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清”的康熙为什么被称为恶君

为什么清朝毁于康熙~

因为文字狱和闭关锁国两大政策。文字狱限制了许多有才华的文人不能说出自己的理解。闭关锁国政策不利于当时的发展。

康熙的自私与虚伪:他为什么讨厌皇八子胤禩?
1708年12月25日（旧历十一月十四日），即废除胤礽70天之后，康熙皇帝在畅春园召集群臣，商议立储大事。

当时参加会议的一共九人，这九人中有满有汉，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如下几位：

第一位、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阿灵阿来自满洲镶黄旗，是清朝开国五大名臣之一的额亦都的孙子，是康熙初年辅政四大臣之一的遏必隆的儿子，他的第一位姐姐做了康熙皇帝的皇后（孝昭皇后），第二位姐姐做了贵妃（温僖贵妃）。

第二位、内大臣鄂伦岱。鄂伦岱也来自满洲镶黄旗，是康熙皇帝的大舅佟国纲（1690年乌兰布通战役中阵亡）的儿子。

第三位、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揆叙来自满洲正黄旗，是直至去世前仍然深受康熙皇帝倚信的老臣明珠的儿子。

第四位、户部尚书王鸿绪。王鸿绪是保举皇八子胤禩的首倡者中唯一位汉族大臣，他作为江南地主士大夫阶层的代表，特别是江南文臣在择选储嗣问题上的人心向背。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康熙皇帝非常信任的致仕大臣佟国维与首席满洲大学士马齐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这是为什么呢？

来自满洲镶黄旗的佟国维既是康熙皇帝的二舅，同时也是康熙皇帝第三位皇后佟佳氏的父亲，他的另外一个女儿则于1700年被册封为贵妃；同样，马齐也来自满洲镶黄旗。

他们之所以没有被康熙皇帝叫到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康熙皇帝知道他们两个人的想法——这两个人不喜欢废太子胤礽，而是喜欢皇八子胤禩！

因此，康熙皇帝为了确保这次“民主生活会”能够按照自己的得意算盘如期的进行下去，还在会议召开之前一天，特地找来了在汉族大臣中非常有影响的名臣李光地。

康熙皇帝为什么要找李光地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康熙皇帝知道李光地是不会反对自己的。因为康熙皇帝非常的了解李光地的心思。

李光地的心思是什么呢？如下两点：

第一、李光地不会反对废太子胤礽——因为汉族人的传统思想仍然是立嫡！正如李光地所说的那样，“天下大事，果然太子很不好，却说万万动不得，难道举祖宗之天下而丧之，其可乎？”

第二、李光地不会反对皇帝的至高无上、惟我独尊的地位！正如李光地所说的那样，“建储大事，义当决自圣躬，……唯宜天心独断。”

因此，康熙皇帝在正式召开“民主生活会”推举废太子胤礽之前，特地特地李光地。康熙皇帝要干什么呢？

康熙皇帝问询李光地：应该如何医治废太子胤礽的病呢？这实际上是在向李光地暗示：我——康熙皇帝——要复立废太子胤礽为皇太子；你——李光地——应该把我——康熙皇帝——的意思告诉群臣！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这个所谓的“民主生活会”终于在1708年12月25日召开了！
康熙皇帝没有想到，他精心准备的这场“民主生活会”却吹响了皇八子胤禩集团大举反扑的号角！
当然，这个时候的康熙皇帝还不知道人家皇八子胤禩集团也已经准备就绪了，他还在哪里美呢！
于是，康熙皇帝在宣布“民主生活会”正式“召开”之后，对应召而至的九位大臣们说：大臣们可以就建储问题发表意见——民意测验。

民意测验的结果，完全出乎康熙意料之外，参加畅春园之议的全体大臣，竟一致保举皇八子胤禩为皇太子。

先是阿灵阿首倡皇八子胤禩应该为下一个皇位继承人选，紧接着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在场的满汉大臣一致拥护！

为什么两黄旗大臣会与包括下五旗王公在内的满洲大臣形成联合阵线，共同抵制康熙皇帝旨意呢？难道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人都是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么？ 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会出现皇八子胤禩集团大举反扑的现象呢？

我们说，在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总体背景下出现这种反常现象，其实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我们说，佟国维、马齐、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等满族重臣，明知康熙皇帝之意而相违背，慨然以身家性命与皇权相抗衡，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2 康熙的自私与虚伪:他为什么讨厌皇八子胤禩?

