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后期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运动

农民起义，为什么先倒下的永远都是“带头大哥”？~

“农民起义能助推历史进程的发展”这句话在中国还是很有效的。所以历史上，在封建社会一直细数到现代，每隔百十年，中国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农民起义“沉重的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调整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朝及时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大变革，从来都不是温和的改进，它的使命不是寻求变革或改良，它的使命是彻底的“改革”—改朝换代。我们所熟悉的就有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隋末农民大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元朝的红巾军起义，明朝的闯王起义，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国起义等等。这些起义加速或导致了王朝的灭亡。但是很遗憾，这些起义的“带头大哥”，最后都完蛋。他们无一例外都成了另一个王朝建立者的垫脚石。


陈胜吴广的故事为大家所熟知的原因，因其是农民起义史上的重大开启，打响了防抗暴秦的第一枪，最后成全了流氓刘邦的汉家江山；黄巾起义，席卷全国，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国大乱斗；隋末农民大起义遍地烽烟，三十六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最后还是隋朝大表弟李渊入主长安，一统天下；黄巢起义，最后便宜了残暴不仁的后梁禽兽朱温，开启了五代十国的乱世纷纷；红巾军起义，使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夺得天下；闯王起义，最后得利的却是满清入主中原；晚晴的太平天国起义，使英法俄等列强在中国内斗中占尽了好处。

纵观历史你会发现，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似乎最后的结果只是在不断重复着用一个朝代去代替另一个朝代。因为残酷的封建剥削使生活无法维持，于是他们成了第一个打破命运枷锁的造反者。但封建农民的局限性又使他们在得到一定的成果后，就安于现状，贪图享受，没有长远目标。先倒下的永远都是“带头大哥”，最终只能为他人做嫁衣！成了另一个王朝建立者的垫脚石。

认清蒙古建立的元朝
文章提交者：东方飞龙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一、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奴隶社会


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更接近奴隶社会。元朝所处的历史阶段撑死了算半封建半奴隶社会比起几百年前的唐朝的封建文明阶段来说都是大大的落后。和宋朝人民自由的经济商业社会更是大大的落后，至少落后几百年的文明进程。


元朝统治实行领主分封制、工奴制这些都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元朝大量“驱口”（奴隶）极其普遍的存在，证明元朝是奴隶社会。在开设的“人市”可以任意买卖驱口。在元朝一个中等官员就可能有人上百个驱口，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口往往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有七千多个驱口。


驱口就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驱口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政府纳赋。元朝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主人杀死无罪驱口杖八十七，良人打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杀一个“驱口”与私宰牛马的刑罚几乎相等。元朝佃户地位也极其低下，元朝法律规定：主人打死佃户只杖一百七。在元朝曾是自由之身的农民再度沦于农奴的命运。


元朝不止用法律的形式赤裸裸的宣布各族人的不平等，也赤裸裸的宣布同种人的极度不平等。元朝这个由低级原始民族游牧部落建立的朝代使中国又回到了奴隶社会。


二、元朝不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强的朝代


目前许多中国人认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强的朝代，这是一种误解。大大的认识错误。元朝灭了南宋后迅速腐化堕落。其腐化堕落的程度与速度比满清的八旗子弟有过之而无不及。忽必烈很窝囊，对日本、瓜哇的讨伐皆力不从心，死时很窝火。忽必烈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现在吹嘘蒙古的人只有吹嘘铁木真，而铁木真死时根本就没有统一中国，别说南宋就是金朝都没完全攻占。元朝对外战绩可谓其差无比。


元朝自统一中国后，其对外战争几乎是次次失败。众所周知忽必烈于公元1274年（至元十一年）、公元1281（至元十八年）两次发动对日本的远征，皆以惨败而告终。从此日本人开始从仰视中国到蔑视中国。公元1282（至元十九年）、公元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军队两次征伐安南（今越南北部）最后的结果还是都以惨败告终。公元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元军远征占城（越南中南部），公元1293年（至元三十年）远征瓜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又是均以失败告终。忽必烈抱着遗狠耿耿于怀而死，忽必烈之后元朝谈不上对外有什么战绩。历史再次证明，擅长掠夺贫穷的流氓强盗，喜欢不劳而获的原始游牧民族再抢到富贵的学者文明人的财富，享受到幸福后，它们往往表现得更贪生怕死。

元朝成立后对外战绩是其差无比的。元朝不仅根本没有给中国增光，反而给中国丢尽了脸。


三、“倭寇之祸”是从元朝开始的


许多国人大概都以为“倭寇之祸”始于明朝，其实“倭寇之祸”是从元朝开始的。公元1308年（元武宗至大元年）倭寇在庆元“城郭，抄略居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倭寇欺负中国的记载。元政府对倭寇入侵表现得无能为力。公元1309年（元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尝言：“两浙沿海濒江隘口，地接诸蕃，海寇出没。”枢密院官议：“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元朝统一中国后不到三十年已经被日本人欺负了。


