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渊明赏菊作诗、隐居遁世的文章

关于陶渊明赏菊作诗、隐居遁世的文章~

一、写李清照的
乍暖还寒的时候，凭着史册上残存的注释，我把你读成西风中一株黄花的模样，你的客船远航千年，却早已消失在碧空的尽头，迟到的我，手捏一张过期的船票，在摆渡的口岸守望。今夜，南北少年飞扬的心灵暂离多愁的躯壳而跨越历史的天海云波。
在秋水会睁的花季，你着紫衫蓝裙，在紫丁花前荡秋千，正香汗淋漓呢!风流倜傥的赵公子摇扇而来，于是，天上的朝霞立即把你的香腮染成娇艳的桃红。你“心如惊鹿，含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桃嗅”。
请原谅我偷看了你上锁的心事，但后人已确实领略了你当时心跳的感觉。在你哀愁的一生中，少许的欢乐只是悠长悲歌主曲中的一个小小的音符。仔细回味你后半生最好的慰藉，你本过着踏雪寻梅、采茶自煎的宁静生活，自从金人挥师南下之后。离人便如哀鸿四散。从此，你浅浅低吟的只是些伤心的句子。在溪亭日暮惊起一滩鸥鹭的那些兴致便成为美好的回忆。
数点笛声，把你梅心惊破，浓愁吹动，萧萧疏雨，又催下你千行热泪。赵郎人去楼空，肝肠寸断与天下谁同？你恨天恨地，茫茫天地，谁是知己?生生死死与谁相依？旧时的天空，你着旧罗衫，只有一腔情怀大异于旧时呵!
楚楚可怜的你学会了饮酒，完全是为了消解千古忧愁。但你却忽略了借酒消愁愁更愁。在梧桐更兼细雨的黄昏，点点滴滴反衬出你的孤寂。这心情，三杯两盏淡酒又有何用？！孤灯相伴直到夜已深深。香炉里，香料早已燃尽，一屋子静悄悄，空荡荡。惟有楼前流水淙淙声响，念你终日凝眸，但在凝眸处又添了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新愁。
一剪梅花，绽放在阴晦的冬季。北燕南飞之后，月满西楼。山花开败了，随无情水东流。你轻解罗衫独上兰舟，用哀怨的眼睛仰望，云中谁寄来一页锦书?可望断肝肠也总是一春鱼雁，无消息，愁绪才下眉头又堆上心头。泪水洗掉了脂粉。你缓缓走过小重山，千万遍地唱蝶恋花，“易安，时空横阻，我半方揩泪的素绢无法寄达，空留你夜雨剪刀花！！”
你三面临水的住所竹墙瓦顶，又是秋色又是寂寞的时令，庭院萧条更兼斜风细雨。种种天气令你烦恼，天黑盼天亮，天亮盼天黑，只有你才知道夜有多长。用破一身心所成的诗赋，皆因万千征鸿尽而独自收藏。你更加憔悴了，青丝冷霜，怕在夜间出，只躲在帘儿底下，倾听他人的欢声笑语。
曾记否?早年元宵佳节，正是融和天气。中州盛日，你闺门外停放着香车一样的热闹。如今这样凄凉，影悄悄月依依，人在何处?永夜恹恹难忘可。一个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怎的不凄凄惨惨戚戚!
千年以后，海棠花依旧开得绿肥红瘦，只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拾起人间你留下的唱词，我感动得欲雨泪先流了。而今天，我虽然把你读成凄苦的模样，但我又怎么能诠释你那颗饱浸血泪、千疮百孔的心!守望地等待你，必会让岁月的风霜染黑发。而悲欢离合所造成的伤口，飞针的巧手又怎能缝合?但我仍甘愿化作一只啼泣的高原鸟，飞落于你雕花的窗台上，聆听你让人低吟让人感动的诗词，苦苦盼守你摇摆不定的归期！
二、写林黛玉的
该死的林黛玉
——误入大观园之我见“黛玉之死”
我爱《红楼梦》，痴狂邻人闻。十岁入园去，一梦到如今。
曹公花十年时间为我们做了一场《红楼梦》，我用等量的时间啃下了《石头记》。十年时光，恍然若梦，弹指即逝。只是紧抱着《红楼梦》的我抱出了些须心得，没见过名家大言，更没见过“脂批”，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心得是正是误。大家权且当“贾语”、“误解”来看罢。
误入大观园，误读《红楼梦》……
啃了十年的《石头》是一百二十回的曹高合著本。前八十回的曹公原著其妙自不必多言，且说这高氏续本。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就艺术手法还是前后衔接而言，高氏续本最精华的部分应是“黛玉之死”——如曹公所写的“元春省亲”前的“秦钟之死”，如省亲中的合家泣涕——以喜衬悲到了极至。特别是在宝玉成婚的那一刻，在合家喜庆中，黛玉留下的那句未完的话：“宝玉，宝玉，你好——”这“好”字的后面是什么呢？是“好好过”？是“好狠”？是“好自为之”？乍一看，都是；细一想，又都不是。想来，此刻的黛玉对宝玉该是又恨又爱的。恨他，是今日的糊涂、是今日的背叛；爱他，是素日的情分终不能相忘。高鹗的一个未完的“好”字恰到好处地表现出黛玉临死时的复杂情感，也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每读到此处，我更深刻觉得：
林黛玉该死！
宝玉、宝钗二人天赐的“金玉良缘”理应美满，只叹多出了一株绛珠草来搅和。来搅和还不算，竟拉着老太太一起搅。请看六十六回的开头，兴儿（贾琏小厮）给尤氏姊妹介绍贾府中的一段话：“只是他（指宝玉）已有了，只未露形。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口，那是再无不准的了，”看看，贾母的意思明显到连一个寻常家人都看得出来！
就算家人的话不大可信，那么凤姐呢？凤姐可是荣、宁两府里第一机灵人，把贾母的心摸了个透亮。凤姐也不只一次地“明示”了贾母的意思。二十五回中间，他们姐弟中邪前，凤姐在宝玉房里同黛玉开玩笑：“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又指着宝玉说：“你瞧瞧，人物儿、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点还玷辱了谁呢？”不只这个，五十无回里，凤姐和平儿估算园里人的终身大事的花费时，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宝玉和林妹妹他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钱，老太太自有梯己拿出来。”
