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试写四言诗歌，想仿《诗经》，但毕竟文才有限，望大家点评点评。;-)
中国古代民歌的传承与发展，可以分为民间歌谣、骚体诗、乐府民歌和杂言诗四种基本体裁。
诗歌是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学体裁，产生在有文字记载的文学产生之前，和音乐、舞蹈一体。由於没有文字媒体辅助记载记忆，这种文学体裁要求语言既精练又形象，音调要和谐，还要有鲜明的节奏和韵律。
诗歌的原始形态是民间歌谣。在今天看来，最早的民间歌谣的艺术特徵是朴实无华，它只具备诗歌形式的基本内涵，而在音调的模式、节奏的类型、韵律的规则等方面都没有定式，这就决定了它是最彻底的自由诗。民间歌谣的自由属性还表现在具体作品的不定状态。一首民间歌谣被创作出来以后，是通过口耳相传得以保留的。在传播当中，人们会对其中的句子、用词、节奏、韵律等作一些修正，使之在艺术和思想上更具感染力，所以它具有集体创作的性质。后世的民间歌谣，一方面继承著传统的某些要素，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拘泥於传统所有要素，只要表达需要，它们就往往突破传统，产生新的形式，这些新的形式，当然有优秀的，也有低劣的，低劣的很快就被淘汰了，而优秀的则被广泛的模仿定型为新的典型模式。
民间歌谣是孕育诗人和正统诗歌的摇篮。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诗人及名著，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民间歌谣汲取营养后，经过对生活实践的感受、认识、理解与思考，运用传统与创新相结合艺术手法加以表现而产生的。
上古时代，民间歌谣都是口耳相传的，被记录在先秦的经史子集中保留下来的很少。这些记录，不排除有所加工润色，但是其基本风貌应该说还是得到了保留。清代大学者沈德潜编辑的《古诗源》中，选录了《古逸》103首，其中一部分是上古民谣，如《击壤歌》、《康衢谣》等，还有一部分是《诗经》以外的周代民歌。上古民间歌谣，与后世的诗歌相比，句子不受字数限制，篇幅不受行数限制，用韵位置不固定，韵律也很自由，这是其共性。但上古民间歌谣也有一些个性：
1、与音乐保持著密切的联系，是唱的，而不是诵的，是歌词，而不是狭义的诗；
2、四言句最多，占主导地位；
3、每篇行数以双数的居多；
4、出现了三言句、五言句、六言句和七言句，有杂言倾向；
5、出现了骚体诗的雏形。
上述这些特徵，可以说明四言诗为什麽会成为中国诗歌最早的正统体裁，也可以说明汉乐府民歌为什麽会有明显的杂言倾向；又可以说明为什麽在《诗经》之后会有骚体诗兴起。
由於四言句式是上古民间歌谣的基本形式，所以自《诗经》起，四言诗首先登上了正统诗歌的宝座。四言诗只有两个双音步，没有单音步，在节奏上死板，在表达的空间上局促，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这些缺点便越来越明显。为了表达的需要，也为了节奏富於变化，屈原第一个学习南方民歌和上古歌谣中的一唱三叹的句式，创作了篇幅宏大、数量可观的骚体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自觉的诗体革命，他与四言正体分庭抗礼，其作品的基本艺术形式在汉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项羽、刘邦、刘彻，都有过骚体诗作，汉代一些有影响的文人，在创作四言诗的同时，也大量尝试骚体诗，使屈原的骚体革命得到了继承和推广。汉代这些骚体诗，表达方式多平铺直敍，修辞手法也不如屈原那样丰富多彩。最有成就的还是汉末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关於这组诗歌是否蔡作，学术界颇多不同见解，但从这个作品大致产生於那个时代和它对后世的影响的角度看，无论是否蔡作，并不损伤它的历史地位。骚体诗的另一条支脉在两汉变成了散文化的“赋”，到六朝时代进一步演变成既区别於诗歌又区别於散文的骈体文，已经同诗歌分道扬镳了。所以此后保留原有风格的骚体诗越来越少，到唐代李白等人之后，就寥若晨星了。
骚体诗有以下两个特点：
1、用叹词“兮”连接两小句构成一个较长的句子，或者放在句子末尾，连接下一句，使诗句更有节奏感和音乐性。
2、句式突破了四言正体，向三言小句方向（如《国殇》）和五言句型（如《东君》）、七言长句（如《橘颂》）方向变革。
骚体形式的出现，无论其所表现的创造性、突破性，还是其句式有意识有规律的增损，都为汉代乐府民歌及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的产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乐府民歌与民间歌谣的不同，在於它是被官方加工和认可过的。其实，就其本质意义而言，《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也是乐府民歌，只是那时还没有出现“乐府”这个概念和名词，所以十五国风不叫做乐府民歌。汉武帝创建乐府，作为宫廷礼仪的音乐机构和从民间采风的专门机构，后来渐把这个机构创作的歌曲和采集加工的民歌称为乐府，才有了乐府民歌这个新的诗歌体裁称谓。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是经过多次加工的民歌，其民间性已经被淡化，因而表现为四言诗句的压倒多数；汉代乐府民歌则不同，它只经过了一次性的加工，因而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本色。
南朝时期沿用了汉代的体制，官方依然注重从民间采风，所以这一时代也有许多民歌得以保留传世。隋唐以后，正统诗歌完全居於统治地位，采风也不再是官方统一组织的社会活动了，但民间的与音乐密切相连的歌词却在不断产生并广泛流传。由於乐曲的存在，按照曲调所提供的乐句填词成为风气，后人把曲子词叫做近体乐府，是有道理的。
乐府民歌的出现有两大意义：
1、被官方采集加工过的民歌，经过了文人的加工润色，其艺术价值超过了民歌的原始状态；
2、被官方采集加工过的民歌的广泛传播，使民歌中的最新艺术成就，能够被众多的文人借鉴，使个别的艺术进步变为全社会的历史性的艺术进步。
乐府民歌由於保留了民间创作的基本艺术成就，对於正统诗体来说是一场变革。这种变革对於正统诗歌形式的突破，使之成为自由性质的诗体。汉代的乐府民歌，五言体和杂言体交相辉映，是继承上古歌谣中杂言倾向的传统，是对四言正体句式的平行扩张和参差损益两种倾向的结果，前者带有改良意味，后者代表变革趋势。
乐府民歌的出现，是新的正统诗体形成的基础。周代民歌，更远一点说上古民谣，他们的基本句式决定了四言诗的形成；汉代乐府民歌中所产生的基本句式，决定了五言诗的形成；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基本句式的扩张，则决定了七言诗的形成。
杂言诗是真正的自由诗，这种自由是由自发到自觉发展起来的。杂言诗在自发阶段朴实自然，还没有割断与散文之间的联系，而到了自觉阶段则生动活泼，在变化中表现音韵、节奏和句式和谐统一的规律性。自觉的杂言诗，实际上比半自由诗难作。杂言诗句式的转换，要能够於变化中存统一，於错杂中见和谐，所以它不能藏拙。中国传统诗歌中，文人的杂言诗很少，成功之作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可见高度自由的诗要作得好，甚至比严格的律诗还难。
杂言诗的发展主要是在民间进行的，它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上古歌谣，而汉代乐府民歌则是它的第一次繁荣。到了唐代，在近体诗鼎盛发展的正统诗歌黄金时代，在民间则悄悄地兴起了杂言的曲子词，这是杂言诗第二次繁荣的序幕。杂言诗的自由性，是对正统诗体的挑战，而杂言诗一旦被文人所普遍模仿，它就失去了自由的属性，成了新格律诗，按谱填词填曲，就不再是自由的杂言诗了，而是严格的格律诗了。
亢 民间歌谣
民间歌谣是诗歌发展的源泉。这不仅仅是从诗歌的发端意义上讲，而且在诗歌的流变中依然起著积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一切传统诗体的产生，无不得益於民间歌谣中的最新艺术成就。民间歌谣的基本特徵是：它既保持著以往艺术形式的基本传统，又不以这些形式为桎梏，为了表现上的需要，它总是积极地、顺乎自然地对其有所突破。
上古时代的民间歌谣，保持了四言句式占主导地位的原有基本传统，但在需要的情况下往往突破。如《击壤歌》，其前四句完全是整齐的四言，而在结尾，则突然出现了七言句，增加了表现力，使全首诗在艺术上升华。如果用两句四言句结尾，变成“帝力於我，有何益哉”，艺术上就大为逊色了。再如《南风歌》，如果用四言正体也是可以作出的：“南风之熏，解吾民愠；南风之时，阜吾民财”但在艺术感染力上，就远不如原诗一唱三叹的骚体句式那麽强烈了。
两汉乐府民歌是在骚体诗产生之后出现的，它的自由和突破，是相对於四言诗和骚体诗而言的。如《有所思》，也可以用四言诗体：“我有所思，在大海南。何用遗君，玳瑁珠簪。……”但风格上就显得很陈腐了，没有新鲜感，意境也远不如原诗。再如《战城南》，也可以用骚体来写：“战城南兮死郭北，野死不葬兮乌可食；为我谓乌兮且为客号。……”但在风格上则显得凄婉有余而悲愤不足。可见，所谓自由，并不是为了自由而自由，而是为了艺术表现力的增强而自由。民歌对传统形式的突破，莫不以此为原则。这两首乐府民歌，是最能保持民歌风貌的，文人加工的痕迹绝少，可以作为民间歌谣来认识。
