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举魏晋时期的文学成就.

魏晋时期文学，艺术成就有哪些~

文化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突出特点 （1）科学技术成就突出。如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计算，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2）思想界异常活跃。道教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打上了佛教的烙印。 （3）体现民族融合的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和成就，体现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民族风格。 （4）带有分裂割据的烙印。此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不同的地域文化，带有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南北民歌风格炯异。
　　编辑本段文化文学与科学成就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南北朝文学——作品选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综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文学自觉的标志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辑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新的文学思潮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 分类 朝代 代表人物 主要成就
　　数学 南朝 祖冲之 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儿后第七位，领先世界近1000年。
　　农学 北朝 贾思勰 《齐民要术》
　　地理学 北魏 郦道元 《水经注》
　　书法 东晋 王羲之 《兰亭序》等
　　绘画 东晋 顾恺之 《女史箴图》《洛神赋图》
　　思想 南朝 范缜 《神灭论》
　　石窟雕塑

　　大同云冈石窟 洛阳龙门石窟

　　编辑本段园林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对我国园林艺术创作中的布局、构图、手法等，都有较大的影响。 他的六法其一是“气韵生动”，“气韵”是一幅画的总的艺术效果和它的艺术感染力。所谓“气韵生动”，就是要求一幅绘画作品有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 其二是“骨法用笔”，即绘画的造型技巧。“骨法”一般指事物的形象特征；“用笔”指技法，用墨“分其阴阳”，更好地表现大自然的阴阳明晦、远近疏密、朝幕阴晴，以及山石的体积感、质量感等。下笔之前要充分“立意”，作到“意在笔先”，下笔后“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一气呵成，画完后又能作到“画尽意在”。 其三是“应物象形”，即物体所占有的空间、形象、颜色等。 其四是“随类赋彩”，即画家用不同的色彩来表观不同的对象。我国古代画家把用色得当和表现出的美好境界，称为“浑化”，在画面上看不到人为色彩的涂痕，看到的是“秾纤得中”，“灵气惝恍”的形象。我国山水画家在色彩运用上的这种“浑化”的境界，与我国园林艺术中的建筑、绿化、山水等色彩处理上的清淡雅致等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但自然中的景色入画，画的色彩是不变的，而园林艺术的色彩却可以随着一年四季，或一天内早中晚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园林与绘画的不同特点，也是绘画达不到的。 其五是“经营位置”，即考虑整个结构和布局，使结构恰当，主次分明，远近得体，变化中求得统一。我国历代绘画理论中谈的构图规律，疏密、参羡、藏露、虚实、呼应、简繁、明暗、曲直、层次以及宾主关系等，既是画论，更是造园的理论根据。如画家画远山则无脚，远树无根，远舟见帆而不见船身，这种简繁的方法，既是画理，也是造园之理。园林中的每个景点，犹如一幅连续而不同的画面深远而有层次，“常倚曲阑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这都是藏露、虚实、呼应等在园林建筑中的应用，宜掩则掩，宜屏则屏，宜敞则敞，宜隔则隔，抓住精华，俗者屏之，使得咫尺空间，颇能得深意。 其六是“传移模写”，即向传统学习。 从魏晋开始，南北朝的园林艺术向自然山水园发展，由宫、殿、楼阁建筑为主，充以禽兽。其中的宫苑形式被扬弃，而古代苑囿中山水的处理手法被继承，以山水为骨干是园林的基础。构山要重岩覆岭、深溪洞壑，崎岖山路，涧道盘纡，合乎山的自然形势。山上要有高林巨树、悬葛垂萝，使山林生色。叠石构山要有石洞，能潜行数百步，好似进入天然的石灰岩洞一般。同时又经构楼馆，列于上下，半山有亭，便于憩息；山顶有楼，远近皆见，跨水为阁，流水成景。这样的园林创作方能达到妙极自然的意境。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文人雅士厌烦战争，玄谈玩世，寄情山水，风雅自居。豪富们纷纷建造私家园林，把自然式风景山水缩写于自己私家园林中。如西晋石祟的“金谷园”，是当时著名的私家园林。石祟，晋武帝时任荆州刺史，他聚敛了大量财富广造宅园，晚年辞官后，退居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畔之“河阳别业”，即金谷园。据他自著《金谷诗》：“余有别庐在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田四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晋代著名文学家潘岳有诗咏金谷园之景物，说明石祟经营的金谷国，是为老年退休之后安享山林之乐趣，并作为吟咏作乐的场所。地形既有起伏，又是临河而建，把金谷涧的水引来，形成园中水系，河洞可行游船，人坐岸边又可垂钓，岸边杨柳依依，又有繁多的树木配置，养鸡鸭等，真是游玩、吃喝皆具了。 北魏自武帝迁都洛阳后，大量的私家园林也随之经营起来。据《洛阳伽兰记》记载：“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争，祟门丰室、洞房连户，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芸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入其后园，见沟读赛产，石蹬碓尧。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 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洛阳造园之风极盛。在平面的布局中，宅居与园也有分工，“后园”是专供游憩的地方。石蹬碓尧，说明有了叠假山。朱荷出池，绿萍浮水。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的绿化布置，不仅说明绿化的树木品种多，而且多讲究造园的意境，也即是注意写意了。 私家园林在魏晋南北朝已经从写实到写意。例如北齐庚信的《小园赋》，说明了当时私家园林受到山水诗文绘画意境的影响，而宗炳所提倡的山水画理之所谓“坚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回”，这成为造园空间艺术处理中极好的借鉴。 自然山水园的出现，为后来唐、宋、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魏晋时期主要文学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自觉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
　　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
　　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及12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文章缘起》分为84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2、文学理论
　　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魏)刘卲(或作“劭”、“邵”)的《人物志》总结了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宋)刘义庆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的生动事例。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偏重在识鉴人才、拔擢俊彦，所以品评的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评议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如《世说新语》中的这些品题：“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品藻》)“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朗、率、达、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等，其中最常见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下风、玉树、玉山、云中白鹤、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人物审美的兴盛，对文艺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如“风骨”、“骨气”、“风神”、“清虚”、“清通”、“高远”、“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着文艺批评，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就是明证。