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中国道德教育中强调孝

古代中国道德教育中为什么强调孝~

古代中国德育中之所以强调孝道，是因为为了笼络人。同儒家学说里面也是认为孝道非常重要的。统治者要以以儒家学说治天下，所以非常强调孝道。

一 家庭道德教育在中国古代德育中的特殊地位

　　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的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机制中，“家”既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生活的细胞 。“家”本初含义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家庭”，其延伸为网络结构的社会关系——“家族”，进而拓展为 整个社会关系——“国家”。在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视野里，“家”即“小国”，“国”即“大家 ”，“家”“国”一体。这种由家——家族——国家所构成的社会结构形式，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因而“ 家”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秩序的基础，也构成了社会精神文化的堡垒，成了人们道德生活的价值源泉。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根基是家族本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国一体”的社会关系， 是中国传统道德关系及道德规范形成的根源。它在社会的显层文化中便表现为血缘——宗法——等级三位一体 的政治伦理和伦理政治。在四书五经中，“齐家”和“治国”紧密相联，“私德”和“公德”融合为一。在中 国古代伦理道德规范的建构中，逐渐形成了以“五伦”“三纲”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和伦理秩序，并被儒家 称为“天经地义”的纲常名教的核心。

　　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不仅在“家国一体”的宗法等级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而 且形成了一整套以“家国一体”为基础的道德教育模式及方法。儒家非常重视家庭、家族在道德教育中的特殊 地位和重要作用，并把家庭、家族道德教育和社会、国家的道德教育以及学校道德教育（“师教”）紧密地结 合起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情感化为纽带、“家”“国”结合、政教合一，构成了儒家道德教育理论和 实践的基本特点之一。

　　儒家强调人生在世，要以“立德”为本，而“立德”要以“孝”为本。在家为“孝”，在国为“忠”。以 “孝”促“忠”，以血缘关系促等级秩序，以“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在儒家看来，在 家能孝悌者，在外必能忠义。人人若能在家知孝悌，在外知忠义，则“家齐”“国治”“天下平”了。《论语 》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 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注：《论语·学而》）孟子也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注：《孟子·告 子下》）孟子还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无他，达之天下也。”（注：《孟子·尽心上》）孟子还明确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注： 《孟子·离篓上》）这便是由血缘亲情而广推天下，从孩子的亲亲本能，到长大知敬其兄长，这便是“孝悌” ，有这二者，便有了仁义，推而广之，就可以处理好其他所有伦理关系了。《礼记》中讲：“一家仁，一国兴 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注：《礼记·大学》）把家庭道德教育提高到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吕氏 春秋》中也说：“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注：《吕氏春秋·孝行》）《孝经》则进一步把“ 孝”当作道德规范的核心，认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注：《孝经·开宗明义章》）汉代以 后，统治者充分认识到“孝”对维护封建等级伦理秩序的重要性，纷纷倡导“以孝治天下”，并举行了“举孝 廉”、“彰孝子”、“九品中正”等各种提倡“孝”的活动。还值得一提的是宋明理学家张载，他把“孝”看 作是宇宙根本原则的体现，带有本体论的特征，并认为奉行“孝道”是道德的根本。他说：“乾称父，坤称母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注：张载《正蒙·西铭 》）意思是说，天下所有人皆为天地之子女，天为人父，地为人母，大家都是同胞兄弟，万物是人的朋友，帝 王是父母的长子，大臣是其管家。因而，人要“孝”天地父母，就要尊敬其长子，尊重其管家。这便在美好温 馨的“亲情”中为封建统治秩序及统治者作了最好的辩护，为封建等级道德寻得了本体论的基础。谁要是不服 从帝王及其群臣，就是叛经背道，是天地父母的“逆子”。

　　为了贯彻“家国一体”的血缘等级道德规范，历代思想家还编制了一系列以“孝”促“忠”的各种“家训 ”典籍。如：《韩诗外传》中记有周公诫子伯禽的典故，《国语》中有父文伯母诫子的《母训》，《论语》中 孔子教子鲤的记载，汉代有马援的《戒先兄子严敦书》、郑玄的《戒子书》、班昭的《女诫》、蔡邕的《女训 》等，三国时有诸葛亮、刘备的《戒子书》，魏晋时有稽康的《家诫》、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南北朝时 有著名的《颜氏家训》，唐代有柳＠①的《家训》，宋代有司马光的《家仪》、《家范》、陆游的《放翁家训 》、朱熹的《朱子家训》、《家礼》，元末明初有郑涛的《郑氏规范》，明代有曹端的《家规辑略》、袁了凡 的《训子言》、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清代有陈确的《新妇谱补》、曾国藩的《家书》等。至于《三字经》 中“孟母教子”和《增广贤文》中的治家格言，更可谓是家喻户晓了。《三字经》讲“子不教，父之过”，《 增广贤文》讲“训子须从胎教始，端蒙必自《小学》初。养子不教如养驴，养女不教如养猪”。上述“家训” 类书在宋元明清时期刻版成书，广传于世，影响甚大。

