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为什么要把自己政权下的百姓杀光?最后连自己的士兵都杀?

作者&投稿:成王炕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张献忠杀了多少平民?~

历史是一位多变的妖姬。她不仅不断改换头面,而且罩着层层面纱。去年是张献忠攻入成都360年纪年,在六个甲子之际,张献忠成都大屠杀一事,又重新成为人们品评的对象。有力主张献忠血腥屠杀成都,以至于成都人烟殆尽的;也有持相反观点,认为张献忠是被诬蔑栽赃的。双方各持一端,都认为自己看清楚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争论了大半年。然而揭开这位妖姬的盖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知道盖头下面或许还有面具,即使揭开了其面具,下面那娇媚多变的面孔也是不容易看清楚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退步,我们应该要努力去接近她的真面目。成功与否,这倒不是主要的。历史风云,千秋功过,自有评说?

张献忠屠成都如是说
在影像技术发明之前,历史故事的记录和流传,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口头语言的流传,这也是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最原初的方式。随着文字和纸张的发明,书写记录方式出现了,由于书写文字记录的优点,书写逐渐占据了历史记录的主要地位。一代一代的历史传言也就是由后代所修的史书等文字记录,再加上民间语言的流传所构成的。张献忠屠成都的历史传言也主要就是这样形成的。

正史如是说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老臣张廷玉,主持编修了前代明朝的历史《明史》。在张廷玉主持编修的《明史》中,记载了张献中屠杀四川以及成都的事件。书中提到张献忠在公元1644年农历八月攻陷成都后,建立大西政权,改名成都为西京。在《明史·张献忠传》中,张廷玉指出张献中性情狡谲,喜好杀人,一日不杀人,就悒悒不乐。他谎称开科取士,将四川的士子集中在青羊宫,全部杀害,士子的笔墨都堆成了丘冢。不仅杀害了成都以及四川的士子,张献忠还在中园坑杀了无以计数的成都市民。
不仅如此,张献忠还杀自己的军队和手下,光是他的军队就杀了九十八万。他还派遣军队从成都从四路分别屠杀各个府县,这叫做草杀。在文武百官上朝之际,他叫来十几条狼狗,狼狗所嗅的官员,就会被拉出去杀掉,这叫着天杀。张献忠不仅是一个杀人狂,还是一个变态狂,他还自创了生剥皮法等杀人方式。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以至于他的手下将领都不堪忍受,起了谋反之心。后来,成都和四川的人被杀完了,又由于清军的大军压境,张献中于是试图打回陕西老家,大顺三年张献忠撤离成都,焚毁全城,再将诏劝进城者全部屠尽。又将锦江放干,挖了一个数丈的坑,将强取豪夺的数以万计金银珠宝埋于其中,然后决堤放流,说是为了不让后人获得这些宝物。结果成都就成为了,千里无烟,举城尽为瓦砾,虎豹白日出没的荒野之地。
与《明史》遥相呼应的文献记载还有很多,清代毛奇龄在《后鉴录》也提到及张献忠屠成都及其州县的事。张献忠先将卫军和在营新兵十五岁以上的杀了,一共杀了卫军七十五万多、营兵二十三万多;其次杀士子‘市民、僧人、道士。医生等三十多万。然后挨家挨户地杀。自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多里地地方,尸体堆积如山。清朝的查继佐在《罪惟录》也记录了张献忠的二次大屠杀。一次为屠重庆。其二就是屠成都,张献忠在攻陷成都之后,先将明朝的官员全部杀了。他也记载了杀士子一事。