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关于外部原因，它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风俗、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关于内部规律，它总结为“通”和“变”(《通变》)，也就是继承和创新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刘勰在《明诗》等篇中论述了一些文体在历代的演变过程，《才略》则评论了历代的作家，这些论述已成为后人研究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关于创作论，陆机在里就有深入的探讨了，特别是对驰骋想象，捕捉形象，发挥独创性，以达到“意称于物”这个过程，描述得相当精彩。在《文心雕龙》中创作论这一部分是全书精粹，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概括，如“神思”、“体性”、“风骨”、“定势”、“情采”、“隐秀”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总集的编纂是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李善注《文选》六十卷，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三首和《古诗十九首》，共七百馀篇。此书的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等37大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之下再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如赋又分为“京都”等许多小类。其中诗占了将近13卷的篇幅，共334首，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从萧统所选诗歌可以看出，他带有较大的宽容性，他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陆机52首、谢灵运40首、江淹31首，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在标举第一流的诗人这方面，萧统的眼光并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视的优秀诗人(如陶渊明、鲍照)这方面，他却有极高的眼光。陶渊明入选8首，鲍照入选18首，他们在《文选》中得到这样高的地位，说明萧统是一位很有文学眼光的选家。《文选》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泛重视，并逐渐形成“文选学”，它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
　　3、文学思潮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被后人奉为圭臬。
　　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
　　4、文人风尚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这种在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曹操的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千里无鸡鸣”说出人烟的荒凉，“生民百遗一”说出人口的锐减。陶渊明的其四说：“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写到整个村庄的灭绝。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从陶诗看来，他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楚辞》中的、《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的寄托。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如曹操的、《精列》，曹植的《游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何劭的，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隐逸思想早在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隐逸主题可以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汉代张衡的《归田赋》，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到了魏晋以后，沿袭《招隐士》的作品有左思和陆机的《招隐诗》、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沿袭《归田赋》的作品有潘岳的。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锺嵘《诗品》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至于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表达隐逸思想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了。隐逸主题的兴起与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曹操（155～220年）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同时也是建安文坛的领袖。
曹操的诗歌，现存二十余首，都是乐府诗。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的深重苦难。《薤露行》写何进企图借用军阀力量消灭宦官，结果自己反而先被宦官消灭，并导致董卓来洛阳作乱。《蒿里行》写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及义军内部你争我夺的情形，诗末6句高度概括了生民百姓遭受的苦难，抒发了诗人伤乱忧时的情怀，被称为“汉末实录”。另一部分诗表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短歌行》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和统一天下的壮志。《观沧海》描绘了大海吞吐宇宙的博大气象，表现出诗人的宽阔襟怀。《龟虽寿》则抒发了老当益壮的壮志豪情。
曹操的诗歌，语言质朴自然，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创作精神，形成古直、悲凉。慷慨沉雄的诗歌风格。曹操用自己的诗文创作成功地影响了一代诗风，为建安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曹植（192～232年），曹操的第三个儿子。他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诗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
他的诗以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热烈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表现出渴望建立功业的进取精神。《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战功显赫、忠贞爱国的游侠形象，寄托诗人慷慨激昂的豪情和对功业的渴望。《鰕鱼旦篇》中，诗人自比为鸿鹄，把“势利惟是谋”的小人比喻为“不知江海流”的鰕鱼旦，并立志成为“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 的壮士，表现出超尘脱俗的非凡气概。后期诗歌，主要诉说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苦闷和遭受压抑迫害的悲愤。《赠白马王彪》写于223年，当时作者与曹彰、曹彪一同去洛阳朝会，曹彰暴卒，后来诗人与白马王曹彪返回封地时，监国使者规定二人不能结伴同行，诗人与曹彪被迫分手时写下此诗。诗歌痛斥了曹丕手下挑拨曹氏兄弟情义的佞臣，表达对曹彰的深切悼念，抒发诗人淤积在心头的悲愤之情。这首诗凝聚了诗人遭受政治重压而产生的以悲愤为基调的复杂感情，真切感人，是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的著名抒情长篇。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是第一位大力创作五言诗的文人，其诗歌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典雅、《楚辞》曲折迂回的表达、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传统，大大提高了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曹植的诗歌善用象征手法，如《野田黄雀行》用鹞和罗网喻恶势力，黄雀喻受苦者，少年喻反抗者，比喻生动而贴切。他的诗还讲究对偶、炼字和声色，如《公宴诗》“秋兰被长级，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对偶工整，选词精当，表现出深厚的语言素养。钟嵘《诗品》称其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曹植的辞赋、散文也很出色。《洛神赋》描写一个人神恋爱的悲剧，通过描绘对洛神的追求与幻灭过程，抒发作者政治上的失意和理想的破灭。想象丰富，词采富丽，体物写志，情意绵绵。