第一、伦理纲常。

这个时候的这些满洲重臣的思想，尚未受到汉族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严格束缚。汉族的传统伦理准则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核心体现，即宗法嫡长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尚未确立。

显然，众臣推举皇八子胤禩，乃是遵循择选储嗣应以德才作为首要标准的满族传统理念，并未考虑被推选者是否具有嫡长身份。这种弃嫡选贤的主张，同1622年努尔哈赤制定八王共治制时向八王提出的择储原则，即“择其能受谏而好善者立之”，在本质上并无区别。

第二、历史责任。

在这个时候，这些大臣仍然受到满洲传统的、比较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很大影响。他们认为康熙皇帝令大臣共同推举储君，理所应当，自己身为大臣秉公推举乃义不容辞。因此，康熙皇帝的旨意刚刚发出的时候，阿灵阿等人就说：“顷者面奉谕旨，务令举出，毋得渎奏。”并立即倡言推举皇八子胤禩。

第三、全局利益。

这些大臣早就看透了废太子胤礽的本质。在他们看来，废太子胤礽是暴戾恣睢、彻底堕落、无可救药的象征——所以必须抛弃废太子胤礽。他们之所以推举皇八子胤禩，是因为皇八子胤禩在现在所有的皇子中间是最贤者。因此，从大清王朝全局利益出发，从巩固大清王朝统治的目的出发，他们体现出了自己对于皇权的忠诚。在此事关大清王朝命运的关键问题上，他们采取为高度集中的皇权所不容的方式，舍身为康熙皇帝“效命”，这实在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

当康熙皇帝看到参加会议的所有大臣一致保举皇八子胤禩之后，愤怒异常！他立即自食其言，以“八阿哥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为由，断然对众位大臣们的正确意见予以彻底地否定。难道真的像康熙皇帝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因为皇八子胤禩“未尝更事”、“近又罹罪”、“且其母家亦甚微贱”三个理由么？

问题恐怕不是这么简单！那么，康熙皇帝为什么看不上、甚至讨厌皇八子胤禩呢？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忌妒胤禩的威信。

对于胤禩在众臣中威信过高这一点，康熙皇帝自己不但不避讳，反而非常的忌妒。他曾公开说到：“凡朕所宽宥者及所施恩泽处，（胤禩）俱归于己，人皆称之，朕何为之，是又出一皇太子矣。”因此，康熙皇帝绝对不能容忍一个威信甚高、几乎已经超过自己的皇位继承人的存在。因此，康熙皇帝宁肯让人心尽失的废太子胤礽重获储位。

第二、维护皇帝的权威。

康熙皇帝在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过程中遭到重大挫败后，其继续实施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的信念并未动摇。他牢牢掌握立储大权，在储嗣人选问题上独断专行，强迫众臣绝对服从他的意志。可是，康熙皇帝又令众臣推举皇位继承人，希望通过这种符合满族传统制度与习俗的做法，掩饰自己在太子问题上的种种失误。

从各个角度衡量，深孚众望的皇八子胤禩，是相对理想的皇位继承人选。在皇权高度集中与强化的客观形势下，如果胤禩被立为皇储，他本人及其举朝拥护者，并非必定会对康熙皇帝构成更为严重的威胁。然而，康熙皇帝首先是从如何有利于维护其个人绝对权威这一目的出发，其复立废太子胤礽为皇太子，无疑是将清朝的未来亲手托付给了一位丧尽人心之人。这才真正是置国家的前途、命运于不顾，暴露出作为历史名君的康熙皇帝的十分自私与虚伪的一面。

第三、稳定混乱的人心。

康熙皇帝废黜太子及诸皇子的储位之争，本已引起朝中很大震动。此时，在是否复立胤礽的问题上，康熙皇帝与大多数朝臣之间出现分歧，于是群情哗然，议论纷纷，这一状况使康熙皇帝深感不安，复立胤礽为太子，也是为了稳定众臣之心。否则，朝臣的波动情绪及朝中紊乱势态，将会迅速蔓延到地方，出现严重后果。
不管怎么说，这个废立太子一事已经给了大清王朝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此时的康熙皇帝知道，是到了事情该收场的时候了。

作为一废太子事件结束的标志，康熙皇帝于1709年4月复立胤礽为皇太子，同时又晋封三、四、五子为亲王，七、十子为郡王，九、十二、十四子为贝勒。皇八子胤禩仍被保留贝勒爵位。


3 康熙的自私与虚伪:他为什么讨厌皇八子胤禩?

