自然只是一些天真的幻想。儒家与道墨不同，它主张用礼来节制对人民的剥削，借以和缓阶级间的斗争性；主张仁民爱物、尚德缓刑，借以扩大阶级间的同一性。儒家学说比起道墨两家来，较为接近对立统一的法则，也就是较为接近社会的实际，因之它成为汉以后长期封建社会的政治指导思想，没有一个学派或宗教能夺取它的正统地位。
　　当然，儒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在同一性上即共同利害上，忠实于儒家学说的儒者，常为人民发出诉疾苦、申冤抑的言论，也常为人民做出去祸害、救灾难的事迹，甚至不惜破家杀身对君主犯颜直谏，要求改善政治。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们懂得“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意义，为爱邦而爱及邦本，也就真诚地成为人民的同情者和代言者。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反对残暴政治）的言论和事迹，很大一部分是与儒家学说有关的。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极重伦理道德，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美德的阐发，虽然无不打上统治阶级的烙印，但某些精到处也往往与人民的伦理道德有其同一性。排除它的封建毒素，打破它的阶级局限，批判地吸收它的精华，可以大大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清理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继承并发扬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主要应从研究儒家学说入手。
　　孔子首创儒学。儒学最根本的政治思想是德治（王道）。能行德治的人才能受天命为天子。天与民同心，天命是民心的反映。国君失民心就失天命而败亡，得民心就受天命而兴起。受天命者代替失天命者，最理想的方式是尧舜禅让，其次是汤武革命。这些根本观点，与道家、法家的主张法治（霸道）、反对革命是对立的。孟子发挥孔子的德治思想，最为透彻，西汉以下的儒学，基本上是孟子学说的衍变。
　　秦行法家政治，正统派儒学持异议，最后遭到焚书坑儒的惨祸。西汉前期，朝廷并用儒学和黄老刑名之学，但黄老刑名之学仍处优势。西汉中期，儒学经董仲舒改革，成为合时宜的学说，形式上取得优势，但黄老刑名之学仍保持原有的重要地位。西汉后期，儒学取得确实优势，完成了排斥黄老刑名之学的愿望，但所谓德治，无非是朝廷纵容官吏及豪强作恶，刑罚不加，纲纪废弛，人民受尽贪暴政治的祸害，西汉也就灭亡了。
　　忠实于儒家学说的一些儒者，对着三个时期的政治，曾发出不少反对的议论。叙述西汉儒学，应该看到多数阿世取容的章句小儒，也应该看到少数同情人民的正统儒者。下面列举几条，略见正统儒者的代表性言论。
　　贾谊《新书·大政篇》说：人君“知恶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予（给予）有德，天有常灾，必予夺民时（使民失农时者）。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轻视）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董仲舒创阴阳五行化的儒学，借天道说人事。他在对策里说，“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强勉（人君改过为善）而已矣”。董仲舒所讲天人之际，本意在利用天变灾异来进行谏诤，剥去迷信部分，实质上仍是孔孟的仁义学说。
　　汉昭帝时，泰山等地发生怪异事。眭弘上书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眭弘以为汉运已经终了，要求朝廷访求天下贤人，“禅以帝位”，“以承顺天命”。朝廷加眭弘“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杀眭弘。董仲舒遵守有德代失德的训条，眭弘为这个训条遭杀身之祸，足见他们是忠实于自己的学说的。
　　汉宣帝重用治狱之吏，盖宽饶上书，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他暗示汉宣帝应让位给贤者。朝廷说他自己想做皇帝，“大逆不道”。盖宽饶自杀。
　　汉元帝用儒生为政，朝纲不振。贡禹上书说：“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合）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
　　谷永在汉成帝时上书说：“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去无道，开（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夫去恶夺弱，迁命贤圣（去恶弱的旧君，改立贤圣为新君），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
　　鲍宣在汉哀帝时上书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此非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天子，下为黎庶（民）父母，为天牧养元元（民），视之（官与民）当如一……今贫民菜食不厌（饱），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所归命乎！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私用官爵），官非其人（私用小人），而望天悦民服，岂不难哉！……天人同心，人心悦则天意解矣”。
　　上列诸儒言论，自董仲舒以下，无不附会天变灾异来反对暴政，要求德治。他们拥护封建统治，但希望有德代失德，并不拥护一姓常存。他们同情人民疾苦，但着重在劝告朝廷，并不同情农民起义。所以儒学始终是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同情人民是有限度的，拥护封建统治则是绝对的。

