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军事方面政策?简单说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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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宋朝建立及其制度创设,紧急帮忙,谢谢~

[历史随笔]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是为中国最争光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宋朝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中国所谓的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宋朝还发展起一门新科学,技术科学。这些辉煌的成就与宋的综合文明有直接联系。宋代的GDP是占全球的50%。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宋朝已经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一、[宋朝的经济商业]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纸币逐渐代替了铜钱做为主要交换媒介。商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经济法令,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丰厚的社会财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税于民又能保证政府收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治理国家的良性循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宋朝已经走出农业文明了,宋时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那迈进了。宋朝的手工业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比西方资本主义印刷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现类似现代报纸的"小报"了。世界的中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



宋代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宋朝发达的交通为人类封建史之最。宋朝每十里设一邮亭,每三十里设一驿站。各地的官道星罗棋布、四通八达。宋政府对邮驿是十分重视的"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宋朝人口如泉洲一样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在城市所有干道的塔上都挂有一个时针。每个钟都有一个人看守照料。他敲着铜罗报时,即使在很在窄的小巷都会回荡着这种声音,随后他用文字把时刻展示给人们看。宋朝的汴梁城已经用煤(西方称之会燃烧的石头)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饭取暖了。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活作饭取暖。中国1949年解放后的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这一点。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宋朝不像唐朝一样实行宵禁,宋人有夜生活。一到夜里,宋人就自己的房间里、在家门口、庭院门口都点上了灯,因而到处都有灯光。宋朝没有"路有冻死骨"的贫穷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观绝望。只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醉生梦死的乐观、繁华。



开宝九年在曾是三苗之地的湖南长沙兴建四大学之首的岳麓书院,宋真宗亲笔赐书正门"岳麓书院"四个大字,留存至今。宋朝的文人朱熹等文学思想大家来此授学讲课,传授儒家经典、立国齐天下和民贵君轻等民主思想。宋朝犯错误或因政见不合被贬的官员一般都是被流放到南方落后地区。从而使他们有机会报效国家、证明自己、造福那里的人民。


宋朝南渡定都杭州后,大量北方、中原人民迁移到南方。全国精英云集杭州。使南方更是繁荣起来。迁徙的人们怕后代们不知道自己祖先的来处,发展形成了宗祠的文化。公元1102年杭州人口仅二十万户,公元1274年人口达到一百二十四万户。杭州人口大部分都是外迁人口。宋朝在南方的开拓与经营,奠定了南方的富裕。从此以后历代南方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二、[宋的科技技术]
宋瓷是当时中国的国家标志。宋时的五大名窑是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定窑。可以说人类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工业是宋朝的瓷器工业。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名窑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宋时中国的大众丝绸工艺从实用化走向细腻化精密化。宋朝的丝绸,超乎寻常的先进。非常尖端的织机,包含1800个活动的构件。外国富人穿的是粗布麻衣,中国平民穿的是柔丝绸缎。有的农民也穿上了丝绸。"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
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对天文、历法、医药、数学等都有研究。沈括写《梦溪笔谈》记载了大量科技成果与科学发现,沈括还提出了冲击成陆的观点,此观点西方十九世纪以后才出现。《梦溪笔谈》被西方誉为世界上最早的科技百科全书。宋代随着农、林、牧、副、渔各项事业的发展,宋的农业生态系统物资循环观点与今天人类正建设的现代化生态大农业的观点,在原则上达到了完全一致。宋的医学规模及水平较唐代有了大幅度提高,宋代还创造了法医学,《洗冤集录》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比西方同类专著早了三百多年。宋朝对石油、煤炭、天然气各种能源广泛运用。宋代用焦炭冶铁,早于西方五百多年。

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是宋。北宋初年,政府对制造火药武器非常重视。宋军在功灭南唐,夺取金陵的战争中就使用了火炮、火药箭。后来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公元1044年曾公亮等编著军事著作《武经总要》里记录了三种火药配方及多种火药武器,并配有插图。公元1161年宋朝军队里出现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公元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

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雕印全部的《大藏经》,刻板十三万块,印行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费时十二个春秋。做如此浩大的工程印制书籍世界第一。中国最早的小说总集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3年)的《太平广记》,共有五百卷,分九十二大类。我国的类书之冠是宋太宗时的《太平御览》,共一千卷,分为五十五门。我国现存最早的剧本是南宋的《东海黄公》。北宋熙宁以后私刻、坊刻蔚然成风。有的私刻书铺有刻工几十人之多。宋朝雕版印刷进入鼎盛时期。宋政府推广印刷术大众化,传播技术手册,诸如农业手册和医药书籍。大量的私人出版社的产生,改变了世界文字的发展,传播了知识。宋版书讲究质量,雕版细致,字体工整,刀法圆润,纸坚色白,墨色香淡。北京图书馆所存的宋版书,至今还有一股清香味。

