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隐

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陶渊明是哪种隐？~

陶渊明属于大隐隐于世。
市是指人多的闹市区。而林是指人迹罕至的山林．对你在山林中修道的道士来说，在山林中很少有人．他只是逃离人群，而不像在闹市中修道的人，他时时受到红尘中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山林中的隐都比起来，自然是闹市中的隐者才是更高明的．
陶渊明有“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意思是在喧嚣的闹市中为何能够清幽自得，是因为心境离闹市很远，所以，就能获得清静，再闹的地方也就偏僻了。

扩展资料：
自古流传很广，有很多版本，如：“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等，都是说明：那些所谓的隐士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是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是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
隐士的三种精神境界：一是看破人生的人才往往想过隐居的生活。与世无争，所以有人解甲归田。这是小隐。二是隐居在喧闹的市井中，视他人与嘈杂于不闻不见，从而求得心境的宁静，这是中隐。
三是在朝为官，面对尘世的污浊、倾轧，勾心斗角却能保持清净幽远的心境，不与世争，不与世浊，悠然自得的生活，这才是归隐的最高境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隐士，所以谓之“大隐”。朝，指朝廷，这里引申为做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小隐于野大隐于市

陶渊明早年的仕与隐

山名宗渡 撰



陶渊明，字元亮，于晋时名渊明，入宋后名潜。一直被看作一个逸士而见诸《晋书》、《宋书》、《南史》的隐逸传。作为东晋末最有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所留下的诗文如《桃花源记》、《饮酒》、《杂诗》也素来为人们所传唱。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醉欲眠卿可去”、“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等名句处处可见其隐者闲适之意。然而从正史其本传中很难看出他这些思想究竟是由何而来，毕竟唐《晋书》、《南史》皆成书于沈约《宋书》之后，主要以《宋书》的《陶潜传》为参考，而《宋书》作者沈约为陶潜后数十年人，为人善文，对当时的文章大家颜延之一直极力推崇，陶渊明的文采如斯且又与颜延之交好，以此思之，沈约作《陶潜传》，不免也会略带点崇拜的感情色彩，事实上《宋书·陶潜传》中对陶诗文的整篇载录也证明了这点，其中《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命子诗》占了《陶潜传》的大头，而陶潜本人的具体事迹相较之下就单薄了许多。



渊明的曾祖即东晋名将陶侃，按一般的说法，陶侃以前的陶家一直是寒门，所以陶侃仕途上起步艰难，从小吏做起。然而，细观《晋书·陶侃传》有：“陶侃，字士行，本鄱阳人也。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父丹，吴扬武将军。”结合三国时在东吴最为普遍的部曲制来看，陶丹做到了扬武将军，其家在东吴也算是有一定根基的，不过自然远比不上吴郡陆氏等巨族。吴亡之后的晋统治下，原来东吴诸家族的地位降低了不少，以致连陆机、陆云这样的大族之家都要入洛揽誉，相比之下差了很多的陶家对于揽誉的机会也是有缝就钻，所以陶侃未显达之前借人揽誉的记载有不少[1]，从而给人以陶氏过于孤寒的映像。而在司马睿建东晋的初期，诸多江东士族咸去归附，陶侃之侄陶臻亦在其中，“帝见之〈陶臻〉，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此时的陶家，俨然是以一个地方豪族的姿态出现。而后陶侃进一步显达，成为平定王敦之乱的中兴功臣，去世时达到了“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的高位，而后的陶侃与温峤、王导、谢安、谢玄五家功臣宗祀由晋至宋皆为当朝者所尊。由此陶侃以后的陶家一直都被看作名族了。