引人注意的是，在升为亲王的三个人中，皇三子胤祉是在废太子胤礽最为危险的时刻，拉了废太子胤礽一把的功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维护了康熙皇帝权威的特大功臣；皇五子胤祺则是一直在旁边观看、从来没有参与到其中的人，换句话说，这个局外人平白无故的得到了许多好处，也算是好人好报吧；而皇四子胤禛呢？他本来是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之一，只是因为自己隐藏得好、事后又及时抽出身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康熙皇帝权威的一个功臣吧。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肯定会引起从前的朋友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早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而这种爆发，肯定会搅得大清王朝天翻地覆。

而这些内容，才是我们这本书的真正看点所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由康熙皇帝一手挑起的废立太子的好戏只是才刚刚开始而已——大幕才刚刚拉开！

在这场好戏开始之前，还是让我们看看对阵的几方人马：

第一方、康熙皇帝。

皇子的总体权势进一步被提高，其政治地位更为巩固。康熙皇帝通过进一步重用诸皇子，以牵制皇太子的意图，十分明显。

第二方、皇太子胤礽集团。

皇太子胤礽势力犹在，但已大作元气。复立胤礽为皇太子，本来就是无奈之举，而皇太子胤礽在被复立之后不思悔改，依然我行我素——和被废之前别无二致，在饮食服装陈设方面甚至超过了康熙皇帝。在复立之后，胤礽继续结党营私，网罗党羽。

第三方、皇八子胤禩集团。

随着太子的废而复立，皇子中的反太子派阵营出现分化。胤褆被革爵圈禁，胤祥为康熙皇帝所厌恶，未得封爵，这两位对于一废太子事件的发生起有重要作用之人，皆为此而付出惨重代价，前者永远退出政治舞台，后者自此受到皇父的冷落。反太子派领袖人物胤禩，虽然受到康熙皇帝的严厉打击，但威望犹高，势力仍存。

第四方、皇四子胤禛集团。

皇四子胤禛在一废太子中的表现，耐人寻味。他根据康熙皇帝的好恶变化，用计时转变立场，尽量与胤禩等人保持距离，并在察觉康熙皇帝欲行复立胤礽的意图后，多次在皇父前为废太子保奏。当康熙皇帝将胤禛屡次保奏废太子的情况明告众皇子与大臣，并对胤禛此举予以嘉赞时，胤禛却又矢口否认，从而透露出他怕因此而被反太子派指为两面作风，受到孤立的心态。至于他于皇父面前为诸皇子讲好话，旨在借此缓和与后者的关系，亦不失为一种高明手腕。

从更有利于谋取私利的角度看，胤禛在一废太子中的表现，较之其他皇子略胜一筹。所以，此后10余年内，他得到康熙皇帝的较大信任。可是，胤禛也因此而与反太子派及胤禩的支持者结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广大朝臣对他的看法。他继位后，众臣以各种方式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方、朝中重臣。

从整体看，朝臣中反太子派及皇八子胤禩的支持者的力量，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削弱。康熙皇帝只是对其中个别者（如马齐、王鸿绪等人）予以一定处罚，其他人概未受到惩处。

还应该看到，尽管康熙皇帝对于最反对恢复皇太子胤礽继承权的几位宠臣很恼火，但这些人毕竟是他一向倚信的股肱之臣，又多为皇亲国戚，康熙皇帝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些大臣都是对他忠心耿耿的人，主观上并不想与皇权相对立。当然，康熙皇帝对他们手下留情，也是从避免两黄旗人心浮动，以维持统治集团身段部的稳定、团结这一全局考虑。当然，康熙皇帝的上述做法还同康熙皇帝本人宽和、仁厚的禀性与为政风格有关。这个？