　　古文经学

　　经学学派之一。与“今文经学”相对。始自汉代。古文诸经用战国时六国文字写成。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有不同。古文诸经出于孔壁或藏于密府。西汉末，刘歆校理秘籍，发现古文经传。他曾请求建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春秋左氏传》博士，遭博士诸儒反对。古文经传汉代不立学官，只在王莽当政是一度立博士。古文经传重通小学，明古训，因古文经学流传民间，一般把经传当作历史研究，与汉代的政治、现实问题联系不多。古文经学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认为孔子主张从周复礼而不像今文经学者所说的主张变革，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史学家，六经皆古代史籍。汉代学者扬雄、桓谭、王充等均倾向于古文经学。东汉以来，古文经学日渐抬头，出现了贾逵、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家。清代，乾嘉学者治经追踪郑玄、许慎，精通小学，详究名物故训，考订典礼制度，号为"汉学"。近世如章丙麟、刘师培均属于古文经学一派。

　　今文经学

　　经学学派之一。与“古文经学”相对。始自西汉初。今文诸经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汉武帝采纳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罢黜诸子百家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定儒于一尊，今文经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盛极一时。今文诸经在汉代均置博士，势力很大。今文经学中又支分派别，东汉的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鲁、齐、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有严、颜二家。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结合现实阐发经书中微言大义，如汉代的今文经学往往为当时政治、经济、法律作论证。汉以后日益衰微。18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等探讨西汉今文经学，其后魏源、龚自珍以经术讥切时政，有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清末廖平、皮锡瑞、康有为等大力提倡今文经学，并为戊戌变法作舆论准备。今文经学以孔子为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为“受命”"素王"，主张"托古改制"，认为六经皆孔子制作。其特点是注重“微言大义”，结合现实阐发经义，具有较丰富的哲学、政治思想，其不足是附会经义，甚至神化孔子和经学。

　　儒墨显学

　　指先秦时期以孔子和墨子为代表的儒墨两家著名而有极大的影响的学派。《韩非子.显学》：“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这两个学派在如何对待传统的宗法制度和礼乐文化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墨家主张“兼以易别”，即以平等的无差别的兼爱去取代墨家所倡导的区分亲疏厚薄的亲亲之爱。孟子批评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认为如果按照墨家的主张去做，势必从根本上否定父子关系。墨家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糜费财务、厚葬久丧、繁饰礼乐的习俗。荀子批评说：“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认为墨子只看到功利的一面而不懂得文化的作用，只片面强调社会的均等齐一而抹杀了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儒墨两家是先秦最早形成的两个学派，他们的争论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影响极为深远。汉武帝以后，儒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墨家作为一个学派逐渐消失无闻。

　　思孟学派

　　指以子思与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孟子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二人确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但思想上如何一脉相承从而共同形成为一个学派，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根据《荀子·非十二子》的说法，“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认为思孟学派的思想核心为五行说。有的根据宋儒的说法，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其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等观点，为孟子所继承，发展为一种以道德修养为中心的心性之学。此外，有些学者则根据史料考辨，认为荀子所说的五行难以确指，《中庸》与《孟子》书中并无五行思想，加上《中庸》是否为子思所作，疑难多而论据少，从而断言先秦不存在有所谓思孟学派。

