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太信子的人物评价

羽太芳子的结局~

羽太芳子的结局是：
1941年3月24日，她的小儿子丰三，在家里用伯父周作人警卫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
羽太芳子以后一直生活在北京八道湾，与孩子相依为命。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如此。她于1964年逝世。

扩展资料：
羽太芳子于十五岁来到中国。1912年5月，因姐姐羽太信子分娩需人照顾，芳子由其兄羽太重久陪同，从东京来到绍兴。
鲁迅日记1912年5月23日记有：“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下午七时二十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极安好，可喜。其信十七日发。”
这是羽太芳子到中国的准确的日期。鲁迅日记1912年6月29日记有：“得二弟妇信，附芳子信一纸，二十三日发。”这是芳子第一次给鲁迅写信。

十五岁的芳子到绍兴后，与二十四岁的周建人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渐渐产生了感情。在姐姐羽太信子和哥哥周作人的从旁推促下，他俩于1914年2月28日结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羽太芳子

羽太信子:她是日本人，随周作人来到中国，并最终死在这里，于她来讲也算客死异国了。许多写周作人的文章都会捎带零星地涉及一些她的行迹，其中有赞有弹，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即，她对周作人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影响非同小可。周作人一生中至少有两件大事，羽太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周作人与乃兄鲁迅的决裂，一是周作人“七七事变”后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并最后落水出任伪职。

关于前一件事，最有代表性，大概也最为可信的记述来自周建人。周建人似乎对这个日本嫂嫂颇有微词。他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有如下的记述：“增田涉说：‘他（指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里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伤感的话说：好像穷人买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鲁迅对我说的是，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在周建人看来，鲁迅与周作人夫妇的隔阂主要源于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羽太信子惯于挥霍，可以说“挥金如土”。“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而鲁迅则自奉甚俭。自己挣钱别人花，花钱的人又不心疼，过于大手大脚，且理直气壮，鲁迅看不过，气不顺，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劝过周作人，但周作人作不了夫人的主，大哥的规劝只当耳边风。后来，羽太还把她的许多亲属接来一起住，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销就更大。终于导致鲁迅先是分炊，后彻底搬出八道湾。鲁迅在1926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那天下午他去八道湾取东西，与弟弟和弟媳发生的一场冲突。中有“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等语。至于究竟是什么“秽语”，外人不得而知，虽后人多有揣测者，但到底只是揣测而已。根据鲁迅这个记载判断，这个羽太信子的性格可能是相当泼悍的。对这一性格特点，周建人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周作人）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周建人说周作人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顺，却不辨是非。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是“昏”。这兄弟俩的意见倒也一致。看周作人的文章，觉得他是那么渊博、见识又是那么卓超，但在世事上、大节上的处理与选择却又如此“出人意表”。用乾隆皇帝对纪晓岚的评价“读书多而不明理”来评价周作人大体不错。这一事件中，羽太信子起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

至于“七七事变”后，周作人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并最终落水出任伪职一事的原因，周作人自己及相关人等，都给出了不同说法，这一点人们都耳熟能详了，不用细表。但个中真相却谁也说不清，至今也没有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不过官方的评价似乎还是汉奸，这一顶帽子想拿下来也难。1937年后周作人留在北平，这件事中羽太信子扮演了什么角色，也没有见过专门讨论此事的文章。估计一是不好写，一是当事者多三缄其口，一是这事本身并不重要，所以人们也就不去关注了。如果考虑到羽太信子在促成他们兄弟反目中的重要作用，也就可以想象得出她对周作人当年决定去留的影响了。其实，从鲁迅和鲁迅母亲及朱安搬出八道湾以后，八道湾的实际主人就已经是羽太了，鲁迅其时就说过，八道湾就剩下一个中国人了。虽然鲁迅搬走以后，周建人又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也去了上海。这样，周作人实际上已经处于日本人（羽太信子和她的娘家人）的包围之中。加上羽太信子泼悍的性格，周作人无论生活上、还是精神上恐怕都要受制于她吧。许多人喜欢从更深层的原因分析周作人的留平与落水，倒更愿意相信羽太信子的直接而巨大的作用。

羽太信子不仅对自己丈夫的人生道路有着负面的影响，她对自己的妹妹芳子（也就是周建人的妻子）的成长也没有起到好作用。俞芳引述鲁迅母亲的话说，芳子长年和信子在一起，受信子影响很大，比如，贪图享受，爱虚荣，怕过艰苦的生活，对周建人不够体贴，不太近人情等等。

以上说的羽太信子基本上是一个灰色的，甚至是不光彩的形象。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记述了她的生活的另一面。鲁迅母亲说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也不能说不上心，比如，鲁迅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很满意。信子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周到得很。另外，徐淦《忘年交琐记》长文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徐文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文洁若先生在《晚年的周作人》文章中，记了羽太信子的两个小细节，很能说明一点什么。其一，“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周氏兄弟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其二，“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这第二个细节是文先生听来的，她自己并未亲见。而据徐淦记述，羽太信子是“说不上几句像样的绍兴话”的。如果文先生记载的这第二个细节可信的话，倒真是让人感慨的。