再者，从私人感情出发，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贾母岂有不偏爱之理？有好的，自然要留给她。宝玉是贾母的孙子，二者结合，亲上加亲的好处自不必述，旁的好处也不少。一者两人自幼感情深厚与别个不同，结了亲，往后的日子自是更加和睦。二者，黛玉自幼失孤，倘使嫁去别家，贾母百年后，恐给别人欺负了去。嫁与宝玉就不同了，又是娘家又是婆家的，谁敢欺负“宝二奶奶”？贾母百年之后，见了贾敏，也可以让贾敏安心。三者，这林黛玉的容貌、才情更是一绝，大处的为人做人也上配人疼的。总此三者，贾母字上愿意黛玉嫁宝玉的。
但是，曹公不想黛玉嫁宝玉。三十六回“绣鸳鸯梦兆绛芸轩”里，曹公让宝钗而不是黛玉绣鸳鸯，就直截了当地告诉读者，他要让宝钗嫁宝玉。林黛玉不死，宝钗怎么嫁宝玉？
林黛玉该死！
《红楼梦》看了这么久，越看越觉得宝玉身边的丫鬟里有一位“林妹妹”——晴雯。七十四回里王夫人描述晴雯时就说了：“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而且，放眼大观园，胆敢与宝二爷弄性子的，也只有黛玉、晴雯了，象“绞穗”、“撕扇”一类的事，也只有她们会做的。再来，宝玉干的一系列“坏事”（如：读《西厢》，写大字哄骗贾政，甚至是最后抄检大观园的幌子——宝玉夜遇黑影，贾母要查赌）都有她们的身影。晴雯死后，宝玉还为她做了一篇《芙蓉女儿诔》。大家细想想，怡红院夜宴上，是谁拈到了芙蓉签？不是林黛玉，却是哪个？
晴雯这位丫鬟群里的林妹妹结局如何？也只能“俏丫鬟抱屈夭风流”。晴雯都死了，林黛玉自然也留不了多久。
林黛玉该死！
四十九回的中间偏后部分，林黛玉对宝玉说的两句话更显得她大限将至——“近来我只觉心酸，眼泪却象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只管酸痛，眼泪却不多。”绛珠草是来报答神瑛侍者的浇灌之恩的，是来“还泪”的！“泪”已尽，该回太虚幻境了……
林黛玉该死！
林黛玉孤高，林黛玉娇弱，林带鱼乖僻，在贾府的庇护下，尚且过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日子，贾府败落后，林姑娘又该何去何从？我想，以曹公对黛玉的爱惜，必定不会让她沦落到被作践成“蒲柳”的。所以她应登仙而去。在贾府衰败之前，她就应回去了。
林黛玉该死！但林黛玉不该这么死！林黛玉不该如高鹗所述那般孤独离世，生前身后凄惨悲凉——贾母不问，众人不管，连她自幼随身的丫鬟雪雁都冷淡了她，末了末了，居然连宝玉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甚至，可以说是贾府众逼死了她！她与宝玉之间的暗香浮动，众人岂会不知？即使有不知道的，袭人也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了：让宝玉娶宝瘥就是在要林黛玉的性命呀。众人这是在用林黛玉的性命去换贾宝玉的神智呀！这么做的，还不是她的敌人，是她的亲外婆、亲舅妈！贾府人再无情、再冷酷也不至于把自己的亲外孙女、亲外甥女往死路上逼！况且这么做，还不一定能换回宝玉的神智，还可能把宝玉的命也搭上！
林黛玉的生命纵然是一场悲剧，黛玉纵然命薄如纸，她幼年失孤，还会早夭，也够惨的了，再添上一层“亲离”，对她会不会太残忍了呢？
林黛玉还是该死的！她应该死在“金玉良缘”之前，死在贾府败落之前。这位绝尘的女子应该这么死：
在一场妖异的兆头（或园子内奇花异草一夜凋零，或沁芳断流、凹晶干涸，或是别的什么）之后，在一个东风和煦的日子里，在众人（至少有宝玉、宝钗、紫鹃、雪雁）的环绕中，翩然逝去。临终前的黛玉不是绝望无助的，她只是放心不下“要做和尚去”的宝玉， 她把宝玉托付给了宝钗，促成了她以前最恨的“金玉良姻”，带着无奈、带着不舍，咽了气……
我觉得，四十二回里“衡芜君兰言解疑癖”让黛玉、宝钗的关系转暖、亲密，为的便是后来黛玉的“临终托玉”。再回过头来，看五十八回末尾，宝玉由芳官嘴里听得藕官一席暗合他意的“疯语”、“呆话”——“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请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续，孤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而不安了。”想来便是曹公为后来宝玉在黛玉逝去后娶宝钗，预设下的埋伏。
注：作者尤心
三、陆游
梅香如故——关于陆游
一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一曲《咏梅》吟断了古今多少文人骚客的情思。一片开阔的雪地，乱红飞舞，伴着雪片，和着萧声，一老者霜髯白发，满目忧郁与愤懑，质问苍穹。
寒流为之凝香，天地为之动容。
这老者，便是诗人陆游。
我一直认为，陆游是中华民族一个大大的英雄。但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过于狭隘，总把英雄的身影笼罩到金戈铁马，黄沙飞扬的沙场。确实，就连陆游本人也不曾觉得他是个英雄，要不，他怎会发出“一事无成两鬓霜”的哀叹呢？
时代毕竟是暂时，而历史终究是无尽的永恒。
被时代所遗忘与埋没的英雄必定会得到历史的理解。
尽管诗人的一生自悲剧始，以悲剧终，但这悲情正是他英雄魅力之所在！
英雄，终归是英雄！