东周时的歌谣《饭牛歌》是从《淮南子》上摘录下来的，未必是甯戚的原作，但是至少代表了西汉时的诗歌水平，应当早於张衡的《四愁诗》，代表了最早的七言歌行。它是对骚体诗的突破，基本去掉了叹词“兮”。此后的歌谣中，出现的七言形式越来越多，如《临河歌》、《楚聘歌》、《巴谣歌》等，也出现了《匈奴歌》这样的五七言相交的杂言诗，为文人的七言、杂言歌行的出现提供了营养。
在民间歌谣和文人歌行的相互借鉴、相互推动中，七言四句的“乐府”诗得到了发展。说它是“乐府”诗，不仅是因为它有浓厚的民歌特色，还因为它们是合乐的歌词，也是为了和唐代出现的律体七绝相区别。因为这种“乐府”不太讲究粘对，其对偶性和音乐性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风格。到了隋代的《送别歌》，已经发展成与七言律绝完全相同的艺术形式了：
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
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其平仄结构完全是一首仄起式首句入韵的七言律绝，而且首联用了对仗，其句法、章法与唐代七言律绝佳作相比了无逊色。可以认为，这种“乐府”是唐人七绝之母。
《送别诗》这种体裁，后来向著三个方面发展：一是七言律绝，二是通俗活泼的《竹枝词》、《折杨柳》等民歌，三是增损变化个别句式，向《渔歌子》、《捣练子》之类的曲子词小令方向演变。而第二种则作为民歌的正宗形式一直流传到现代略无衰减。
盛唐时代李白、王维、王昌龄等诗人的七言绝句，有些是律体，有些则是“乐府”体。这种七言“乐府”，对於此前500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五言诗而言，是自由的、非正统的，而其艺术表现力则往往超过五言诗，其节奏、韵律、平仄变化，也逐步向规律化方向发展。
唐代的民间歌谣，一部分突破了其既往500余年五言、七言整齐句式为主流的传统，发扬了从上古民谣到《诗经》楚辞和汉魏六朝乐府的杂言倾向，从而产生了曲子词。不过这时的曲子词不是后来的格律化的歌词，而是完全自由或基本自由的，在依据现成音乐曲调的基本前提下，句子中的字数是不完全确定的，也不受平仄的限制。在“词”和“曲”被格律化以后，民间的“挂枝”、“寄生草”之类的歌谣仍然保持著这种既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品格。
氐 骚体诗
骚体诗得名於屈原的《离骚》，而且在这种诗体创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者也是屈原。但骚体诗毕竟不是屈原独创的，他只是这种诗体的集大成者。
骚体诗萌芽於上古。最早的一唱三叹式的诗歌，有文字可考的是《尚书》所载的《卿云歌》：
卿云灿兮，纠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早期文献中记载的这种形式的诗歌还有《南风歌》、《采薇歌》、《孺子歌》等等：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南风歌》（载於《家语》，舜帝弹五弦琴所歌）
登彼西山，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适安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孺子歌》（载於《史记》。春秋末年楚国民歌）
其定型时代已经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形式的诗歌代表著上古诗歌的一个体裁流派。《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差不多都有这种形式的作品：如《周南》中的《麟之趾》；《邶风》中的《绿衣》、《旄丘》、《简兮》；《卫风》中的《淇奥》；《郑风》中的《缁衣》、《将仲子》、《遵大路》、《狡童》、《丰》；《齐风》中的《还》、《东方之日》、《猗嗟》；《魏风》中的《十亩之间》、《伐檀》；《陈风》中的《宛丘》、《月出》；等等，都是骚体诗的渊源，可见这种体裁的雏形出现，远远早於屈原。
但是，屈原以前的“骚体诗”，除了一唱三叹的“兮”之外，还是与四言诗有著密切的联系，因为其基本句型还是四言的。屈原的楚辞则不同，它打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创建了五言、七言句的基本雏形。《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少司命》、《东君》、《河泊》，开创了五言体的基本模式。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扬灵兮未及，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恻。 桂棹兮兰枻，斲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石濑兮浅浅，龙飞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鼂骋骛兮江臯，夕弭节兮北渚。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诗经》中赋、比、兴艺术表现手法浅析（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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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总体上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他主要反映了人民大众苦于剥削和压迫、苦于战争和徭役；反映劳动、婚姻、生活、以及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等。 赋、比、兴是《诗经》独特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诗经》的许多篇章中都能够灵活自如地运用，同时赋、比、兴也体现了《诗经》的诗歌艺术，对构造诗歌意泉、创造诗歌意境、表达诗人情感起到很大作用。
赋 、 比、兴是《诗经》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且是《诗经》中独特的表现手法，对于后世的影响颇大。最早提到 “ 赋、比、兴 ” 的是《周礼-春官》： “ 太师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曰兴、日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 这里的 “ 六诗 ” 指的是以音律配合的六类乐歌。汉代《毛诗序》将 “ 六诗 ” 改称 “ 六义 ” 。后人将 “ 赋、比、兴 ” 视为《诗经》的三种典型的表现方法 *1 。
一、 《诗经》中赋比兴的概念及其演变。
“赋”、“比”、“兴”是《诗经》中常用的手法：
（一） 、 “赋”的表现手法 ： 赋的本义是贡赋 ，“ 赋为土地所生以供天子 ” 。诸侯向天子献上贡赋之时必须开具清单，面面俱到，清楚明了，以供天子接受时按清单点收。贡赋的物品都是祭祀所用，必须一一铺陈，排列于神位之前。后来，这种物质的排列逐渐转化成语言文字的排列。从此， “ 赋 ” 成为一种语言文字的表达方式，以 “ 直接铺陈 ” 的方式把人和事、情志和外物完整地表述出来。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师》之 “ 六诗 ” 是将 “ 赋 ” 解释为 “ 铺 ” ， “ 直铺陈 ” 。唐代学者孔颖达在疏解《毛诗》大序时认为 “ 赋则直陈其事 ” ， “ 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 ” 。
（二） 、 “比”的表现手法：“比”，就是比喻，比拟，借代，夸张等，不是单纯的比喻，包括的面较宽，这就 如 朱熹所说的“以彼物比此物也”。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另一说，用桑叶茂盛比喻男子对女方恩爱之浓。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从桑叶青春到桑叶黄落 , 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而衰 , 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 . 另一说 , 比喻男子情意的衰落。
“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桑葚是甜的，鸠多食则易致醉：比喻爱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恋则易上当受骗。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 ! *2
（三） 、 “兴”的表现手法：“兴”就是朱熹所说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 。“兴”的意思是“起”，是托物寓情，是寄托，是联想，其作用是含蓄、蕴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情感如果直言表达，容易穷尽。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形象中受到感染，产生意味无穷的效果。