陶侃临终时的陶家，已是颇为宏大，“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同时陶侃兄子陶臻作为元帝的首从功臣也得封侯。然而陶渊明的祖父陶茂虽为陶侃之子，也曾任过武昌太守，其名却不在九子之中，显然不是陶侃诸子中的显达者。而陶侃的长沙郡公爵位与巨万家财，也是先后被陶瞻与陶夏一系所继承[2]。陶茂一系，只不过是庶流，所继承的只是陶这个姓与家族的一些影响罢了。陶氏嫡流多居于封国长沙或是建康，而陶茂任武昌太守，与陶氏老家寻阳甚近（案《宋书·州郡志》晋武帝时以寻阳属武昌郡，后单立寻阳郡，然而在东晋寻阳郡与武昌郡同属江州），陶茂之后，他这支迁回了寻阳柴桑老家,与长沙郡公一系没了什么往来。到了陶渊明这一代，其父陶逸早逝，陶渊明这支就更见破落了。而另一方面，陶渊明大致在其青少年时期受到其外祖父孟嘉的影响。孟嘉于《晋书·桓温传》末有小传，而陶渊明后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详叙其事迹，《晋书》所载也是由此得来。孟嘉字万年，为吴司空孟宗之后，由此与陶侃一族也算是有点渊源，故得娶陶侃第十女为妻，其所生第四女，即为陶渊明之母。时值虞亮、桓温先后主持荆州、江州，同时也是东晋清谈最盛的时期，《世说新语》里的言行大多发生于此期间，孟嘉早年便有美誉，后先有仕于虞亮、桓温之下，得以与当时众多名人交游，其潇洒个性与文采风流为时人所赞，一时也号称中州名士，在亲父早逝后，陶渊明自然受到了这位个性鲜明的外祖父颇多的影响。



案《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府君传》可知孟嘉卒于桓温长史任上，年五十一，而《晋书》则曰五十三不可信。桓温卒于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故孟嘉去逝当在此前后，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于其时尚不到十岁，不难推测受孟嘉亲自教导的机会不多，孟嘉的事迹应是其母及诸亲戚所叙，然而足以使陶渊明对这一外祖父倍极崇拜，其所作《孟府君传》也是详叙点滴事迹，极尽褒扬。而观陶渊明之后的为人与爱好，显然是有点模仿这个名士外祖父，《孟府君传》：“（孟嘉）好酣饮，逾多不乱。”、“文辞超卓”乃是孟嘉的真实写照，而这些又在后来的陶渊明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孟嘉终其一生也只是仕至小小的长史，未能留下万贯家财，最多也只是传给陶渊明一些书和琴之类的风雅之物，而陶家随着孟的去世在生活上陷入了真正的困境，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中也有：“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另一方面，在精神生活上陶渊明处于满足的状态，“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废寝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复欢然有喜。”《饮酒》：“少人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这大概是他少年读书时的情况。



然而他在《杂诗》里也写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家境的困顿与青年的热血，综合在一起足以使人产生做一番大事业的报负。而施展报负，只能走仕宦这条路。陶渊明于二十九岁才得到第一个官职，江州祭酒，起步不可谓不晚了，这其中的原因颇费思量：江州刺史一职在淝水之战前的数十年中一直是为桓温桓冲一系所垄断，与荆州一起构成桓氏统治长江中游的基础。以谢安为中心的建康集权派也一度试图从桓氏手中夺回江州而未果[3]，然而淝水之战后这个局面即被打破了：桓氏最后的支柱桓冲于淝水战后次年（公元384）逝世，遗留下荆、江、豫三州实缺，谢安经过思量做了一番巧妙的安排：“乃以桓石民为荆州，改桓伊于中流，石虔为豫州”，事在《晋书·谢安传》。荆州作为桓氏大本营是没法动的，同时又将最勇猛难制的桓石虔置于三州中地位最弱的豫州，而仅次于荆州的江州则做了一番手脚——表面上看桓伊也姓桓，但跟桓温一族却有不小的区别，两家虽同出自谯国，但桓温一支出自龙亢，而桓伊一支出自铚县，桓温一族盘踞于荆州南郡，而桓伊一族长期活动在荆北及豫州。虽桓伊在淝水前后隶属桓冲，事实上却有很强的独立性，同时又与谢氏一族交好[4]。谢安以之镇江州，是从桓温一族手中夺回江州的第一步。而陶渊明作为桓氏故吏孟嘉之孙自然被看作是桓氏一系，这一年18岁左右，却因桓冲之死错过了最佳仕官机会。桓伊镇江州累年（这个累年，应是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年少不足以称“累”，多于十年则按例有确数），由于是纯武将制镇，所以陶在此期间入仕是比较困难的。桓伊后卒于任上，而后的江州刺史，应该是王凝之[5]，也就是在王凝之任上，陶渊明初仕江州祭酒。