二

伟大的诗人诞生于没落的国度，不幸的时代。
幼年的陆游，便随家人四处逃难“避胡兵”。颠沛流离的生活，奠基了他一颗恒定不移的爱国抗金之心。
二十九岁那年，即公元1154年，意气风发的他，参加两浙地区的考试。才华横溢的文章，竟使考官不顾权倾朝野的奸相的孙子，将陆游排到第一名。这并非幸事，而是悲剧的序幕。
“我堂堂秦桧，权覆天下，竟让你陆游占了我孙儿的位子，等着吧！”
于是乎，陆游生活在秦桧的魅影下，倍受压抑，满腹才华无以挥洒，一腔豪情无从迸发。这，无异于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哀，更是大宋王朝的悲哀。一个腐落至此的王朝，大概没有什么希望了……



三


乌云散尽，冷雨又至。
秦桧死了。
这对陆游来说，应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终于踏上了仕途，可以追逐他儿时的梦了。
但黑夜不是寥寥几颗星就可以点亮的。当时，主和派把持朝政。这帮膝盖跪软的人，提起金国便两腿打颤，更别谈什么“抗金”了。
陆游恐怕天生就是悲剧的主角。他浴血沙场的梦依旧难圆。倍受排挤的他不得不罢官隐居。
他的《豆叶黄》最能反映当时的心境：

“一春常是雨和风，风雨晴时春已空。谁惜泥沙万点红。恨难穷，恰似衰翁一世中”。

我想，陆游就是一个行将没落王朝的受害者。这个末路王朝 没有希望，没有明天，有的只是若干仁人志士的赤胆忠心来捍卫风雨飘摇的政权。像陆游，他从未想过那是个无可救药的王朝。尽管不时哀叹几声，发发牢骚，却总不肯忘记“手枭逆贼清旧京”；尽管清楚的看到“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却仍对腐朽的朝廷充满幻想，惹得一生痛楚。
原来，陆游的悲剧竟源于自己的执著！


四

陆游决不是个称职的隐者。
1170年，他又耐不住性子，出山了。而后的二十年，几迁几谪，有光荣，有梦想，有失望，有惆怅，其中的酸甜苦辣，大概只有诗人自己品得出来。
他的执著，注定了他不被时代所理解的命运；他那些极富战斗性的诗篇，深为权贵所嫉恨。二十余年，再锋利的刀刃也会磨钝。
诗人老了，带着疲惫的身心，带着华发苍鬓，再度隐居山阴。这一隐，便一隐至终。
其实，他的“隐”又何曾忘了“显”？这心志，即使在他生命最后一刻也未曾遗弃。
还记得那首哀感顽艳的绝笔《示儿》么？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充斥着血汗的字里行间，为诗人的悲剧划了个不圆满的句号┄┄



五

九百年转瞬即逝，中华民族仍然繁衍不息。昔日的胡人，今朝已是中华版图的有机组成了。不知陆游见状会如何感想，或许会热泪湿襟吧。
但不管哪朝哪代，中华民族是少不得陆游这样的英雄的。他不是为己而生，而是为整个民族而生，是中华民族之真正脊梁！而我们要做的，无非是使他更加健壮，而不是将其摧折——一个民族，禁不起这样的折磨！只有挺起脊梁的民族，才有前途，才有希望！
文末，我们再来品鉴一下诗人的《卜算子.咏梅》以明其心志，励以前行吧！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朋友，品到点点流芳千年的馨香了么？
四、李白
关于李白的一些
【关于行走】
“行走”在如今说来已经成了一个很文艺很小资的词。然而在李白的时代，行走漂泊，总是跟落魄推不开干系。贬官才会去边疆，流民才会离家乡，况当时大唐盛世，谁愿意离开繁荣的长安而去那些山水险恶之地呢？
李白却是不一样的。骨子里刻着动荡，宿命中写着流离。李白的行走，应从他的性格说起。
他拥有极端的自信。他也曾渴求功名，写信给韩朝宗以期引荐，笔墨中隐藏不住气焰嚣张。“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那些“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们会怎么想呢？惯于中庸思想的他们，容不下这豪放的李白。李白在政治上不受重视，恐怕跟权贵们看不惯他有很大关系。仕途受阻，李白选择了离开。“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那是因为这死板的世界不适合他。那么，就走吧。“行路难，归去来”。李白离开了常规世界，开始他无尽的旅途。