王粲（177—217年），在建安七子中成就最高。他的诗以《七哀诗》3首为代表。第一首描写192年董卓部将李榷、郭汜在长安作乱，诗人避难荆州途中的见闻。诗中用“白骨蔽平原”高度概括了战乱中生灵涂炭的惨景，以饥妇弃子的特写镜头揭露了无辜百姓的深重灾难。王浆诗感物兴怀，忧世悲己。
《登楼赋》是王莱滞留荆州登当阳城楼所写。作者从眼前的自然美景人手，抒写心中“虽信美而非吾士”的思乡之情，与在刘表手下不受重用的抑郁悲愤融为一体。《登楼赋》即景抒情，感人真切，是脸炙人口的抒情小赋。

蔡琰（生卒年不详），即蔡文姬。董卓乱中，她被胡人掳掠至南匈奴，嫁给胡人，滞留12年，生两子，后被曹操赎回，重嫁董祀。她的五言《悲愤诗》是一篇自传性质的长篇叙事诗，诗歌叙述了自己悲惨的经历，展现了汉末战乱中妇女的不幸遭遇。诗歌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通过细节描写，具体生动地描写各种场面和人物心态，真切感人，催人泪下。

阮籍（210～263年），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曹魏后期统治者昏庸无能，司马氏掌权，大肆诛杀异己，文人命运与建安时大异。阮籍用酣饮和无所作为消极反抗，躲避迫害。在生活中，他佯狂放诞。在诗歌中，他用隐约曲折的表达方式倾泻他内心蕴藏的悲哀、苦恼和愤意，82首五言《咏怀诗》为其代表。这组诗非一时一地所作，表达了诗人一生对动乱政治、对短暂人生、对污浊社会的复杂思想感情。第一首诗中，“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可视为组诗的总纲。其中，有的诗感叹时光飞逝，人生短暂，如“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第32首）。有的诗感叹世事的反复、名利的烦恼，如“繁华有憔淬，堂上生荆杞”（第3首），“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呢怀反侧，骨肉还相仇”（第72首）。有的诗对历史和现实发出沉重哀叹，如“萧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第31首）。有的诗表达对虚伪礼法的蔑视，如“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第67首）。有的则是对壮士豪情壮志的讴歌，如“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第39首），等等。作者用咏怀手法充分抒情，开咏怀诗体之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
阮籍诗常借比兴、象征手法委婉曲折地表情达意，寄托怀抱。钟嵘《诗品》评价其诗歌特点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这也正代表了正始诗歌的艺术风貌。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诗人，是五言诗发展史上一位重要的作家。
阮籍的辞赋多借题讥讽，辛辣尖刻。《猕猴赋》以猕猴喻人，酣畅淋漓地描绘了巧言伪诈的奸佞之徒的丑陋嘴脸；《大人先生传》将虚伪的礼法之士比喻为裤子里的虱子，生动巧妙地讽刺了礼法之士伪善欺世的丑态。

陆机（261—303年），太康文坛最著名的作家。陆机诗多拟古、赠答酬唱之作，内容为士大夫的一般感慨，但他的诗追求辞藻的繁富和对偶的工整，探索了语言艺术的形式美，是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
陆机的赋文成就较高，《吊魏武帝文》写得凄婉动人，《演连珠》表现了他运用骄偶文字的熟练技巧，《文赋》则是一篇富有文彩的文学理论著作，其“诗缘情而约靡” 的主张影响很大。

左思（250？—305？年），在崇尚繁得的西晋诗坛上卓尔不群，他继承发扬“建安风骨”的传统，诗歌借古讽今，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
左思曾以《三都赋》名震京都，“洛阳为之纸贵”，但确立他文学史上地位的是《咏史》诗8首。其主要内容是抨击当时社会对出身低微的人才的不公平现象，表现了诗人对门阀士族的蔑视和抗争。第二首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胃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诗中用松草为喻，形象地揭露了门阀社会对人才的压抑。而“被揭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第5首）表现出作者豪迈而悲壮的气概。左思《咏史》诗开拓了借咏史以抒怀的新路，对后世影响很大。

刘琨（270～317年）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志士兼诗人，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成为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范例。刘琨诗现存仅3首，都是他后期保卫中原战斗生活的历史见证。《扶风歌》描写他赴任并州刺史并招募千余士兵，历尽艰辛到达任所晋阳的情况，披露诗人的爱国至诚和对前途的忧虑。《答卢谌》和《重赠卢谌》是其绝命诗，刘琨与石勒交战兵败，投奔幽州刺史段匹碑，后因事得罪段，遂陷缧绁而死。诗作激励卢谌为国立功的同时，也抒发了诗人自己山穷水尽、英雄失路的无限悲哀的感情。《重赠卢谌》中的名句“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令人掩卷鼻酸。刘琨诗感情深厚、悲壮刚健。元代元好问《论诗绝句》高度称赞他的诗歌，说“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将刘琨与建安诗人相提并论，表明其诗可上追建安风骨。

郭璞（276～324年）是西、东晋更替之际的诗人。其诗以《游仙诗》14首为代表，他用华美而形象的文字，将隐士、神仙境界写得生动传神，如“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黄”（第1首）等。郭璞诗继承比兴寄托传统，借游仙抒怀，表达自己的苦闷失意之情。如第5首：“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硅漳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抒写人间黑暗，无法施展才华，自己又不愿明珠暗投、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情怀。因此，郭璞诗与当时盛行的玄言诗大异其趣，《诗品》评价为“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

