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时，中英双方对新机场的角力点在何处？

香港回归的谈判过程~

谈判过程
1982年9月，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因香港前途问题与其进行谈判。邓小平提出，关于收回香港主权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的方案解决。他强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转余地。”“应该明确规定：中国将于1997年收回香港。”双方最后达成共识，通过外交途径商谈解决香港问题。于1984年签署协议。

1982年9月26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首次揭开了香港前途谈判之幕。双方在经过首次谈判后，声明表示将会通过外交途径对香港前途的解决方法进行商谈。
第二阶段的谈判是1983年7月12及13日两天，地点在北京。中方团长姚广、英方团长是驻华大使柯利达。不过，由于双方在初期的会议中，1983年9月22、23日第四轮会谈后，1983年10月19、20日，双方举行第五轮会谈，中英公布中恢复了“有益的”、“有建设性的”形容词。
1983年12月的第七轮会谈后，公报称双方回顾了会谈的进程和所取得的进展显示会谈已进入新阶段。
1984年4月，英国外相贺维访问北京后抵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声明，公开宣布英国放弃1997年之后对香港主权。声明表示：“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在此一段期间，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频频访问英国。在1984年2月，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更提出了“罗保动议”，引起各界的争议。
1984年6月，中英谈判进入最后阶段。7月份，英国外相贺维再访北京。8月1日，贺维抵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中英双方已同意协议大纲及主要条款。
1984年9月26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英国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代表双方在北京草签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
1985年5月27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香港进入了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前历时12年的过渡期。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2-1997年间，香港曾为英国殖民地。二战以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不仅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更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1997年7月1日，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中央拥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可享受外交及国防以外所有事务的高度自治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国政府的基本国策。

扩展资料香港回归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事件。
历史意义
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洗刷了民族百年耻辱，完成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一步。香港回归祖国是彪炳中华民族史册的千秋功业。
历史意义可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来看：
对国内的意义：
1.有利于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有利于促进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与发展。香港回归十余年，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下，香港发展走向日益繁荣；
3.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通过香港回归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这一政策是英明正确的，同时为澳门问题的解决以及澳门的回归提供了实践的范本，最终也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对国外的意义：
香港的顺利回归不仅是给西方大国以有力的回击，而且香港回归的成功实践也为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实例，对世界政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人物：邓小平
1982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国家统一模式时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他表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们的那个制度”。“一国两制”的概念正式出台。这也成为后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国策。可以说，没有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没有今天的香港。
纵观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整个过程，邓公不管是在台前还是幕后，都是运筹帷幄的灵魂人物。每当谈判陷于僵局，正是邓公的坚定、果敢、务实、灵活，特别是掷地有声的表态，使英方彻底丢掉不切实际的幻想，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谈判之初，对于英方提出的“主权换治权”，邓公以“主权问题是不可以谈判的”、“我们不是清政府”的义正辞严的表态，迫使英国人全面退却。主权问题的解决，也为以后的谈判定下了基调。二是关于中国在港驻军的问题。双方曾一度在此问题上陷于胶着，邓公一句“驻军是主权的表现”的表态，将此争论一锤定音。
参考资料：香港回归-百度百科

以下是装载
很久以来，一直想为这部电影写点什么，就像在看过它之前，对它曾有同样长度的期待。
2003年初秋，在香港买到了《去年烟花特别多》的影碟，回到日本后，看了两遍，却有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懵然。这是一部哀伤的电影，但我暂时无法描述那哀伤的轮廓。
要等一段时间。让哀伤沉淀。直到现在，2005年。