【关于别离】
李白的诗中，最多是送别，行乐和孤独。即便那些写女子的诗，她们也多是在等待和期盼中。这恐怕是因李白自身漂泊的经历，及他重情义的性格，才使他表现了如此多的离愁别绪。
别离，是伤感的。于是李白便主张“行乐须及春”，趁着好时光尽兴游乐吧，以免过后留下的只有伤感。然而无论醒时如何交欢，醉后仍要各自分散。李白开始慨叹光阴易逝，那使得“朝为青丝暮成雪”的，正是见证了百代过客的时光。浮生若梦，为欢苦短，最终一切消逝。众鸟高飞，孤云独去，只有敬亭山留下来，与他“相看两不厌”。
李白的行走带来了别离，别离带来了行乐思想。
而最终这不过只是孤独。

【关于故乡】
故乡何处？我们学的第一首唐诗便是他的“低头思故乡”，然而李白，真的有故乡么？生于西域，幼年随父东迁，二十即远游，足迹遍布神州；曾于长安供职，后又被贬，途中遇赦。对这样的李白来说，哪有什么故乡的概念？李白自己也说“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个李白，他低头而思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确切的地址，而是一种心灵的寄托。故乡是他曾行走的每一寸土，喝过的每一杯酒，作过的每一首诗……
而最终李白抱月而眠，沉醉湖底。他回到故乡了吧？
五、陶渊明
自然与美——论陶渊明的散文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为我们所熟识的是其高尚的人格精神和清新怡然的田园诗句。然其成就却不仅仅在于此，在辞赋散文方面，他也能够卓然一家、别具风格。那么他的散文又是怎样的呢？体现了诗人怎样的胸襟和精神世界呢？
崇尚自然
崇尚自然不仅仅在陶渊明的诗句中有所体现，在其散文中也同样体现了出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这个“自然”是老庄所谓的“自然”——非认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陶渊明在其散文中无不渗透了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性情的思想，从而使其散文在抒发追求自然本真方面比前人更胜一筹。

隐士形象
陶渊明于《五柳先生传》一文中，以简洁流畅的笔墨，塑造了一个超脱俗世、清高怡然的隐士形象。虽然不是"自传"，却是他心灵的画像，从而为后世的士大夫提供了一个寄托理想的人物典型。但是通过我们细观其文章的脉络，不难看出《五柳先生传》以文的实质——是陶渊明托名五柳先生而写的自传，五柳先生的形象正是他的自画像——隐士。

回归自我
《归去来兮辞》可以说是一篇由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从此，陶渊明踏上了“把酒话桑麻”和“采菊东篱下”的、贴近自然的、回归自我的田园生活。而对于后人来说，一切的回归，一切的解放，都可以借这篇《归去来兮辞》来抒发。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品酒中人生
古代的文人士大夫爱酒者多有，但大多的是借酒消愁，宣泄个人的情感。当然也有少数的文人，能于酒中写出篇篇佳句。而真正能从酒中品味出自然与人生的真谛，构筑一种物我两忘的，首推陶渊明，这在其散文中都有所体现，于人生的追求上更多了一层意境，值得我们去揣摩。

人与自然的统一
在陶渊明的散文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已经成为构筑作品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桃花源记》一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有着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是陶渊明“归于自然”观念的体现。
反观以上对陶渊明散文的看法和当今社会散文发展的状态，我们不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社会的散文向何处提升呢？贾平凹先生于1992年提出了“大散文”的主张，提倡散文写大境界、大气魄，追求一种雄沉、博大的感情，拓宽写作的领域和范围，并且视一切文章为散文。
这些从陶渊明的散文中我们都能够找到影子，相信认真地细读陶渊明的散文，一定能够从中学到很多。

面对官场陶渊明选择归隐赏菊的诗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陶渊明一生断断续续地有过江州祭酒、参军、彭泽令几种官衔。这类芝麻绿豆般的小官职，自不必说树立什么微薄的功业了，就连踏足朝廷，瞻仰“天颜”，发一发政见牢骚的资格、机会都从来没有。翻开陶氏的传记、年表，看看这位被誉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中）的伟大人物的生平，不免要大失所望。在晋宋易朝这大时代、大背景之下，陶渊明有的只是平凡又普通的一生。“归隐”两个字，几乎可以涵盖他的所有。“避世”，似乎就是他这辈子降临人间的目的。可是，这个世上并没有所谓的“天生的隐士”。或许一个人要当高官、成就大业，仅需各自心存一条理由、抱有一个信念，就足够了。但若要真心放下功名利禄，专心归隐避世，当中却必定是有深刻的内因以及外因。

