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描写古代帝王穿戴的，越详细越好．还有就是古代盛大仪式的描述，例如祭天，狩猎，检阅三军等．拜托

中秋节的由来？~

唐太宗李世民
军事上才能卓越
做人上虚心纳谏，善于用人，对于开国功臣的态度不像汉高祖，明太祖那样杀害功臣。
感情方面，对长孙皇后尊敬又宠爱
把唐朝推向封建社会顶峰，是中国成为当时最发达的国家

　　1）先秦时期，有关帝王祭祀前代帝王的记载，多为祭祀天地之神时的配祀，专祭古帝王者亦有。[11]但比较少见。秦汉以降，皇帝祭祀古代帝王的记载便渐渐多起来了。例如：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出游，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12]后浮江东下至钱塘，“上会稽，祭大禹”。[13]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因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祠，血食天下，于是诏令天下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祀后稷。[14]汉高帝死后，令各郡及诸侯王国皆立高庙，以祀高祖。汉文帝时，于长安东北渭河北岸建五帝庙，祭五天帝（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帝各一殿，殿各一门，殿门之色与各天帝色同。[15]虽然五天帝非古帝王，但这可能是于同一庙内集中祭祀五天帝之始。汉武帝时，亳人谬忌奏请祠泰一神，说：“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16]于是，武帝命于长安城东南郊立泰一祠，按照谬忌所说祭祀泰一神。虽然泰一也是神，但是，为辅佐天帝之神，如同帝王的贤臣。因此，这又可能是祭祀名臣名将的发端。

　　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五月，光武帝要与卿大夫、博士商议“汉当郊尧”之事。侍御史杜林谏阻说：“民无愚智，思仰汉德，乐承汉祀。基业特起，不因缘尧。尧远于汉，民不晓信，言提其耳，终不悦谕。……郊祀高帝，诚从民望，得万国之欢心，天下福应，莫大于此。民奉种祀，且犹世主，不失先俗。……宗庙至重，众心难违，不可卒改。……方军师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祀故事。”[17]意思是说，汉室兴起，追根溯源，不在于尧，而是高帝（刘邦）之功，应当顺民心好好地祭祀高帝。但现在军队将士还在外打仗，天下尚未平定，还是按照建武元年（公元25年）郊祀时的样式而行罢，先不祭祀高帝。这一意见被光武帝采纳。直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平定陇、蜀之后，才增广郊祀，高帝配食。这种祭祀汉高帝的方式比在高庙祭祀更为隆重。光武帝死后，明帝二年（公元59年）于明堂祭光武帝。同年十月，“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帝谒陵园，过式其墓。”[18]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在位皇帝祭祀前代名臣的最早记载。明帝时，还在不同季节分别祭祀五天帝及臣神。立春之日，迎春于洛阳东郊八里，祭青帝、句芒，祭时，车旗服饰皆为青色。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七里，祭赤帝、祝融，届时车旗服饰皆为红色。立秋之日前十八天，迎黄灵于中兆（去都城五里），祭黄帝、后土，届时车旗服饰皆为黄色。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九里，祭白帝、蓐收，届时车旗服饰皆为白色。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六里，祭黑帝、玄冥，届时车旗服饰皆为黑色。[19]这是将天帝与臣神同祭的一例。元和二年（公元85年）二月，章帝东巡狩，将至泰山，于道上派使者到济阴成阳灵台祀帝尧一太牢。次日，于汉武帝在汶上所建明堂宗祠五天帝，光武帝配祀。又一天，各用一太牢遥遥告祀汉高祖、太宗、世宗、中宗、显宗于明堂。之后巡幸鲁国，祠东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人。四月，回到洛阳，为告庙还京，各用一特牛祭汉高祖与光武帝。[20]

　　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375年），祭先代帝王之礼制又有较大改变，“故事祀皇陶于庭尉寺，新礼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圣于太学。旧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应秋收。”[21]北魏天兴三年（400年）五月，道武皇帝东巡，遂幸涿鹿（今河北涿鹿东南），“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22]又神瑞三年（415年）六月，明元帝东巡，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今涿鹿），登历山，祭舜庙。”[23]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诏曰：“法施于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祀于广宁；禹御洪水之灾，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今陕西运城东）：周文公制礼作乐，垂范万叶，可祀于洛阳；其宣尼庙已于中省别敕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当界牧守各随所近，摄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24]