陶渊明（365～427年）是东晋末期的著名诗人。他渴望在美好而自由的田园生活中保持高洁的人格，并用大量诗文出色地描绘了他归国田居的生活，生动记载了他回归自然的心路历程。他的作品和人品事迹，对后世文人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陶渊明诗今存一百二十多首，辞赋、散文十多篇，最重要的是其田园诗、咏怀诗和咏史诗。诗人笔下的田园不仅仅是诗人安身立命之所，更是一个与黑暗现实、污浊官场相对立的理想境界。《归国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人一方面把现实社会、官场比为“尘网”、“樊笼”，表达了诗人深恶痛绝的感情；另一方面细致描绘了田园的纯洁、幽美，流露出由衷的热爱。《桃花源诗并记》中，诗人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桃花源”，在这里，人人劳动，生活富裕，社会安宁。这是作者回归田园思想的升华，由个人的摆脱“樊笼”、得到解脱、追求个体的自由，变为追求全社会的自由、美好和幸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表达了作者至真至美的人生境界。
还有一些田园诗反映了诗人躬耕田野的劳动生活及其体验。《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描写了一个披戴月色，从草木丛生的小径上荷锄归来的除草者的劳动形象。田间劳动，作为自食其力的隐士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诗人肯定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并由衷喜爱它，正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所写：“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田园诗的成功创作，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成为后世一个重要的诗歌题材。
另有一些诗歌表现了诗人守志不阿的人品：“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饮酒》其八）。凌霜盛开的菊花和经冬不凋的青松，正是诗人挺立不屈的人格的象征。咏怀诗则集中表现了诗人内心的矛盾苦闷；“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二），“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杂诗》一），让我们感受到诗人内心的不平静。咏史诗则展现了诗人性格中豪放慷慨的一面，《咏荆轲》热情歌颂了不惜生命、勇于除暴的壮士荆闽，《读山海经》第10首歌颂精卫和刑天虽死不屈的精神。
陶渊明的诗用极普通的“田家语”，描写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富有真情实感，达到一种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的境界。这与当时的玄言诗风迥然有别。对此，苏武给予极高评价：“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陶渊明的辞赋散文，也新颖别致。《五柳先生传》不足二百字，却写出了传主的爱好、生活态度及思想性情；《自祭文》为自己写祭奠文章，别具一格；《闲情赋》则用铺排手法，表现了男女之间的深厚感情，是一篇著名的爱情赋。

谢灵运（385～433年），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个著名诗人。其山水诗大多写在他出任永嘉太守之后。这些诗用语富丽精工，带着高门主人的闲散情调，描绘了永嘉、会稽、彭嘉湖等地的自然景色。“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用拟人手法写山间美景；“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写秋夜的旷远；“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写冬夜的寒峭；而《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因对初春景色的细腻描写而为人所传诵。
谢灵运诗的最大特点是有句无篇，过分雕琢，体现了《文心雕龙》所概括的山水诗的特点：“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他的诗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风。

鲍照（414？一466年），现存诗歌二百多首，《拟行路难》18首是其代表作品。鲍照诗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士族门阀制度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拟行路难》其六写道：“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其情悲愤满怀，难以自抑。另一重要内容是反映边塞士卒的生活，如“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代出自蓟北门行》），描写边塞战地的艰苦酷寒景色，对唐代边塞诗有较大影响。另外，《代放歌行》、《代贫贱愁苦行》等诗篇反映了社会底层贫寒贤士受压抑的痛苦心情。鲍照诗内容丰富，感情奔放，呈现雄健豪放的特点。
鲍照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还在于他创造了以七言为主的歌行体。他以丰富的内容充实了这种来源于乐府的歌谣体，并用革新的精神改造它，变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或自由换韵，为七言体诗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对后世影响很大。

谢眺（464—499年），南朝齐诗人。他的诗受谢灵运影响很大，刻画景物，细致逼真，有不少名句。如“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写远处疏淡的归帆江树；“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游东田》）写鱼游鸟飞的初夏景物等。谢眺发展了山水诗，并形成自己的特色，完全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写景与抒情彼此交融，增强了山水景色的艺术形象特色，从而形成清新流丽的诗歌风格。
谢眺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讲究四声音律，对仗工整。其中的一些短诗，如《王孙游》、《玉阶怨》等，音调和谐，情致含蓄，对五言绝句的形成和发展有影响。