目击证人之说
《圣教入川记》作者是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的西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由于他们都是张献忠屠城的目击证人。因此他们所撰写的《圣教入川记》也应该说最具有权威性。国内长期不知此书,直到1917年上海教会把它翻译成中文。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利、安两名传教士的口述。他们在张献忠称帝那年经人推荐,被张封为天学国师,直到献忠被清军射死都在献忠身边。可以说《圣教入川记》是张献忠屠成都的目击记录。
书中记载说。张献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杀人。大西的官员本有九百人。到他临死时只有25人。大多被他杀死,或令鞭死,或令将头皮截去,或凌迟碎剐,种种非刑,一言难尽。1645年11月22日,张献忠决意杀全城居民,先暗下派遣一个人伪报说有敌军将到,将军队调出城,分布在各处把守要路,以防百姓逃走,城内之兵遍搜各家各户,驱逐百姓出城。最后将老百姓齐集载沙坝桥边残杀。当时被拘的百姓集于南门沙坝桥边,百姓一看到张献忠来了,都跪伏在地,齐声高呼饶命。但是张献忠不为所动,毫无哀怜之意,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随即命令军士急速动刑。最后沙坝桥尸积成山,血流成河,尸体将锦江都给堵塞了,而不能行船。成都顿时为之一空荒凉惨象,不忍瞩目。书中还记载了,张献忠屠杀僧人两千多,成都城内僧人无一漏网。在离开成都前,张献中还杀害妇人40多万人等等。
与两位西方传教士一样,明遗民四川人费密也是张献忠同时代人。他的笔记杂录体明史著作《荒书》,也记载了张献忠屠成都一事。书中记载了张献忠占据了成都之后,每天杀人,先杀他的卫所指挥千、百户,后杀僧人、道士、匠作、医士等,杀了之后就投南门外大桥下。同时也记载了张献忠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成都东门外一事。由于费密是张献忠同时代人,是张献忠屠成都一事的目击人,也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属第一手资料。
《蜀碧》如是说
其实关于张献忠屠成都一事,影响最大的是一本事过近百年后才出现的《蜀碧》一书。因该书详细地描述了张献忠是如何的杀人不眨眼,所以连鲁迅都对书中的“记述”深信不疑而对“流贼”痛恨不已。《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四卷《蜀碧》记述了张献忠在四川时的所作所为,书前作者自序说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听到的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彭遵泗是四川丹棱人,当时他也想搞清楚明末家乡发生的这一重大变故。为了写好这本书,彭收集了大量史料文献,《蜀碧》中所引证的书目几乎收尽了当时记载张献忠据蜀的所有史料。其中包括《明史》、《明史纲目》、《明史纪事本末》等二十五种。
《蜀碧》的记载大量详细描写张献忠的杀人方式方法和他的变态古怪行。书中说张献中常常把小孩子掷在空中,任凭落下触在枪尖上,看着那流着鲜血狂叫乱动的情况以为快乐。有一回,他已积起了一大堆的妇女的小脚,带着他的爱妾去观赏。看了一阵,觉得那山一般的小脚堆上还缺少两只出色的小脚做顶尖,就把他爱妾的脚割下来放上去了。他每到一处,杀一大批人以后,还要把头,手和脚分别堆积起来,点清数目以后,记一笔帐,还要刻在碑上。一天晚上,张献忠把他自己的老婆和儿子都杀了。第二天很是懊悔,恨他的从人不去劝阻,于是把从人也都杀了。他的妻子固然服从他,他的从人连杀他自己的妻子都不敢去劝阻,更是绝对服从的;但他统统杀了。可见他的杀人,并非专为排除异己。张献忠的杀人,有时无非出于好奇心,譬如杀一个状元的事。他很尊重那状元,只是因为钦佩已极,要明白他为什么能够多才多艺,就把那状元的肚子活活的剖开来看。
在明间传说和他人记载的基础上,彭遵泗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详尽描写了张献忠的杀人细节。正是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记载,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张献忠屠成都的印象,也在人们的头脑里进一步确认了张献忠杀人的真实性。相似的记载还在野史中出现。欧阳直的《蜀乱》记载,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对象先是明朝的蜀府宗室,其次是不投降的文武官,再次是乡绅,后来轮到自己的将领。凡所剥的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就是今天天府广场从毛泽东像到百货大楼一条线的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队列。
民间流言与大腕言论
除了以上的文字记载之外,张献忠屠四川以及成都,在明间还有许多流传。其实《蜀碧》上的很多记载都是明间遗事。当时有民谚这样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而最出名的莫过于七杀碑之说,说碑上写的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表现了张献忠借替天行道之名,行屠杀无辜之实。
鲁迅先生的一番话也成为力主张献忠屠成都一派有力的支持。鲁迅在看了《蜀碧》之后,提出张献忠杀人就像是“为艺术而艺术”一样,为“杀人而杀人”。他开初也想当皇帝,并不是胡乱屠杀人民,后来听说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当皇帝显然没有可能之后,于是就开手屠杀。他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东西了,杀人毁城就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鲁迅还将他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作比较,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
同时张献忠屠四川以及成都,在海外学术界也似乎得到了定论。海外汉学界几乎都主张肯定的观点。如萧一山在东北大学流亡到四川三台时撰写的《清代史》,以及詹姆斯·B·帕森斯1957年的论著《一次中国农民起义的顶点:张献忠在四川1644-1646》,都描写了张献忠登峰造极的恐怖统治。几十年后的剑桥中国史也采纳了詹姆斯的观点。
近年,在成都又有不少的考古遗迹,似乎也在为主张张献中屠成都提供实物佐证。成都新南门施工挖掘的时候,挖出了一个“万人枯骨坑”,有专家声称这是张献忠屠城所留。而在天府广场施工的时候,在地下7米处挖出一被火烧过的龙爪,考古专家也推测该物是明朝张献忠火烧皇城的遗证。