　　上面列举的种种事例说明，自秦汉至北朝的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对先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虽说代有所为，未曾间断，但是多有变化，在祭祀的时间、地点、方式、礼仪等方面，未有定制、常制，具有明显的随机性。

　　（2）隋统一天下后，整肃礼制，对先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亦成定制。在举行禘、袷大祭（五年一禘祭，在孟夏；三年一袷祭，在孟冬）时，“并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尧于平阳，以契配；帝舜于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之蒲州），咎鲧配；夏禹于安邑，伯益配；殷汤于汾阴（今陕西万荣县西南），伊尹配；文王、武王于沣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汉高帝于长陵，萧何配。各一太牢而无乐。配者飨于庙庭。”[25]可见，隋代祭祀先代帝王与名臣，已形成定时、定地、定式的制度。
　　唐初，贞观之礼，无祭先代帝王之文。显庆中，经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请后，“聿遵故事，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祭唐尧于平阳，以契配；祭虞舜于河东，以咎鲧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汤于偃师，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鄷，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镐，以周公、召公配；祭汉高祖于长陵，以萧何配。”[26]可知，唐初祭祀先代帝王与名臣，基本同隋制。时至中唐，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玄宗天宝六载（747年）正月十一日，勅“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农，以祝融配；轩辕（黄帝），以风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颛顼，以元（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尧，以羲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龙配。其择日及置庙地，量事营立。其乐器请用宫悬，祭请用少牢（羊、豕），仍以春秋二时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检校。”转年五月十五日诏：“上古之君，存诸氏号，虽事先书契，而道著皇王，缅怀厥功，宁忘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内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天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乐，请准三皇五帝庙，以春秋二时享祭。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享祭，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享。夏王禹都安邑，今（指唐代，下同）夏县，以虞伯益、秩宗伯夷配。殷王汤都亳，今谷熟县，以阿横伊尹、左相仲虺配。周文王都酆，今咸阳县，现有庙，以师鬻熊、齐太公望祀。周武王都镐，入文王庙同享，太师周公、太保召公配。秦始皇帝都咸阳，丞相李斯、建军王翦配。汉高祖起沛，今彭城县，太傅张良、相国萧何配。后汉光武帝起南阳，司徒邓禹、将军耿弇配。魏武帝都邺，侍中荀彧、太尉钟繇配。晋武帝都洛阳，司空张华、将军羊祜配。后魏道武皇帝起云中，太尉长孙嵩、尚书崔元伯配。周文帝起冯翊，尚书苏绰、大将军于谨配。隋文帝封隋汉东，仆射高颎、大将军贺若弼配。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粢盛蔬馔时果、配酒脯，洁诚致祭。”[27]据此而知，唐玄宗天宝年间，于京城长安建置两个帝王庙，曰三皇庙五帝庙、曰三皇以前帝王庙。这是历史上于京城建帝王庙，集中祭祀唐代以前帝王的肇始。除此之外，唐代还在先代帝王发迹之处建庙，令地方长官按时致祭。也就是说，自唐玄宗始，祭祀历代帝王实行“双轨制”，享祭的帝王和名臣也大大增多。

　　由上述可知，隋唐之世，对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制度进一步完善，随机性减少，基本形成定制。特别是盛唐时，开创了在京城修建古代帝王庙的先例。