北宋时期,人们创造了适用于航海的指南针,把航海事业推向了新的时代。那时中国的造船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宋的商船是当时人们能够想像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六层桅杆,四层甲板,十二张大帆,可以装载一千多人的巨型船只。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的航线图,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指南针的人。宋朝是当时最重要的海上的贸易大国,泉洲、明洲都是当时最大海上贸易港口。海上贸易的税收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占到了一半的财政收入。北宋时中国就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等等先进高超的技术迅速传遍西方,中国大宋创造出的灿烂文明让正处在野蛮时期的西方人第一次较完整的体验拥有了文明。中国文明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西方,给西方后来的文艺复兴与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最繁盛时期,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颠峰。宋朝涌现许多杰出的数学家,出现了大批有份量的数学著作。宋代最抽象的数学成就极高,提出了高次方程、虚根等问题。西方的方程学在几个世纪之后才出现。沈括的"燎积术"是中国第一个高阶级等差级数。宋朝著名数学家贾宪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提出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七百年后西方人才发明了同样的方法(1819年才由英国人霍纳发现)。南宋杰出的数学家秦九韶,论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并且例举20多个取材于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16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数学在宋代已经开始得到重视,数学的研究成果在宋朝已开始有应用的环境了。"中国的数学在宋代领先西方几个世纪。遗憾的是宋以后中国的数学开始衰落,虽然在元朝中国古代数学还有零星发展,但中国数学整体的已没有继续、发展运用的大环境了。中国宋代是数学是世界的奇迹,但也是中国科学的一个悲剧......
三[宋朝的政治民主]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吸取了唐朝诸侯割据[实质上是国家四分武裂]的经验教训。是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略。宋太祖赵匡胤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宋太祖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历代皇帝都严格执行这一祖训。即使是因战乱得位的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也只开三回杀戒。这在其他历朝历代都是极其罕见的。以参知政事的设立为标志,宋朝实行宰辅集体领导制,是中央集权更理性化运转的一种标志。在相当程度上皇帝也必须听取宰辅集体的意见,应该说最高统治者不能凭一己之喜怒哀乐随意处置朝政或决定大臣的去留乃至生死命运。国家治理的"文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宋朝仁义立国,政局清明。宋朝的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的专权干政乱国。宋朝没有文字狱,官员们不会因为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宋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宋仁宗时近一步增加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以文治国是中国从野蛮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进程的标志。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致使宋朝涌现出大批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等等伟大的名字。中国历史上只有宋代才能出现像包拯这样和仁宗皇帝在朝堂上当面争吵,包拯的唾液都飞溅到宋仁宗皇帝的脸上的事。宋仁宗即使再生气也没把包拯怎么样。包拯照样勇于直谏、照样升职为官。"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宋仁宗对疑难案例都是从轻发落。可见宋代皇帝的开明与民主。整个社会尊重知识份子,文化人地位空前提高。宋朝历代都特别爱惜人才,优待官员。即使是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这样的重大犯罪也只是流放了事。宋代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下级官员可以告上级官员。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难幸免。其中包拯就把他顶头上司及几位比他职位高的官员弹劾倒了。包拯这样的人物只有在开明的大宋王朝才能产生。宋朝民告官的事也屡见不鲜,各级衙门门口都贴着反腐规训,人民可以上诉、告官,直至胜诉。

宋太祖招令300人去天竺求取经书与舍利。宋太宗曾亲自接见古印度婆罗门僧人和伊斯兰教徒。在宋朝有大量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其它教徒拥有自己的屋舍、教堂、寺庙。加上宋的儒教、道教的繁荣昌盛。可见宋朝的中国以是多宗教并存开放的国度了。只是在宋朝基督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根本竞争不过儒教、道教、佛教。早在马克菠罗到达中国之前就有大量的欧洲商人到达中国经商。大批欧洲及亚洲人在中国经商或定居,那时泉洲已有大量混血儿。其中宋朝更是同化了大批犹太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只是有记载的在宋朝首都开封就有犹太人的17个大家族,接受"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约法三章之后,定居中国。同化犹太人足见宋朝各个方面的强盛。可见中国文明及科技技术在宋朝时就传播、影响到西方。各种信仰的各种人一同和睦相处的生活在开明富强的大宋社会里。合而不同是大宋王朝的整体写照。

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宋朝闻名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成为儒家弟子吸取文化乳汁的圣地。宋仁宗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赵祯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四书五经为太学规定的必修课程。军事方面的最高学府称武学,相当于军事大学。宋还有科技一类专门学校,如算术、医学等。此外宋还有大量的家塾、舍馆、书会等学习场所。南宋设在曾是岳飞府地的太学院最多有太学生一千七百余人。太学有学生宿舍还有体育场。太学考生来自四面八方。录取比例在3%--6%。太学实行五年制的三舍法,考试合格者毕业。太学生伙食费完全由政府包办,每人每年要花费三千贯左右。宋政府只是给太学院太学生的伙食费一项,每年就投入花费五百多万贯。科教兴国不仅促进了科技、商业、文艺的繁荣,也推动了政治的多元化思维,民主开明的政治报复思想的派系建立等。