王凝之是王羲子之子，同时娶史上有名的谢氏才女道韫为妻，他继桓伊出任江州刺史无疑已表明以谢安为首的建康政权已正式掌握了长期为上游军阀所领有的江州。王凝之的为人，令谢道韫失望，远及不上谢安、谢玄、谢石优秀，然而也不是什么猥琐之人，而足称得上老实敦厚，同时也善书法文学。他上任后开始笼络江州的名士与豪族，陶渊明此时为乡里所贵，当然也受到州里瞩目，另一方面，陶当时在生活上已处于“亲老家贫”的窘境，不得不在仕途上寻觅机会。由此一拍即合，经过一番推举题携，陶渊明便入仕为州祭酒一职。然而陶却“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辛辛苦苦谋到了官，却马上又辞掉了，其中颇存疑问。案《宋书·百官志》[6]：“晋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别驾祭酒，居僚职之上。祭酒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晋时各州属职尽不相同，而在江州祭酒一职最见其重，同时所管杂且烦，王凝之以陶渊明为祭酒，足见对陶的重用，而陶渊明终因祭酒职事烦杂而“不堪吏职”自己跑掉了，王凝之体会到了陶的心意，再次起招他出任职事相对轻松的主簿，大概陶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不就”而在家“躬耕自资”。至此，陶渊明早年的仕官生涯告一段落。



陶渊明的陶氏出身、与外祖孟嘉的背景，使得陶渊明的出身的定位有点不尴不尬，有着辉煌的先祖陶侃，但先祖的荣光恰恰照不到他这一代的身上；外祖孟嘉曾一度接近最高实力中心桓氏，但正当陶渊明进入仕宦之年时，桓氏却因桓冲之死在江州势力的衰退到极点，从而打乱了陶原本的仕宦路线，每每在距人生的高峰就差那一步的时候，突然被打落低谷，这样的打击难免会使陶渊明因不甘而逐渐失去平常心。另一方面，东晋风流的辉煌时代，随着桓温、谢安等中心人物的逝去而渐渐落下帏幕，在失去决定性人物的之后，建康政权与桓氏荆州势力这东晋政治的双头短暂平衡被打破，两边开始倾扎、拉锯、走向激突，在这时代走向黑暗之际，士人们的命运也更加波澜起伏，陶渊明早年的仕与隐在他身上产生的不甘落漠的基调，掺杂到时代的风云变幻中，又搅动出多彩的浪花，伴随着桓玄的冒险，刘裕的寒门帝王之路，陶渊明又将再一次经历走向高峰的冒险、跌落低谷的惊恐、荣华身世风流时代逝去的不甘这一过程，而由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略窥陶渊明诗作中流露出的那种隐逸情绪之根源，敬请期待下篇：《陶渊明的政治冒险之路》。



[1]《晋书·陶侃传》：“鄱阳孝廉范逵尝过侃，时仓卒无以待宾，其母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乐饮极欢，虽仆从亦过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余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于无津耳。”逵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

[2] 《晋书·陶侃传》：“瞻，字道真，少有才器，历广陵相，庐江、建昌二郡太守，迁散骑常侍、都亭侯。为苏峻所害，追赠大鸿胪，谥愍悼世子。以夏为世子。及送侃丧还长沙，夏与斌及称各拥兵数千以相图。既而解散，斌先往长沙，悉取国中器仗财物。夏至，杀斌。庾亮上疏曰：“斌虽丑恶，罪在难忍，然王宪有制，骨肉至亲，亲运刀锯以刑同体，伤父母之恩，无恻隐之心，应加放黜，以惩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诏复以瞻息弘袭侃爵，仕至光禄勋。“

[3]《晋书·桓冲传》：“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輶代之（江州刺史）。冲闻之而怒，上疏以为輶文武无堪，求自领江州，帝许之。”

[4]桓伊善吹笛，在王国宝与司马道子构陷谢安期间，“帝召伊饮宴，（谢）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谢）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事见《晋书·桓伊传》由此可见桓伊与谢安之相得。