　　（3）迨至两宋，国都汴梁和杭州都没有帝王庙的建置，对先代帝王及名臣的祭祀，分别在其陵庙所在地举行。所祭的先代帝王和名臣进一步增多，且有主次重轻之分。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诏曰：“历代帝王，或功济生民，或道光史载，垂于祀典，厥惟旧章。兵兴以来，日不暇，有司废职，因循暇旷坠。或庙貌攸设，牲牷罔荐；或陵寝虽存，樵苏靡禁。仄席兴念兹用惕然。其太昊（葬宛丘，在陈州）、女娲（葬赵城县东南，在晋州）、炎帝（葬长沙，在潭州）、黄帝（葬桥山，在坊州）、颛顼（葬临河县，在澶州）、高辛（葬濮阳顿丘城南，在澶州）、唐尧（葬城阳谷林，在郓州）、虞舜（葬九疑上，在永州）、夏禹（葬会稽，在越州）、成汤（葬汾阴，在河中府）、周文王武王（并葬京兆咸阳县）、汉高祖（长陵）、后汉世祖（原陵在河南洛阳县）、唐高祖（献陵在耀州三原县东）、太宗（昭陵在京兆醴泉县北九嵕山），十六帝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他处有祠庙者，亦如祭享。商中宗太戊（葬大名内黄县东南）、高宗武丁（葬陈州西华县北）、周成王康王（并葬京兆咸阳县）、汉文帝（霸陵在京兆万年县东界）、宣帝（杜陵在京兆万年县东南）、魏太祖（高平陵在相州邺县西南）、晋武帝（峻阳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后周太祖（成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隋高祖（太陵在凤翔扶风县东南）十帝，各给三户，岁一享。秦始皇（陵在京兆昭应县）、汉景帝（阳陵在京兆咸阳县界）、武帝（茂陵在京兆西平县）、后汉明帝（显节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章帝（恭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魏文帝（首阳陵在孟州首阳山）、后魏孝文帝（长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唐元宗（泰陵在同州蒲城县东南）、肃宗（建陵在京兆醴泉县）、宪宗（景陵在同州蒲城县西北）、宣宗（正陵在耀州云阳县西北）、梁太祖（宣陵在河南伊阙县东北）、后唐庄宗（雍陵在河南新安县东）、明宗（徽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北）、晋高祖（显陵在河南寿安县西北）十五帝，各给二户，三年一祭。周桓王（葬河南渑池县东北）、灵王（葬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景王（葬河南洛阳县太仓中）、威烈王（葬河南城阳城中西北隅）、汉元帝（渭陵在京兆咸阳县）、成帝（延陵在京兆咸县阳）、哀宗（义陵在京兆咸阳县）、平帝（康陵在京兆咸阳县）、后汉和帝（慎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殇帝（康陵在慎陵茔中庚地）、安帝（恭陵在河南洛阳东北）、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并在河南洛阳县东西）、质帝（静陵在河南洛阳东南）、献帝（樿陵在怀州修武县故涿鹿城西北）、魏明帝（平陵在河南河清县大石山）、高贵乡公（葬河南洛阳县瀍涧之滨）、陈留王（葬相州邺县西）、晋惠帝（太阳陵河南洛阳县东南）、怀帝、愍帝（并葬晋州平阳县）、西魏文帝（永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东魏孝静帝（葬相州邺县西漳水北）、唐高宗（乾陵在乾州奉天县西北）、中宗（定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睿宗（桥陵在同州蒲城县西北）、德宗（崇陵在耀州云阳县北）、顺宗（丰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北）、穆宗（光陵在同州蒲城县北）、敬宗（庄陵在耀州三原县）、文宗（章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武宗（端陵在耀州三原县东）、懿宗（简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僖宗（靖陵在乾州奉天县东北）、昭宗（和陵在河南缑氏县、梁少帝（葬河南伊阙县）、后唐末帝（葬河南洛阳县东北），三十八帝陵，州县常禁樵采。”[28]

　　显然，宋朝对前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虽然不在京城建帝王庙集中举行，而是在各代帝王陵寝所在地分散进行，但是，所崇祀的历代帝王和名臣不仅进一步增多，而且区别对待，有主有次，特点分明。

　　（4）元代崇祀先代帝王之典不废，但没有唐、宋隆重。每年春秋仲月命侍臣到平阳祭尧帝庙，到山西河东、山东济南、河南濮州、湖南道州祭舜帝庙，到山西龙门祭禹帝庙。祭时只是烧香致敬，读祝文。汤阴羑里城周文王祠，凤翔府歧山周公庙，亦命有司奉祀，但有牲无乐。值得称道的是，元代还增建了一批古帝王庙，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立伏羲、女娲、舜、汤等庙于河中解州、洪桐、赵城（俱在陕西境内），十五年（1278年）修会川盘古王祠等。[29]

