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寿庚:海云楼上俯瞰商船帝国的“守郡者”

~ 蒲寿庚，泉州太守，原为西域人，以善于海上贸易而闻名，积累了巨额财富，家仆数千。据王磐《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记载，自唐朝永徽二年（651年）起，阿拉伯商人便不畏艰辛，前往中国通商。唐代阿拉伯商人最初大多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前往长安。20世纪60年代，在西安市西窑头村的一座晚唐墓葬中，出土了3枚阿拉伯金币，其年代分别为公元702年、718年和746年，这是中阿陆上交通往来的实物证据。唐中叶以后，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河西和陇右被吐蕃势力占据，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导致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通和贸易往来由陆路转向海路。
当时，各国商贾在唐朝“除舶脚、收市、进举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政策的引领下，东南沿海等港口舟船栉比，空前繁忙，其中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更是“汛舶汉地，直至广州”。因此，广州港成为唐朝乃至那个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如韩愈在《送郑权尚书序》一文中说，当时广州，“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侨居在沿海商埠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也随之越来越多，数以千、万计。据记载，公元760年在田神功讨伐刘展时，扬州“大食、波斯胡贾死者达数千人”。苏莱曼的《东游记》说，黄巢起义军攻占广州时，遇难的阿拉伯等国基督教徒、犹太教徒、拜火教徒和商人，总共有12万人之多。这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至少说明当时居住在扬州、广州等地的阿拉伯、波斯商旅人数之多和中阿之间贸易之盛。
进入宋代之后，朝廷对外商的政策比唐代更为优惠，阿拉伯人来中国的更多，地区也更广。他们聚居于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杭州等地自立蕃坊，有犯罪者由蕃长按阿拉伯教规处理，官方从不过问。上述这些优越待遇，目的在于鼓励其来华经商，以发展市舶贸易和增加税收。宋神宗时期，阿拉伯商人辛押陀罗，积资产数百万缗，被宋神睁纯宗封为怀化将军。公元1072年，他还作为勿巡国（今阿曼苏哈尔）的使者来华进献。他在广州任蕃长时，起了“开导种落，岁致梯航”的作用，并捐货卖田，大力振兴郡学。当时宋朝规定，市舶官员只要能招徕到蕃商，抽解达到五万贯，就可以补官。公元1136年，大食商人蒲罗辛就以“造船一只运载乳香授泉州市舶，计抽解价值三十万缗，委是勤劳。”也被授予“承信郎”官职。
这里的“蒲”姓，是当时蕃客的常见姓氏，追根溯源可能来自阿拉伯语的“阿卜杜拉”，因此蒲姓蕃客自然亦以来自阿拉伯各地为主。有一支蒲姓蕃客，在宋代从占城迁入广州经商，不仅是一个富甲一时的巨商，而且是一个在巨商中拥有权威的蕃长”，不仅是居留中国蕃商的行政领袖，并且是法律上、宗教上的领袖。南宋嘉定六年（1213年）或绍定年间（1228-1233年），蒲开宗又带领族人迁到了泉州，翻开了家族历史上新的篇章。他一边继续从事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一边跑去泉州安溪当起了安溪县的主簿，这是一个类似财政局长的职务。他的生意做得相当大，这从他被宋廷授予高于“承信郎”的“承节郎”官职就可见一斑。