[5]案《晋书·王凝之传》：“（王凝之）仕历江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于隆安三年（399）在会稽内史任上死于孙恩卢循起义，则他任江州刺史当在桓伊之后，公元399年之前，陶渊明于公元394年入仕，正是其时。

[6]《宋书·百官志》记叙魏晋官制最详，因为宋本身的官制与魏晋变动不大，同时时代相近，而后来唐修《晋书》的《百官志》也是多从《宋书》转录，资料没有超出宋书所载范围。

　　其实一个人的思想是可以体现在他的作品当中的，我觉得陶渊明没必要装，应该是他从小就受到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再加上后来官场政事所造成的。
　　他也不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作品“畅销”而无病呻吟，要知道，陶渊明的地位和作品在他那个年代都是没人看好的，没有人说他的诗好，而是到了唐朝，王绩、孟浩然、李白、杜甫等人比较喜欢他的诗，而一直到了北宋，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确定。
　　请问在他生活的年代，他装给谁看？
　　以下是陶渊明的资料：
　　陶渊明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土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1]
　　[编辑本段]【归隐原因】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一体，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冲淡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表示关注或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试对此作出探讨。
　　一、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己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
　　二、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山丘”，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三、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读者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从陶渊明的归隐和他归隐后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渊明向往的社会是和平与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的人生；喜爱的人生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之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大多数的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但其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身感无所感的焦虑。所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孰仕孰隐，也许对于现代社会的文人阶层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其严峻的思考价值。然而千百年来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仕隐情结一直是很多古代文人难解并深为之扰的一个情结。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陶渊明自不例外，且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独特、鲜明又执着的仕隐观是后代文人所不可企及的
　　儒家思想自西汉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以后历代承传，对文人影响巨大。作为没落封建官僚主义家庭的后代，陶渊明自小就接受了来自家庭和社会上的儒家思想的教育。青壮年时期他尊奉孔子“进德修业”的教诲，积极入世，有佐君立业，大济苍生之志。这可见诸他的诸多诗作，如20岁时写《咏菊花》、咏三良》、《咏二疏》，借壮怀激烈的历史先贤表达了自己建功立业、佐君当贤臣的从仕抱负。而《拟古》诗“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杂诗》之五“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也道出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政治理想。因此陶渊明仕隐观形成基础之一也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小有强烈的入仕意识。龚自珍诗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正言于此。