1.
我从没有认真地看过一次烟花。
在日本客居了多年，却不曾专程去观赏过花火大会。盛夏时节，花火大会是最具日本特色的文化娱乐，访日比赛的皇马球队也抽空去看。春天的樱，夏天的花火，秋天的红叶以及冬天的雪，这是日本四季的风物诗。
日本人钟爱的这几般美好，共同特色是短暂即逝。樱花盛期不过一周，红叶或可月余，积雪天暖便融；花火尤甚，不论如何曲尽妖娆，每一朵也只有数秒灿烂。一场花火大会，纵然打出数千绚丽，到了午夜散场，总还是仲夏夜空沉沉，仿佛恍然一梦。一般来说，理解了这种美，似乎就能打开进入日本文化的一扇门，但又不够。日本的精神尤在于为了那短暂的美，而不惜代价的执着，甚至会较劲用强，哪怕自毁。侯孝贤导演在《悲情城市》中提到明治时期的少女追随樱花凋落而自尽的故事，也可算是一个左证。
然而，我总觉得，烟花并不适合那么多人刻意聚集在一起翘首仰望。我更喜欢的是在不经意的时刻和地点，看到一团斑斓的花火突然绽放于夜幕。比如有一次夜归途中，我正走在体育场旁边的小路上，身后传来一声隐如轻雷的炸响。我停下回头，见一片民居之后远远的天穹上，有朵烟花开且落，美得寂寥。
人生里，如果能有幸和美擦肩而遇，就是一个奇迹，一段值得铭记的经历。就像于车行中，偶然看到窗外闪过的一颗烂漫的樱树，那美不必为我而生，我亦无需执拗追寻。在天地间，铿缘一面或萍水相逢都本是平常。

2.
我在国内的生活中，只见过一次烟花，那是1984年的国庆三十五周年之夜。
烟花，在1984年的故乡，或1997年的香港，或1999年的北京，都是作为一个纪念活动的助兴节目出现，被赋予着政治和社会功能的色彩。我数不清也记不住日本的那些消夏花火晚会的时间地点，但中国的烟花，就属于那几个纪念日。
1984年国庆，我十岁，刚回到父母身边。那是被称为新时期的日子，到处都洋溢着憧憬和生机。我在阳台上看到了烟花，也兴奋得难以名状。
2004年，三十岁生日前后，我在写拖延了很久的小说，涉及1997年的段落题名为《纪念日》。故事发生在故乡，1997年6月30日到7月 1日的一夜。我不知道那天故乡是否放过烟花，但小说里有。我希望那场烟花，仿佛只是为了两个普通男女而开，就像白流苏和范柳原发现倾城竟是一种成全。
我喜欢大时代中的小儿女故事。对某些人而言，那记录在史册的中的某个时刻，意味着只有他们本人才知晓的不凡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史，记录着一桩桩比人类登月更加重大的事件。

3.
《去年烟花特别多》完成于1998年，而1997年，是香港开埠以来燃放烟花最多的年份。农历新年，青马大桥启用，英国撤离，香港回归，回归后首次国庆，一共五次。对于香港人来说，那一年的夜空非同寻常。
1997年香港的春节，是英女王治下的最后一个春节。青马大桥开通，是港英政府最后的一项大型工程，联系到此前的新机场争论，其实充满政治内涵。米字旗的落下和五星旗的升起，意味着香港历史的新纪元。而1997年的十一，则是香港人百余年来的第一次国庆。
自八十年代以来，九七问题就在香港人心头挥之不去，未来的前途打算，都要考虑这个九七的因素，无论你是富商巨贾或升斗小民。这十多年内，绝大多数香港人都患着一种叫做九七的心理疾病：严重的时候，会把它说成“大限”，俨然人之将死；麻木的时候，则采取鸵鸟政策，脑袋钻进享乐之沙。在十多年间的香港电影、流行音乐、种种坊间文化里，九七的影响无处不在，个中滋味，也只有香港人自己能懂。
我曾不懂。尽管香港的影视歌文艺，是我们这一代大陆人青少年成长时期的主要精神养分之一。但是，对于九七情节，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有时，香港人的悲观，反而会触发起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怎么能、怎么敢不愿做中国人，不愿回归祖国？
如今，香港回归后的第八年，我想我可以懂得一点。
如果真的有神灵预先告诉你，在某年某月某日，你的生活会迎来一个无法逃避的剧烈转折，可能改变你此后的命运，你的反应是什么？从现在开始的剩余时间，你打算怎么过？
这让人想起了亨利•詹姆斯的《丛林之兽》，里面那位抑郁的男子马丘，坚信在他未来的人生之路上，有一只猛兽会在某个时段跳出来，给他以重创。马丘在忧虑和戒备中，错过了一场近在咫尺的爱情。香港人的境遇，和马丘类似------九七，代表着一种强烈的确定的不确定感。“马照跑舞照跳”和“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固然不断被重复，但这些都是一个允诺，而允诺的能否实现，主动权并不在香港人手中。当年被割让由不得自己做主，今朝归还仍是别人说了算。面对那个早早设定的年份，香港人心中的命运迷茫感自然而生。
1997年7月1日，就像一个闹钟设定好的时刻，香港人必须爬起来，去面试一份新工作。此前的整晚，在发条走动的声音中，香港人失眠了。
对于少年的我而言，这种感受曾是不能了解的事。我似乎从未想过，在自己未来人生的某日，我会面临转弯、陡坡或是“此路不通”的标识。我不知道也不关心自己的生命还有多久，只知道轻率地挥霍时间。
这种无知，至少保证了我的平静度日。可是，从三十岁临近起，我忽然无端觉得，那可能是我生命的终结点，即使我走过了那一年，此后的生活也不过是渐弱的惯性而已。不论如何，在我的三十岁，一定会发生什么。因此，我开始理解马丘，理解香港人的九七情结了。
我也开始琢磨死亡。我明白：最难煎熬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在得知何时必死之后的等待。