张献忠屠尽成都人?
张廷玉等描写的张献忠屠杀后的成都,人口殆尽,千里无烟,举城皆为瓦砾,府南两河“尸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顿成旷野,天府之国数年之间竟虎狼遍地。整个成都不到20户人口。四川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人口锐减,达到了历史最低记录,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后来的“湖广填四川”。
怀疑的立场
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有一句名言,说的是“我们可以怀疑一切,但是我们不能怀疑怀疑本身”。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始终带着怀疑的眼光去认识问题,思考问题,任何东西都可以怀疑,除了怀疑自身。我想我们认识张献忠一事,也应该如此。其实,无论是从正史、野史还是民间传说中,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疑点。值得我们怀疑,思考。
首先,无论《明史》还是《蜀碧》,这些史书都是清人修撰的。无论是张廷玉还是彭遵泗,一个是三朝元老,官至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军机大臣;一个是乾隆二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是御用文人,所以他们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地。例如著名的例子“七杀碑”的传说,相传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碑上写有: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可是后来,在广汉的一个公共墓地里,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上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根本就没有一点杀气。某些御用文人们,把前段留下,居然把后一句改成了七个“杀”字来宣宣扬张献忠的残暴!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清军平定四川的过程中发现许多矛盾之处。1646年,也即满清入关后第三个年头,张献忠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太阳河畔遭清军突袭,中箭身亡后,满清立即宣布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到张献忠死后十三年的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张献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必然采取了屠杀的办法来征服。这一点很容易就让我们联想到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且1649年清军还贴出了一个告示: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可见对四川以及成都人民的屠杀清军同样有份。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清朝统治的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如果不是如此,在张献忠大屠下侥幸活下来的老百姓对他应该是恨之入骨,那麽对前来剿灭他的清军肯定早就有敞开大门,欣喜若狂地迎接清兵。就像清兵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时受到北京民众欢迎的那样。何来抵抗之说?千里无人烟的四川,何需清军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早就被张献忠杀光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早就被张献中杀完了的部下、士兵还能在四川各地重创清军?
再次,从张献忠的主观意图来看,主张张献忠极其夸张地杀人也值得怀疑。倘若张献忠起事当初,果真滥杀无辜,又如何能召集军队来反叛明朝?如果其军纪不严,如果不受老百姓支持,如何能长期与明朝政府大军对抗?张献忠入川的本意是要夺取四川作为根据地攻可出汉中定西北,下长江定江南。重演隆中对的策划。退则可割据一方,天下有事则坐山观虎斗,天下无事则举蜀而降,也可以封王封侯。
1644年,张献忠好不容易攻进成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是想经营四川,可是如果刚建国就在自己的国内部开始灭绝性的大屠杀的话,又如何经营他自己的“国家”?其实张献忠建国之后就拼命招徕四川的人才。并发布“三年不征钱粮”的命令作为政治号召。很难想象他一边建国,一边又大肆屠杀而自毁长城。因为若真把百姓全杀了的话,恐怕连他自己的军队的兵源补充和给养都成了大问题。作为“大西国王”的他,这一点不会想不到。而且,清廷在1646年正月就已发出征讨张献忠的诏书并派兵入川。在大军压境,自己的生存都难有保障的情形下,他不去抗击清军,反倒有时间去屠杀散居在四川各地的平民百姓,这可能吗?况且张献忠在同年11月在与清兵的战斗中即被杀。连他本人都亲自上阵且战死,可见他和他的部队都是在全力防止清兵入侵而不是全力在杀百姓。