庚信（513～581年），南北朝最后一位重要作家。他早年生活在江南，是梁代著名宫廷诗人。他早期的作品多属宫体诗，形式综艳，内容贫弱，多奉和、应酬之作。他后期诗文的风貌与其生活经历大有关系：554年，他奉梁元帝之命出使西魏，被扣留在长安做官。北周取代西魏之后，他继续担任北周官职。这时他的诗文内容和风格随之转变，《拟咏怀》27首及《哀江南赋》是其代表。内容多倾诉对故国的怀念，对坎坷人生的悲叹及屈仕敌国的痛苦。而长期的北方生活，又增加了他作品中辽阔苍凉的北国气息，如“流星夕照镜，烽火夜烧原”，“轻云飘马足，明月动引弰”（均见《拟咏怀》），诗风转变为苍凉悲壮、刚健深沉。
庚信的早期诗歌，受齐梁新体诗风影响，注重声律，讲究对仗，而某些诗篇甚至暗合唐代近体诗的平民，如七言《乌夜啼》。五言《晚秋诗》等，对唐人影响最为直接。他后期的文学创作，受北朝文学影响。妇熟的创作技巧与厚重的人生经历结合起来，使他的艺术造诣达到新的高度，杜甫《戏为六绝句》称其为“庚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46、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主力和代表，是“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由于曹氏父子的努力，“七子”及杨修、敏钦、蔡琰等一大批作家被招致邺下，形成了生机勃勃的邺下文人集团。