　　（5）明朝对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极为重视，超越前代。先是，洪武三年（1370年）遣使访寻先代帝王陵寝，得七十九处。经礼官考查后，认定功德昭著者三十有六，为伏羲（在河南陈县）、神农（在湖广酃县）、黄帝（在陕西中部县）、少昊（在山东曲阜）、颛顼（在北平滑县）、唐尧（在山东东平县）、虞舜（在湖广宁远县）、夏禹（在浙江会稽县）、商汤（在山东荥河县）、中宗（在北平内黄县）、高宗（在河南陈县）、周文王（在陕西咸阳）、武王（在咸阳）、成王（在咸阳）、康王（在咸阳）、汉高祖（在咸阳）、文帝（在陕西咸宁）、景帝（在咸阳）、武帝（在陕西兴平县）、宣帝（在长安）、光武（在河南孟津县）、明帝（在洛阳）、章帝（在洛阳）、后魏文帝（在陕西富平县）、隋高祖（在陕西扶风县）、唐高祖（在陕西三原县）、太宗（在陕西醴泉县）、宪宗（在陕西蒲城县）、宣宗（在陕西泾阳县）、周世宗（在河南郑县）、宋太祖(在河南巩县)、太宗（在巩县）、真宗（在巩县）、仁宗（在巩县）、孝宗（在浙江会稽县）、理宗（在会稽）。然后，遣官往祭。洪武帝亲制祝文，每陵给银二十五两置备祭物。并命奉祀官见有陵寝被盗发者，要掩埋好；毁坏的地方，要修补完整；有庙堂颓圮者，要加以修葺；当地官府要严禁采伐陵木，并每年按时祭以太牢。其后，所祭帝王陵虽有个别调整，但保持着三十五个或三十六个之数。每陵设陵户二人看守，又各立一碑，镌刻祭期和牲帛之数，以便当地官府遵照致祭。六年（1373年），洪武皇帝认为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都应该于京城立庙祭祀，故在（南京）钦天山之阳修建了历代帝王庙。这是唐玄宗于国都长安建立三皇五帝庙之后，又一次于京城正式建立历代帝王庙。南京历代帝王庙，正殿五室，中一室祀三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东一室祀五帝（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西一室祀夏禹、商汤、周文王；又东一室祀周武王、汉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祀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不久，以周文王终服事殷，唐高祖本太宗之力而得天下，遂寝其祀，增祀隋高祖（后罢）。庙中所祀十六位帝王[30]皆塑衮冕坐像，只有伏羲、神农不加冕服，因为那时候还未有衣服。历代帝王庙建成后，规定每年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洪武皇帝曾亲自到庙中祭祀先代帝王。二十一年（1388年），洪武皇帝诏谕以历代名臣从祀。礼官遵旨拟定了三十六人的名单，经洪武皇帝审查并剔除、增补后，遂定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等三十七人，从祀于历代帝王庙东、西两庑。至此，明初于历代帝王庙祭祀的帝王和从祀的名臣形成定制。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洪武间还在中都凤阳亦建有一座历代帝王庙，又在北平（元大都改名）城金城坊修建一座元世祖庙，专祀元代明君世祖忽必烈。

　　永乐年间，大规模营建北京宫殿城池并迁都时，未及在北京建造帝王庙，对历代帝王庙和名臣多在天坛举行郊祀大典时附祭，南京和中都的历代帝王庙，则遣南京太常寺官行祭礼。至嘉靖九年（1530年），厘正祀典，废除郊祀附祭历代帝王之制，决定在皇城西建立一座帝王庙。初拟就灵济宫（在灵境胡同）改建，只因地狭，改于阜成门内路北保安寺故址新建。十年（1531年）二月春祭，时因建庙工程未竣，嘉靖帝临时在文华殿亲祭历代帝王和名臣。同年九月，庙成。正殿五室，名曰景德崇圣之殿；殿前为景德门，左、右为东、西两庑，殿后有祭器库；景德门外有神库、神厨、宰牲亭、钟楼。外门之前为景德街，两端有坊。新建的北京历代帝王庙中，起初所祀的历代帝王和名臣与南京历代帝王庙相同，即有十六位帝王各三十六位名臣，不同的是庙中殿庑内只设帝王和名臣的神主牌位，而没有塑像。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采纳礼科给事中陈棐的建议，撤除元世祖和元臣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伯颜之祀。此后在历代帝王庙享祀的只有十五位帝王，三十二位名臣。[31]

　　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建成，使北京城增添了一座重要的皇家庙宇建筑，为明朝统治者创造了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固定专用场所，将明代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活动推向高潮，丰富了北京的历史文物特别是祭祀文化，意义重大。