宋朝的政坛并非一滩死水,宋有民主的党派之争,宋有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等。改革派,保守派并不是简单的两个派别。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司马光与王安石彼此相互尊重,只是政见不同,都不是为私利而是以国家利益、人民为重。宋的党派之争是民主政治的典范。

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宋代的张载、沈括等人更是对辨证逻辑作出了重大贡献。使中华民族早就拥有辨证的思维、深邃的思想宋人宇宙生成演化的系统思想、天人合一思想,是社会系统与天地系统的和谐统一。


五[宋朝的军事武功]
宋军初期其实并不弱。到979年,高丽女真皆贡于宋。宋朝的开创者赵框胤出身贵族,是一个高级将领。他本身并不注重抽象的理论而是非常注重实际技术、重视科技。他称帝后,很少与文臣探讨儒家典籍,而是经常亲自出题科考或亲临造船务、监督水战、整饬军政等。他不给武将太多权利是因为怕军阀割据、国家不安定。根据赵光胤的遗愿收回燕云十六州发动两次侵辽战争。宋军主动进攻辽军,可见宋军的实力并不亚于辽军。宋军没有取得成功,但也没有溃败。宋军停止了对辽战争是因为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后建国不久,宋需要调整。

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大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使两国成为兄弟之邦。澶渊之盟是赏赐失败者财物的盟约决不是失败者进贡赔款的盟约。"岁币"对宋政府及人民根本不构成丝毫压力。"澶渊之盟"使宋辽两国进入100多年和平交往的友好时期,使中国的北方恢复安定,促进了汉、契丹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契丹人的汉化。到耶律洪基时,契丹人与汉人已没什么区别了,甚至连契丹语都不会说了。当宋仁宗去世的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从此以后宋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文化建设为国策,使那时的中国就远离了原始的武力扩张、掠夺财务的野蛮阶段。公元1040年范仲淹挂帅到陕北多次打退西夏军,从此西夏不敢冒犯。北宋政府向西开疆三千余里,归附中国的藏族有二十万众。并实行屯田,分给归附藏族田地耕种。宋没有倾尽全国之兵、全民之财反动对辽、对西夏的进攻是因为吸取了隋扬帝、汉武帝的教训。战争侵略得到的远远比不过自己创造的。开明的政策使宋朝的人们长期没有战争、兵役、苛税这三大"灾害"之苦。使宋朝人民长期生活富强安逸。如果说秦亡于苛政,汉亡于战乱,隋亡于兵役,唐亡于割据。那么宋就亡于安逸。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的士兵都是招募的雇佣兵,而这些雇佣兵都有非常厚重的薪金,国家为此所付的军费是惊人的。"冗兵"、"积贫"是宋朝内定的民主开明的国策结果,不是外敌的压力造成的。过于民主的政策和长期的和平富足的生活也是使宋军战斗力弱的原因。

宋代在军制上有进步之处,把军政机关与指挥系统分离,将动员系统与指挥系统分离,这些都是现代军事的特征。宋朝在缺乏长城防御设施依靠情况下坚持国富民强三百余年,不能说宋朝太弱,宋军太弱。宋不是没有能力进攻只是国策问题。宋的总兵力远远超过辽、金、蒙等国。但宋的机动兵力、在一线的兵力及却比不过它国。宋的战争成本比落后的国家要高很多。宋军兵分散。因为宋军有大片疆土、大量人民、大批财富要守。这些都是宋军的负担。而侵略军没有什么负担,想打哪就去哪。攻下了就有大批财富、美女。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长期的和平的国策使宋军丧失了进攻的能力。

在冷兵器时代,越野蛮就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你落后贫穷就有动力掠夺比你富裕的人。辽国比宋野蛮,所以宋给辽钱绢。金比辽野蛮,所以金灭了辽。蒙古人比金人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蒙古人比宋人野蛮得多,所以宋当然打不过蒙古。纵观世界史,历史上文明的古国都是被比它落后、野蛮的民族消灭。

一个人越富裕越怕死,越幸福越热爱生命。一个人越穷困,越不怕死。一个饿着肚子的人会比吃饱了的人狠。一个为有饭吃、有衣穿而发愁的人会比衣食无忧的人做战勇猛。一个强盗会比一个书生厉害。宋人太文明了,过惯了安逸而富裕的生活。宋兵很弱。宋人是为生产、创造、和平而生的。蒙古人生下来是骑马、掠夺、战斗的。宋人人性大多是善的,蒙古人性大多是恶的。怎么可能战得过原始凶猛在血雨腥风中奔出来的蒙古铁蹄?