大庙祭屠夫?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的情结。而宗庙,祠堂正是这种情结的体现。祖先崇拜自然不比细说,祖先对后辈的养育亲情,乃是人的至情。英雄崇拜则更加抽象和精神性,从治水的大禹,射日的后羿,到西楚霸王,到关羽、赵子龙,到岳飞、文天祥等等。人们为了表达对他们的尊敬和纪念,修建了各式各样的庙宇祠堂。说了一大段英雄崇拜和庙宇祠堂,者似乎和张献中这一个公认的杀人恶魔毫无关系。谁会崇拜一个杀人部眨眼的屠夫呢?谁还会为他修建家庙?
然而在梓潼七曲山大庙内,却有一座张献忠家庙。那里的百姓称张献忠是为明末农民战争杰出的领袖。据庙内石碑记载,崇祯年间,张献忠带领部队经过梓潼,率众到此祭祖,指着文昌大帝说:“此吾祖也,吾祖助我”,“你姓张,咱老子也姓张,咱们联个宗吧。”如果我能够获胜,就当为你重修庙宇。后来张献中攻陷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于是,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立诗碑,张献忠亲题诗刻石。增塑张亚子及其全家像,追尊文昌为太祖高皇帝,遂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大西王张献忠死后,当地人为寄托怀念之情,于七曲山风洞楼上,为他塑像,绿袍金脸,甚为威武,香火不绝三百余年。后来,乾隆初年此庙曾经遭地方官毁像,其后,又有人重塑张献忠像 ,但又被官方捣毁。几经反复,先今的塑像,是近年才重塑的。
梓潼人出于对大西王的崇敬,称七曲山张献忠家庙曰“太庙”,为遮避耳目,又称“大庙”。梓潼人曾于清初组成叫“国噜子”的农民起义队伍,年年假借神会,聚集拜谒张献忠像,祈求冥佑,实际效法张献忠为榜样造反,形成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的一支。据说,清代两百多年中,川北农民起义绵延不绝,根源之一竟然是出于张献忠形象鼓舞。人们对张献忠的英雄崇拜可见一斑。

历史是这样的吗?
历史究竟是怎样的,这显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简单言说就可以下定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鲁迅先生的观点也可以大胆地怀疑,一那段历史并不是可以凭借一个人的一句话就可以下结论的,即使他是一个伟人。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要否认张献忠在成都、在四川杀了人,而且我们承认他杀的也不少。并不是要给他平反。如果那样的话就娇妄过正了。我们只是认为将造成明末清初,四川以及成都的人口荒漠的现实,一味地归咎在张献中的头上是不合理的。
张献忠转战湖广,西进四川,其用意在于借四川这一风水宝地为基地,力图干一番大事业。1664年阴历三月十七日李自成陷北京后,到了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了成都。当时成都城墙坚固,起初久攻不下。于是张献忠命令部队在城外隐秘处挖地洞,打隧道,掏城墙根,埋入火药。又以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内装置很长的导火线,悄悄点燃,炸跨了城墙,才攻进成都。其后宣布建立大西政权。
一个新的政权建立后,第一件事肯定就是要巩固政权,于是杀害前明在成都的官员是必然的。下令屠城三日也是可能的。三日之后,每日一小杀,这正是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所描写的内容。然而我们不认为张献忠的屠杀是毫无目的的,而仅仅是为了开心,被杀之人都有其被杀的原因。秦始皇坑杀赵兵是因为怕造反,蒙古人杀汉人是为了灭族,通过杀人来树立威望,防止敌人的反扑,这是世界历史上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后来就是青羊宫杀士一事,同样是这一道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自古文化思想发达,人们自我意识反抗意识较强。张献忠正是认识到知识分子对其政权的威胁,于是重演了一出秦始皇“坟书坑儒”的古装剧。据正史记载有一万七千多名才子被杀。至于还有僧人、匠人被害一事,也与此相关。可见,张献忠的屠杀正是为了巩固其政权的行为。当然,张献忠在肯定还有其他的杀人行为,但是我们相信大的屠杀主要就是这些。但是,就这样就可以说张献忠屠尽了成都吗?显然不能。当然我们并不是为张献忠杀人辩护,也不是说宣扬杀人正义。我们也承认张献忠给成都以及整个四川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特别是文化的破坏更是影响深远。
然而,历史是残酷的。常常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大家都知道,造成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自然灾害的破坏,往往一次大的水灾或者旱灾可以造成几十甚至几百万人死亡;其次是战争,明朝末年战火绵绵,不论是军队还是百姓都是战争的牺牲品!几十年的战争造成几百万人死亡那是历史上常有的事!再次是瘟疫,往往发生在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之中或之后,爆发速度快,死亡人数会急剧增加。
所以无论史书如何记载,综上所述,造成成都十室九空的现实的原因,朝代更迭之际的战争是主要的原因,自然灾害的因素也有,但是以成都的气候可能性不大。瘟疫作为战争的附属品,也应该有一份。但是人为屠杀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将这一切都归结为张献忠的屠杀,显然是不公允的。其真相应该是多个军事集团连年混战、天灾、瘟疫、饥饿等多种因素的总合,才使得美丽富饶的天府之国变成了人间地狱。