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玄风盛行的时代，受祖先高旷性格影响，他对于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也是很容易接受的。由《归园田居》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始作镇军经曲亚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可见陶渊明天性就对大自然有一种亲近之感，而专注于琴书六经又让他对俗世有一种潜在的远离感，不期然间就养成了“爱好闲静，不慕荣利”的品性。由此可见青壮年时期陶渊明身上就有归隐的潜在和促成因素。同时，自小就生长在幽静宁馨的大自然中，他这种对大自然对归隐的热爱情结也不断从潜在走向清晰明确。
　　与前面说到的陶渊明自幼有强烈的入仕理想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一个特点：入仕与归隐意识共生并长。自古少年志远者不少，但于猛志之外又怀揣素志，陶公渊明是第一人！
　　入仕与归隐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世态度，当它们集合于一身时，各自独立成长时期固然有一段相安的时间，但相反面带来的矛盾是必然存在也是无法避免的。公元285年，指挥淝水之战胜利的总统帅、宰相谢安因遭司马道子排挤而染病辞世，刚升起希望曙光的东晋瞬间又陷入黑暗，北伐中断、政治混乱、灾难频生，面对这样的时势，满怀建功立业壮志的陶渊明开始对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产生了质疑，《闲情赋》正是他想追求又怕失望，不绝望再次追求又怕进一步失望心迹的曲折表达。另外，虽然知晓“进德修业，将以及时”，然而“虽欲腾九万，扶摇竟何力”也让他生发困惑的无奈。入仕意识的被质疑也让潜在的归隐意识被激活起来。他开始有就此居田一生永不入仕的设想，并有意识地研究历代隐士，希冀从他们身上找出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在《扇上画赞》一诗中他通过对古代八位有名隐士的赞扬认识到了归隐者在“淳风日尽”的社会里选择归隐却依然能为社会为世人践行一种积极而又合乎主体心志的风范，这亦不失为可效仿的面世态度。最终，陶渊明在“思绝庆未看，徒使生迷惑”的矛盾与彷徨中悟出“时有语默，运用隆窊”，以天下有道则佐，天下无道则隐的达观让撞击着的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再次得以相安。
　　由此可见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以“道”作为称量入仕与归隐的砝码。在这里“道”一指天道人道的守正和谐，一指诗人内心的用于衡量天道人道的一套准则。在陶渊明这套准则同样是儒家、道家赋予他的。儒家认为文人需“进德修业”，但也提倡“立善”、“修身”；而道家则提倡崇尚自然天性、返璞归真。这两者实质上都是要求人对自身的完善，而所谓完善，其前提当然就是率由天性，不扭曲。因此在陶渊明看来，假使“道”不合乎心，纵有多大抱负，一旦违乎自己的“道”（即天性）乃至屈身辱志失却“善”，则都是了无意义的。
　　矛盾的暂时相安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平静，人很多时候是心猿两极的。如果把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共生并长时期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幼稚期，把相互撞击后暂时相安称为仕隐观青春期的话，那么我认为亦可把从29岁初仕江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的这12年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磨合实践期、成熟期，这段时期他是时仕时隐的。潜意识里他是想实践自己的抱负的，几次出仕并不意味着其时“天下有道”。陶渊明的初仕就是出于最实际的人生考虑，亲老家贫，碰巧有作官的机会可获俸禄又可实践抱负，他自然而然踏足官场。然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一方面当时官场中嫉贤妒能，贪婪成风，士大夫浮华竟奔、廉耻扫地，时局亦变化无常，抱负才能难以施展；一方面29年久居田园，以抱朴守静为素志的陶渊明在从仕时无时不在怀念着他的田园生活，仕途之于他很多时候不啻于“羁役”、“驱役”。“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正是他该时期的写照。另外，“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徂年既流，业不增旧。”陶渊明渐感政治抱负的难以实现。因此虽时隐时仕，勉力“学仕”，结果却是既难展“猛志”又难以忍受“缠绵人事”。可以说，时隐时仕的实践让入仕和归隐在磨合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碰撞：“巍巍青山，商商流水，诗文里，山水的魂魄时隐时现，而人生的天平，一边是官印和米粮，一边是人格和尊严……”彷徨和矛盾是很深地作难过陶渊明的，但最终“失重的当然不是率真的性情”。41岁时以“程氏妹丧，情在俊奔”为由辞去担任81天的彭泽令后，陶渊明终于急切而又坚决地返归田园了。