　　（6）有清一代，将封建统治者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礼制与活动，总其大成，推向顶峰。清室入关，定鼎北京，宫殿城池，沿用明旧。历代帝王庙也成为清室继承前明的一宗历史文化遗产，并在完善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礼制上，较明代“更上一层楼”。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初一日，“始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明太祖于历代帝王庙，以其臣耶律曷鲁、完颜粘没罕、斡里不、木华黎、伯颜、徐达、刘基从祀。”[32]不仅纠正了明代只让元世祖入帝王庙享祀而冷落辽、金之主及名臣的偏颇，而且也没有忘记刚刚被灭亡的大明国开国之君及主要功臣，从而使入历代帝王庙内享祀的帝王增加到二十一位，从祀的名臣增加到四十一位（包括新增祀的唐臣张巡、许远在内）。[33]十七年（1660年）六月，“礼臣议言庙祀帝王，止及开创，应增守成令辞，并罢宋臣潘美、张浚祀。从之。于是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而辽、金、元太祖皆罢祀。”[34]此后，帝王庙中享祀帝王增至二十五位，享祀名臣减至三十九位。康熙嗣服，以辽、金、元太祖毕竟有开创之功，故复入庙享祀。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诏厘定历代帝王庙崇祀祀典”。[35]翌年十月，康熙帝谕曰：“历代帝王每朝崇祀不过一二主，或庙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食其臣而不及其君。应将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尽宜入庙崇祀。”又谕：“明愍帝无甚过失，国亡由伊祖所致，愍帝不可与亡国者例论。而万历、泰昌、天启三君，不应入祀。其历代配飨功臣，有治安之世辅佐有功者，应量加增补。”[36]同年十二月，雍正皇帝依遵圣祖谕旨，增祀帝王和名臣神牌，并立碑以纪。此后，增祀夏启、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商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太丁、帝乙、周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桓王、庄王、僖王、惠王、襄王、顷王、匡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桓帝、灵帝、昭烈帝，唐高祖、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辽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宋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端宗，金太宗、章宗、宣宗，元太宗、定宗、宪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宗、文宗、宁宗、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愍帝，共一百四十三位。从祀功臣则增广四十位，有黄帝臣仓颉，商臣仲虺，周臣毕公高、吕候、仲山甫，汉臣刘章、魏相、丙吉、耿弇、马援、赵云，唐臣狄仁杰、宋璟、姚崇、李泌、陆贽、裴度，宋臣吕蒙正、李沆、寇准、王曾、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李纲、赵鼎、文天祥，金臣呼噜，元臣博果密、托克托，明臣常遇春、李文忠、杨士奇、杨荣、于谦、李贤、刘大夏。[37]这些新增祀的帝王神牌，按照朝代与原祀帝王加以合并，供在一龛。这样，景德崇圣殿中有的五龛增为七龛。每龛供奉的帝王分别是：伏羲、神农、黄帝为一龛。
　　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一龛。
　　增祀的十三位夏王、二十五位商王，与原祀的夏禹、商汤共四十王，合为一龛。
　　增祀的三十一位周王，与原祀的武王共三十二王，合为一龛。
　　增祀的汉十九帝和唐十四帝，与原祀的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共三十六帝，合为一龛。
　　增祀的辽五帝、宋十三帝和金三帝，与原祀的辽太祖、宋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共二十五帝，合为一龛。