一、性格与命运

陶渊明（365－427）①，字元亮，一说名潜，渊明是他的字，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大约生活在晋宋之际，浔阳柴桑人。关于他的家世，据说大致上可以认定是东晋大司马陶侃之后，甚至是他的祖父、父亲，大约也有当过太守一类的官职，暂抛开了某些好事者的论争，我们基本上已可以想像，陶氏远祖是曾经有过显赫的过去，但到了陶渊明时，霉运早已降临。家道中落，导致了他的生活很早就潦倒艰苦，贫困不堪。例如颜延之在《陶征士诔》里就说他“少而贫苦”，又说他“母老家贫，捧檄致亲”。根据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的说法，这应该是与他八岁便已失怙（丧父）有关。自幼便遭遇家运的不幸，承受家境的惨淡，总的说来，陶渊明在他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极不得意的。这点结合他在晚年所写的《有会而作》一诗自述：“弱年逢家乏”，便可以得到印证。

最为糟糕的是，这样的霉运似乎丝毫没有过停止的意思，就这样一直延续了下去，延续了一生（就是所谓的“老至更长饥”）。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乐观的人，贫困饥寒似乎更能磨炼他的意志。面对“饥者欢初饱”、“悲风爱夜静”的长年缺衣少食，饥寒交迫的生活，竟还能够逆来顺受，坦然固穷，展现出性格里豁达而寡欲的一面。以至于我们后来还可以在《五柳先生传》里，看到他自己来调侃自己说：“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篇末更借用了黔娄之妻的话来勉励，也顺道表达一下自己的志趣（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其实并不尽然，凡世间性情雷同者何止千万？也不见得人人就有相近的际遇，但性格对人日常各种行为的影响之深，却是不容置疑。它或多或少也要和人的命途连系在一起。因此，我们不妨对它略作修正，改为“性格左右命运”。陶渊明的命途，就是受过了他性格的左右。而他这种的性格形成，又是跟他的人生哲学密切相关。

陶渊明一生中，本就不自觉地受到“儒道互补”价值观的影响。到了生命的后期，对人生的归宿，更是演变成了听任命运的安排，讲究随遇而安。这一种宿命思想，他曾在《自祭文》里作出过充分的阐述。他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勤靡馀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自述了从为人开始，就遭遇贫困的命运，但心情却是悠闲自得，乐天从命，委随本分来度过。他认为自己是识运知名的，无论生前死后，都没有什么遗憾和眷恋，不像一些人为生前立功业，死后留名声而十分计较。与此对应的，还有当他辞去彭泽令，最后决定归隐田园是的一篇有名的《归去来兮辞》，里面末尾两句是：“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这就是所谓的“乐天知命”。在陶渊明身上，其实也是从认命到顺命的过程。②

人生的所有不如意，既找不出真实的原因，又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无奈之下，只好将一切都统统都归结于“命运”二字。陶渊明的宿命观就从之而来。但待慢慢地逐渐想得通透了，由听天由命到乐天知命，去除了思想上的苦恼和负担，不再执着于名利及功业上——就弄明白即使是退隐不仕，也再没太大不了！无需过分去强求。这样，终于是将自己从观念上扭转了过去，思想上也总算是为遁世归隐作好了准备工夫。得以尽可能地解除名缰利锁的束缚。只有领悟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大道理，才能够以轻松的姿态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最大的程度上，变得淡泊恬静，甘愿地离开烦嚣俗世，抛弃繁华竞逐，摆脱官场**，将自己的余生都寄情于山水，怡性于田园里去。

二、门阀制度下的爱国热忱

陶渊明的生平，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出仕州郡与归隐园田。并可以他辞彭泽令一事作为分界线。辞去彭泽令那一年，是东晋的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已届四十一岁。这一次弃官以后，就再也没有入仕了。换言之，此时之前的陶渊明，却是一直处于时官时隐的尴尬局面之中。也就是说，自太元十八年（393年），二十九岁初任江州祭酒开始，他在宦海之中便浮浮沉沉了长达十二年之久。鲁迅认为：“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不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又《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③

他这段评论中提到的《述酒》诗，应该就是指有“仪狄造，杜康润色之”这两句题注的那首。全诗颇长，除了题注两句外，诗中再找不到与酒相关的内容。通篇上下，也只见运用比喻的手法，记录了南朝宋武帝刘裕篡权易代的过程。而且诗中句子，是描述得相当的隐晦曲折，以致韩驹、陶澍要“反复观之”、“反复详考”，后知“决为零陵哀诗也”。赵泉山也说：“此晋恭帝元熙二年也。六月十一日，宋王裕迫帝禅位，既而废帝为零陵王。明年九月，潜行弑逆，故靖节诗中引用汉献事。”颜延之《陶征士诔》中更称此是靖节“道必怀邦”（刘良注：怀邦者，不忘于国）。故无为子（宋·蔡绦）曰：“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西清诗话》）④这个伯夷就是“不食周粟”的伯夷。孔子当年对他的评价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卫子第十八》）这是孔圣人对这位古代节士一个相当不低的评价了。无为子作出这个类比，自然也是包含了前人对陶氏爱国热诚的一种认同。

这首诗写于晋恭帝遇害之后，那时陶渊明五十七岁，距离最后一次弃官归里，已有一十六年——是属于他“全隐”之后的十六年。事实上，大约在这段期间，还写过不少能表现出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鲁迅语）的作品。这些作品包括了我们所熟知的《感士不遇赋》、《咏荆轲》、《拟古九首》等等，以及那篇传颂最广的《桃花源记》，亦当属此列。