比如，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如果舍去景物，不过是说“去时是春天，回来是冬天”，还有什么意味呢 ? *3
二、 赋比兴在《诗经》中的运用及其类型
〈一〉、 “赋”即“铺” ，是陈述铺叙的意思。 《氓》是《诗经》中一首带有叙事性质的抒情长诗。作品通过一位被损害、被遗弃的妇女的自述，描写了她不幸的婚姻生活，反映了在封建社会夫妇间所常见的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事件。诗中女主人公无可告示、无处申诉的哀苦、难言的悔恨和决绝的心志，至今读来仍使我们深为感动。全诗共分六章，每章十句，全部以女主人公自叙的口吻写成。
第一、二章是女子追忆当年恋爱、结婚的经过。诗歌开篇便推出一位男子的形象， “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 。 “ 氓 ” 是对一般男子的称呼，诗中 “ 抱布贸丝 ” 的氓，看来是一位做贩丝生意的小商人。 “ 蚩蚩 ” 可解作 “ 敦厚之貌 ” (《毛传》)或 “ 殷厚之貌 ” (《后汉书·崔骃传》) *4 。需要说明的是，现今一些注释认为 “ 氓 ” 是对诗中男子的鄙称(顾栋高说)；改 “ 蚩蚩 ” 为 “ 嗤嗤 ” ，释作戏笑之貌(马瑞辰说)，译成嬉皮笑脸。这样解释我以为略有不妥： “ 氓 ” 来向女子求婚，他当时的容貌并没有给对方造成轻浮、谄媚的印象，而正相反，他略带痴憨的外表却取得了女子的信任。女主人公在回忆初恋情景时没有否认这一点，这在下文也可以进一步证明。 “ 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 。在相送的路上，女子应允了 “ 氓 ” 的求婚，并且约定了婚期。从她宽慰男子的话语中，可以推知 “ 氓 ” 曾急切地要求立即成婚，以至一度愠怒，而女子轻信了他的 “ 热情 ” 。 “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 ” 诗句所表现的处在热恋中的女子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女主人公每每痴情地登上围墙，伫立远望，她焦灼不安地盼望着与男子见面，等待着婚期的到来。此处的 “ 复关 ” ，犹言重关 *5 ，当指 “ 氓 ” 所居住的地方，这里诗句以地名代指人。 “ 氓 ” 终于来了，女子欢天喜地地迎接他， “ 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 。既然卜龟算卦都是吉兆，女子就带着她的财物，坐上男子的车和他一起去了。
朱熹称此两章： “ 赋也 ” ，即 “ 敷陈其事而直言之 ” 。诗人是采用了直接铺陈的叙事手法，而同时我们又在女主人公的叙说中明显地感到她深深的懊悔之情，她懊悔自己的沉溺于爱情，懊悔婚事的简单而仓促。第三、四章转为抒情，她以追悔的口吻发出悲伤的感叹。
“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 ” 女主人公以桑树的繁茂，比喻男女未成婚时情意的浓厚，以斑鸠贪食桑葚比喻自己的自陷情网。她在婚后不幸的境遇中，痛切地感到男女在爱情生活上的不平等，她向广大的姐妹们发出呼喊，告诫她们千万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 “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 第四章首句仍以桑树作比， “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 ，女子以桑树的日渐凋零比喻夫妻情意的淡漠。 “ 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 婚后多年的生活是贫困的，但女子并未因贫穷而有丝毫动摇和改变，对于男子的 “ 贰其行 ” ，她禁不住大声斥责： “ 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 诗句中的 “ 三岁 ” ，泛指多年，并非实数。 “ 淇水汤汤，渐车帷裳 ” 历来有两种解释：《毛诗正义》据郑笺释为 “ 言己虽知汝贫，犹尚冒此深水渐车之难而来，明己专心于汝 ” ；另一说认为此指女子被休弃后渡淇水而归的情形。根据前后诗句语气的连贯，我们以为用第一说较为妥当，女子自诉婚后的贫苦生活，想到当初毅然渡淇水而来，至今自己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男子的事，而他却三心二意，因此好不怨恨。至于女子是否已被休弃归家，这只能是推测。
三、四两章中，无论是女主人公从切身的沉痛教训中发出的带有哲理的慨叹，还是她对丈夫的怨恨和斥责，都充分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中妇女所处的卑下地位和普遍遭受到的不平等境遇。
“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 。第五章开头四句简要地概括了她多年来的劳苦生活，她任劳任怨地承受着家庭给予她的重担。可是丈夫不但不体谅她，反而 “ 言既遂矣，至于暴矣 ” ，成家立业、占有女人的目的都达到了，他就开始粗暴地虐待她。回娘家只有遭到弟兄们的嘲笑。女子 “ 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 。最后一章女主人公在无法排解的悲伤中表示了自己决绝的态度。 “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 许多注本据 “ 总角之宴，言笑晏晏 ” 一句推想这女子未成年时即与 “ 氓 ” 相识，但这毕竟是猜测。这几句我们认为亦可这样意译： “ 淇水有岸，隰也有畔，小孩子在一起玩，说说笑笑自然谁也不计较，堂堂男子发誓赌咒，想不到竟说了不算!他那些背信弃义的事我再也不想了，就这样算了吧! ”
全诗为我们展示了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卑鄙的男子 “ 氓 ” 的形象。虽然这个小商人看起来很老实，但实际上却是个无感情、无信义、自私自利的坏家伙。他以虚假的热情欺骗了淳朴的少女，用谎誓空咒赢得了女子的信任，女人对他来说是劳动力和满足私欲的工具，一旦骗取到手，便露出了卑劣、凶暴的本相。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善良、热情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她勤劳、淳朴、不畏贫苦，与 “ 氓 ” 结婚后，真诚地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 “ 氓 ” 身上。然而婚后丈夫对她日甚一日的暴虐和欺侮，使她 “ 及尔偕老 ” 的愿望完全破灭了，她由忍耐、不平而转为怨恨，终于发出痛楚的呼喊。诗中表露的她的怨恨更多于悲伤。使我们看到封建社会中妇女所受的压迫和欺凌 。
在《诗经》中可视为《氓》的 “ 姊妹篇 ” 的是《邶风·谷风》。《谷风》的女主人公也是一位被遗弃的女子，不同的是她对喜新厌旧、已经另娶新人的男子仍抱以极大的希望。她对亲手操持起来的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当想到自己在这个家中已无一席之地时，她痛苦万状。 “ 黾勉同心，不宜有怒 ” ， “ 德音莫违，及尔偕死 ” ，她悲戚的哭诉和哀求与《氓》的女主人公相比显然是过于凄怆而柔弱了。自然，无论是怨恨还是希求，对于强横的夫权加在她们身上的重压说来，她们都是永远备受蹂躏的弱者。
千百年来，《氓》的诗意一直受到严重歪曲。《诗序》曰： “ 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 卫宣公确是个荒淫无耻的国君(可参看《左传》桓公十六年的记载)，但是当时民风如何，《氓》是否为此时之作，完全是汉人的臆断。为维护封建婚姻礼制，历代牵强附会之说甚多。《诗集传》斥诗中女子为 “ 淫妇 ” ： “ 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 ” 把有伤风化的种种根源归罪于妇女的淫乱，这也是封建统治者惯用的做法。
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氓》亦有着突出的特点，为后代诗歌创作提供了借鉴。全诗是以女主人公自述的形式写成的，诗人成功地运用了边叙事边抒情的手法，在叙事中抒情，又在感情的抒发中将人物的身世、遭遇徐徐道出，两者有机地融合，对于充分表现弃妇又怨又恨、又要完全忘却，又无法摆脱的复杂、矛盾的心理是再恰当不过了。这一手法不仅为后代许多类似题材的诗歌创作所继承，并对我国叙事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 “鴥彼晨风，郁彼北林”， 与下文 “未见君子，忧心钦钦” 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6， 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三〉、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 的艺术手法 ，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 类型 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 。