总的来讲，羽太信子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因为嫁了一个有大才、有大名的丈夫而为世人所知。她又因为身处一个夫妻各自所属民族国家之间激烈争战的时代，而身不由己地多多少少地卷入了。这种民族国家之间不正常关系对个体的影响体现在她身上，就是她的丈夫在民族大节上的首鼠两端、进退失据，终于堕入魔道，也使她在战争之后的生活受到连累。设若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她也许能够平平静静地、更感幸福地走过一生吧。不过，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要是要求她在当年那样的历史关口，敦促自己的丈夫离开北平南下救亡也是不现实的，也是苛求她了。更何况她的见识、她的民族属性也使她不能这么做呢。

对鲁迅兄弟关系的影响
关于前一件事，最有代表性，大概也最为可信的记述来自周建人。周建人似乎对这个日本嫂嫂颇有微词。他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有如下的记述：“增田涉说：‘他（指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里没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伤感的话说：好像穷人买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鲁迅对我说的是，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在周建人看来，鲁迅与周作人夫妇的隔阂主要源于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羽太信子惯于挥霍，可以说“挥金如土”。“周作人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而鲁迅则自奉甚俭。自己挣钱别人花，花钱的人又不心疼，过于大手大脚，且理直气壮，鲁迅看不过，气不顺，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劝过周作人，但周作人作不了夫人的主，大哥的规劝只当耳边风。后来，羽太还把她的许多亲属接来一起住，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销就更大。终于导致鲁迅先是分炊，后彻底搬出八道湾。
鲁迅在1926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那天下午他去八道湾取东西，与弟弟和弟媳发生的一场冲突。中有“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等语。至于究竟是什么“秽语”，外人不得而知，虽后人多有揣测者，但到底只是揣测而已。
根据鲁迅这个记载判断，这个羽太信子的性格可能是相当泼悍的。对这一性格特点，周建人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周作人）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周建人说周作人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顺，却不辨是非。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是“昏”。这兄弟俩的意见倒也一致。
看周作人的文章，觉得他是那么渊博、见识又是那么卓超，但在世事上、大节上的处理与选择却又如此“出人意表”。用乾隆皇帝对纪晓岚的评价“读书多而不明理”来评价周作人大体不错。这一事件中，羽太信子起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
对丈夫出任伪职的影响
至于“七七事变”后，周作人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并最终落水出任伪职一事的原因，周作人自己及相关人等，都给出了不同说法，这一点人们都耳熟能详了，不用细表。但个中真相却谁也说不清，至今也没有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不过官方的评价似乎还是汉奸，这一顶帽子想拿下来也难。
1937年后周作人留在北平，这件事中羽太信子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也没有见过专门讨论此事的文章。估计一是不好写，一是当事者多三缄其口，一是这事本身并不重要，所以人们也就不去关注了。如果考虑到羽太信子在促成他们兄弟反目中的重要作用，也就可以想象得出她对周作人当年决定去留的影响了。
其实，从鲁迅和鲁迅母亲及朱安搬出八道湾以后，八道湾的实际主人就已经是羽太了，鲁迅其时就说过，八道湾就剩下一个中国人了。虽然鲁迅搬走以后，周建人又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也去了上海。这样，周作人实际上已经处于日本人（羽太信子和她的娘家人）的包围之中。加上羽太信子泼悍的性格，周作人无论生活上、还是精神上恐怕都要受制于她吧。许多人喜欢从更深层的原因分析周作人的留平与落水，我倒更愿意相信羽太信子的直接而巨大的作用。
对其妹羽太芳子的影响
羽太信子不仅对自己丈夫的人生道路有着负面的影响，她对自己的妹妹芳子（也就是周建人的妻子）的成长也没有起到好作用。俞芳引述鲁迅母亲的话说，芳子长年和信子在一起，受信子影响很大，比如，贪图享受，爱虚荣，怕过艰苦的生活，对周建人不够体贴，不太近人情等等。 以上说的羽太信子基本上是一个灰色的，甚至是不光彩的形象。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记述了她的生活的另一面。鲁迅母亲说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鲁迅母亲的照顾也不能说不上心，比如，鲁迅母亲有肾炎，需要吃西瓜，为了让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办法。这让老人家很满意。信子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周到得很。
另外，徐淦《忘年交琐记》长文中专有一节记羽太信子。徐文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象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文洁若先生在《晚年的周作人》文章中，记了羽太信子的两个小细节，很能说明一点什么。其一，“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周氏兄弟母亲鲁老太太、周作人女儿若子、周建人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其二，“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这第二个细节是文先生听来的，她自己并未亲见。而据徐淦记述，羽太信子是“说不上几句像样的绍兴话”的。如果文先生记载的这第二个细节可信的话，倒真是让人感慨的。 总的来讲，羽太信子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因为嫁了一个有大才、有大名的丈夫而为世人所知。她又因为身处一个夫妻各自所属民族国家之间激烈争战的时代，而身不由己地多多少少地卷入了。这种民族国家之间不正常关系对个体的影响体现在她身上，就是她的丈夫在民族大节上的首鼠两端、进退失据，终于堕入魔道，也使她在战争之后的生活受到连累。设若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她也许能够平平静静地、更感幸福地走过一生吧。不过，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要是要求她在当年那样的历史关口，敦促自己的丈夫离开北平南下救亡也是不现实的，也是苛求她了。更何况她的见识、她的民族属性也使她不能这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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