　　孰仕孰隐，也许对于现代社会的文人阶层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失去了其严峻的思考价值。然而千百年来在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仕隐情结一直是很多古代文人难解并深为之扰的一个情结。作为他们中的一员，陶渊明自不例外，且体现在他身上的这种独特、鲜明又执着的仕隐观是后代文人所不可企及的
　　儒家思想自西汉被确立为统治阶级统治思想以后历代承传，对文人影响巨大。作为没落封建官僚主义家庭的后代，陶渊明自小就接受了来自家庭和社会上的儒家思想的教育。青壮年时期他尊奉孔子“进德修业”的教诲，积极入世，有佐君立业，大济苍生之志。这可见诸他的诸多诗作，如20岁时写《咏菊花》、咏三良》、《咏二疏》，借壮怀激烈的历史先贤表达了自己建功立业、佐君当贤臣的从仕抱负。而《拟古》诗“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杂诗》之五“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也道出了自己少年时期的政治理想。因此陶渊明仕隐观形成基础之一也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自小有强烈的入仕意识。龚自珍诗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正言于此。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正是玄风盛行的时代，受祖先高旷性格影响，他对于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也是很容易接受的。由《归园田居》之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始作镇军经曲亚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可见陶渊明天性就对大自然有一种亲近之感，而专注于琴书六经又让他对俗世有一种潜在的远离感，不期然间就养成了“爱好闲静，不慕荣利”的品性。由此可见青壮年时期陶渊明身上就有归隐的潜在和促成因素。同时，自小就生长在幽静宁馨的大自然中，他这种对大自然对归隐的热爱情结也不断从潜在走向清晰明确。
　　与前面说到的陶渊明自幼有强烈的入仕理想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一个特点：入仕与归隐意识共生并长。自古少年志远者不少，但于猛志之外又怀揣素志，陶公渊明是第一人！
　　入仕与归隐本来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面世态度，当它们集合于一身时，各自独立成长时期固然有一段相安的时间，但相反面带来的矛盾是必然存在也是无法避免的。公元285年，指挥淝水之战胜利的总统帅、宰相谢安因遭司马道子排挤而染病辞世，刚升起希望曙光的东晋瞬间又陷入黑暗，北伐中断、政治混乱、灾难频生，面对这样的时势，满怀建功立业壮志的陶渊明开始对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产生了质疑，《闲情赋》正是他想追求又怕失望，不绝望再次追求又怕进一步失望心迹的曲折表达。另外，虽然知晓“进德修业，将以及时”，然而“虽欲腾九万，扶摇竟何力”也让他生发困惑的无奈。入仕意识的被质疑也让潜在的归隐意识被激活起来。他开始有就此居田一生永不入仕的设想，并有意识地研究历代隐士，希冀从他们身上找出实现人生价值的渠道。在《扇上画赞》一诗中他通过对古代八位有名隐士的赞扬认识到了归隐者在“淳风日尽”的社会里选择归隐却依然能为社会为世人践行一种积极而又合乎主体心志的风范，这亦不失为可效仿的面世态度。最终，陶渊明在“思绝庆未看，徒使生迷惑”的矛盾与彷徨中悟出“时有语默，运用隆窊”，以天下有道则佐，天下无道则隐的达观让撞击着的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再次得以相安。
　　由此可见陶渊明仕隐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以“道”作为称量入仕与归隐的砝码。在这里“道”一指天道人道的守正和谐，一指诗人内心的用于衡量天道人道的一套准则。在陶渊明这套准则同样是儒家、道家赋予他的。儒家认为文人需“进德修业”，但也提倡“立善”、“修身”；而道家则提倡崇尚自然天性、返璞归真。这两者实质上都是要求人对自身的完善，而所谓完善，其前提当然就是率由天性，不扭曲。因此在陶渊明看来，假使“道”不合乎心，纵有多大抱负，一旦违乎自己的“道”（即天性）乃至屈身辱志失却“善”，则都是了无意义的。
　　矛盾的暂时相安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平静，人很多时候是心猿两极的。如果把入仕与归隐两种意识共生并长时期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幼稚期，把相互撞击后暂时相安称为仕隐观青春期的话，那么我认为亦可把从29岁初仕江州祭酒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的这12年称为陶渊明仕隐观的磨合实践期、成熟期，这段时期他是时仕时隐的。潜意识里他是想实践自己的抱负的，几次出仕并不意味着其时“天下有道”。陶渊明的初仕就是出于最实际的人生考虑，亲老家贫，碰巧有作官的机会可获俸禄又可实践抱负，他自然而然踏足官场。然而，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一方面当时官场中嫉贤妒能，贪婪成风，士大夫浮华竟奔、廉耻扫地，时局亦变化无常，抱负才能难以施展；一方面29年久居田园，以抱朴守静为素志的陶渊明在从仕时无时不在怀念着他的田园生活，仕途之于他很多时候不啻于“羁役”、“驱役”。“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正是他该时期的写照。另外，“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徂年既流，业不增旧。”陶渊明渐感政治抱负的难以实现。因此虽时隐时仕，勉力“学仕”，结果却是既难展“猛志”又难以忍受“缠绵人事”。可以说，时隐时仕的实践让入仕和归隐在磨合过程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碰撞：“巍巍青山，商商流水，诗文里，山水的魂魄时隐时现，而人生的天平，一边是官印和米粮，一边是人格和尊严……”彷徨和矛盾是很深地作难过陶渊明的，但最终“失重的当然不是率真的性情”。41岁时以“程氏妹丧，情在俊奔”为由辞去担任81天的彭泽令后，陶渊明终于急切而又坚决地返归田园了。