　　增祀的元九帝和明十一帝，与原祀的元太祖、世祖、明太祖共二十三帝，合为一龛。这样，历代帝王庙正殿分设七龛，供奉的历代帝王总计为一百六十四位。另外，增祀的名臣仓颉、毕公高、仲公甫、魏相、耿弇、宋璟、 裴度、李沆、王曾、富弼、间彦博、李纲、文天祥、博果密、常遇春、杨士奇、于谦、刘大夏十八位，与原祀的风后、傅说、召公奭、召穆公虎、张良、曹参、周勃、房玄龄、李靖、许远、李晟、韩世忠十二位，在东庑享祀；原在西庑的夔、伯夷、伊尹、邓禹、诸葛亮、郭子仪、曹彬、宗翰、穆呼哩、徐达也十位移祀于东庑。这样，东庑便有四十位名臣享祀。而西庑原祀力牧、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萧何、陈平、杜如晦、张巡、岳飞九位，增祀的仲虺、吕候、尹吉甫、刘章、丙吉、马援、赵云、狄仁杰、姚崇、李泌、陆贽、赫鲁、吕蒙正、寇准、范仲淹、韩琦、司马光、赵鼎、托可托、李文忠、杨荣、李贤二十二位亦安置在西庑。原在东庑享祀的皋陶、龙、伯益、冯异、耶律曷噜、宗望、巴延、刘基八位移请到西庑。这样，在西庑享祀的历代名臣则有三十九位。东、西两庑共供奉历代名臣七十九位。[38] 雍正七年（1729年）缮葺帝王庙，历四年而工竣，竖碑以记。乾隆元年（1736年），谥明建文皇帝曰恭敏惠皇帝，入帝王庙享祀，位次明太祖之后。二十七年（1762年）重修帝王庙，正殿原覆绿琉璃瓦而改易黄琉璃瓦。二十九年（1764年）工讫，乾隆皇帝亲祭，有御制碑文可证。[39]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谕：“朕因览《四库全书》内《大清通礼》一书所列庙祀历代帝王位号，乃依旧《会典》所定，有所弗惬于心。敬忆皇祖《实录》，有敕议增祀之谕。令查取礼部原议红本，则系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内具题。尔时诸臣不能仰体圣怀，详细讨论，未免历陋就简。我皇祖谕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此外尽应入庙，即一二年者亦应崇祀。煌煌圣训，至大至公。上自羲轩，下至胜国，其间圣作明述之君，守文继体之主，无不馨香妥侑。不特书生臆论无能仰喻高深，即历代以来升禋议礼，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乃会议疏内声明偏安亡弑不入祀典，而仍入辽、金二朝，不入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视若仰承圣意，而实显与圣谕相背。朕意若谓南北朝偏安不入祀典，则辽、金得国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适足启后人之訾议。即因东西晋、前后五代有因篡得国，摈而不列，如（曹）操，丕不得为正统之例。殊不知三国时正统在昭烈，故虽以陈寿《三国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夺万世之公评。至司马氏篡窃以还，南朝神器数易，如宋武帝崛起丹徒，手移晋祚，自不能掩其篡夺之罪。其他虽祖宗得国不正，而子孙能继绪承体，即为守文中主，亦不可概从阙略。况自汉昭烈以至唐高祖统一区夏，时之相去三百余年，其间英毅之辞，节俭之主，史不绝书，又安可置不论？至于后五代，如朱温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更易数姓，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然周世宗承藉郭氏余业，凭有疆域，尚不失为令主。此而概不列入，则东西晋、前后五代数百年间创业之主，祀典缺如，何以协千秋仅论？他若元魏雄据河北，地广势强，太武、道武，勤思政理，讲学兴农，亦可为偏安英主。并当量入祀典，以示表章。朕前命馆臣录存杨维祯《正统辨》，谕内，详细宣论以维祯所辨正统在宋而不在辽、金之说为是。所以存春秋纲目之义，见人心天命之悠归。且检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所载明代崇祀古帝王位号，原本列辽、金二朝。今《（大清）通礼》内崇祀辽、金而不入东西晋、前后五代，似此互相入主出奴，伊于何底？是皆议礼诸臣有怀偏见，明使后世臆说之徒谓本朝于历代帝王未免区分南北，意存轩轾，甚失皇祖降谕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国，由于神、熹二宗纪纲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统时，国事已不可为，虽十七年身历勤苦，不能补救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与荒淫失国者一例而论。是以皇祖睿裁，将神、熹二示撤出，而愍帝则特令庙祀。褒贬予夺，毫厘不爽，实千古大公定论。乃诸臣于定议时转复将汉之桓、灵增入。岂未思炎汉之亡亡于桓、灵，而不亡于献帝乎？从前定议未将东汉全局详审论断，转使昏暗之君叼庙食，所议未为允协。夫自古帝王统绪相传，易代以后，飨祀庙廷，原以报功崇德。至于严篡窃之防，戒守成之主，或予式夺，要必衷于至当，而无所容心于其间，方协彰瘅之义。所有历代帝王庙祀典，著大学士、九鼎更行悉心详议具奏，并著于定议后，交四库馆恭录皇祖谕旨并朕此旨于《通礼》庙飨卷首，以昭殷鉴历朝，垂示万年之至意。”[40]遵照乾隆皇帝的这道谕旨，又将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简文帝，（南朝） 宋文帝、孝武帝、明帝，（北朝）齐武帝、（南朝）陈文帝、宣帝，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五代）唐明宗、周世宗，以及唐宪宗、金哀宗等二十五位帝王，列入历代帝王庙祀典。[41]从而使历代帝王庙内享祀的帝王增加到一百八十八位。其中，中龛供三皇，三位；左一龛供五帝；右一龛供夏、商诸王，四十位；左二龛供周诸王，三十二位；右二龛供汉、晋、南北朝诸帝，四十位；左三龛供唐、五代、宋、辽诸帝，三十八位；右三龛供金、元、明诸帝，三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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