元朝末年倭寇更是日益猖獗，红巾军起义时占领辽东的金、夏二州后，“倭人攻金夏州，杀红军据其州者，即奏遣人往赏赉而抚安之。”此时元政府竟然无耻到派人加赏倭寇。


四、元朝用法律形式规定妇女不许改嫁


公元1311年（元朝武宗至大四年）元政府颁布的法律明令规定“命妇夫死不许改嫁。”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用法律形式明确限制妇女改嫁鼓励妇女守节。在《元典章》记载着“不改嫁誓状”、“失节不封赠”、“奁田需听夫家为主”等等压迫妇女权益的法律。


宋朝妇女改嫁比比皆是，宋朝在法律上从未限制妇女改嫁，在关于妇女改嫁的法律上比唐朝还要宽泛、自由。可是中国有些竟认为宋朝不许妇女改嫁。很奇怪怎么能把元朝的行为怪在宋朝身上呢？


五、率先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是元朝


率先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不是明朝而是元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施行海禁的政府，元朝前后一共搞了四次海禁，四次关闭市舶司，禁止平民出海贸易。


第一次海禁从公元1292年（世宗至元二十九年）到公元1294年（世宗至元三十一年）止。第二次海禁公元1303年（成宗大德七年）到公元1308年（武宗至大元年）止。第三次海禁从公元1311年（武宗至大四年）到公元1314年（仁宗延枯元年）止。第四次海禁从公元1320年（仁宗延佑七年）到公元1322年（英宗至治二年）结束。后来由于南宋地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实际元朝已经失去对沿海的控制能力，所以以后再无力实行海禁。


元朝禁止出口的货物比宋朝多，不仅包括铜钱、金银铁、粮食、弓箭、马匹、兵器连中国传统的重要出口手工业品丝绵、缎匹、销金绫罗等也被列为禁止出境货物。元朝出海的限制、要求远比宋朝严苛，出海凭证也远比宋朝繁琐复杂。元朝实行的种种严苛措施使中国海外贸易日益萎靡衰落。


六、元朝使中国农业受到严重破坏

元朝还没完全统一中国之前，蒙古贵族宠臣别迭竟然进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如果实行的话，中原将变成草原。中国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具有上千年的文明开垦的中国的中心地区，将毁于一旦。多亏契丹人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才保护了千年的文明成果，中国人应该记住这个汉化程度极高的契丹贵族的后裔，保护中国文明的人。但中原的大片地区也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毁坏。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蒙古人开始把良田变成牧区，弄得中国境内到处都是养马场，山东沿海登、莱一带，都成了“广袤千里”的牧场。甚至两淮都有养马场。“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宋朝经过上百年兴建的水利良田变成草场，致使中国农业大倒退。


七、元朝的使中国经济社会僵化衰退


元朝不仅禁海还禁夜市，禁止夜间点灯，禁止结社集会，禁止民间练习武艺、打猎等等。元政府还关闭南宋贸易场，致使“舟车停留，道路萧条”，每年“越境私贩作罪者动以千人。”这说明宋以前的商业贸易是多么的繁荣，也说明生活在开放环境下的宋人不适应元朝落后的管理统治，虽然元朝法律严苛但依然有大量的宋人冒险犯法。


元朝政府的专制落后的统治致使人民民生失去活力，中国商业发生大倒退。游牧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完全不懂经济规律，一点不顾民生实行的种种倒退落后的政策、措施，彻底阻碍了中国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成长及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宋朝先进的民主氛围、快乐的民生、繁荣的商业氛围在元朝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统治下，逐渐变得僵化失去活力。那些宣扬游牧民族输血有利于中原王朝恢复活力的言论，完全是不顾历史事实的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


八、元朝的税收远比南宋繁重


中国目前有些人用元朝政府攻占南宋后实行减免税暂时收买人心时的税收对比南宋政府末年在强敌压迫数十年时的税收，说明南宋剥削繁重而元朝的剥削轻。


元朝人评价元朝的税收时说：“割剥民饥，未见如此之甚！”，元朝后期“酒课，盐课，税课，比之国初，增至十倍。征需之际，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
宋元之际的诗人汪元量《利州》：“云栈遥遥马不前，风吹红树带青烟。城因兵破悭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五十年前好四川。五十年前是宋朝的好时光。这是宋朝遗民怀念宋朝美好的时光，元政府、南宋政府谁的税收重一目了然。