真不想做了呗！官场黑暗，想报效国家而不能。

这个是中国古代做官的想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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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子县17894081808： 如何看待陶渊明之“隐”? - ？
剧钢胃好： 大多数认为陶渊明的隐是一种洒脱,是回归大自然,但我个人认为这其中仍有着一种无奈,因为他曾经也一定踌躇满志想要有一番事业,可是他的个性注定无法适应那个社会,所以他只有归隐,也许这是一种逃避,逃避现世的黑暗,给予自己心灵的慰藉,他在《归去来兮辞》中的“抚孤松而徘徊”就是最好写照

星子县17894081808： 对陶渊明隐居思想的理解 - ？
剧钢胃好： 陶渊明的思想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

星子县17894081808： 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陶渊明是哪种隐? - ？
剧钢胃好：渊明哥不似人前说的那么潇洒..隐居什么的他一厢情愿了 光是不说他不理老婆孩子的生计执意＂隐＂啥的 他不懂耕田正常人做的 饿死了自己的孩子不为一斗米折腰.. 现实总是残酷的 最后还不是挨家挨户的求米他的隐就只是心理上的乌托邦 桃花林记什么的. 还以为这小哥思想挺厉害的没想到 这小哥的隐这么不负责任

星子县17894081808： 推荐三首陶渊明写的归隐诗 - ？
剧钢胃好： 《饮酒·其五》魏晋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归园田居·其三》魏晋 陶渊明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

星子县17894081808： 桃花源诗陶渊明隐的特点？
剧钢胃好：作者在文中虚构了一个宁静安乐的世外桃源,那里没有压迫,没有战乱,人人安居乐业自由安乐,彼此和睦相处.这是一个与黑暗现实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寄托了陶渊明的社会及政治理想,也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美好意愿.“桃花源”是个虚构的理想社会,既反映了人民反对剥削压迫、反对战争的愿望,也批判了当时的黑暗现实,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在当时阶级社会中只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又是作者隐逸、逃避现实的思想反映. 本文艺术构思精巧,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采用虚写、实写相结合手法,也是本篇一个特点.语言生动简练、隽永,看似轻描淡写,但其中的描写使得景物历历在目,令人神往.文章有详有略,中心突出.

星子县17894081808： 对陶渊明归隐的看法 500 百字 - ？
剧钢胃好： 思路:从陶渊明归隐展开写. 陶渊明的归隐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外部看,魏晋乱世,政权更迭频繁,文人出于厌倦和自保开始崇尚道家,清谈成风,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 老庄哲学在魏晋变成了一种生活...

星子县17894081808： 陶渊明为什么要隐居田园? - ？
剧钢胃好： 陶在最后决定终身隐居的时候,他的心情实际上是复杂和矛盾的.“一方面,他摆脱了封建统治罗网,感到极大庆幸与愉快”,“另一方面,归隐就要终身放弃政治理想,就要遭受饥寒痛苦”; 如此看来,归隐并不是陶的“心甘情愿”,而是“不得已”,“陶之所以成为一个隐士,决定于他的思想见解和道德品质,更是决定于他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社会风气”. 也正是由于如此,鲁迅先生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十一个人”,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星子县17894081808： 从《归去来兮辞》谈陶渊明的归隐思想. - ？
剧钢胃好： 正如博尔赫斯一样.他也明白,只有归去,伟大的陶渊明.陶渊明的人生痛苦正在于对将来的无能为力.无法成功.快乐何其短暂.此后陶渊明在矛盾中挣扎了一生,我们的命运之所以可怕正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于是他为自己的灵魂找...

星子县17894081808： 对陶渊明隐居的看法 - ？
剧钢胃好：[答案] 归隐的原因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我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

星子县17894081808： 从《归去来兮辞》谈陶渊明的归隐思想. - ？
剧钢胃好： (一)公元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在彭泽通往浔阳的路上,迎面走来一位身体健硕,面带笑容的中年人,他就是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在回家后不久,他写出了自己这一生最好的文章《归去来兮辞》.这一年他41岁.这一年浔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