《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一文介绍“陈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带领妻子儿女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卖艺被人诬告抢劫。经过审理，办案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
　　结果这个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为不满，康熙不满的最关键一条理由就是陈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陕西以来，“每年督抚俱报丰稔，陈四显然出语欺讹”，于是“令刑部再议’”。
　　康熙既然让再议，那些办理案件的官员，自然再不敢得出陈四无罪的结论，结果十月，刑部议定“陈四等因‘鸩党抢夺’被判斩立决，其他陈四的家人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督抚，以及一大批相关官员以“纵容滋蔓”，溺职等罪过，降五级，降四级不等。”
　　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来对付一个卖艺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陈四等人成群结队，“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
　　这种逻辑自然比莫须有还要高明，你这个陈四既然不识好歹敢给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说你“未必无谋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那么是否真的是陈四无中生有，明明是丰稔，他偏要说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举了一些雍正时期的纪录，我们从中可以对康熙时期人民生活窥见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陕曾经记述‘（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雍正初年，岳钟琪任川陕总督时，其《请减丁银疏》曾道：‘皇上御极以来，比年丰收，从前逃荒之民，到处皆渐次复业，而惟延安府不敢来归，抑且现在者皆云思去’”
　　虽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员的记述，但汪景祺所谓的“三十年来”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时期，而岳钟琪所谓的“从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时期逃荒的。
　　由事实可见，那个被康熙杀头的陈四并没有“出语欺讹”，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语欺讹”了。
　　从这一件事情来看，说康熙仁爱，似乎也很勉强。还是王成兰说得比较客观，陈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统治者一贯的恐惧，……于是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
　　暴行之二：平三藩屠杀平民
　　且不提与康熙尚无关系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只说康熙在平定三藩时，清军对平民的屠杀，从许多记载来看也是相当惊人。这里不必长篇大论，就引两则相关史料也可见一斑。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1]
　　这份上疏是什么时候写的？所谓当年运粮行间是什么，荡平是指什么时候的荡平？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查一下《清史稿》的原文就知道了。“王骘，字辰岳，山东福山人，……康熙五年，典试广东。历刑部郎中。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覆舟坠马，屡经险阻，师赖以济。”
　　“时以太和殿工，命采蜀中柟木。骘入觐，疏言：四川祸变相踵……”[2]
　　可见这份上疏就是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所谓“当年运粮行间”，就是指康熙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那么这个所谓的荡平自然就是指康熙时期清军镇丨压吴三桂反抗，荡平四川云南了。
　　荡平之后，“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这个时期四川人口的损失，平民的死亡显然和清军是脱不了干系的。
　　其实不仅是四川，其他相关地区也遭受类似的厄运，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戮的数量就不少，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3]。
　　这里说的就更明确了“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联系到清军一向有屠杀平民的传统，再加上清朝方面的官员也不会故意抹黑清朝自己，所以这类记载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的。无论以什么理由作为借口，如果一个皇帝手下的军队有大肆屠杀平民的行径，那么这样的皇帝再将其称为仁爱，那也是很不妥当了吧。
　　文字狱屠戮学者
　　再来说康熙时期的文字狱，客观的说，康熙制造的文字狱和其他两个清朝皇帝雍正乾隆相比并不算多，但也并非没有，而且有些案件的性质也还是很恶劣的。
　　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的朱方旦案，值得一提。
　　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家孟森专门写过一篇《朱方旦案》的文章，其中说
　　“士大夫谈清代轶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详，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贤、徐鸿儒之类。此缘专制时代官文书所束缚，又政教不分，学问中禁阏自由思想，动辄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经遭戮，传者遂加甚其词，印定耳目，无能言其真相者矣。清末如四川井研之廖平，经学臣吴郁生奏参，几罹于法，尚是专制束缚之余习。迹朱方旦之所犯，并无罪名。当时侍讲王鸿绪所参三大罪：一则谈传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阶级也；二则信徒之多也；三则发明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由今观之，前二者皆宗教家面目，而其后一端，所谓新发明之脑力作用，尤为生理之定义，学界之雅言，略以为大罪，则今日之书籍皆当焚禁，学校皆当封毁矣。”
　　在《清代禁书总述》一书内的《清代文字狱纪略》也有对此案的介绍，不妨简略摘录如下“朱方旦之狱——康熙十九年（1680年），湖广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聚徒横议，撰《中说补》，谓中道在两眉间山根上，……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侍讲王鸿绪得方旦所刻《中质秘书》，指摘其中有诬枉君上，悖逆圣道，蛊惑民心之处，次年二月，九卿议复‘乞正典刑，以维世道’。结果朱方旦被斩，弟子陆光旭、翟凤彩、顾齐宏亦被判为斩监秋后处决”
　　按照孟森总结的朱方旦罪状，前两条的话，那估计明代的王艮甚至王阳明在康熙统治下都免不了被杀头的命运，王艮不必说了，出身盐丁的平民思想家，狂妄自大，以圣人自居，门徒无数，仅仅这就足够在他在清朝康熙统治下被杀头了，至于王阳明，那光他说“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在康熙统治下，得一个离经叛道的罪名不在话下，更何况他也是聚徒讲学，轰动四方，被门徒拥戴成圣人。
　　如果论最后一条“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这其实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无知，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早在明末许多知识分子那里就已经流传开来了，何以到了他这里变成立说新异，以至成为杀头的罪名。这本身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愚昧专制的表现。如吴伯娅的《朱方旦》中说“表现清朝统治者愚昧无知，顽固落后，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学和进步观点而遭到杀害的典型事例。”
　　还有康熙统治下发生的戴名世之狱，也称《南山集》案。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这个案件广为人知，这里也就不必浪费篇幅多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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