4.
有好多艺术作品就是这样：你在年轻时看觉得感慨万千，成年后却觉得味同嚼蜡；而你在年轻时味同嚼蜡的，也可能在成年后感慨万千。
《去年烟花特别多》1998年就出现在录像带出租的货架上，但我却一直没看。我等了五年，这个无心而为的抉择是正确的。只有当你着手解析你的生命历程以后，你才能看懂它。
直击九七回归的香港电影，还有一些，但《去年烟花特别多》可能是情绪宣泄得最淋漓尽致的一部。这种情绪，也使得大多数影评人把焦点落在港人身份认同、前途想象、中港矛盾等社会性议题上。事实上，导演陈果不知道是有意无意，触及了对生命的终极追问。
香港影评人石琪眼光敏锐，他抓住了影片的两个片断。一个是女中学生在巴士上嘲笑退役军人，结果被扔出窗外；另一个是女中学生捉弄老出租车司机，后者则癫狂般地蓄意报复。但石琪浅尝辄止，他称陈果要表现的是因事业挫折潦倒和身份定位混乱导致的中年精神危机，是中年人犯的“傻气”。
可是如果更进一步，我们会发现，何以中年男人的敌对对象一定是女中学生？
答案：因为中年男子们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在这种恐惧的笼罩下，“中年懵佬”们厌恶青春、仇视象征着生命（生育）力旺盛的少女。《去年烟花特别多》中所谓的中年危机，与其说是社会环境变化的激荡，不如说是对生命走向黄昏的惊惶。九七对这些华籍英军而言，是一个身份的大限，但在冥冥中，还有一个生命的大限。
2004年，陈果推出了他的第一部恐怖片《三更Ⅱ之饺子》。严格地说，这部电影的感官效果并不算如何恐怖，或可称之为“恐惧片”。杨千华竭力想要留住的，是自己的容颜，拼命想要延缓的，是自己的老去。这样的心境，《去年烟花特别多》已有描述。
1947年，胡适56岁，写了一首小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适之先生很令人佩服，56岁还只是“微近中年”。
而多少人，鬓发犹黑，心情却已到中年？

5.
另一位影评人蒲锋对《去年烟花特别多》颇有意见，因为它“歇斯底里”。他举出的例子就是中英草签协议的是在十多年前，那些华籍英军在行伍中应该已经知道了他们在九七之后的结局，他们不应该有那么强烈的失落感，就算不能正视新生活的现实，落差也不该如此巨大。由军人堕落为劫匪，心理转变欠缺说服力。
不过，我倒觉得《去年烟花特别多》说出的可能是一种人性的真相。
有些人很聪明，懂得未雨绸缪，永远都在为自身的下一步盘算计划。他们可以脱下军装，就去早已签约的写字楼报到。但还有一些人，即使明知道那一天即将到来，却只是以拖沓的姿态随波逐流，把自己交给未来任其摆布。他们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缓慢转动的土星。他们忧虑，却也仅仅是忧虑而已。
从九七回溯两年，1995年6月30日，我大学毕业。直到那天天亮之前，我都没有感到真正的悲伤滋味。虽然宴席将散，虽然忙着告别，但悲伤并未提早到场，而是直到分离的一刻来临才准时出现。
疼痛就是这么一种物质。在没有涌入你的喉咙之前，你永远难以想象它的烈度。你用既来之则安之宽慰自己，你用反正躲不开就直面承受来鼓励自己，但当你真的喝下第一口，才知道它是那么火辣。
《去年烟花特别多》，讲的就是一个疼痛的故事。