首先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 “ 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 ” 。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
其次、 以为人 为 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活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在古希腊人眼中，上帝创造了人，神主掌握着人的命运。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总之，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
第三、 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 “ 现实主义 ” 本是我们借用西方的名词，它最早在文学领域里的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4-1796年）这篇论文里。在这里，席勒是把 “ 现实主义 ” 与 “ 理想主义 ” 相对立提出的。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它又特指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面对现实的创作，又被人们称之为 “ 批判现实主义 ” 。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点为 “ 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10 。而地它进行比较宽泛的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由此他们认为《诗经·国风》里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但我们这里借用 “ 现实主义 ” 这一名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并不仅仅止于《国风》的一些创作，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出发，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们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的。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从这一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三、 赋比兴表现手法对后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 作为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 《诗经》 ,已流传了二千五百年之久,它之所以能流传至今,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因而成为后代诗人学习、仿效的对象。 《诗经》 的许多作品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那个年代，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写实传统，堪称为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特别是其中的民歌作者，本身是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动者，他们“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 。他们写自己的劳动和生活，表现自己思想愿望苦乐悲欢，这些触景生情、情由衷发的诗篇，都能如实描写，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之态和粉饰雕琢之弊，形成了朴素、自然的艺术风格。 《诗经》 中的政治讽喻诗，敢于揭开内幕，指斥时弊，且能表达出作者鲜明的憎恶或误伤之情，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
形象地表现生活，是文学的共同要求。 《诗经》 的一些优秀篇章，大多能塑造出较为鲜明、生动的形象，把生活中人物的某些特点再现在作品中。如《邶风·静女》的“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鄘风·柏舟》的“髡彼两髦，实维我仪” ，《齐风·东方未明》的“东方未明，颠倒衣裳” ，动态描写都十分逼真传神。《郑风·出其东门》的“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都描写了主人公所爱对象的模样：前者写发式——两边垂着齐眉发；后者写衣饰——白色的上衣，淡绿色的头巾。这些外貌描写也具有形象性。至于 《诗经》 中的一些叙事诗，如《卫风·氓》、《邶风·谷风》中的主人公，更是具有初步的性格特征，为后来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形象塑造提供了一个起点。*2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开端 。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抒情诗，在三千年以前就开始步入成熟的阶段。它的思想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有多方面的开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经》 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精湛而杰出的艺术成就，把我国诗歌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峰，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 、开创了抒情诗传统 和写实的创作道路 。
《诗经》中民歌和文人诗的优秀诗篇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现实，推动后代作家把注意力投向现实，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并把这些现实内容真实地用作品反映出来。屈原诗歌的兼善风雅、汉乐府的“缘事而发” 、建安诗歌的“风骨” 精神，直到杜甫的“裁伪体亲风雅” 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 都与 《诗经》 的写实精神一脉相承。
《诗经》虽 也 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 、体现 “ 风雅 ” 精神，推动文学革新 。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 “ 风雅 ” 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离骚》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了国风、 “ 二雅 ” 的传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
同时，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就是要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
（三） 、比兴的艺术手法垂范后世 。
如果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则，比兴则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而大量存在的兼有比义的兴，更为后代诗人所广泛继承，比兴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后代的民歌明显地继承了《诗经》起兴手法。屈原在《楚辞》中，更是极大地发展了《诗经》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
（四）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 。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 如，《短歌行》就是一篇历来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11