　　二 中国古代家庭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简单地说，中国古代家庭道德教育的内容是以“家国一体”为基础的封建宗法等级道德规范。择其要者， 包括：

　　1.在父母子女关系上，要求父母“慈”，子女“孝”。《颜氏家训》中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 慎而生孝矣。”在“慈”与“孝”的关系上，中国传统道德更强调的是“孝”。“三纲”中“父为子纲”，权 利向“父”倾斜，以至于被极端化为“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关于“孝”的内涵，中国传统道德有详尽的 界说。孔子认为孝子应该“无违”于父母，应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注：《论语 ·为政》）孔子还指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注：《论语·里仁》）《礼记》中说：“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注：《礼记·祭义》）又 说：“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无怨，可谓孝矣。”（注：《礼记·坊记》）《孝经》中说：“孝子之事亲 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注：《 孝经·纪孝行章》）等等。

　　2.在夫妻关系上，要求“夫义妻顺”。《左传》中说：“夫和而义，妻柔而正。”（注：《左传·昭公二 十六年》）管子说：“为人夫者，敦＠②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注：《管子·五辅》）但在“夫义 妻顺”中，中国传统道德更强调的是“妻顺”。孔子在《论语》中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礼记》中把 “男帅女、女从男”当作“夫妇之义”。“三纲”中“夫为妻纲”，权利向“夫”倾斜，中国传统道德中对妇 女提出了“三从”（在家从父，及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要求。男子特 别是显贵男子可以妻妾成群，妇女则必须“从一而终”；男子可以随意“休妻”，妻子却不能提出离异，更不 得改嫁。《大戴礼记》规定“妇有七去”，即丈夫在以下七种情况下可以“休妻”：“不顺父母，去；无子， 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连多说话都“去”。中国古代社会给妇女规定了 很多道德诫条，包括“缠足”这一残无人道的要求。董仲舒等还从夫为阳、妻为阴，阴应奉阳来为“夫为妻纲 ”作本体论上的论证。重男轻女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

　　3.在兄弟姊妹关系上，要求“兄友弟恭”。兄要对弟友善，弟要对兄悌恭。但在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是长 子继承制，在“兄友弟恭”上权利向兄长倾斜。父若不在了，弟要视兄为“父”。中国传统道德强调“长幼有 序”，内含着“幼”对“长”的服从，这是宗法等级制的伦理秩序之一。中国古代思想家把“孝”“悌”并列 ，当作诸德之要，以此推治天下。

《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楚国人叶公，在孔子面前夸耀说：“我们那地方有个很正直的人，其父攘羊，他就出来告发。”孔子却不以为然，说：“我们这里正直的人却不是这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道就在这中间了。”直，指本真人性，真情实感；直道，即人道，人道与否，指是否符合本真人性和人性的实现程度。

叶公认为“证父攘羊”，是正直、刚直的表现，符合行有直近仁道的儒家思想；而孔子却不这么看，他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是“直道而行”，符合仁的根本要求。其子之直，并非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是对人之本心的隐和伪，是一种忤逆，背离了仁道意旨。何晏、邢昺《论语注疏·子路》解释得直白透彻：“吾党之直者，异于此证父之直也。子苟有过，父为子隐，则慈也；父苟有过，子为隐之，则孝也。孝慈则忠，忠则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宋代学者宋汝谐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循理为直，未有逆天理而可以为直者。”慈孝乃天理，超越一切公理、法理，不可违逆。苏轼认为，其父攘羊而证之，此直而陷于曲者也；子为父隐，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孔子似乎主张在情与法的抉择中，应放弃乃至牺牲一点眼前小节微义，以维护人性和人道的尊严与人心世道的长远利益。这反映了孔子“以德为本，以礼为主，以刑为辅”的治理社会的思想。