　　孙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荀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其著述后世名为《荀子》。荀子继承孔子治学传统，善为《易》、《诗》、《礼》、《春秋》，批判地总结了在他以前的诸子各派学说，特别提出了孟子的性善、王道之“蔽”，首创“人之性恶，其善者伪”的性恶论和“明于天下之分”的朴素唯物论，倡言礼法兼治、王霸并用，义利兼顾之说。这同思孟学派迥然异趣，和被奉为儒家正宗的孔孟之道亦格格不入；但荀子其人其学及其学生李斯、韩非均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孟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主要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政治思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并以人性本善的“四端”说和“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的天人合一论，为仁政学说提供论证，从而把孔子思想发展到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唐代韩愈把孟子看作孔子儒家“道统”的真正继承者；北宋时，《孟子》一书上升为经，被列为《九经》，南宋朱熹把《孟子》与《论语》、《中庸》、《大学》合并称为《四书》，从而确立了《孟子》的经典地位。近有学者认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颜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颜回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这一学派虽未有典籍存世，但从《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的有关颜回的记载，可见其概。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被孔子及后世列为“四科”中的“德行”第一、七十二贤之首，尊为“复圣”。颜回谦恭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间被困于野，粮绝七日，弟子饥馁皆病，“不得行”，而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当子路等对此一时产生怀疑时，只有颜回能以理解，认为“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有国者之丑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赞其德行与学问，引为自己唯一的同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据此可以推知，颜回及其学派最主要的特点是，安贫乐道，特别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他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得到孔子“其心三月不违仁”的肯定，而他却始终以“无伐善，无施劳”（不夸耀自己）为平生志愿（《公治长》）。这种道德精神，便成为尔后宋明理学家所追求的“孔颜乐处”。

　　子思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之孙子思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现存《礼记》中的《中庸》，郑云注：“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礼记正义》卷五十二《中庸》据此，子思毕生主要继承、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家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作为世界的本源，认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他被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其思想被孟子进一步发展，《荀子·非十二子》称“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儒受而传之”，表明“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两派实属一系，后世称为“思孟学派”。对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子张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子张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子张是孔子门下最著名学生之一。据《论语》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张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间困”；他秉性虽孤僻偏激（“师也辟”），但为人宽容大度，勤学好问，经常同孔子讨论问题，向孔子“问干禄”、“问行”、"问仁"、"问政"、“问明”、“问十世可知”、“问善人之道”、“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问何如斯可以从政”。孔子死后，便成为儒家八派之一。子张之儒在道德伦理方面，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提倡“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的理想人格。《荀子·非十二子》严厉批评子张之儒为“贱儒”，但未列出其根据。近人郭沫若从子张与孔子问对的资料中得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不过从时间上看来，墨子应比子张迟，应说“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见《儒家八派的批评》）。

　　乐正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乐正氏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述孔子后“儒学为八”中列入“乐正氏之儒”，但这一学派无可考。一说乐正氏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当属思孟一系（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一说乐正氏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当属传曾子学一系（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仲良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仲良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中列入“仲良氏之儒”，但这一学派无可考。一说为《孟子·滕文公上》所载陈良一派：“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一说为汉代人辑《小戴礼记·檀弓上》所载仲梁子一派：“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又《毛诗传》引有仲梁子语，认为仲梁子亦传《诗》，而《毛诗》源自子夏，所以这一学派乃兼有曾子、子夏二家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漆雕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漆雕开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这一学派未有典籍存世，仅从史书有关漆雕开的记载，可见其概。《韩非子·显学》把“漆雕氏之儒”列入儒家八派之一，称：“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藏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论衡·本性》记载：“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依此，近人研究认为：（1）漆雕开不愿做官，任侠好勇，属孔门任侠一派。（2）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论。（3）宓子贱、世硕、公孙尼子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他们同漆雕开均有著作录于《汉志》“儒家”类中，可惜皆失传。《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漆雕氏之儒”（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学甄微·漆雕之儒考》）。