总而言之， 《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晚近时期的学者，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排除汉、宋门户之见，进一步从文学、史学、社会学等角度阐发诗义，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许多学者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诗经》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诗经》 的影响还越出了中国的国界，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了汉文版的 《诗经》 ；从十八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 《诗经》 的全译或选译本，成为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
1、 马积高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湖南文艺出版社
2、 周秉钧 《在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
3、 游国恩、王起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4、 郭锡良，唐作藩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下，2006年，商务印书馆
5、 黄志浩著《古代诗词的创作与鉴赏》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6、 《中国大百科全书》，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9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7、 古代汉语教研室编著《古代汉语》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 如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1983年版235页，游国恩等人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1963年版，
8、 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高等教育出版社
9、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注释：
1、 选自 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第4 2 页
2、 选自 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下， 第 913 页
3、 选自 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下 《诗经·小雅·采薇》 ， 第 927 页
4、 选自 李樗、黄椿：《毛诗集解》，〈〈四库全书〉〉本，卷一
5、 选自 王先谦 著 《诗三家义集疏》 中华书局出版社， 第 103 页
6、 选自 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 第 4 页
7、 选自 李山著《诗经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页
8、 选自 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下， 第 935 页
9、 古代汉语教研室编著《古代汉语》下， 第 770 页
10、 选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11、 选自 马积高，《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276页）
作者：杨炯
烽火照西京2，心中自不平3。
牙璋辞凤阙4，铁骑绕龙城5。
雪暗凋旗画6，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7，不作一书生。
1.《从军行》：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多以军旅战争之事为题材。
2.蜂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信号。从边境到内地，沿途高筑烽火台，有敌情就在台上点火示警，根据敌情之缓急，逐级增加烽火的炬数。照西京：是说报警的烽火已经照达西京（长安），表明敌情严重。
3.不平：难以平静。
4.牙璋：调兵的符牒。两块合成，朝廷和主帅各执其半，嵌合处呈齿状，故名。这里指代奉命出征的将帅。凤阙：汉武帝所建的建章宫上有铜凤，故称凤阙。后来常用作帝王宫阙的泛称。
5.铁骑：精锐的骑兵，指唐军。绕：围。龙城：汉时匈奴大会祭天之处，故址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东侧。这里泛指敌方要塞。
6.“雪暗”句：大雪弥漫，落满军旗，使旗帜上的图案暗淡失色。凋：原意是草木枯败凋零，此指失去了鲜艳的色彩。
7.百夫长：泛指下级武官。此指赣江。
五言律诗是唐诗的主体，其形式与格律在初唐时已经完成。五律的一切规律和创作方法，可以通用到其他诗体，为此，这里我们再讲一首五律，顺便补充讲一点关于律诗的基础知识。
杨炯是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人。高宗显庆六年(公元六六一年)，被举为神童，送入朝廷，授校书郎，才只十一岁。永隆二年(公元六八一年)，为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他也和王勃一样，自以为有才，对人态度傲慢，武则天当政时，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三年任满，改任盈川县令(今四川筠连县)，卒于任所。后人称他为杨盈川，他的诗文存于今者，称《杨盈川集》。
这首诗，先要讲题目。“从军行”本来不是诗题，而是一个乐府曲调的名词。远在西汉时代，汉武帝喜爱音乐歌曲，建置了一个中央音乐院，名为“乐府”。他聚集了著名的音乐家和诗人，收集全国各地民歌，制定许多新的歌曲，颁布天下，供公私演奏。这种歌曲，称为“乐府歌曲”。配合这种歌曲的唱词，称为“乐府歌辞”①，或称“乐府诗”。在中、晚唐的时候，又称“歌诗”。从形式来讲，它们有五言的，有七言的，也有三、五、七言混合的，一般都是歌行体诗，采用律诗体的很少。从作用来讲，它们是给伶人歌伎唱的。诗与乐府诗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能唱不能唱、或谱曲不谱曲。
这里，必须补充一下，在汉代以前，所谓“诗”，就是指能唱的曲词。一部《诗经》，三百零五首诗，都是可以唱的。到了秦汉时期，古诗已失去了曲谱，这个“诗”字渐渐成为文学形式的名词。在东汉时期，谱曲歌唱的称为“乐府歌辞”，《诗经》式的四言诗，称为“诗”。当时新流行韵五、七言诗，称为“五言”或“七言”。可以想见，“诗”是四言诗的传统名词，五、七言诗还不算是诗。刚才我说，能唱的称为“乐府歌辞”或“乐府诗”，不能唱的称为“诗”，这是魏晋以后的文学概念。
《从军行》是汉魏流传下来的乐府歌曲。汉魏诗人作“从军行”，是乐府曲辞。但是到了唐代，《从军行》古曲已经不存在了，杨炯作这篇《从军行》，只是用古乐府曲调名为题目，而这首五言律诗，事实上是不能配合乐曲歌唱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诗题称为“乐府古题”。它并不表示这首诗的曲调，而是表明这首诗的内容。因为每一个古代乐府曲调，都有一个规定的内容。例如《孤儿行》是描写孤儿生活的，《从军行》是反映从军的辛苦的。杨炯做了这首五言律诗，用了这个乐府古题，但诗的内容已不同于汉魏时代的《从军行》，可知初唐诗人用乐府古题作为诗题，大多已失去了古义。这一种体式的诗，很难分类，可以列入“乐府诗”一类，也可以列入“五言律诗”一类。
这首诗的写作方法也是一般的，只要先读第一联和第四联，整首诗的内容都清楚了。第一联“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意思是说，边境上有敌人来犯，警报已传递到长安，使我心中起伏不平。为什么心中起伏不平呢?因为自己只是一个书生，没有能力为国家御敌。于是第四联接下去说：“我宁可做一个小军官，也比做一个书生有用些。”周武王的兵制，以百人为一队，队长称“百夫长”。后世就用以表示下级军官。
第二联说：领了兵符，辞别京城，率领骁勇的骑兵去围攻蕃人的京城。牙璋即牙牌，是皇帝调发军队用的符牌。凤阙，指京城，不是一般的城市，与城阙不同，汉朝时，大将军卫青远征匈奴，直捣龙城。这龙城是匈奴首领所在的地方，也是主力军所在的地方。匈奴是游牧民族，龙城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唐人诗中常用龙城，意思只是说敌人的巢穴。
第三联是形容在西域与敌人战斗的情景。围困了敌人之后，便发动歼灭战，其时大雪纷飞，使军旗上的彩画都凋残了，大风在四面八方杂着鼓声呼啸着。这时，正是百夫长为国效命的时候，一个书生能比得上他吗?