其父是如何“攘”羊的呢？从语境看，好像不是刻意偷盗甚至抢夺而是扣留。我猜想应该有两种情形：一是牧羊归来，一只迷途的羔羊跑进了自家羊群中，其父贪占小便宜，顺势把这只羔羊赶回家中蓄养起来；二是别人的羔羊跑进了自家的羊圈，其父顺势把它占为己有，放牧管护以期获利。不管其父如何“攘”羊，子“证父攘羊”，都会家丑外扬，伤害亲情，且为乡人笑谈，或许其父会觉得亲情薄凉而产生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推而广之，如果社会上父有小过而无大害，子却蜂起检举告发，那么，就会破坏甚至颠覆人性情感的基础，败坏一个社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育起来的世道风气，其恶果与所留下的后患远甚于当事人所犯的过错本身。正如有学者指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真挚亲情被相互揭发、相互举报、相互猜忌所取代，造成了人人自危、日日胆战的局面。这不仅仅导致了人们抛弃亲情、唯利是图和同胞骨肉之间的相互残杀，而且更导致了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家庭出现动荡与瓦解。而作为社会构成要素的一个个家庭的动荡与瓦解，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局面。

既然如此，子应如何处理“其父攘羊”这件事呢？曾子提出“隐而任之；如从己起”，要求子女不是告发，而是代父受过以维护情于理、亲亲与道义的统一。意思是说，子女把责任担起来，主动退还人家的羔羊，并赔礼道歉，接受处罚。我觉得也不太妥，父攘羊，却要子担过，背负道德污点，承受精神压力，不可取。《菜根谭》说：“家人有过，不宜暴怒，不宜轻弃。此事难言，借他事隐讽之；今日不悟，俟来日再警之。如春风解冻，如和气消冰，才是家庭的型范。”最好的办法是：子隐讽父，莫以害小而为之，父有愧色，父子以善意的谎言，退还羔羊。子思是赞成父子相隐小过的，并强调“不以小道害大道”“不以小爱害大爱”。这也符合孔子“无求备于一人”和“无讼”的思想。

“其父攘羊”毕竟是小案，于当时只要子不“证父攘羊”，不“灭丑”，充其量也就是其父被查处，颜面扫地罢了，一切与子无涉，也就是说，子既无“不孝”之忧虑，亦无与法律之瓜葛。但于今则不然。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当然包括知道父亲过错或罪行的儿子。所谓“义务”，就是意味着不履行将要受到惩罚。

与“证父攘羊”相反的案例是“石奢私父”。《韩诗外传·卷二》记载，楚地有一个人杀了人，君王命令为人“公正而好直”的士子石奢去追赶。石奢追上之后却发现，被追的人竟然是自己的父亲。于是石奢便放了他，返回朝廷，对君王说道：“杀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废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石奢在孝亲与忠义的剧烈冲突中，在“私其父”与“行君法”之间痛苦地煎熬中，最后不得不选择自杀。

石奢确实遇到了千古难题。一方面血亲关系是人际世界中最刻骨铭心的关系，儒家之仁出于亲，亲亲为大，父为子纲，至尊无上。石奢绝难亲手逮捕其父，违逆孝道。子女爱父母，这是自然之命，也是人心所不可以解除的。一方面儒家在君臣关系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臣子侍奉自己的君主，要正直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恭敬地遵循君臣之礼，光明磊落地奉献自己的忠诚，泰然自若地面对一切恩怨得失、祸福荣辱。”法家也言：“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石奢实难不顾忠义，弛罪废法。怎么办？一死了之，既不损孝道，亦不害忠义。

其实，石奢放掉作为杀人犯的父亲，已经“私其父”“废君法”，不是忠臣所为，而且，石奢之父，并不会因石奢之死而被减轻罪责，故与孝道无关，所以，石奢赴死没有意义。石奢是否想到，你不抓杀人犯，别人也会履职执法，对其父亲而言，结果是一样的。或许在那个时代，以石奢缚父之忠和伤感之情，会感动君王，从而可能为父争取一个活命的机会，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孝。假如因石奢放掉自己的父亲，而其父得以逃之夭夭，逍遥法外，算不算石奢“以小道害大道”，“以小爱害大爱”呢？孔子虽然也提倡孝，视孝为人类真实、美好的情感，但又主张孝要上升为仁，强调的是“泛爱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并不主张为亲情而牺牲道义。