因为虽然张献忠被称作杀人狂魔,可是他所杀的并不是老百姓的,他是替老百姓们去杀那些贪官残暴的军官。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天下跟和平百姓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百姓们不会去反对他,也不会去畏惧他。

其实张献忠之所以有杀人狂魔这个称号,完全都是被诬陷的,因为他所杀的人都是那些贪官,还有黄金贵族,以至于他们在编写书籍时,也会将张献忠写成一个杀人狂魔。而事实上,张献忠是一个特别有正能量的人,他看不惯那些人贪污纳税,运气啊,欺负老百姓,搜刮老百姓的财产,并且到处都压迫农民。张献忠因为看不惯这些事情,所以他才会去大大杀手,将一些残忍的军官都除掉。

老百姓们不仅会感恩张献忠,不会去记恨张献忠,而且支持张献忠建立自己的政权,因为百姓们都知道张献忠对的人是值得大家信赖的,他能够给百姓们带来很好的生活。可正是因为百姓们的爱戴,所以更让一些官员对他忌恨,朝廷也将它列入反派角色。并且一个朝代的历史都是由皇帝的大臣们所撰写的,他们当然会将张献忠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并冠以杀人狂魔的称号,可是在百姓的心目中,张献忠是一个给人民带来福利的人,而不是一个杀人狂魔。在古代就是这样,你和朝廷作对,那么你的名声也就不好,但是在人民百姓中却不是一个样子的。

在朝廷的笔下,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而在百姓心目中,你却是一个造福大家的好人,在百姓的心目中,张先生就是一个能够给大家带来幸福生活的人。