此诗第二、三联只是修饰部分，对诗意并无增加。这正是律诗初形成时的风格，艺术手法还没有发展到高度。
关于此诗的主题思想，有两种看法：唐汝询在《唐诗解》中以为是作者看到朝廷重武轻文，只有武官得宠，心中有所不平，故作诗以发泄牢骚。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以为作者看到敌人逼近西京，奋其不平之气，拜命赴边，触雪犯风，以消灭敌人，建功立业，不象书生那样无用。前者以为这是一首讽刺诗，后者以为这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述志诗。这样，从第二联以下，二人的体会都不同了。我以为吴昌祺的理解比较可取，因为第一联已说明作者心中的不平是为了“烽火照西京”，如果说他是为了武人显赫而心有不平，这一句就不应该紧接在“烽火”句下了。
五、七言八句律诗，一共四个韵脚，在第二、四、六、八句尾。例如《野望》这首诗，“依”，“晖”、“归”、“薇”，是韵。“依”字是第一个韵，称为“起韵”。起韵一定，以后就得跟着用同韵的字。但《杜少府》的第一句“城阙辅三秦”，这个“秦”字已经是韵脚了。这首诗有五个韵：“秦”、“津”、“人”、“邻”、“巾”。现在，《从军行》第一句“京”字也是韵，这首诗也有五个韵。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律诗的两种协韵法。
律诗一般都用平声韵。这就意味着每首律诗第二、四、六、八句的末尾必须是平声字。于是，第一、三、五、七句的末尾相应地必须用仄声字。《野望》第一句“东皋薄暮望”，这个“望”字是仄声字，不必协韵，故这首诗的起韵是第二句的“依”字。但律诗第一句末尾也可以用平声字，例如《杜少府》和《从军行》。这第一个平声句尾必须与第二句的起韵协韵。因此，这样的诗，就有了五个韵脚。但律诗的正格是用四个韵。第一句尾的韵称为引韵，不算入正韵。
关于律诗第一句的格律，有两句歌诀：“平起仄收”和“仄起平收”。起是指第一句第二字，收是指第一句第五字(七言律诗则指第七字)。“东皋薄暮望”，“皋”是平声，“望”是仄声，这是平起仄收。“烽火照西京”，“火”是仄声，“京”是平声，这是仄起平收。这两种句法的声调不一样，影响到以下七句的声调全不一样。平起仄收的律诗声调高亢雄壮，仄起平收的律诗声调较为低沉柔婉。唐人律诗以平起仄收为正格，仄起平收为变格。
学习或欣赏唐诗，要在具有四声平仄的基础知识上注意其对偶，和声和协韵。这是唐诗语言的三种艺术手法。对偶表现诗的文字美，和声、协韵表现诗的音乐美。关于对偶与协韵，我们已经谈到过一些。现在要讲一讲和声，唐人也称为调声。
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中说：“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上句是和声的定义，下句是协韵的定义。异音相从就是说平仄相从。平声字要和仄声字配搭。无论在一句或一联中，平仄声字必须有适当的配搭。从陈隋到初唐，诗人们已摸索到平仄配搭的规律。现在把《从军行》全诗的平仄标出来，就易于体会平仄声对诗句音调美的关系。
烽火照西京 平仄仄平平
心中自不平 平平仄仄平
牙璋辞凤阙 平平平仄仄
铁骑绕龙城 仄仄仄平平
雪暗凋旗面 仄仄平平仄
风多杂鼓声 平平仄仄平
宁为百夫长 平平仄平仄
胜作一书生 仄仄仄平平
我国汉族人民的语言或文字，通常用两字组成一个语词，成为一个语文音节。在每一句五言诗中，第二字、第四字，最要注意和声结构(七言诗还要注意第六字的和声)。这首诗除第七句外，每句的语法结构都是两个语词(名词)加一个动词或副词。例如：
烽火——照——西京
铁骑——绕——龙城
而第七句则是：
宁为——百夫长
但是在吟诵的时候，这三句都会读成：
烽火——照西——京
铁骑——绕龙——城
宁为——百夫——长
这里就可以看到第二字和第四字的重要，语法结构和音节结构出现了矛盾。许多人朗诵古诗，只会按照语法结构读。所以读不出诗的音节美来。看了《从军行》的平仄表，你可以发现，在第一句之中，第二字如果是仄声，第四字一定要用平声。在一联之中，上句第二字如果用仄声，下句第二字必须用平声。第四字也同样。这就叫“异音相从”。第二联上句，即全诗第二句，应当仍和第一句异音，而与第二句音调相同。接下去，第三联上句应当和第二联下句音调相同，而和第二联上句异音。第四联也是同样，上句和第三联下句音调相同，而和上句异音。异音相从的方法，唐代人称为“粘缀”。该用平声字的地方，你用了仄声字，该用仄声字的地方，体用了平声字，这就犯了“失粘”的声病。
如果你有多读五言诗的经验，你会发现五言诗的句法总是二字带三字，即所谓“上二下三”上二字是一个音节，下三字是一个半音节。可以是一二组合，例如“照西京”，也可以是二一组合，例如“白日晚”，也可以是一个三字名词，例如“维摩诘”。这种三字组合的名词绝对不能用在句子前面，造成上三下二的句式，就不可吟诵了②。
以上讲的是五言律诗的和声原则。这个原则也适用于七言律诗，不过七言律诗还要讲究每句第六字的和声。相传有两句歌诀，可以帮助记忆：
“一三五不拘，二四六分明。”
这是说：律诗的每句，第一、三、五字，可以不拘平仄，自由运用，但第二、四、六字必须按照和声规律用平声或仄声字。这是指七律而言，对于五律，则应当说：“一、三不拘，二、四分明。”一、三、五虽然不拘，但平仄二字，声调毕竟有区别，熟悉律诗声调的人，在这些地方，还应当选用一个声音较美的字。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二日