即使四十一岁退隐之后，尚且如此“不甘寂寞”，时而赋诗著文排遣心底郁闷。更遑论血气方刚、踌躇满志的年青时代。前面虽提到陶家发展到了陶渊明的时候，经已是家道中落了，但他的祖父、父亲都当过中层地方官员，毕竟算得上是个士族家庭，少小时也自当有过例行接受儒家那一套正规教育的机会。如他自己在《饮酒》诗中就说过：“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且能够看得出，他那个时候对于儒家孔子的思想理念，也是相当的执着（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儒家所注重、提倡的是积极用世的思想。这些思想，也就肯定有对陶渊明产生过影响。在他晚年时候创作的《杂诗十二首》里头，更曾是直言：“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些都显示出他早年怀有入世建功立业的崇高理想、宏伟志气。可是偏偏“有志不获聘”，只能空叹“岁月不待人”。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一向盛行以家族本位的宗法专制制度。历代祖先的门第高低，对后代的社会地位，有着相当的影响。而整个魏晋南北朝，恰恰就是一个极端重视门第观念的时代。陶渊明之所以不为当世重用，大可能便与当时这种历史大环境有很深的关系。

就拿他的祖先陶侃为例，根据《晋书·陶侃传》开头的一段简短的记载，陶侃乃“字士行，本鄱阳人。吴平，徙家庐江之浔阳。父丹，吴阳武将军。侃早孤贫，为县吏。”这段话草草交代了他的背景：父亲名字叫做陶丹，做过吴地的武官，但因为死得较早，导致“侃早孤贫”。待他长大之后，最初也只能够当上个小小的县吏。从中可见，陶侃的家世，断不应是什么世家豪族，也不见得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但陶侃是个进取心极强的人，并不甘心屈居人下，本身又是很有魄力、胆识，适逢世局的动荡不安，他的才干，更是大有了用武之地，以军功起家，最终做到“位极人臣”。只可惜的是，由于晋朝上层社会极端重视门阀世族的限制，一直都不能使他彻底摆脱出生于寒门地位的阴影。譬如当时有个伏波将军孙秀，因为是“**支庶，府望不显”，中原人对他普遍有歧视，竟都不屑做他的下属，无奈只好找来陶侃，“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晋书·陶侃传》）。尤觉欺人之甚的是，吏部郎温雅竟公然地称他为“小人”（《世说新语·贤媛第十九》），大臣温峤也曾在背后唤他作“溪狗”（《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这样令人颓丧、窒息的社会制度、社会风气，当然很容易教人心灰意懒，自也可想而知，陶渊明要能得到朝中贵人的重视提携，致使仕途通畅，施展抱负，实在谈何容易。

三、十二年目睹之怪现状

在时官时隐的十二年来，陶渊明是见尽了人间之困苦，尝尽了乱世之窘迫。除了上述森严的门阀制度，给年轻时期志气高昂的他，在仕途制造过一定障碍之外，当时整个社会环境的动荡恶劣，朝廷官场内外的黑暗无道，也给他造成过绝对不容低估的打击。这些打击，到了最后，甚至直接导致了他要远离宦海，执意归田，走上那隐逸下半生的不归路。

据载，陶渊明的一生基本上有过三次入仕。这些都是在他四十一岁之前的经历了，且均发生在东晋时期。第一次是在太元十八年（393年），“公二十九岁。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但是出于“不堪吏职”的原因，“少日，自解归”。同年“州召主簿，不就”。他这个“州祭酒”从初任到离职，都俱在太元十八年，因此可以肯定他这个官，前后做了一年的时间都不足。关于他何以初次出仕，就“不日少解归”。有人根据“世路靡悠悠，杨朱所以止”，以及《答庞参军》序言的两句“杨公所叹，岂惟常悲”，认为陶渊明大可能是曾受到了杨朱典故的启发，才毅然作出了那样的决定。“世上歧路太多，人生如何选择，成为一大难题。陶潜当时也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可南可北，可进可退。杨朱主张全性保真，陶潜终于也选择归隐田园里”，又说：“但他当时大概还没有下定决心，在歧路面前有点茫茫然”。⑤这种说法，倒似是有一定的依据、一定道理。而且加上当时社会上的玄风极盛，士族文人都喜好清谈，普遍企羡隐逸。或者那种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也在他的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次辞官之后，他开始“躬耕自资”，直到隆安四年（400年），事隔七年左右，他又再度出仕。这段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如他自己中年丧妻。孝武帝暴毙，晋安帝继位。安帝舅王恭讨伐王国宝，反对司马道子擅权，晋开始内乱。桓玄不受朝命。司马元显乱政。孙恩起义……世局乱得一团糟。次年遇上生母孟氏卒，以奔丧为由，旋即辞官回家去了。光阴匆匆度去，四年之后，即元兴三年（404年），陶渊明终于第三次出仕了。这四年期间，司马元显诏讨桓玄，反被桓玄所杀。孙恩起义败死，卢循继之。桓玄篡位，改国号为楚……时至元兴三年的二月，刘裕等起兵讨伐桓玄，桓玄挟持安帝出逃江陵，五月兵败身死。是年春秋间战事不休，音讯阻隔。陶渊明这时还一连作了《停云》、《时运》、《连雨独饮》几诗。就在桓玄死后一个月，他赶赴京口作镇军府参军。次年三月，晋安帝复位还于建康，八月，陶渊明当上彭泽令，这是他一生人最后的一个官衔。同年十一月，他又弃官归里，并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作为这官与隐、去与来之间的一个终结——同时也算一个伊始。