中国增加了一大块负担，那几年不知道给香港投资了多少钱，才保住那些香港的外资企业，本来他们都打算在香港刚一回归就撤资离开香港的。

英国就是少了一块负担了。

　　中英双方角力点的关键就在于新机场的建设对香港交接后的社会稳定问题。
　　八十年代末，我方向英方提出因香港不断发展，原有的启德机场已经饱和，所以希望在香港另建一机场，来保持香港国际空运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需要建一个新机场！
　　1990年，英方单方面突然提出《玫瑰园计划》，直到公布之日，我方才从报纸上知此计划。
　　《玫瑰园计划》中建造新机场需要1270亿港元，这样一个庞大的财政计划，港都卫奕信事先未与我方透露半点风声，这本身就让中方颇感意外，更何况英国人的这个新机场计划颇有些“我请客，你买单”的意味。
　　建机场需要1270亿港元，所以比须要向银行贷款，而大部分贷款是要97年以后才能归还的，那么97年以后顺理成章的变成了我方新特区政府的贷款，特区政府刚刚成立，所以就需要我中央政府来保证！最关键的是这笔1270亿的巨款还要动用香港政府大部分的财政储备。到了1997年英国只能给我新特区政府留下50亿港元的政府财政储备，这将直接的影响到香港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稳定！
　　对待英国招数，我方马上就回敬了一招！我方采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政策，对英方此举不予理睬，任其折腾。
　　后来，果然那些给予英方贷款的汇丰、花旗等大银行沉不住气啦，寻问我方能否保证97年以后，由新特区政府来偿还这笔贷款.
　　中方给予答复“因英方事先未与我方沟通协商，我方对此计划一点也不了解，所以不能给予保证！”
　　因此无中方配合的新机场建设方案将寸步难行，此时，英国骑虎难下，最终英国首相梅杰派遣英国外交顾问被称为“中国通”的科利达从法兰克绕路秘密访华，连香港都不知道，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的鲁平负责与科利达协商。从1991年5月27日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了四天的秘密商谈，最终就新机场问题基本达成一致，英方答应，将会给新港府留下250亿港元的财政储备。
　　其后在签署地点问题上，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英方要求在英方签署备忘录，中方则要求在中方举行签字仪式，双方因此久持不下，最终英方终于答应中方梅杰首相赴中国签署文件！
　　完啦！！！好累啊！！！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1841年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开始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个半世纪，中国经历了晚清时期、民国（包括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和新中国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进行过努力。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历史表明，只有新中国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在香港回归已在眼前的今天，全面地回顾一下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的艰苦历程，将有助于真正理解香港回归祖国的深刻含义，并从中得到应有启示。