下面这段资料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明万历古三十四年(1606年)9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虽然他小时候读过一点书,但他是个十足的无赖、恶棍和流氓。他在军中曾经犯法,本来是要被斩杀的,只因为相貌生得威猛而被人求情,这才免于一死。
在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积极响应反明的号召在米脂起义。之后不久,他与李自成等归附高迎祥,高迎祥称闯王,张献忠、李自成号闯将。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与李自成因小故开始分裂,张献忠率部攻长江流域,李自成攻黄河流域。从此,中国大地上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在北方席卷天地,一支在南方横扫千军。
张献忠的起义军南下后,先后在湖北和湖南一带迂回与明王朝的军队作战,由于他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打”和“避实就虚” 的战术,使得他打胜仗的时候多,吃败仗的时候少,这样一来,张献忠的势力就越来越大。在此期间,他还大玩政治欺骗的把戏,一会儿提出归顺明王朝,当朝廷刚刚同意并委以重任时,他又突然更改主张,给朝廷的军队以突然袭击,把朝廷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会儿他又要与李自成紧密合作,说是共同反击明王朝,李自成正积极与他配合的时候,他忽然变卦,乘李自成放松戒备后,大肆扩张地盘与人马。张献忠就是用这样一种奸诈、卑劣和无耻的伎俩,一次次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张献忠因此了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张献忠进入四川后,虽然遇到多股地方武装的抵抗,但这对于他强大的军队来说,简直就如入了无人之境。八月初九这一天,张献忠的农民军攻克了四川的首府成都。
攻克了成都后,张献忠立即铲除了各路诸侯的势力,至此,他彻底控制了四川的局面。
局势刚一稳定,张献忠就迫不及待地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完全照搬历代封建王朝的机构设置和专制机制,看不出一点他要革封建专制的命的意思,堂而皇之地做起皇帝来。为了巩固他的政权,他亲自任命自己的四个养子为王:任命孙可望为平东王,任命刘文秀为抚南王,任命李定国为安西王,任命艾能奇为定北王。这样一来,四川的东南西北都被他的养子和亲信们给把守着了。
张献忠之所以要定都成都,是他十分看好成都这块宝地。因为,成都平原不仅物产丰饶,四季如春,而且易守难攻,成都平原周围的群山,成了他的天然屏障。在这样一个地方做皇帝,张献忠似乎就有了高枕无忧之感。
建立了大西政权,自己又当了皇帝,这对于打打杀杀惯了的张献忠来说,就感到异常的空虚与寂寞。这时候,他想到了佛教。一天,他到成都大慈寺去烧香,不料被高高的门槛绊了一下,差一点摔倒。他被人扶起来后,立即大怒,下令把寺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众手下立即拔出刀剑,把全寺的和尚杀了个精光。杀完大慈寺里的和尚,还没有彻底解除张献忠的心头之气,他又下令把成都周边寺庙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军队就开进成都周边的所有寺庙,大开杀戒。一时间,这些寺庙血里流入注,杀声震天,众多寺庙被化为灰烬。在这次血洗中,共屠杀僧人两千多人,几乎是无一漏网。成都人多年的佛教信仰,被张献忠的一怒,屠杀得荡然无存。
就在张献忠大肆屠杀僧人的时候,有两个在成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劝他不要如此灭绝人性,张献忠一听,立刻大怒,把两名传教士拖到跟前就要杀头。由于考虑他俩是西方人,就放了他俩一条生路。但是,张献忠没有放他们出去,一直把他俩软禁在自己的身边。
张献忠当了皇帝,自然是要招贤纳才,开科取士,以之巩固他的政权。于是,他就四处张榜,广告川内,要选拔人才。四川历来的才子云集之地,有了这样的好事,响应者自然就趋之若骛。应试的才子从四面八方日夜兼程赶往成都,以期被录取,获得个一官半职。在考试那天,由于一个应试学子得罪了张献忠,让他感到十分不快,立即咆哮考场,下令把前来参加应试的一万七千多名才子全部杀掉。于是,在成都青羊宫内的空坝子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屠杀学人的惨剧发生了。这些学子,他们哪里有反击之力,屠刀一闪,立即人头落地,血光飞溅。有的学子想跑,但还没跑出十米,随即被砍断双腿,接着又开堂剖肚,五脏六腑混合血浆流了一地,活活被痛死。有的学子开口大骂,即刻被割去舌头,剥去头皮,然后再杀掉。有的学子被吓得屁滚尿流,跪地求饶,但他求饶的话都还没说完,就被活活戳死。有的学子为了自己活命,就帮助屠杀同类,结果,他依然没有逃过劫难,还是被杀了。这次对学子的屠杀,整整进行了大半天,青羊宫内到处都是血液,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被屠杀的尸体,堆成了一座巨大的山。后来清理屠杀现场,光是毛笔和石砚就堆得像一座浩大的帐篷。由于张献忠对学子的大屠杀,致使四川的知识界在若干年后都萎靡不振,几近荒芜的程度。两个西方传教士在回忆这个场面时说:“血肉横飞,痛极而死。”
张献忠把两个西方传教士软禁在身边,还经常听他俩布教,但是,张献忠一点都没有从天主教义中获得仁爱,反而更加地变本加厉地残暴着。他说:“欧洲各国风俗纯美,实由此圣律而来也。然此等圣律于川人无益,伊等固执于恶,不从圣教圣令,宁愿从我刀剑之下。故吾奉天主之命,珍灭此种僧党及世间恶人”在张献忠看来,他屠杀的是僧党,是恶人,是奉天主之命才杀人。这就是一个农民起义者得在天下后,依然是四面皆兵和诚惶诚恐的心态,并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的封建帝王的镇压手段。