　　47、“三曹”是曹操、曹丕、曹植：“七子”指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48、曹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曹操诗、文俱佳，散文形式自由，作风清峻通脱。他被鲁迅誉为“改造文学的祖师”。他的《蒿里行》被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49、曹操不愧为建安文学的核心人物，其诗文都有开一代风气之功劳。其以乐府古题写时事，不仅开创了乐府诗歌创作的新风，而且为后世诗歌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他于五言腾踊的时代，又使四言诗重放光彩，对嵇康、陶渊明、韩愈等人的四言诗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0、曹丕的《燕歌行》用代言体，全诗均用七言，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在中国七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曹丕也擅长散文及辞赋。其《典论》一书中的《论文》长于议论。其名作有《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
　　51、曹植后世称之为“陈思王”或“陈王”，他是第一个大力写五言诗的作家，钟嵘称他“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植把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完全成熟。
　　钟嵘称之为“建安之杰”。《洛神赋》为其名作。另有《与吴季重书》、《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
　　52、孔融的散文有《论盛孝章书》、《荐祢衡表》，曹丕说他“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刘勰称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其《七哀诗》三首最为有名，其辞赋《登楼赋》最负盛名。
　　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阮瑀有 《驾出北郭门行》。刘桢当时与曹植并称“曹刘”，他的《赠从弟》三首写得最好。徐干著有《中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是一篇长达540 字的自传体叙事诗，对杜甫的《五百字》和《北征》等有很大影响。
　　53、祢衡有《吊张衡文》、《鹦鹉赋》。诸葛亮有《出师表》。
　　54、正始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和嵇康。
　　55、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是阮籍的代表作，首创了我国五言古诗抒情组诗的体列。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作五言诗的人……钟嵘评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他的文长于论著，最有名的代表作是《大人先生传》。
　　56、嵇康的诗兼有四言、五言、六言、乐府及骚体，但以四言诗成就最高，代表作是《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和《幽愤诗》。刘勰称嵇诗“清俊”，钟嵘称嵇诗“俊切”。文章有《太师箴》。其《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中，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刘勰说嵇康之文“兴高而采烈”，“师心以遣论”。
　　57、太康年间的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名噪一时。傅玄和张华，是西晋初年的著名诗人。傅玄以乐府诗见长，有《秋胡行》、《秦女休行》。钟嵘称张华的诗“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58、潘岳“善为哀诔之文”，《怀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等，均以叙哀情见长。
　　纪念忘妻的五言《悼亡诗》三首，为传世名作。
　　59、陆机被钟嵘奉为“太康之英”。他是骈文的奠基人。其骈文有《吊魏武帝文》、《叹逝赋序》、《豪士赋序》。论文名作有《文赋》。
　　60、左思的代表作是《咏史》八首。他是太康，以至西晋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刘勰认为其《咏史》诗“五言之警策”，并极力推崇“左思风力”。左思的辞赋，名气最大的是《三都赋》，洛阳纸贵。
　　61、郭璞工诗善赋。其诗今存二十余首，《游仙诗》十四首为其代表作。钟嵘认为其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词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62、东晋的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桓温、庾亮、支遁等，而以孙、许为代表。
　　63、陶渊明的三篇辞赋，《闲情赋》仿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等而作。《感士不遇赋》仿董仲舒、司马迁同题之作。其辞赋中最为出色的是《归去来兮辞》。陶渊明的散文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元好问论陶诗云：“豪华落尽见真淳”。梁代萧统曾编定《陶渊明集》八卷。
　　64、南朝诗歌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刘宋时期山水诗的代表作家是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世称“元嘉三大家”。齐及梁初为“永明体”形成和繁荣时期，代表作家是沈约、谢朓等。梁中叶至陈为“宫体诗”兴盛时期，代表作家是萧纲、萧绎、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