英国强占香港岛及清政府武力收复香港岛计划的破灭

自1841年1月英国武力强占香港岛起，清政府即开展了收复该岛的斗争。为了说明这一斗争的情况，首先必须弄清英国占领该岛的经过。
迄至目前为止，一些著述和传媒是这样描述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如何占领香港岛的：1840年8月英军在占领定海之后，北上到达天津白河口，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琦善去大沽与英国全权使臣懿律和义律谈判。1841年1月25日，琦善与英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穿鼻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国军队就占领了香港岛。这种说法似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岛有确实的“条约根据”。其实英国是在毫无条约根据的情况下强占该岛的，道光帝事先既未曾闻知，更未予允准。因此才有亟谋收复之举。
依据中英两国的档案记载，1840年8月30日，义律去天津大沽曾向清政府递交《巴麦尊子爵给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提出割让东南沿海一岛或数岛给英国等侵略要求。琦善根据道光帝的旨意拒绝了英方提出的侵略要求，劝说英军退回广东再继续谈判。几个月之后，琦善抵达广州继续与英方交涉。道光帝明确指示琦善，如果英方坚持其侵略要求，即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用武力抗击侵略者。但是琦善慑于英军船坚炮利，力求妥协。由于道光帝的态度非常强硬，因此琦善在与义律谈判时只同意赔偿烟价，拒绝割让香港岛。1841年1月7日，英军野蛮地攻占了虎门口的大角、沙角，随即又提出霸占沙角等要求。琦善在英军武力胁迫下，万般无奈，复照英方，英军若退还定海、沙角等处，可奏请道光帝于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1月14日，义律提出割占九龙尖沙咀、香港两地。琦善答以只能选择一处“寄寓泊船”，俟英方选定后，再由他上奏请旨。1月20日，义律突然宣布，他已经与琦善达成共有四项内容的“初步协定”，其中第一项就是将香港岛及港口割让与英王。1月26日，英军在没有任何条约依据的情况下，悍然侵占了香港岛。1月27—28日，义律为了迫使中方承认其侵占香港岛为合法，又迫不及待地与琦善在莲花山进行会谈。两人在英方提出的重要条款，即割让香港岛和通商等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琦善表示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案再行筹思后方能具复。由此可见，1月20日义律宣布的“初步协定”实属无稽之谈。1月30日，英方又故伎重演，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照会中方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再次谎称义律已与琦善“说定诸事，议将香港全岛地方让给英国主掌，已有文据在案，”并要求撤走岛上各处的中国官兵。两天之后，英军又在香港岛张贴告示，妄称“现经与钦差大臣爵阁部堂议定诸事，将香港等处全岛让给英国寄居主掌，已有文据在案。是以香港等处居民，现系归属大英国主之子民”。历史事实是，琦善在英军炮口下，确有允许代为奏恳皇帝，准许英人在香港寄寓泊船之意。但是，当时香港一词，并非指香港全岛，而仅仅指该岛西南今香港仔一隅之地。英方却故意将一隅变成了全岛，将“寄寓泊船”变为割占，将“代为奏恳”说成是“议定诸事”、“已有文据在案”。这充分说明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在外交上是如何不择手段的。
英国武力侵占香港岛以后，清政府极为震惊，立即为武力收回香港岛进行了部署。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琦善将该岛擅与英人、英军侵占香港岛并擅出伪示的奏折，即认定英军侵占香港岛是琦善越权私与造成的，谕称：“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并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京，查抄所有家产。道光帝严惩琦善绝非偶然，他对琦善在广东一味向英人妥协的行径早就不满。1月27日道光帝得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即刻下令将琦善交部议处。三天后，他又命御前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南下征讨英国侵略者。英军侵占香港岛后，武力收复香港岛就成了奕山等人南下征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时奕山等人还在南下途中，道光帝降旨称：“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下达收复香港岛的谕旨：“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该逆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岂知道光帝下令调集的奕山军队人数虽然数倍于英军，但全部是陆军，只能由陆上防守广州，根本无力进攻港岛。1841年5月18日，英军几乎倾巢出动，前往进攻广州。奕山仓促应战，清军大败，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奕山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在一星期内交付了600万元赔款，并把军队撤出了广州城。事后奕山谎报军情，讳败为胜，致使道光帝误认为，英军于条件得到满足后从广州退回港岛，是天朝征讨“英夷”的胜利。至于香港岛，道光帝接受新任两广总督祁 �的建议，同意暂缓图之。此间恰好港岛遭到两次飓风，很多英船沉没、被毁。道光帝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颁发大藏香二十柱，让奕山等去各庙宇答谢神灵，并误以为以后“夷胆震慑，不敢再有觊觎”。
1841年8月21日，英国派来接替义律扩大侵华战争的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及5艘军舰在香港，亲自率主力北上。道光帝以为英军主力北上，港岛势必空虚，这是收复香港的良机。他告诫奕山：“如能设法收复香港，则从前办理不善尚可少赎罪戾。”之后，他又多次令奕山等训练乡勇，乘机收复香港。奕山经过广州之战的大败，已深知英军实力，陆上攻剿一败涂地，遑论渡海收复港岛。加以虎门内外炮台早被铲为平地，无险可扼，水师无船无炮，他认为当今之计，只有严守陆路，以防焚掠而已。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收复香港，断不准迟延观望，但是广东方面依旧我行我素，隐忍苟安，不图攻剿。1841年10月，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和宁波，中英双方开始在陆上交战。道光帝认为陆战是清军长处，他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从全国各地调集军队，准备一举击败英军，收复失地，并再次谕令奕山等，乘广东海面英船无几、香港空虚之际，即行剿洗，并收复香港。谁知清军陆战再次失利，扬威将军遁逃杭州。铁的事实证明了清军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但是英军盘踞香港依然是道光帝的一块心病。1842年3月27日清政府以耆英署杭州将军，并于4月11日颁给他钦差大臣关防。5月 18日英军攻陷乍浦，在此危急之时，5月25日道光帝却出乎意料地下令耆英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谕令他称：“至香港地方岂容被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事如已妥为预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这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后一道收复香港的谕旨。但是，10天之后道光帝不得不改变主意，命令耆英暂缓赴粤，在浙确查英人动向，专办对英羁縻事宜。此时的羁縻实际上已经成了乞降的代名词。当英军攻陷吴淞、上海、直抵镇江时，道光帝更授权耆英便宜行事，决意投降。其后英军攻陷镇江，8月4日直逼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接受了英方提出的议和条款，并在8月29日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终于将香港岛割让与英国。
上述事实说明，英国强占香港岛之后，清政府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并咨会奕山，要求武力收复香港岛。但是，清政府最终不仅没有收复香港岛，反而以条约形式割让了香港岛，表明了清政府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国家的落后，统治阶级的腐败，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结局。1860年，英国又以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九龙半岛南端及昂船洲。1898年，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攫取了我国新安县大片陆地及周围235个岛屿连同广阔水域的“租借权”，为期 99年，并将其改称“新界”，并入英国的香港直辖殖民地。