蒙古人的可怕在于它不只拥有原始游牧民族野蛮的战斗力,而且还拥有文明民族先进高超的技术。在古代蒙古人就好比在现代,它不仅具有阿富汗塔利班人不怕死的精神、还拥有美国人的原子弹等高科技武装技术。
宋元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悬殊最大的民族战争。因为一个是正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顶期文明,一个是刚形成的民族正处在原始时期的文明。
宋朝后期虽然武力相对较弱,但用它强大的综合势力,经济与文化侵略着辽国、金国等周边各国。促进了他们的汉化。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与进步。辽国逐渐废除奴隶制及歧视汉人的政策,金国更是不折不扣宋文明的仰慕者。金国在北京的皇宫是完全仿照的宋朝汴梁的皇宫建造的。金国的皇帝穿着宋式的皇服,文官的品级和宋一样。金朝实行科举取士,孔子的四十九世孙也被金主封为公爵,金主亲自行礼祭祀孔子。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金人全都模仿应用宋制。金国还学宋国印制纸币。从金朝遗留下的铜钱就能看出金钱就是只有汉字的典型中国式铜币。从留存至今的卢沟桥的建筑风格及技术来看,金人已完全成为"中国"人了。金国用短短的几十年期间,掠夺吸取与学习了大量的宋的财富与文化。就从落后的原始文明进化到封建文明。到金国灭亡前期,实际上金国以与南宋差别已经不大了。金国成为宋朝之后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富强的国家。但金国也在富强的生活中失去了曾经野蛮无比的战斗力。
一个国家及王朝的灭亡,不一定是因为它自身的腐朽及内政混乱、君主的昏庸、民不聊生。一个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的国家有可能是面对外部野蛮的力量一时战略决策的失误、一次的战争失败就有可能导致。宋朝的皇帝极其统治者是相对于其他王朝的统治者都是比较开明的有功绩的。宋朝的灭亡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宋朝的灭亡有多方面的原因。宋朝也不是一个民族一个王朝之力一次打败的,而是多个民族与多个王朝一起之力多次打败的。蒙古是在灭了西辽、西夏、花刺子模等国,荡平中东、征服大半欧洲、统治大半世界、把宋朝的周边各国都归于其下之后才对世界上最繁华强大的宋国发动进攻的。宋人太文明,但使用先进的技术火药及战船把强大的蒙古联军钳制数十年之久。宋朝是在蒙古野蛮的铁蹄下坚持得最持久的国家。宋是文明的创造者,而蒙古是文明的掠夺者。宋人的失败是因为宋人太文明,宋朝的灭亡是因为宋朝发展得太快和当时野蛮的世界格格不入......

一个文明被消灭,并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希腊、罗马虽都被野蛮所消灭,但他们的文明依然是西方人的骄傲!世界人民依然景仰他们所开创的文明高度。在西方没有人会污蔑希腊、罗马,也没有人会崇敬突厥、土耳奇。一个没有文化粗鲁厉害的强盗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景仰。而我们现在的有些中国人却有些怪,我们对代表中华文明顶峰的王朝大加污蔑与抨击,而对屠杀创造出人类历史上优秀先进高超文明的我们祖先的野蛮人而大加歌颂与美化。我们好象不知道谁是我们的祖先。很难想象现在的犹太人会崇拜希特勒,而辱骂贬低被希特勒屠杀的犹太先辈。而在中国正是这样......我们习惯于把冷血的强盗屠杀我们先辈的屠夫美化成大英雄!我们习惯污蔑与褥骂在世界上给中国带来太多荣誉与骄傲的伟大的宋朝。这世界上只有中国人热忠于谩骂自己的祖先,在西方你很难看到有西方人骂亚里士多德的。而在中国我们不只骂朱熹,还骂被我们祖先千百年来誉为圣人、在世界各国被尊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连孔子、朱熹都可以漫骂的人,那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他还是中国人吗?古希腊奥林匹克文明在世界、在中国依然继续发扬光大!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宋明理学却被中国人自己批得一无是处。现在的大部分中国人竟不知道自己祖先的好,优越与难得。我们被野蛮的屠杀斩断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连续性。我们还配称作我们是宋人的后代吗?

这里只说了宋的好,没有说宋的不好。因为宋的不好众人皆知,已被教育宣传夸大。而宋的好却被忽视或被看成不好。宋被灭了,宋的好也被看做不好、被看做灭亡的原因。我们现在的人对宋朝的评价不公,我们对宋人不公,我们对我们的祖先不公。即使藐视东方文明傲慢的西方人面对宋朝开创的文明高度都不由自主的赞叹。为什么我们却蔑视我们古代的社会最顶峰的文明?但能够接触研究宋朝文明的西方人毕竟只是些极少数的人。难道我们的文明要靠别人来发掘吗?如果我们都不为我们的祖先说话,那要靠极少数的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学者说公道话吗?我们应该为宋朝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而自豪。我们应该为我们是宋人的后代感到骄傲。

谈一下宋朝和明朝,在军事、文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对比,这样就能够直观地看出两个朝代的一些差距。