每当捉着所谓的乱党后,张献忠一般不急于杀掉,而是叫手下去剥他的皮。在剥人皮的过程中,张献忠有许多规定。这些规定是:一、不能把人剥死,要把他痛死。二、不能手软,谁手软就剥谁的皮。三、开展剥人皮竞赛,剥得多就奖赏,剥得少就死。由于有了这样一些规定,参加剥人皮的人,个个都残忍无比,动作飞快,又小心翼翼。在剥了大量人皮后,一些心肠软的、心理承受力差的,或者是因精神崩溃而失常的,就本能地放下屠刀,不敢再剥人皮。这时候,张献忠就狂怒不止,以为他们在通乱党,就下令把这些放下屠刀人一个个吊起来,对他们实施剥皮。这些与张献忠一块起义、一块打天下的人,就这样被他剥去了人皮,活活地痛死了。张献忠不仅剥了心软者的皮,而且还把他的家人全部抓捕,无论老少妇孺,统统被剥去人皮,最后被惨烈地痛死。张献忠把剥下的人皮用竹竿绷着,沿街插满,一时间,成都的一些街头,全是绷张着的血淋淋的人皮,风一刮,就呼啦呼啦地乱鸣不止。望着满街的人皮,张献忠居然昂首阔步,前呼后拥,大笑不止。
最是残忍的,是对于婴儿的杀害。一天,张献忠捉到一名乱党的妻子,这个女人正是怀孕期,挺着个大肚子,张献忠一时兴起,叫人把她的肚子剖开,看看里面的婴儿是什么样子。于是,女人的肚子被剖开。婴儿被取出来。一见这婴儿,张献忠就很不高兴,说这孩子不杀,二十年后又是一个死对头,就叫手下想个最绝妙的办法把婴儿弄死。想来想去,最后想到这样一招:在地面插满大刀长矛,然后把孩子抛向空中,孩子坠下后,就被刀尖戳死。见到这个场面,张献忠觉得很有乐趣,就叫再来。于是,他的手下就开满城寻找孕妇,找到孕妇后,就如法炮制。据说,在这一天,张献忠杀害了许多妇女和还没有出生的婴儿。
同样是剖开肚子,还有一件事,张献忠干得就实在是荒唐无比。一天,他的一个手下给他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听后,觉得很好,认为手下特别有智慧和思想,他一时兴起,就问:“你的肚子里咋就装了那么多学问?”手下得到他的表扬,正在得意,没想到张献忠却大吼一声:“来人!把他的肚子剖开,我要看看里面的学问是个啥模样!”就这样,这个手下的肚子被剖开了。张献忠在手下的肚子里翻来覆去地看,最后说:“只有一堆臭不可闻的乱肠子,没有学问嘛!”
张献忠的荒谬与变态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一天,他突然想看女人的小脚,就命令把城里女人的脚砍下,带回宫里来慢慢欣赏。第二天,在他的园子里,女人的小脚堆成了一座山。这时候,他带着他的妃子一道去欣赏女人的小脚。欣赏了一会儿后,他忽然觉得这座山缺少一个山尖,就拔出刀把妃子的脚砍了放上去。这座脚山有了尖,张献忠乐得是前仰后合,哈哈大笑。
张献忠这些种种行为,应该说,是权力无限膨胀后的心理变态,是一种彻底的无信仰者嘴脸。一个曾经的人下之人,一个吃遍了万般苦、受尽了万般罪、历尽了万般辱的人,一旦翻了身,做了主,他的疯狂、残忍、暴戾与歹毒,就会以数万倍的能量释放出来,去获得他所谓的平衡与补偿。张献忠,无疑就是这样的人。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者,无疑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对于文明的扼杀,对于人性的摧残,一个比一个凶恶。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在这样扼杀和摧残中步入了恶性循环,始终都没有走出这个怪圈。
虽然张献忠荡平了四川,但他一直没有收复汉中。自从三国以来,汉中就属于四川的领地。出于这样的考虑,张献忠决定收复汉中,获得一个完整的四川。但是,张献忠去收复了几次,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这时候,他疑心是成都有人通风报信,才使他在收复汉中时连连吃败仗。于是,他决定剿灭内奸。然而,他又不知道内奸是谁,更不知道他躲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了不漏掉内奸,张献忠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屠城。
这次大规模屠城,西方来的两传教士是亲眼目睹了的。其中一个叫安司铎的传教士这样描述道:“1645年冬11月22日,献忠先暗谴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明天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
次日,大屠杀开始。这两个西方传教士,安司铎被安排在东门的城楼上观看,利司铎被安排在城南的城楼上观看。这时候,张献忠便分别在城东和城南的空地上,开始对近二十万无辜的市民进行屠杀。安司铎这样回忆道:“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这时候,两个传教士情词恳切、声泪俱下地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杀无辜了,但是,他俩的请求根本就没被张献忠理睬。安司铎在回忆中说:“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安司铎目睹完整个屠杀过程后,已是黄昏,日落西山,他不禁凄凉,几近崩溃的程度,在迷迷糊糊中漫步而回。一路上,他看见道旁死尸狼籍,血迹斑斑,其中还有没有被杀死的小孩在呻吟。于是,这位西方传教士就为小孩付圣洗,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入天国。在回家的路上,安司铎共付洗了12名孩子。
这两位西方传教士是来四川传授天主教义的,让他俩万万没想的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当着他们的面,演绎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是多么对立的两个世界观!在成都,这两个对立的世界观,最终是文明屈服于野蛮,是仁爱屈服于残暴,是信仰屈服于无赖,是上帝屈服于张献忠。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治,这就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东方暴戾,这就是儒家文化浸润下的中国的流氓政权和痞子革命。