南宋政府后期税收相比宋朝以前是有所加重，那是因为国家面对强敌，被迫而为。元政府攻打宋朝前的疆域包括金国、西夏、西藏、云南等大片疆域，南宋被完全包围。此时元政府用一半以上的税收做军费攻打南宋。抗日战争时期不到八年，中国已经减感不支。而南宋政府苦苦支撑四十多年，此时税收必然比常时繁重。唐朝安史之乱之后被围困还吃人呢。这时南宋大部分百姓都是自愿，而南宋反而末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造反现象。说明南宋很得人心，现在有人竟用南宋政府在战时的税收来证明南宋政府的“黑暗”统治。更有甚者用此时的税收代替整个宋朝的税收，真是无耻之极！！！


九、元朝比南宋贫穷


元朝虽大，却没有南宋富裕。据忽必烈统一中国后统计，中国南方为1184万户，北方为135万余户，南北比例为九比一。这南方就是南宋曾统治区域。公元1283年（至元十九年），北方居民大量南流15万户，相当于北方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元政府屡次下令禁止，并在黄河、江淮诸津渡设立了缉查南移流民机构，勒令已到南方的流民北返。但即使这样“民望南而流如水之欲东”，直到元朝灭亡也未解决严重北方人民大量迁移到南方的社会问题。这是贫民地区往富裕之地的移民。相当于今天的墨西哥、古巴往美国偷渡移民。这反映了当时的南北经济差距，也反映了宋朝统治地区的富裕。元朝中叶文宗天历年间，全国商税九十万锭，曾是南宋的江浙行省一地就达26万锭，而当时全国中心元大都只有10万锭。


元朝的经济大部分依赖南方，就是依赖南宋统治地区。元朝的所谓经济成就只是南宋的有幸遗留，这还不包括元朝不开明经济政策造成的恶劣影响。这还不是南宋未遭到严重毁坏前的文明奇迹。元朝各方面都严重落后于南宋。是中国文明的衰退时期。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导言中说：“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破坏。
”


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最频繁、规模最大的朝代

《中国史稿》：“在号称全盛的忽必烈统治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就没有停息过，在元朝统一全国后仅七十年，就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大起义。”
“忽必烈统治时期，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根据元政府统计，至元二十年，大小起义二百余处，至元二十六年就增加到四百多处。几乎南方各地都有起义发生，尤以浙、闽、广、交界地区最为激烈。”这说明在南宋曾统治地区人民反抗元政府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这个起义频率规模还没有哪个朝代能超过元朝。


元朝在南方的统治极不稳定，“荆湖闽广之间，兵兴无宁岁”。反元的武装起义更是前仆后继。从1280年（至元十七年）到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之间，漳州陈吊眼、许夫人，福州林天成、南康杜可用、廉州霍公明、郑仲龙以及福建的黄华，四川的赵和尚都先后起兵。起义的首领大都是南宋抗战将领张世杰的旧部，多以恢复南宋为号召。


公元1351年（至正十一年）由韩山童、刘福通发动红巾军起义更是波澜壮阔，更是建立“大宋”政权，一度攻占杭州、汴梁、上都等重要城市。并在上都开平烧毁了“富夸塞北”的蒙古宫阙。朱元璋的队伍也是归“大宋”政权统辖的，最后朱元璋彻底把蒙古人赶出中国，建立“明朝”。

元朝从建立的那天起，直到灭亡。农民起义就没有停止过，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最频繁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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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直系祖先多本-磨根(Dobun Mergen)曾在森林里要了别人一块肉，回家途中，见到一个另外部落的人快要饿死，提出把他的亲生儿子卖给多本-磨根，来换这块肉。多本-磨根於是给了他肉，把少年领回家做奴隶。可见当时游牧民族常常饥寒交迫，为了一口饭把儿子卖掉。(多本-磨根死后，此奴隶和他的妻子有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铁木真直系祖先)。

这是不是偶然现象？那接着我们看看，多本-磨根的妻子共有五个孩子。她们妈妈死时，最小的孩子伯东查(Bodoncha,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年幼，其它四个哥哥立刻分了她妈妈的牲畜和食物。不留给年幼的伯东查任何东西。柏东查饥寒交迫，被一群善良的牧民救起，给他食物，过几年后，伯东查遇见了他的哥哥，教唆他们把这群牧民抓过来作为奴隶，从此生活状况好转。草原也许不乏善良的牧民，但是那些奴隶主都是些没有道德约束、无恶不做的强盗。蒙古贵族后代非常欣赏这些恩将仇报的行为。这些“光荣”事迹是用来给蒙古贵族作教材，教他们后代如何反客为主用，才传颂给后代的。