　　谢灵运被钟嵘称为“元嘉之雄”，他与颜延之并称“颜谢”。
　　65、鲍照的代表作是《拟行路难》。钟嵘称鲍照“才秀人微”。其风格豪放俊逸，杜甫说：
　　“俊逸鲍参军”。
　　66、沈约提出了“文章当从三易”的著名论点，即“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
　　67、谢朓的创作主张是“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他是永明体的旗帜，是齐梁诗坛的“首杰”
　　和“冠冕”。
　　68、萧纲提出“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萧纲与其弟梁元帝萧绎和徐摛、庾肩吾等宫廷文人大煽宫体诗风，又均以写艳体著称，人们遂称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为“徐庾体”。“一洗《玉台》之陋，顿开沈宋之风。”所指的诗人是阴铿。
　　69、鲍照是宋代的骈文高手，其名作是《登大雷岸与妹书》。齐梁时期的骈文也不乏优秀之作，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陶宏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出自《与陈伯之书》。
　　70、徐陵是梁陈时期著名的骈文作家，《玉台新咏序》为其代表作。
　　71、宋代的辞赋作家首推鲍照，以《芜城赋》最负盛名。
　　72、谢惠连和谢庄也是宋代知名的赋作家。谢惠连以《雪赋》最著名，谢庄以《月赋》最著名。
　　73、江淹赋今存二十八篇，而最为世人所传诵者，是《别赋》和《恨赋》。
　　74、北魏末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其中声名较著者有温子升、邢邵和魏收，号称北地三才。
　　75、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庾信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庾信的抒情小赋有《枯树赋》、《竹杖赋》、《伤心赋》、《小园赋》等，均为传诵名作，而《哀江南赋》则是其最具代表性的赋作。庾信又是一位骈文大家，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哀江南赋序》。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继往开来，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76、自齐梁之后，南朝散文日衰，而北朝却出现了几部别开生面的散文名著：颜之推《颜氏家训》、郦道元《水经注》、杨炫之《洛阳伽蓝记》。
　　77、南朝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吴声歌曲，二是神弦曲，三是西曲歌。南朝民歌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是抒情长诗《西洲曲》。
　　78、中国古代小说的源头，可追溯到远古的神话和传说。
　　79、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志怪小说以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其中较著名的有《范寻》、《淳于伯》、《东海孝妇》、《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等。其他志怪小说还有王嘉的《拾遗记》，托名曹丕的《列异传》，张华的《博物志》等。
　　80、以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轶事小说在魏晋南北朝也颇盛行，今存比较完整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它是这一时期轶事小说的代表作。它以魏晋知识分子为主要记载对象，鲁迅称之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
　　81、建安以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的专著。魏晋时期，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葛洪的《抱朴子》等文学批评著作，其中尤以《典论。论文》和《文赋》影响最为深远。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文学理论批评专著，他把文章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明确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的观点，还提出“文以气为主”等观点。
　　82、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83、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意识的明确和作家对作品艺术性的自觉追求，“文”“笔”之说流行。刘勰以有韵无韵来区分文笔。梁元帝萧绛指出“文”的特点应该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萧统延集文人编订的《文选》中提出了“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标准。
　　84、《文心雕龙》创作于齐代，共五十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
　　85、《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论诗的著作，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钟嵘对诗歌创作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诗的“滋味”问题，诗的“真美”原则，诗歌应该将“穷情”与“写物”结合起来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文人志士们也开始关注自然的美和自身发展，逐渐摆脱儒学的束缚，让魏晋时期的文学自然得到延伸，形成了文化繁荣的局面。作家杨大侠杨科分析，关注自己就是促进人文。