辛亥革命到太平洋战争前中国争取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努力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根据北京政府的指示，向和会提出收回租借地（包括九龙租借地）的问题。由于和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主要战胜国英、法所把持，它们在中国都占有租借地，根本不愿意放弃其既得利益。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借口中国的提案“不在和会权限范围之内”，推说这件事应由国际联盟今后去加以考虑，轻易地予以否决了。众所周知，这个标榜建立“国际公正”、以“缔造世界永久和平”为宗旨的和会，以其极不公正地对待中国，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让与日本的决议而诱发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和会的对德和约上签字。
1921年12月3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上，又重新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租借地的议案。议案中历数了列强在华租借地破坏中国领土及行政完整、危及中国国防、将中国牵入列强冲突的漩涡及被列强利用来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等事实，要求“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当时正值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中国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民大众“外争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汹涌澎湃。与此同时，美、日在远东互争雄长，美国力图箝制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其他列强之间也矛盾重重。以上两个因素促使英、日两国不得不分别同意放弃威海卫和胶州弯租借地。但在废除九龙（即香港新界）租借地和旅大租借地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却遭到英、日代表的强烈反对。英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枢密院长、以“血腥人物”著称的贝尔福，借口“没有九龙租借地则香港不能自卫”，坚决拒绝归还。12月7日，顾维钧在会议的远东委员会上据理驳斥了贝尔福的谬说。贝尔福对此置若罔闻，日本代表缄口不言，美国代表则无动于衷，作壁上观。此后，华盛顿会议再没有讨论九龙租借地的问题。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正当要求，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中国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人民对会议结果大失所望。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共同要求。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月23日通过的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宣言写道：“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段话成了后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虽然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不得不考虑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和孙中山先生渴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遗愿，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方针，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但这一修约外交，除了在关税自主、收回几处租界和按照英国先前的承诺于1930年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外，其他收效甚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南京国民政府甚至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
和国民政府相反，英国政府及港英当局一直关切着九龙租借地的前途，神经过敏地注视着国民政府和中国舆论在这个问题上的动向。港督金文泰不仅坚决反对归还这块租借地，反而多次建议本国政府将它正式割占，办法是以归还威海卫作为交换条件，或是故意挑起与中国的冲突来制造兼并的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另一位港督罗富国也企图乘人之危，于1938年提出中国急需外国贷款来支持它的货币，不妨利用这个机会用贷款来换取它割让九龙租借地或延长它的租期。但是以上两位港督的建议没有得到英国政府采纳，它宁可对这件事采取拖延、沉默、回避的方针。只要中国不提出，它决不主动涉及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虽然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中国防范甚严，却没有注意到它的政策正在给它对香港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危险。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奉行对日本绥靖、讨好、纵容的方针，幻想与日本达成妥协，以维护它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孰知这一政策非但没有奏效，反而鼓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南进，起到引狼入室的作用，终于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和日本对整个香港地区的占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学者所说，“在这个时期，几乎可以说，对香港……的较大威胁与其说是来自中国人，勿宁说是来自英国外交部。”