① 这个“辞”字，魏晋以后，省作“词”。但唐宋以后，“词”字又多了些意义，在写作文学论文时，最好保留古写法，以示区别。本书在必要的时候，仍用“辞”字。
② 盛唐以后，出现了拗句，便突破了这个规律，有上三下二的五言句式。这是变格，下文将讲到
回答者：江户川_新一 - 首席运营官 十二级 3-9 19:36
作者：杨炯
烽火照西京2，心中自不平3。
牙璋辞凤阙4，铁骑绕龙城5。
雪暗凋旗画6，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7，不作一书生。
1.《从军行》：乐府旧题，属《相和歌辞·平调曲》，多以军旅战争之事为题材。
2.蜂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信号。从边境到内地，沿途高筑烽火台，有敌情就在台上点火示警，根据敌情之缓急，逐级增加烽火的炬数。照西京：是说报警的烽火已经照达西京（长安），表明敌情严重。
3.不平：难以平静。
4.牙璋：调兵的符牒。两块合成，朝廷和主帅各执其半，嵌合处呈齿状，故名。这里指代奉命出征的将帅。凤阙：汉武帝所建的建章宫上有铜凤，故称凤阙。后来常用作帝王宫阙的泛称。
5.铁骑：精锐的骑兵，指唐军。绕：围。龙城：汉时匈奴大会祭天之处，故址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东侧。这里泛指敌方要塞。
6.“雪暗”句：大雪弥漫，落满军旗，使旗帜上的图案暗淡失色。凋：原意是草木枯败凋零，此指失去了鲜艳的色彩。
7.百夫长：泛指下级武官。此指赣江。
五言律诗是唐诗的主体，其形式与格律在初唐时已经完成。五律的一切规律和创作方法，可以通用到其他诗体，为此，这里我们再讲一首五律，顺便补充讲一点关于律诗的基础知识。
杨炯是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人。高宗显庆六年(公元六六一年)，被举为神童，送入朝廷，授校书郎，才只十一岁。永隆二年(公元六八一年)，为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他也和王勃一样，自以为有才，对人态度傲慢，武则天当政时，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三年任满，改任盈川县令(今四川筠连县)，卒于任所。后人称他为杨盈川，他的诗文存于今者，称《杨盈川集》。
这首诗，先要讲题目。“从军行”本来不是诗题，而是一个乐府曲调的名词。远在西汉时代，汉武帝喜爱音乐歌曲，建置了一个中央音乐院，名为“乐府”。他聚集了著名的音乐家和诗人，收集全国各地民歌，制定许多新的歌曲，颁布天下，供公私演奏。这种歌曲，称为“乐府歌曲”。配合这种歌曲的唱词，称为“乐府歌辞”①，或称“乐府诗”。在中、晚唐的时候，又称“歌诗”。从形式来讲，它们有五言的，有七言的，也有三、五、七言混合的，一般都是歌行体诗，采用律诗体的很少。从作用来讲，它们是给伶人歌伎唱的。诗与乐府诗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能唱不能唱、或谱曲不谱曲。
这里，必须补充一下，在汉代以前，所谓“诗”，就是指能唱的曲词。一部《诗经》，三百零五首诗，都是可以唱的。到了秦汉时期，古诗已失去了曲谱，这个“诗”字渐渐成为文学形式的名词。在东汉时期，谱曲歌唱的称为“乐府歌辞”，《诗经》式的四言诗，称为“诗”。当时新流行韵五、七言诗，称为“五言”或“七言”。可以想见，“诗”是四言诗的传统名词，五、七言诗还不算是诗。刚才我说，能唱的称为“乐府歌辞”或“乐府诗”，不能唱的称为“诗”，这是魏晋以后的文学概念。
《从军行》是汉魏流传下来的乐府歌曲。汉魏诗人作“从军行”，是乐府曲辞。但是到了唐代，《从军行》古曲已经不存在了，杨炯作这篇《从军行》，只是用古乐府曲调名为题目，而这首五言律诗，事实上是不能配合乐曲歌唱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诗题称为“乐府古题”。它并不表示这首诗的曲调，而是表明这首诗的内容。因为每一个古代乐府曲调，都有一个规定的内容。例如《孤儿行》是描写孤儿生活的，《从军行》是反映从军的辛苦的。杨炯做了这首五言律诗，用了这个乐府古题，但诗的内容已不同于汉魏时代的《从军行》，可知初唐诗人用乐府古题作为诗题，大多已失去了古义。这一种体式的诗，很难分类，可以列入“乐府诗”一类，也可以列入“五言律诗”一类。
这首诗的写作方法也是一般的，只要先读第一联和第四联，整首诗的内容都清楚了。第一联“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意思是说，边境上有敌人来犯，警报已传递到长安，使我心中起伏不平。为什么心中起伏不平呢?因为自己只是一个书生，没有能力为国家御敌。于是第四联接下去说：“我宁可做一个小军官，也比做一个书生有用些。”周武王的兵制，以百人为一队，队长称“百夫长”。后世就用以表示下级军官。
第二联说：领了兵符，辞别京城，率领骁勇的骑兵去围攻蕃人的京城。牙璋即牙牌，是皇帝调发军队用的符牌。凤阙，指京城，不是一般的城市，与城阙不同，汉朝时，大将军卫青远征匈奴，直捣龙城。这龙城是匈奴首领所在的地方，也是主力军所在的地方。匈奴是游牧民族，龙城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唐人诗中常用龙城，意思只是说敌人的巢穴。
第三联是形容在西域与敌人战斗的情景。围困了敌人之后，便发动歼灭战，其时大雪纷飞，使军旗上的彩画都凋残了，大风在四面八方杂着鼓声呼啸着。这时，正是百夫长为国效命的时候，一个书生能比得上他吗?