张献忠在成都的大肆屠杀,还没有解他心头之恨,紧接着又开始对四川各州市县进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幼与牲畜等类,悉行诛灭,几无遗类。”由于血腥屠杀的恐怖笼罩着全川,致使流民四逃,土地荒芜,仓廪无粮,锅釜无食。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人就开始吃人,强者吃弱者,老者吃少者,少者吃病者,一时间,在四川这块土地上,四处都是人吃人的惨况。张献忠把四川人逼成了一匹匹饿狼,逼成了一群互相蚕食的畜生。土地荒废了,张献忠就收不到军粮,于是,他下令把杀死的人腌制成腊肉,供军队食用。这期间,成都各地到处是尸首,到处是瘟疫,一个美好的天府之国,一个富饶的成都平原,成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方。在成都城里,一些尸体来不及掩埋,就统统扔进河里和井里。成都的两条河,全被尸体塞满,根本无法行船。成都一万多眼井,全被尸体塞满,致使成都人无处获得饮水。
杀尽了成都人,张献忠现在准备去收复汉中了。在出发前,他开始焚烧成都,甚至连他的宫殿也不放过,统统化为一片火海。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万一出征失利,不能把成都白白留给敌人。
这时候已经是清大顺三年(1646年),汉中已被清朝所统治。在出发去收复汉中的前几天,张献忠又两次杀人。一次是杀军队中的老弱病残者。他认为这些人不仅不能打仗,而且还要消耗粮食,所以就把他们全杀了。二是杀他的老婆和孩子。他说不能把老婆孩子留给清兵去杀,因此他就亲自把他们杀了。
一切如张献忠所料,他此次出征,没有能够获得胜利,在四川西充县的凤凰山,被偷袭而来的清军乱箭射死。他死的时候,才四十二岁。
成都一位知识界的老人在描述张献忠屠城后的景象时,这样说:“成都被张献忠彻底毁了。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零散人口不计),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十三只相继走过。”四川原本是一个人口大省,被张献忠的屠杀和淫威,弄得几乎成了荒原。
西方传教士安司铎在回忆录中说:“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秉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拟由此地出川也。”
就是这样一个无比残忍、暴戾、专横、野蛮的张献忠,却被我们的教科书称为“农民革命的领袖”,这真是旷世的荒谬与荒唐!
三、李自成“均田免粮”,洪秀全“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全是假口号。要解决中国问题还须思想启蒙
中国的农民起义者,无一不是以欺骗的手段起家的。比如陈胜吴广的口号是“大楚兴,陈胜王”,张角的是“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李自成的是“均田免粮”,洪秀全的是“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宋江等人的是“替天行道”……这些口号,实在是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蛊惑性,因此,农民起义能够在一段时间里迅速成气候,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他们揭竿而起后,尤其是得到天下后,就个个都变得像张献忠一样,在无限膨胀的权力下失去了方向,迷失了自我,因而就歇斯底里地变起态来,大肆滥杀无辜,草管任命,为所欲为。
这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悲哀,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一个以专制政治为体系的集团,一个以小农经济为要害的群体,一个把儒家文化奉为神灵的民族,在他当道后,就必然加倍地蹂躏中国,奴化人民,强化自己的权威。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无一改变,更无一例外。
在这样的时候,依靠农民起义的力量是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的,只有依靠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状况。但是,几千年来,我们总是闭关自守,妄自尊大,以为自己才是世界文明的先锋,因此,我们的祖先总是把外国人称为蛮夷。殊不知,我们的每一次所谓的起义和革命,都是以国力衰退、经济凋敝、人口减少为代价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张献忠们的暴戾,就成了必然,想躲都躲不开,无数人的人头,想不落地都不行。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用无数人的血把它染红的;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以无数白骨把它支撑起来的。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说:“如果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动荡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大地上才出现了一次次血肉横飞的大屠杀。鲁迅因此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立他们的奴隶了。”
让人感到一点庆幸和欣慰的是,张献忠死了近三百年后,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等思想,终于进入中国,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国人。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_^

张贼在起初,不过也只是流寇性质,放纵士兵军纪,对抵抗的城池屠城,打家劫舍,奸淫掳掠,抢完就跑

到了后期,张贼屠城就明显带有政治色彩了,尤其是在李自成攻下北京之后,面对李自成百万雄兵,关外满洲铁骑虎视眈眈,已知道天下非自己所有,此时他认为杀的百姓都是别人的百姓,杀的士兵都是别人的士兵。以至于自己最后众叛亲离,被属下亲兵叛变,带满清军剿灭了自己
那点可怜的战斗力,与清军遭遇被一箭射下马来,部下作鸟兽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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