1942年中英关于归还九龙租借地的谈判和两次收复香港良机的丧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是时英国忙于欧洲战事及保卫本土，在香港抵抗不力，仅仅18天即弃甲曳兵而走。港督杨慕琦于同年圣诞日向日本投降，英国对香港的百年统治由日本取而代之。与此同时，英国王牌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在马来海面为日本袭击而樯橹灰飞烟灭，英国在远东和东南亚的殖民体系迅速土崩瓦解。到1942年6月，英军已先后退出马来亚、新加坡、缅甸等地，日本陈兵印缅边境，形成直叩印度大门之势。大英帝国往日的雄风，扫地殆尽。英国在香港和东南亚的大溃退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通过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均势已彻底破坏。中、美、英此时已成为共同反对日本侵略的盟邦。这一形势迫使英国不得不考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当时，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片，中国的抗战与各同盟国的作战汇成一体。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也为收复香港提供了良机。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巨大牵制作用，为了使国民政府坚持对日作战，为了战后填补英国在远东可能留下的真空，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开始攻击英国在中国保留殖民特权、不将香港归还中国等做法。美国的态度无疑对英国是一个压力，对国民政府是一个鼓舞，并促使它采取行动。
1942年8月底，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与中国举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借以促使英国与中国也举行类似的谈判。英国外交部闻知此事后，慌了手足，急忙指示其驻华大使薛穆“采取主动”。10月10日，美、英两国分别发表声明，准备与中国政府谈判“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中美、中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的谈判随即开始。此次谈判涉及放弃在华租界问题，国民政府认为租借地与租界属于同一范畴，乘势提出了归还九龙租借地（即香港新界）的要求，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后，美、英两国分别提出关于新约的草案以供考虑。中英谈判在重庆举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薛穆分别代表两国。英方草案包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终止1901年辛丑条约、将一些租界交还中国等内容。但是，英方虽然明知中国至为关心收回香港（至少是新界），却在其草案中故意不提这个问题。 11月10日，英国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更亲自出马，针对香港问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又说他“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从而表明了英国坚持它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顽固立场。
11月13日，国民政府就英方草案提出一份《修订草案》，其中加上了废止1898年6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内容：“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应该说，这里仅提出归还九龙租借地，未要求归还整个香港地区，已属妥协退让。是时重庆舆论激昂，反对任何外国继续占领中国领土，美国公众意见也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正当要求。形势于中国有利。
当英国收到中方《修订草案》后，急忙研究对策。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格善理（克拉克）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1）接受要求；（2）断然拒绝；（3）尽量拖延。他认为第一个方案不行，因为新界在经济和战略上对香港至关重要；第二个方案也不行，会引起美国的不满和非议（战时英国对美国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他认为应该选择第三个方案，能拖就拖。对于这位司长的主张，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是既不坚决又不明朗，竭力表示反对。他倾向采取第二个方案，即断然宣布九龙租借地不属于本条约的讨论范围，拒绝归还。艾登的主张得到丘吉尔的大力支持，并在11月30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作出了相应的决议。英国对九龙租借地的政策，因以大定。
11月30日，薛穆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向宋子文宣布英国不准备同中国谈判九龙租借地问题。宋子文反复重申了中国收回该租借地的原则立场。双方发生争执，未有结果。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表示，中英新约内如果不包括收回新界的内容，他就拒绝在条约上签字。谈判陷于僵局。
在此情况下，中方首席代表宋子文发生了动摇。他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准备拿原则做交易，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对英让步。但他不敢对蒋介石直陈他的主张，于是请求当时正回国述职的外交界元老、驻英大使顾维钧去劝说蒋介石对英让步。顾维钧受托前往，对蒋介石说，他“明白委员长的意思，说送来的礼物应当一次送来，可是英国愿意分两次送”，“依我看还是先收下这第一份为宜，可以暗示我们正等待这第二份礼物的到来，这样可以不致引起什么误解”；而且，战时盟国间的“团结一致”“极为重要”。顾维钧的劝说对蒋介石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此后的谈判中，英方继续坚持殖民主义的顽固立场。宋子文为了使谈判不致完全破裂，退而要求英方发表一项表示今后愿归还九龙租借地意向的声明，为此中方在战争结束前决不催促英国归还九龙租借地，同时着重宣布，如果英方连这样的意向也不表示，中国将不在条约上签字。对此，英国只同意“于取得战争胜利后讨论该租借地的前途问题”，不愿就战后归还该租借地作出任何承诺，甚至以英方也要“拒绝签订新约”相威胁。恰在此时，正对中国进行血腥野蛮侵略的日本，为了搅乱人心、挑拨盟国间关系，提出“尽速撤消”日本在华租界及治外法权等特权，以示“中日亲善”，以图抢在中美、中英之前与汪伪订约。蒋介石在英国“拒签新约”、日伪可能抢在中英之先订约的双重压力下，向英国作了根本性的让步，于1942年12月31日指示国民政府正式同意不将收回九龙租借地问题与取消治外法权等问题合并提出。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对英外交，颇费心神”，“九龙（租借地）交还问题英坚不愿在新约内同时解决”，他只得“暂忍之”，同意在中英条约上签字；“待我签字之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他还信誓旦旦地写道，作为“最后手段”，他准备“一俟战后，用军事手段（将九龙租借地）由日军手中取回。则彼虽狡猾，亦必无可如何。”