此诗第二、三联只是修饰部分，对诗意并无增加。这正是律诗初形成时的风格，艺术手法还没有发展到高度。
关于此诗的主题思想，有两种看法：唐汝询在《唐诗解》中以为是作者看到朝廷重武轻文，只有武官得宠，心中有所不平，故作诗以发泄牢骚。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以为作者看到敌人逼近西京，奋其不平之气，拜命赴边，触雪犯风，以消灭敌人，建功立业，不象书生那样无用。前者以为这是一首讽刺诗，后者以为这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述志诗。这样，从第二联以下，二人的体会都不同了。我以为吴昌祺的理解比较可取，因为第一联已说明作者心中的不平是为了“烽火照西京”，如果说他是为了武人显赫而心有不平，这一句就不应该紧接在“烽火”句下了。
五、七言八句律诗，一共四个韵脚，在第二、四、六、八句尾。例如《野望》这首诗，“依”，“晖”、“归”、“薇”，是韵。“依”字是第一个韵，称为“起韵”。起韵一定，以后就得跟着用同韵的字。但《杜少府》的第一句“城阙辅三秦”，这个“秦”字已经是韵脚了。这首诗有五个韵：“秦”、“津”、“人”、“邻”、“巾”。现在，《从军行》第一句“京”字也是韵，这首诗也有五个韵。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律诗的两种协韵法。
律诗一般都用平声韵。这就意味着每首律诗第二、四、六、八句的末尾必须是平声字。于是，第一、三、五、七句的末尾相应地必须用仄声字。《野望》第一句“东皋薄暮望”，这个“望”字是仄声字，不必协韵，故这首诗的起韵是第二句的“依”字。但律诗第一句末尾也可以用平声字，例如《杜少府》和《从军行》。这第一个平声句尾必须与第二句的起韵协韵。因此，这样的诗，就有了五个韵脚。但律诗的正格是用四个韵。第一句尾的韵称为引韵，不算入正韵。
关于律诗第一句的格律，有两句歌诀：“平起仄收”和“仄起平收”。起是指第一句第二字，收是指第一句第五字(七言律诗则指第七字)。“东皋薄暮望”，“皋”是平声，“望”是仄声，这是平起仄收。“烽火照西京”，“火”是仄声，“京”是平声，这是仄起平收。这两种句法的声调不一样，影响到以下七句的声调全不一样。平起仄收的律诗声调高亢雄壮，仄起平收的律诗声调较为低沉柔婉。唐人律诗以平起仄收为正格，仄起平收为变格。
学习或欣赏唐诗，要在具有四声平仄的基础知识上注意其对偶，和声和协韵。这是唐诗语言的三种艺术手法。对偶表现诗的文字美，和声、协韵表现诗的音乐美。关于对偶与协韵，我们已经谈到过一些。现在要讲一讲和声，唐人也称为调声。
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篇》中说：“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上句是和声的定义，下句是协韵的定义。异音相从就是说平仄相从。平声字要和仄声字配搭。无论在一句或一联中，平仄声字必须有适当的配搭。从陈隋到初唐，诗人们已摸索到平仄配搭的规律。现在把《从军行》全诗的平仄标出来，就易于体会平仄声对诗句音调美的关系。
烽火照西京 平仄仄平平
心中自不平 平平仄仄平
牙璋辞凤阙 平平平仄仄
铁骑绕龙城 仄仄仄平平
雪暗凋旗面 仄仄平平仄
风多杂鼓声 平平仄仄平
宁为百夫长 平平仄平仄
胜作一书生 仄仄仄平平
我国汉族人民的语言或文字，通常用两字组成一个语词，成为一个语文音节。在每一句五言诗中，第二字、第四字，最要注意和声结构(七言诗还要注意第六字的和声)。这首诗除第七句外，每句的语法结构都是两个语词(名词)加一个动词或副词。例如：
烽火——照——西京
铁骑——绕——龙城
而第七句则是：
宁为——百夫长
但是在吟诵的时候，这三句都会读成：
烽火——照西——京
铁骑——绕龙——城
宁为——百夫——长
这里就可以看到第二字和第四字的重要，语法结构和音节结构出现了矛盾。许多人朗诵古诗，只会按照语法结构读。所以读不出诗的音节美来。看了《从军行》的平仄表，你可以发现，在第一句之中，第二字如果是仄声，第四字一定要用平声。在一联之中，上句第二字如果用仄声，下句第二字必须用平声。第四字也同样。这就叫“异音相从”。第二联上句，即全诗第二句，应当仍和第一句异音，而与第二句音调相同。接下去，第三联上句应当和第二联下句音调相同，而和第二联上句异音。第四联也是同样，上句和第三联下句音调相同，而和上句异音。异音相从的方法，唐代人称为“粘缀”。该用平声字的地方，你用了仄声字，该用仄声字的地方，体用了平声字，这就犯了“失粘”的声病。
如果你有多读五言诗的经验，你会发现五言诗的句法总是二字带三字，即所谓“上二下三”上二字是一个音节，下三字是一个半音节。可以是一二组合，例如“照西京”，也可以是二一组合，例如“白日晚”，也可以是一个三字名词，例如“维摩诘”。这种三字组合的名词绝对不能用在句子前面，造成上三下二的句式，就不可吟诵了②。
以上讲的是五言律诗的和声原则。这个原则也适用于七言律诗，不过七言律诗还要讲究每句第六字的和声。相传有两句歌诀，可以帮助记忆：
“一三五不拘，二四六分明。”
这是说：律诗的每句，第一、三、五字，可以不拘平仄，自由运用，但第二、四、六字必须按照和声规律用平声或仄声字。这是指七律而言，对于五律，则应当说：“一、三不拘，二、四分明。”一、三、五虽然不拘，但平仄二字，声调毕竟有区别，熟悉律诗声调的人，在这些地方，还应当选用一个声音较美的字。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二日
① 这个“辞”字，魏晋以后，省作“词”。但唐宋以后，“词”字又多了些意义，在写作文学论文时，最好保留古写法，以示区别。本书在必要的时候，仍用“辞”字。
② 盛唐以后，出现了拗句，便突破了这个规律，有上三下二的五言句式。这是变格，下文将讲到
回答者： 名字没创意 - 见习主管 五级 2006-5-28 16:09
从军行
唐-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注释]
1. 从军行：乐府《相和歌辞平调曲》旧题，多写军队务旅征战之事。王昌龄作的《从军行》共七首，这里选入第四首。
2. 青海：即今青海湖。长云：多云，漫天皆云。雪山：终年积雪的山，指祁连山。
3. 孤城：指玉门关，因地广人稀，给人以孤城之感。这句词序倒装，意思是“遥望孤城玉门关”。
4. 穿：磨破。金甲：战衣，是金属制成的盔甲。
5. 破楼兰：借指彻底消灭敌人。楼兰：汉时对西域鄯善的称呼，诗中泛指当时侵扰西北边区的敌人。 [今译]
青海湖连绵不断的大片乌云，
遮暗了终年积雪的祁连山；
远远眺望只看见孤独的城池，
那正是春风都吹不到的玉门雄关。
在黄沙莽莽的疆场上，
将士们身经百战磨穿了铁甲衣裳衫，
但是不彻底消灭入侵的边贼，
他们将誓死不把家园回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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