在军事上,北宋和明朝的实际控制疆域面积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大小,很多人说宋朝没有统治西藏和东北。其实,明朝军队没有驻扎西藏,也没有派遣驻藏大臣,所以明朝对于西藏和东北地区的掌控名存实亡,实际的疆域仅限于长城线内。而宋朝的军事领域的热武器还是有很多是世界领先的(突火枪、霹雳炮、震天雷、火箭等),到了明朝,很多热武器都需要从外国采购,相比之下确实是逐渐落后了。
在文化方面,宋朝是有绝对优势的,所谓唐诗宋词元曲,宋朝的文化处于一个历史的顶峰,而且两宋思想开放,出了不少有名的大文豪,唐宋八大家有六个是宋朝的,绘画和诗词的成就也是鲜有朝代可以比肩的,反观明朝设东西厂,锦衣卫,宦官弄权,思想控制严酷,相比宋朝的文化开放程度,明朝确实有所不足。

在政治上,宋代采取募兵制,把灾民饥民编入军队,所以两宋都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而在明朝末期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每逢饥荒,灾民遍野,时常有农民起义造反,像比较著名的有闯王李自成。另外明朝之后,在政治文化逐渐西方赶超。同时期的西方,荷兰已经驶大西洋,撒播殖民的种子了,虽然明朝的民间资本也处于萌芽阶段,但是发展速度仍旧落在下乘。

在经济方面,北宋经济空前繁荣,尤其是农业、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这一切都是得益于北宋建立了完善的经济制度。宋朝历代统治者通过颁发诏令,采取积极的措施鼓励开荒,耕地面积不断增加。庞大的农业基础,把社会推向了一个空前的发达状态。南宋政府鼓励海外贸易,广州、泉州是当时世界闻名的大商港。如果没有其他势力的崛起以及后期的统治不力,宋朝可能是最先进入世界强国第一阶梯的的。