　　战国时期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荀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其著述后世名为《荀子》。荀子继承孔子治学传统，善为《易》、《诗》、《礼》、《春秋》，批判地总结了在他以前的诸子各派学说，特别提出了孟子的性善、王道之“蔽”，首创“人之性恶，其善者伪”的性恶论和“明于天下之分”的朴素唯物论，倡言礼法兼治、王霸并用，义利兼顾之说。这同思孟学派迥然异趣，和被奉为儒家正宗的孔孟之道亦格格不入；但荀子其人其学及其学生李斯、韩非均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孟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主要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仁政”、“王道”的政治思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并以人性本善的“四端”说和“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的天人合一论，为仁政学说提供论证，从而把孔子思想发展到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唐代韩愈把孟子看作孔子儒家“道统”的真正继承者；北宋时，《孟子》一书上升为经，被列为《九经》，南宋朱熹把《孟子》与《论语》、《中庸》、《大学》合并称为《四书》，从而确立了《孟子》的经典地位。近有学者认为，“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应该只是一系（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颜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颜回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这一学派虽未有典籍存世，但从《论语》和《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的有关颜回的记载，可见其概。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被孔子及后世列为“四科”中的“德行”第一、七十二贤之首，尊为“复圣”。颜回谦恭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论语·雍也》）。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间被困于野，粮绝七日，弟子饥馁皆病，“不得行”，而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衰”，当子路等对此一时产生怀疑时，只有颜回能以理解，认为“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是有国者之丑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赞其德行与学问，引为自己唯一的同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据此可以推知，颜回及其学派最主要的特点是，安贫乐道，特别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他贫居陋巷，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得到孔子“其心三月不违仁”的肯定，而他却始终以“无伐善，无施劳”（不夸耀自己）为平生志愿（《公治长》）。这种道德精神，便成为尔后宋明理学家所追求的“孔颜乐处”。

　　子思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之孙子思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子思》二十三篇"，已佚。现存《礼记》中的《中庸》，郑云注：“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礼记正义》卷五十二《中庸》据此，子思毕生主要继承、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家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作为世界的本源，认为“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他被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其思想被孟子进一步发展，《荀子·非十二子》称“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儒受而传之”，表明“子思之儒”与“孟氏之儒”两派实属一系，后世称为“思孟学派”。对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子张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子张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子张是孔子门下最著名学生之一。据《论语》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张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间困”；他秉性虽孤僻偏激（“师也辟”），但为人宽容大度，勤学好问，经常同孔子讨论问题，向孔子“问干禄”、“问行”、"问仁"、"问政"、“问明”、“问十世可知”、“问善人之道”、“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问何如斯可以从政”。孔子死后，便成为儒家八派之一。子张之儒在道德伦理方面，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提倡“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的理想人格。《荀子·非十二子》严厉批评子张之儒为“贱儒”，但未列出其根据。近人郭沫若从子张与孔子问对的资料中得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不过从时间上看来，墨子应比子张迟，应说“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见《儒家八派的批评》）。

　　乐正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乐正氏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述孔子后“儒学为八”中列入“乐正氏之儒”，但这一学派无可考。一说乐正氏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当属思孟一系（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一说乐正氏指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当属传曾子学一系（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仲良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仲良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中列入“仲良氏之儒”，但这一学派无可考。一说为《孟子·滕文公上》所载陈良一派：“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一说为汉代人辑《小戴礼记·檀弓上》所载仲梁子一派：“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又《毛诗传》引有仲梁子语，认为仲梁子亦传《诗》，而《毛诗》源自子夏，所以这一学派乃兼有曾子、子夏二家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漆雕氏之儒

　　战国时期以孔子弟子漆雕开为代表的儒家八派之一。这一学派未有典籍存世，仅从史书有关漆雕开的记载，可见其概。《韩非子·显学》把“漆雕氏之儒”列入儒家八派之一，称：“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藏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论衡·本性》记载：“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依此，近人研究认为：（1）漆雕开不愿做官，任侠好勇，属孔门任侠一派。（2）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论。（3）宓子贱、世硕、公孙尼子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他们同漆雕开均有著作录于《汉志》“儒家”类中，可惜皆失传。《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漆雕氏之儒”（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学甄微·漆雕之儒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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