就陶渊明这次矢志的归隐不仕，有意见认为是他辞去彭泽令后，深知刘裕因为平定桓玄变乱，立下了大功，已逐步掌权（即所谓“王业渐隆”），心里不愿意与他合作使然。如沈约的《宋书·隐逸传》里即声称：“自曾祖（陶侃）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在他死后，颜延之作《陶征士诔》称呼他“有晋征士”，并“谥曰靖节征士”，大概就是持相同看法。不过到了后世，也出现了不同的见解。例如近人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就说到：“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再举了《感士不遇赋》作为例子，接着说“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同时代的陈寅恪则表示强烈反对，认为沈约在《宋书》里的叙述“最为可信”。

而我对此的看法，是比较倾向于梁氏，虽则他的见解也还颇有需要斟酌的地方。上面已有列举过在陶渊明四十一岁归隐之前，时官时隐的期间，社会上所发生过的一些覆雨翻云的迁变。在那个**的时代，宗室内部的争斗，军阀对政权的野心，掀起了一场接一场血雨腥风的火并杀戮，弄得民不聊生。陶渊明的政治雄心，难免要受到压抑、磨蚀。虽然他一直也在关心国运，从未曾真正的忘怀，对国家日衰，黎民疾苦；对朝政败坏，用人不当；对社会**，权臣篡位等等，都有激起过义愤，并时常将之诉诸诗赋散文中去。但在当时“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险恶政治环境下，梦想无疑是破灭了，能见浊流而勇退，或属不得已，却也殊不容易。素来就洁身自爱的陶渊明，心底对那帮“一丘之貉”的所作所为，定必极感厌恶，自然不甘沦落为其中的一份子——也总算是做到了。至于到底是要“事晋”还是要“事宋”，倒未必是他真实关心、在意的。

有意思的是，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明确交待出自己接任彭泽令的真实原因：竟自是家无余粮，生活困难。这当官的主要目的，诚可谓之肤浅得可以——不过是为了解决家庭的温饱问题而已。足见他这时的心里头，实已老早种下了退隐的根。他说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栗，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但又因鉴于时局不靖，社会**，不敢远行，嗜酒的性子又偏改不过来，便由叔父引荐出任了彭泽令一职（家叔以余贫苦，逐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尽，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不难看出，陶氏出任这彭泽令一职的时候，就很有委身屈就、勉为其难的意味，显然已再不敢奢望在政坛上面能有何建树了。

是出仕还是归隐，从陶渊明初入官场开始，似乎就一直摇摆不定。这种矛盾的心态，其后还日益严重。而这次最后的自免去职，究其原因，按他本人的说法，便是由于自己率真的本性“作怪”——经已到达再不能用虚伪造作来掩饰的地步。他自觉出仕解决饥寒问题固然很现实，但这样违反自己的意愿，委曲求存，则徒使精神更加痛苦。此亦难怪，在那个充满权力纷争的世道之中，就连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算计，都无不打着崇高道义作为幌子，秉性真淳的陶渊明又将情何以堪。

事已至此，即使尚去抱着一颗赤子之心，顽固不息，勇往直前，重蹈官场为国为民谋取福祉而奋斗，他实在已经不知道自己再能够做上些什么。力挽狂澜，他早已做不到，或者他一直都没有这个能力。东晋义熙元年（405年），他已经是上了四十岁的人，入世再看不到前程，未来似乎也没有曙光。既然入世没有了出路，那就只能够背道而驰——选择出世，立心走上一条遁世归隐的道路，那才是他最后的归宿。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颜回说:“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异类也。”孟子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⑥他终于是狠下心肠，放弃了年青时所坚持过的理想，宁愿返回到田园里每日躬耕，从此投入到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中去——企图通过这样来洗涤自己灵魂染上的尘埃污垢。因为那种悠闲、恬适的情景，与他自己日后笔下那个小国寡民、与世无争的桃花源世界是相当接近。幸好，这一个结局，与他一贯安贫乐道、固穷守志、淡泊率真，“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秉性，也是相当的吻合。

四、 结束语

陶渊明的遁世隐居，由于自身因素，加上外界环境的制约，从入仕之初，一开始就经已注定下来。他只是一步一步地朝着这个方向蜿蜒靠近。古代的中国是出产隐士的国度，几千年下来，每个朝代都有。针对这种隐士文化，有的称赞，有的加以责难。李审言丈《愧生丛录》一则云：“太白、韩公，恨于陶公不加齿叙，即少陵亦只云：‘陶潜一避俗翁也’”《有不为斋随笔》卷壬亦谓：“太白、少陵、昌黎皆不重渊明。” ⑦相反，苏轼对于陶渊明却是推崇备至，平时就很喜欢化用陶诗，对陶氏当然也就有着极为强烈的认同感，甚至还有过“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之说。《佚名氏跋》里更称陶氏为“江左伟人”，盛赞他“仕不得志也，则挂冠而归。此所以为渊明。设其诗文不工，犹当敬爱。”（据绍兴本《陶渊明文集》）姑且不论世人是给了陶渊明一个怎样的评价，“江左伟人”也好，“一避俗翁”也好，他于后世的影响肯定是巨大的。李白和苏轼，便是受其影响中文人士子的佼佼者。他们三人性情、思想，又的确也有许多彼此相类的地方。虽则苏轼一生不曾隐居，一生尽职于政事；而李白除了做翰林，做幕僚，流放夜郎的日子，基本上都在“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这是因为他们和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大不相同。他们命运比起陶渊明来，理论上要好上一点，并不至于学他那样，官没有做好，要跑去山野隐居。这是幸与不幸？