明朝之后,空前的中央集权,以及腐朽的士人阶层,加之西方势力日渐强盛,即便清朝的各种举措,也难以回到国力的巅峰。

这篇解说我看还比较中肯,提问者可以借鉴一下。

宋朝军事能力软弱的原因十分复杂。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多因素的合力,而在各次具体的战争和战役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又是变化多端的。前面介绍宋军的种种弱点和弊病,如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很差,军法的废弛,军政的腐朽,军纪的败坏,官员对军士的役使和刻剥,军队的赢利性经营,对骑兵建设的轻视,实行以文制武,兵权的分散,如此等等,都是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这里就宋朝军事指挥等方面的缺陷,以及宋军的某些战术优点,作一些评述。
(一)将从中御
宋朝消极地接受唐末和五代军事政变的教训,着意提倡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对将帅的防范和清忌,成了恪守不渝的赵宋家规,不敢委以全权,授以重兵,而是通过各种制度和办法,削弱将帅的指挥权限,这当然也是宋朝积弱的重要原因。
按宋时的通信条件,与前方遥隔千里的皇帝和宰执大臣,要干预将帅的军事指挥,甚至指挥将帅作战,自然是荒唐的事。然而宋朝皇帝和宰执大臣,却往往违背古代的军事常识,实行“将从中御”(《长编》卷30端拱二年正月)。
宋太祖是宋朝各代皇帝中唯一的天才军事家。他命将出师,只在临行前作简要的指示和告诫,故王禹僻称他“所用之将专而不疑”(《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实行将从中御,即以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方略和谋划,错误地箝制和剥夺前方将帅的机动指挥,乃始于宋太宗。宋太宗自诩“少习弓马,屡与贼交锋,贼应弦而踣者甚众”(《长编》卷29端拱元年二月庚子)。他在青年时代可能是个武艺精通的勇士,至于其用兵行师的才略,却实在不高明。尽管对辽战争接二连三地失败,宋太宗仍以军事天才自命,直到在位晚年,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朕每出兵攻伐,意颇精密,将兵之人丁宁谕之,不听者多至败事。”一批文臣立即奉承说:“陛下料敌制胜,天之所授,固非臣下所测度也。将帅倘能上遵成算,则何往而不克矣。”(《宋会要》兵14之13)然而诿过于将臣,终究不能证实皇帝的圣算真是如何高妙莫测,因为在事实上,“将兵之人”恰好是“上遵成算”,才“多至败事”。
宋太宗运筹于深宫之中,而致败于千里之外,即使在当时已非秘密,故甚至连一些不知兵的文臣也提出非议。除张洎反对“将中从御”外,田锡说:“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他建议让将帅“因机设变,观衅制宜”,即拥有机动的指挥权(《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王禹僻也认为,“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是一大失策(《历代名臣奏议》卷322)。王安石与宋神宗讨论前代用兵,说:“太宗为傅潜奏,防秋在近,亦未知兵将所在。诏付两卷文字,云兵数尽在其中,候贼如此即开某卷,如彼即开某卷。若御将如此,即惟王超、傅潜乃肯为将。稍有材略,必不肯于此时为将,坐待败衄也。”他对当时“上下极为灭裂”的状况,深表感慨(《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一月戊午)。
阵无非是军队的战斗队列,作战之时,当然需要根据敌情、地形等等实际情况布阵。故岳飞对宗泽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卷365《岳飞传》)实为宋代的兵家格言。然而在宋太宗和宋真宗时,不顾实际情况,预先设计阵图之风,却盛极一时。
宋太宗预授将帅的锦囊妙计,往往就是阵图。“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武夷新集》卷10李继隆墓志铭),不容有任何变通的余地。太平兴国四年(979)的满城之战,宋太宗派一批将领带兵八万,迎击辽军,预先“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宋史》卷271 《赵延进传》)。
将领崔翰等依图布阵,赵延进发现“我师星布,其势悬绝”,主张改变阵形,“合而击之”。崔翰等依然不敢“擅改诏旨”,后因赵延进,李继隆等人表示愿承担罪责,才“分为二阵”,一举破敌(《长编》卷20十月庚午)。应当指出,赵延进是宋太宗的连襟,故他敢于独当其责,而有恃无恐。由于预授阵图有害而无利,文臣田锡提出异议,他对宋太宗说:“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之以阵图,不须授之以方略。”(《咸平集》卷1《上太宗答诏论边事》)朱台符也对宋真宗说:“阃外之事,将军裁之,所以克敌而致胜也,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长编》卷44咸平二年闰三月庚寅)但是,军事的失利,正确的反对意见,并未使宋太宗和宋真宗改弦易辙。宋太宗曾亲自告诫傅潜说:“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长编》卷40至道二年九月己卯)在雍熙三年(986)
北伐大败之余,宋太宗还召见一批将领,其中包括败将潘美,“出御制平戎万全阵图”,“亲授以进退攻击之略”(《长编》卷28雍熙四年五月庚寅)。一些庸将也欢迎皇帝预授策略和阵图,正如王安石所说,如王超、傅潜之流,并不害怕“败衄”,他们只求不承担覆军和丧师的罪责即可。王超曾向宋真宗进献“二图,其一置资粮在军中,布兵周防,贼无以钞略,其一遇贼即变而为方阵,阵形之外,分列游兵,持劲弩,贼至则易聚而并力”(《长编》卷50咸平四年闰十二月甲午)。宋真宗亲征时,还“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乙亥)。宋仁宗时对西夏作战,仍以“内臣监兵”,“以阵图授诸将”(《宋史》卷311《晏殊传》)。王德用对皇帝说:“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诚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得应变出奇,自立异效。”(《宋史》卷278《王德用传》)被宋仁宗所采纳,赐阵图的风气才有所改变。
然而不赐阵图,并不意味着将从中御的取消。自宋太宗以后的各代皇帝,都是些长期优养深宫,懵然不知兵的人物,也时常实行程度不同的“将从中御”。宋神宗“每当用兵,或终夜不寝”,“手札处画,号令诸将,丁宁详密,授以成算,虽千里外,上自节制”(《长编》卷353元丰八年三月戊戌),结果却招致灵州和永乐两次大败。宋哲宗时,吕陶说:“暴师千里之外,而日有禀听于朝廷,敌人在境,而一兵不敢辄发,则乘机决胜,安所望乎?”(《历代名臣奏议》卷 221)这也反映了宋神宗和宋哲宗时,朝廷不适当地干预前方军事的部分情况。当然也有委以全权的事例,如宋徽宗宠用宦官童贯,听任他主持对西夏,对辽和对金的军事,胡作非为,招致了北宋的覆亡。
南宋初,宋高宗也通过由宰执大臣草拟,自己亲笔书写的手诏,指挥前线军事。如刘锜步兵在顺昌府遭受兀术主力骑兵围攻,处于若要弃城退遁,必被迫歼的险境,秦桧为宋高宗起草的御札,却令他“择利班师”(《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卯)。岳飞就是因十二道金字牌递到的手诏,而被迫班师的。宋孝宗即位之初,轻率地下令西线的吴璘撤兵,“于是弃德顺军,仓卒引退,金乘其后,正兵三万,得还者仅七千人,偏裨将佐所存无几”,川陕的宋军精锐主力遭受歼灭性的打击,宋孝宗本人也追悔莫及(《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