蕃客们的豪富在当时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大食商人蒲押陀黎在至道元年（995年）来进贡，贡物包括一百两白龙脑，二十瓶银药，三瓮白砂糖，二十瓶蔷薇水，一座乳香山子，二段蕃锦，三段白越诺，三段驼马褥面。蒲亚里在绍兴元年（1131）时，进贡二百九十株大象牙，三十五株大犀，按当时市价计算，值五万余贯。宋代还有蕃客出钱助修城池之举，“是门之役最巨，视福全建安加壮丽焉，然福资浮屠，建求科降，泉仰贾胡”。
广州怀圣寺光塔的周围是古代蕃坊旧址。这些人凭借着丰厚的财富，在宋代过着舒适惬意的生活。“广州番坊见番人赌象棋，并无车马之制。只以象牙、犀角、沉檀香数桐早块于棋局上，两两相移，亦自有节度胜败。予以戏事，未尝问也。”除此之外，他们还会养鸟，朱彧在广州居住时曾买一白鹦鹉，能言蕃语。白鹦鹉既然能言蕃语，自是由蕃人所养无疑。而且蕃人养鸟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娱乐，他们也会把养的鸟予以出售。养鸟之外，蕃客们养花的水平也是十分有名。蕃巷中所种的素馨花尤香，而且作为香料之一的龙涎，也必须是从蕃巷花中采取原料，才能够保证品质优良。
蒲寿庚与他的兄弟。这时的蕃客在饮食与服饰上仍然保留着异族特色，譬如岳珂就提到他们不吃猪肉，并且在吃饭的时候通常只用一只手抓饭吃，另一只手则放于褥下不用。蕃客的衣着也和宋人是不同的，有着他们自己的异域特色，所谓“蕃人衣装与华异”，他们还有带耳饰的习惯，“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但除此之外，土生蕃客已经很大程度上本地化。北宋熙宁初年开始，宋朝在广州、泉州等阿拉伯商人聚居地专门开设“蕃学”，其课程设置大体同府学相一致。这样就为蕃商接受汉文化教育甚至参加宋朝的科举考试创造了条件，使得蕃商的后代可以通过科举入仕。
蒲开宗的一个儿子蒲寿宬就是蕃客华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早年应是一个军官。刘克庄曾为蒲寿宬写下“蒲领卫诗”的题跋：“心泉蒲君示余诗百三十，古赋三。前此二十年，君家有陶椅之名，余未之识也。后君家资益落，诛茅泉上，余始为赋诗，又十年乃见君诗。”蒲寿宬在其诗序中也说：“登师姑岩，见城中大阅，恍如阵蚁，因思旧从戎吏，亦其中之一蚁，感而遂赋。“这段话也证明了他曾是一个军人。
不过，蒲寿宬虽是一个军官，却对文化兴趣浓厚，他学作诗词，与文士往来，后成为著名诗人，遗有《心泉学诗稿》。在其诗集中保有与泉州名士洪天锡、***叔、丘葵、胡仲弓等人唱和的诗。他的《寄丘钓矶》一诗“高丘远望海，秋思穷渺弥。苦吟有鬼泣，直钓无人知。”水平不错，光看这首诗，无法想象他是外国人。以上泉州名士（如洪天锡曾任福建安抚使、刑部尚书）肯与其来往，应可说明他的诗歌水平。后来蒲寿成官任梅州知州，以清廉著称，“性俭约，于民一毫无所取”。
这是因为他有个有钱的兄弟所以可以“视富贵如浮云”。与蒲寿宬爱好文化的性格截然相反，蒲寿庚却是“少豪侠无赖”，居然和市井流氓混在一起。成年后，蒲寿庚应是托父荫进入官场，而后在市舶司任职，一步一步地升迁，同时，他也在做生意。他在官场有个朋友叫董嗣杲。董嗣杲曾经在九江当榷茶官，他作了一首名为《欲附蒲海云制干舟归》的诗：“江上楼高暝树连，壮游空慨禹山川。客中问醉当秋晚，梦里怀归在燕先。水送流年遗楚恨，风吹残雪上吴颠。几番谩附鳞鸿便，不若相依买去船。”琢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可知董嗣杲多次搭蒲海云（蒲寿庚字海云）的便船，乃至有些不意思，声称还不如自己也去买艘船了。这首诗也告诉我们：蒲寿庚当时任“制干”一职，这应是一个市舶司的职务，他经常在长江一带乘船往来，应是做生意，所以董嗣杲可以搭其便船。同时，蒲寿庚应是长期在市舶司任职，并兼任翻译之类的职务，可以在双方贸易中上下其手，故而《藁城县志》的“董文炳传”记载“（蒲）寿庚本回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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