蒋介石的本意是赶在日伪之前于1943年元旦签订中美、中英新约。但由于英国拖延，直到1943年1月11日才签订这两个条约（日伪条约已于 1月9日签字）。在当天于重庆签字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中，只字没有涉及九龙租借地问题。同一天，宋子文照会薛穆，声明中国政府对九龙租借地“保留日后提出讨论之权。”战时中国收回九龙租借地的交涉，至此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942年是中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的有利时机。不能讳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虽然对英美有严重的依赖性，但当时确想乘机收回尽可能多的外人在华利权。通过1943年1月的中英新约，中国废除了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收回了北平使馆租界及上海、厦门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权，收回了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如此等等。这件事发生在英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逼签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100周年之际，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巧合。这是中华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应当归功于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
然而应该指出，此次交涉中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确是国民政府的无能。国民政府在中美、中英新约签订后的第二天发表的文告中，宣布中国自此已获得与各国“并驾齐驱”的“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未免言过其实。此次中国未能收回九龙租借地，固然是英国坚持殖民主义所致，但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当时收回九龙租借地，有绝好的国际国内条件。本应把握时机，据理力争，坚持原则，以求成功。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即便如此，英国亦无法责难中国破坏盟国团结。相反，英国作为中国盟国，抓住在华租借地这种特权不放，倒是有害于盟国团结的。故条约不成，失理仍在英方。在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民族解放浪潮空前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已经不可逆转。即使新约暂时不订，战争胜利以后，英国岂能长期保持在华特权和租借地不放？宋子文作为中方首席代表，不能洞察世界大势，目光短浅，心理软弱，企图以妥协退让来换取与英国的“团结”，结果中国愈退，英国愈进，终于造成中方有理而受挫，英方无理而制胜的局面。对此，宋子文是不能辞其咎的。至于蒋介石，他虽然想收回九龙租借地，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但在英国死硬的立场面前，仍没有坚持到底，最终还是对英国委曲求全，致使收回九龙租借地一事功亏一篑，坐失良机。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复香港的良机再至。可是，由于蒋介石奉行矛头对内、坚决反共的错误政策，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他早已把自己关于战后重新提出交涉和“用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取回”九龙租借地的誓言忘到九霄云外；相反，倒是急急忙忙地向英国宣布他对香港“没有野心”。结果是让英国抢先重新占领了香港。不仅如此，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香港属于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本有权接受香港日军的投降，可是最后连这个受降权事实上也被英国人夺去。这是国民政府在收复香港问题上的第二次坐失良机，是对“四强”之一中国的莫大讽刺，也是它的历史悲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提上了议事日程。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原则上最终解决了香港的回归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不久前产生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任命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主要官员，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平稳过渡已在意料之中。这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百年屈辱，即将涤荡殆尽，国人无不为此而扬眉吐气，并对回归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在欢庆香港即将回归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忘记收复香港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当思今日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了一个闭关自守、不求革新、内部不稳、国力不振、腐败落后的国家，是断不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要求它“重头收拾旧山河”，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只有改革开放，保持稳定团结，自立自强，力争先进，不断增强国力，才是唯一的卫国兴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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