北宋的将从中御,主要体现了皇权对将权的防范和筘制;而南宋大约有一半时间是由秦桧、韩侂胄、史弥远和贾似道四个权臣掌政,故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相权对将权的贬抑和束缚。南末后期,贾似道忌恨勇将高达,他宁肯听任襄阳和樊城的失陷,而不愿派高达率兵救援。由于贾似道专断军国大计,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在中国封建时代,因宫廷和庙堂的错误决策,而招致军事失败的事例,自然不限于赵宋一代;但赵宋在这方面又显然达到了十分突出、十分严重的地步,成为宋朝积弱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象宋太宗那样,简直把前方将帅变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二)消极防御
宋朝还没有战略,战术、积极防御、消极防御等等现代军事辞汇,事实上也从未制订过明确的一贯的战略方针。然而依据军事史的史实,则宋朝的传统战略,仍然大致可用“消极防御”四字加以概括。消极防御也和将从中御一样,事实上是对武夫疑忌和提防的产物,具体表现为习惯于分兵防守,不愿集中兵力,特别是让有才能的良将统一指挥,主动歼击敌军。
消极防御大体也只能追溯到末太宗时。因为宋太祖亲自部署或指挥的重大战役,都是进攻战,而且除了亲征北汉失败以外,又都是成功的战役,当时并不存在消极防御的问题。自宋太宗亲征幽州,高粱河之战大败后,面对辽军的不断进攻,消极防御的战略便逐渐形成了。宋廷不是设法如何集中军力,聚歼进攻的辽军,而只是开挖塘泊,兴置稻田,以阻遏辽朝骑兵的奔冲,“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
待到辽骑“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固,莫敢出战”,使敌军“出入燕、赵,若践无人之境”。在不少战役中,“常以一邑之众,当戎人一国之师,既众寡不作,亦败亡相继”。对于这种错误的军事指挥,连一些文臣也相继提出批评,张洎说,“兵聚则功成,兵分则祸集”,“胜败之道,其理昭然”(《长编》卷30端拱二二年正月)。王禹傅也指出“兵势患在不合”(《历代名臣奏议》卷322)。可是无论宋太宗和宋真宗,都害怕一员大将独掌重兵,而宁肯分兵。甚至象雍熙三年(986)的二次伐辽,也兵分三路,并完全由身居开封的宋太宗决定三军进止,结果自然大败亏输。
西夏国土小,人口少,财力不足,本来完全不足以与北宋抗衡。正如王安石所说:“今陕西一路,即户口可敌一夏国,以四夏国之众,当一夏国,又以天下财力助之,其势欲扫除,亦宜甚易,然终不能使夏国畏服。”(《长编》卷232熙宁五年四月丙寅)这也是实行消极防御的后果。宋仁宗时,“陕西四路之兵总数几三十万”,本可与西夏一决雌雄,可是宋廷却分兵四路,分命四个文臣主持军务,不相统一。“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太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三万人”。西夏方面却是“忽尔点集,并攻一路”,“动号十余万人”。一方面是集中的骑兵,另一方面却是分散的步兵,“彼常以十战一,我常以一战十”。由于宋廷笨拙的军事部署,使宋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变成了在战役上的劣势。“官军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独御贼锋,又不能并力掩杀”,连战而连负。 [关于宋夏战争中宋方的指挥缺点,可见《长编》卷132庆历元年六月己亥,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朔,《历代名臣奏议》卷324范仲淹奏,《范文正公奏议》卷下《奏陕西河北攻守等策》。]故欧阳修一针见血地指出:“军无统制,分散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常战而常败也。”(《欧阳文忠公全集》卷46《准诏言事上书》)
宋辽自澶渊之盟后,保持了一百二十年休兵的状态,而宋夏之间却时战时和,停停打打。对西夏的战争,宋仁宗时是屡战屡败,宋神宗时是败多胜少,失败的基本原因都在于分兵。宋哲宗和宋徽宗时,由于摸熟了西夏军的脾性,在战略和战术上稍有改进,即使宋军的素质并无什么变化,也存在种种弱点,却能居于胜势,使西夏败而求饶。
在南、北宋之交,金军击破腐败的宋军,势如摧枯拉朽,自不待言。但后来由于抗金将士的努力,宋军军士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并且超过金军。如刘锜指挥的顺昌之战,岳家军进行的郾城和颍昌之战,都能以少破众,便是明证。但宋军终于不能战胜全军,除了宋高宗和秦桧决意降金求和之外,宋军不能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而各支宋军又不能协同作战,也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弱点。宋高宗并非不懂“兵家之事,势合则雄”的道理(《金佗粹编》卷1高宗御札),他曾一度心血来潮,破例地委任岳飞节制除韩世忠和张俊以外的各军。然而经张浚和秦桧劝说之后,又旋即收回成命。他害怕岳飞兵多势雄,立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而宁愿兵分势弱,牺牲军事胜利。
从当时具体的战役看,绍兴六年(1136)春季韩世忠攻淮阳军,秋季岳飞突击伊洛,都是孤军独进,而吴玠、张俊、刘光世等军却按兵不动。绍兴十年 (1140),岳家军孤军深入,进逼开封外围之时,张俊却从毫州撤兵,刘锜也在顺昌驻守不进。绍兴十一年(1141),金军主力突入淮西,宋廷临时调动张俊、杨沂中、刘锜、韩世忠和岳飞五支大军应战。忌功害能的张俊在柘皋战胜后,急忙通报岳飞,说金军已退,前途乏粮,制止他进兵。不料金军转攻濠州,并在攻破州城后,以逸待劳,分别击败前来救援的张俊、韩世忠等军,待到岳飞率兵赶来,又退遁淮北。这些都是各军互不协同,影响战局的实例。相形之下,金军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这无疑是一个战略上的优势。
宋孝宗即位之初,集结大军北伐,却分命李显忠和邵宏渊两将指挥。结果在两将不和,战事不利的情势下,“大军十三万,一夕奔溃”(《藏一话腴》外编卷上),使南宋丧失了继续与金军周旋的能力。这同样也是指挥不统一的恶果。南宋前期和中期,先后分成包括三衙在内的十三支屯驻大兵,分屯长江沿岸和四川,守内虚外,也同样体现了消极防御的方针。
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也人体采取分兵守城的战略。吴潜曾批评当时的防御说,“不知兵而好分”,“不能择要地而聚大兵,不过千人,或三百,或五百,蜂屯蚁列,皆不成军,欲使沿淮沿汉千里之地,寸寸而得守乎”(《许国公奏议》卷1《应诏上封事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上官涣也说:“嘉定以来,州县往往增筑城壁,自谓备御密于先朝,而不知备多力分,反贻后患。”(《咸淳遗事》卷下)
由于传统战略的影响,再加上步兵为主的兵种构成,宋军往往行动迟缓,战法呆板,将领大多不善于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少有远程奔袭,机动作战,出奇制胜的战例。分兵的结果,是处处被动挨打,却仍不愿集中兵力,统一指挥。这也是自宋太宗以来“兵威不振”(《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二月甲寅)的重要原因。