最后大胆稍改了陶氏诗句作为结尾：“此中有争议，欲辩已茫然”。

宁静淡泊中的智慧

——说说陶渊明

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自然、恬静、安逸，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够形容陶渊明的诗文呢？无论是《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还是《饮酒》、《五柳先生传》，字字都散发出那样一种淡远清新、平实淳厚、意韵悠长的独特风韵，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仿佛未经雕琢，却自然地流露着他特有的古朴之风，他的文风，他的处世哲学，都好似夹杂在那久远的魏晋之风中一丝淡淡的菊香，细若游丝，而又绵远悠长。

三国归魏，司马氏专权，曾经的宏谋远图、血撒沙场化作了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没有了乱世枭雄，取而代之的是将权术玩弄于鼓掌之间的小人。就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中，无数文人墨客选择了逃避现实，而将宝贵的生命耗费于空谈玄学、追求虚幻中的长生不老之上。陶渊明这等隐逸之士的诞生似乎是时代的必然，然而我们却在他身上看到了不同于同时代、同阶层人物的精神与思想。

陶渊明生活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而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他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这年冬因母亲病逝，便回寻阳举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就辞官归隐了。至于这次辞去县令的原因，《归去来兮辞》说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这次辞官，便是陶渊明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再未入朝为官，而是专心守住一方寸土，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

陶渊明远离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躬耕自资”，恣情与山水之间，忘却对于现实黑暗的失望之情，他爱菊，便在宅边遍植菊花；他嗜酒，而且每饮必醉；他好读书，却又不求甚解。他的思想与行动都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着太多的不同，而他又不似与他同时代的某些文人那样放荡不羁、抛弃一切礼法；陶潜绝对不会赤身迎客，绝对不会与金石为伴，更不会向往长生不死。他仅仅出于现实的失望，更出于自己独特的志趣，而放弃了出仕的道路，他看轻生死，不计得失，安贫乐道；但从他归隐后的一些诗文上仍可看出他对于“俗世”的关注，可以说，他的思想的根基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却又融会了道家的老庄哲学，但他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

正因为陶渊明远离政治，接近劳动人民，才使他的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上，在文艺形式上，都走着与当时贵族化的文坛相反的道路。他反对剥削，歌颂了劳动，并身体力行；他发挥了五言古诗优秀的传统，高度发展了民歌传统上白描的手法；在数量上及诗歌的接触面上都远远超过前代及当代的诗人；他的成就因此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宝贵的收获。正像无数优秀的作家们，都代表一个寒士阶层与统治阶级的对抗，但在这些寒士中，只有陶渊明是真正走向农民的。这就使得陶诗在一切诗篇中，都显得那么素朴淳厚，单纯明朗。他的风格是最富有个性的，也是最典型的。在中国文学史上，自屈原以后，仅有少数诗人能以自己的品格构成典型的形象，陶渊明正是这样的，他因此是中国最优秀而且伟大的诗人之一。

陶渊明的文章，并未沿袭当时盛行的华丽的骈体风格，而是清丽脱俗，清新隽永，仿佛雨后山谷中的长虹，又仿佛一汪潺潺涌动的甘泉，文字中寄托着他对生活的感悟以及对理想生活的期盼。

例如他最后一次辞官时写下的《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豪迈宣言，陶渊明以诗心慧眼来透视生活，用生花妙笔来点化景物，通过无拘无束的乡间生活的再现和云淡风清、明净如洗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展示了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也反映出诗人厌恶官场、远离世俗的孤傲之态。字里行间又仿佛潜藏了深刻的人生悲凉。诗人抒写欢快喜乐的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到他的酸心隐痛的词句，《归去来兮辞》是一篇孤愤难平、忧乐相生的心灵之歌，有诗人返朴归真、颐养天年的自足自安，也有时光易逝、人生苦短的悲愁苦叹；有纵浪大化、逍遥浮世的自由自在，也有误入官场、心性扭曲的懊悔痛心；有家人团聚、琴书相伴的宁静淡泊，也有世乏知音、心曲难诉的郁闷孤寂……

又如著名的《桃花源记》，陶渊明在文中塑造了一个心目中完美的理想社会：与俗世隔绝，男耕女织，鸡鸣犬吠，其乐融融。但他又将这个社会架空于“避秦时乱”而隐居的先人之中，分明表现出他回归本源的愿望以及对现实的失望，理想之中还透出一丝哀愁。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

推之于今，陶渊明不仅以他在文学世界中表现出的追求自由、自然、潇洒飘逸的生活态度感染着生活忙乱嘈杂的现代人；他的思想也仍存在着积极的一面——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更重要的是使人们不去刻意地追求功名利禄，即使有一些失去也不必感到绝望，只要内心中保有最原始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简单而质朴的生活也可以是幸福的。

你是嘉兴，秀洲中学的吧！我们也有这个作业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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