黑格尔认为，“客观法则”是一个民族自然形成的、每个成员都必须遵守的“伦理道德原则”，它以血缘亲情和伦理习俗为主要内容，以感情为联系纽带，以自觉遵守为原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与责任；而“主观法则”是由统治者人为制定的法律，讲究法律秩序和法的统一性、强制性、稳定性。在正常的社会中，“主观法则”必须以“客观法则”为基础，不能两者对立起来。如果两种法律发生了冲突，必然要导致灾难和悲剧。睿智的孔子身处家国同构的中国社会，自然清楚充分尊重伦理亲情和人伦关系，是中国社会这个大家庭稳定的基石。有学者指出，儒家伦理在本质上是一种地位伦理，儒家认为，一般庶民只要在他的家庭及乡党中践行儒家伦理即可，知识分子（士）则应广施“仁泽”，以天下为己任，“当不义则争之”。

与“石奢私父”不同的案例是“赵苞尽忠”。《后汉书·独行列传·赵苞》记载：赵苞，字威豪，甘陵东武人。从兄忠，为中常侍，苞深耻其门族有宦官，不与忠交通。初仕州郡，举孝廉，再迁广陵令。视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状，迁辽西太守。抗厉威严，名镇边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击郡。苞率骑二万，与贼对阵。贼出母以示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惜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母遥谓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惜王陵母对汉使服剑，以固其志，尔其勉之！”苞即时进战，贼悉被摧破，其母、妻子皆为所害。苞殓母毕，自上归葬，灵帝遣策吊慰，封隃侯。苞葬讫，谓乡人曰：“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利于天下？”遂欧血而死。

赵母所说的王陵，是秦末沛县丰邑人，还在刘邦为沛县泗水亭长时，王陵就与刘邦私交甚厚，当年刘邦芒砀山斩蛇起义，王陵在南阳率领数千人响应，后归附刘邦，此后，王陵跟随刘邦转战南北，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根据《汉书》的记载：“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终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亨陵母。”王陵的母亲之所以赴剑自杀，为的是让自己的儿子一心一意辅佐宽厚大度、终将夺取天下的汉王，不要因为母亲身在楚营而动摇自己的政治立场。汉兴后，大力旌表忠于汉室舍身取义的王陵母，以教育和感召天下人无条件地绝对效忠汉室，树立忠为大道，孝为小道，忠大于孝、高于孝的价值观，在忠孝不能两全的境况下，以忠覆盖孝、取代孝。

血亲之情，流于自然，深入骨髓，率性呈现，无可替代。赵苞身为人子，恪守伦理，侍母尽孝，天经地义，可偏偏母亲被鲜卑人劫持为人质，以逼迫赵苞投降，而弃忠救母，仁而无义，又有违君臣之道，由此，“孝”与“忠”在他的内心发生了无法和解的激烈冲突。尽孝，则会毁掉忠节；尽忠，则会废置孝道。赵苞矛盾万分，甚为苦恼。而赵母深明大义，以王陵母为榜样，告诫赵苞身为王臣不得顾私恩、毁忠节，使万般纠结、痛苦不堪的赵苞终于放弃了“食禄而避难”，从而选择了“杀母以全义”。忠义是一种超越私恩私利甚至血缘亲情而维护族群或社会利益的高尚价值，因而尽忠义“不但具有违亲、忘情、逆亲、判亲的可能，甚至还具有死亲、灭亲的血腥性质”。这种顾大局，识整体，弃私恩，行大义的责任担当，固然是对“大道”的持守，是超越个体之孝的民族大节。然而，这毕竟是“杀母而全义”，与孝相悖，赵苞的心理压力沉重如磐，于是，在深刻的情感危机和深切的道德自责中，赵苞最终选择了殉母以彰孝心，以实现生前无法实现的“忠孝两全”。冯友兰说：“先破贼以为忠臣，后殉母以为孝子，他的行为，真可算是面面顾到，丝毫无可非议底了。”其实，赵苞殉母也是虚幻的孝，因为他毕竟没有尽力营救母亲，毕竟没有切实营救出母亲。但我们不否认，“先报君，再殉母，个体的孝在民族大节中获得升华，孝的悲剧因为忠义之举而呈现出一丝壮烈与豪迈”。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古人为何如此重视孝道？孝道是祖宗崇拜的产物，“立爱自亲始”“百善孝为先”，“孝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本位。在中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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