(三)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这已是马列主义的常识。一个时代的政治和军事总是互相发生影响的。宋朝政治对军事的影响是很多方面的,前面介绍军中的各种积弊,很多即是腐败政治的产物,而赵宋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也严重地损伤了军事能力。
张方平说:“自古以来论边事者,莫不以和戎为利,征戍为害。”(《乐全集》卷20《请因郊里肆赦招怀西贼札子》)“和戎为利”,这反映了赵宋历代多数统治者的主张。
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也不应当追溯到宋太祖时,大致上可说是萌生于宋太宗时,确立于宋真宗寸。宋太祖虽然花了很多心血,实行对内防范,但并不打算对辽议和苟安。宋太宗比较“外忧”和“内患”的轻重时,曾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长编》卷32淳化二年八月丁亥)他这种防内重于防外的方针,为赵宋以后的历代皇帝所继承。尽管宋太宗本人有高梁河战败中箭的大辱,但经历几番交锋,已经倦于兵事,故不时提倡“清静致治之道”,说什么要“修德以怀远”(《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朔)。当时未与辽达成和议,仅仅是因为求和不成之故。
宋真宗不敢冒与辽军决战的风险,才订立澶渊之盟。在历史上,不乏以和议争取时间,重整军备,以利再战的事例;而宋朝统治者与此不同,其处理和战的基本程序是始而被迫应战,战而后和,和而后安,根本没有与强敌重新角逐的盘算。富弼说:“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揞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虏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 (《历代名臣奏议》卷327)这段评论活画了澶渊之盟后以和为安,文恬武嬉的状态。但是按照封建专制的惯例,他不能诿过于君父,而只好归罪于臣子。不但对辽,后来宋朝处理对西夏和金的关系,也往往依照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格式行事。
宋高宗被金军一再追逐,仓惶奔命,流离颠沛,求和而不可得,因为当时金朝自认为可以吞灭南宋。待到金朝愿意媾和,实因宋朝的军力已增长到足以抗衡的地步。其时南宋即使对金保持一种不战不和,武装对峙的状态,也完全可以存活下去。但宋高宗出于防内的需要,宁愿接受极其屈辱和苛刻的和议条款,向杀父之仇称臣下跪,以求偏安东南。绍兴和议后二十年间,在宋高宗、秦桧之流杀害和废黜抗金将领,摧残军心士气之余,也必然是“将帅养骄,军士惰敝”(《会编》卷 228)。完颜亮侵宋战争的史实表明,尽管宋朝在战前已有一段时间被迫重整战备,而宋军素质仍比二十年前大为退化。淮南战场的宋军主力打得一败涂地,连众望所归,倚若长城的名将刘锜,也声誉扫地。南末只是依仗长江天堑和水军,才得以挡住完颜亮的兵锋。甚至当金军内讧,完颜亮被杀,整师北撤之际,宋军都不敢稍作拦击或尾袭。宋高宗在庆幸之余,又故态复萌,准备恢复和议,继续苟安。
宋朝军事史表明,在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指导和影响下,和议往往招致军备废弛,军力减弱。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形,如隆兴和议后,宋孝宗、虞允文等曾刻意整军经武,但因整个官僚军事机构的腐化,成效并不显著;而随着宋光宗即位后的政治混乱,本来就不显著的成效又很快化为乌有。

总体是对内不对外

重文轻武,因为怕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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