曹植 蔡琰 曹操
曹丕 曹睿 曹摅 繁钦
傅玄 何应龙
刘桢 陆机
李俊明 刘琨 陆云 卢谌 潘岳 阮籍 阮瑀 孙绰 苏文饶 孙楚 石崇 魏晋无名 王粲 文廷式
徐干 应玚 应璩 袁宏 张协 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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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源区17399068181：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学和艺术上有哪些成就? ？
塞樊复方：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

武陵源区17399068181： 魏晋时期的文化成就都是哪些? - ？
塞樊复方：[答案] 在晋代,边疆民族进入中原,经过民族交会,同化于夏族之中,游牧民族带来的草原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中原汉人南下,... 晋朝虽为自汉末以来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但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等方面也有新的发展,例如王羲之及...

武陵源区17399068181： 魏晋南北朝文学成就和总体特点 - ？
塞樊复方：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自觉的突出标志是:(1)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及以老庄为主体的玄学的风行,带来了文人思想观念的解放和个体人格精神的自觉,使文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中挣脱出来,走向了广阔的天...

武陵源区17399068181：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 ？
塞樊复方： 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歌成就比较高; “乐府双璧” ②人称赞, 建安文学推“三曹”③; 田园鼻祖是陶潜,“采菊”遗风见节操. 《史记》首开纪传体,号称“无韵之离骚”; 班固承续司马意④,《汉书》断代创新招; 贾谊雄文《过秦论》,气势酣畅冲云霄; “出师”二表名后世,《桃花源记》乐逍遥. 辞赋盛行多空洞,张衡《二京》似惊涛. 文学批评也兴起,《文心雕龙》真高超. 骈文追求形式美,小说初起尚粗糙.

武陵源区17399068181： 两晋文学诗歌创作的基本成就 - ？
塞樊复方： 西晋文坛正如刘勰所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西晋王朝虽然不大重视文学,但仍然涌现了不少的人才.钟嵘在《诗品序》里就列举了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等8个诗人,说...

武陵源区17399068181： 列举中国古代不同时代的文学特色成就及杰出的文学家 - ？
塞樊复方： 1、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有两源,现实主义和浪漫. 《诗经》分为风雅颂,反映现实300篇①?. 手法牢记赋比兴,名篇《硕鼠》与《伐檀》. 浪漫主义是《楚辞》,《离骚》作者为屈原.? 先秦散文有两派,“诸子”、史书要记全. 儒墨道法...

武陵源区17399068181： 东晋时期我国文学艺术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什么? ？
塞樊复方： 东晋时期我国文学艺术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出现了书法大家王羲之”~~ 王羲之(公元303-361年,一作321-379年),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

武陵源区17399068181：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文化有哪些成就急急急 ？
塞樊复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文化成就有:科技:南朝的祖冲之在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的数值计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领先世界一千多年.北朝贾思勰写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农业科学著作,在世界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综合性的地理专著.文化:东晋的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代表作《兰亭序》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东晋的顾恺之是著名的画家,最擅长人物画,代表作有《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北朝时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是著名的两大石窟.

武陵源区17399068181： 魏晋时期美学或文学的著作有哪些 - ？
塞樊复方： 名称: 魏晋南北朝文学 文学发展阶段: 古代文学 跨越年代: 386-589 跨越朝代: 三国时代-南北朝时代 代表作家: 刘勰 嵇康 曹丕 曹操 曹植 代表作家: 诸葛亮 谢灵运 郦道元 陶渊明 鲍照 代表作品: 兰亭集序 出师表 巫峡 幽愤诗 文心雕龙 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