据元史-本纪一，成吉思汗直系远祖母莫拿伦有七个儿子，有一天，有一群小孩在她的领地上挖草根充饥。莫拿伦害怕自己的草场被破坏，就命令用车撞死撞伤这些小孩，结果与小孩所属部落发生战斗，寡不敌众，莫拿伦和在家的六个儿子以及部落几乎全部被杀。只有一些残弱妇女和小婴儿海都幸存。(海都后来成为蒙古部落第一个汗。)。人类都有瘾侧之心，如果游牧民族不是生存艰难，是无论如何不会欧打用草根充饥的小孩，也不会为此大规模杀人。

游牧民族这种为争夺食物斗争的行为代代相传，到了成吉思汗这代也不例外。成吉思汗三世祖先拿不勒已经是汗了。地位非常高。部众很多，可亲属照样食物不充足。成吉思汗父亲死后，他们部落因此不再给她妈妈肉吃，她妈妈为此和俺巴孩的两个老婆吵架，结果他们权力部落抛弃成吉思汗的妈妈和她6个年幼的孩子，有一个老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因此被人用长矛戳死。可见野蛮残忍的风俗。

成吉思汗一家老弱被抛弃后，更是饥寒交迫。他自己为了抢一条鱼，把自己的亲兄弟杀死。成吉思汗一家是草原上的贵族，地位非常高，贵族都是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因此说游牧民族“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并不为过。

说起野蛮残忍，例子更是举不胜举。成吉思汗的母亲和一个部落男子成亲，路过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的地方，也速该见他母亲长得漂亮，立刻找他的两个兄弟去杀那个男子。男子见势不妙，丢下他妈妈乘马逃去，也速该三兄弟追了7坐山岗，追不上才罢休，回来把哭哭啼啼的妇女抓到帐篷里强奸。后来生了成吉思汗。这种行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杀人强奸的罪犯，被社会主流鄙视。但在游牧民族社会，非常普遍，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抢婚。后来成吉思汗自己的老婆也被抢婚。成吉思汗找扎不合帮助把她老婆抢了回来。相互凶杀不止，活象一个犯罪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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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名之为草原游牧生活环境下人性的异化


号称有血性的狼蒙古人建立的“强大”元朝只有80多年，而被抨击“积弱”的宋朝却有300多年。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联合国大会刚刚通过不投票的决议，要在2006年纪念成吉思汗创立蒙古帝国800周年。


西方使者描绘蒙古人
上面已经谈了鞑靼人的好的方面，现在该谈谈他们的若干坏的品行。他们对其他民族最为傲慢，蔑视所有人类。的确，无论其他民族的贵族还平民，他们都视同无物。在可汗的宫帐里，我们看到雅罗思拉夫(Jelozlauv)(俄罗斯的一个王公贵族)，看到格鲁吉亚国王和女王的儿子，还看到许多地位显赫的苏丹们，及高丽的王公，但这些贵宾宾得不到应有的尊敬。被派来照料他们的鞑靼人，不管出身如何卑微，都走在这些外宾前面，并且总是居高临下地坐着。千真万确，这些贵宾只能屈居下坐。

对于其他民族，他们动不动就暴跳如雷。他们也经常欺骗其他民族，实际上，他们从来不讲真话。当然，他们开始的时候总是甜言蜜语的，但是到了最后，他们就会象只毒蝎子那样发难。他们十分狡猾和欺诈，总是竭尽全力用欺骗来蒙蔽所有的人。他们行事手段卑鄙得象他们的饮食一样污秽。他们想算计别人时，能够用惊人的手段隐蔽意图。让别人毫无防备。也无法来对付他们的诡计。

喝得大醉被他们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即使有人喝酒太多呕吐生病，也不停止喝酒。他们非常贪婪吝啬。习惯于向别人要东西，自己却一毛不拔。他们把屠杀其他民族不当作一回事。总之，要写完他们所有的坏性格，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坏性格很多．写不胜写。

凡是能吃的东西他们都吃，他们吃狗、狼、狐狸和马，而且，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吃人肉。例如，当他们攻打中国的一个城市(中国皇帝就驻扎在这里)，他们围城太久，把他们自己的粮食完全吃光了，一点吃的也没有，他们就在每十个人中抽出一个人来当食物吃。他们吃母马在生小马时排泄出来的脏东西。不仅这样，我甚至看见他们吃虱子。他们说：“这东西吃我儿子的肉，喝他的血，难道我就不能吃它了？”我还见过他们吃小老鼠。

他们不用桌布或餐巾。他们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蔬菜水果等等，除了肉什么也没有。不过，他们吃肉也很少，其他民族简直难以依靠它生存下去。
他们双手沾满了肉的有油腻。当他们吃东西时，他们就在裹腿或草之类的东西上擦擦手。按照他们的风俗，其中地位较高的人有小块布片，吃完了就用它擦手。在吃肉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把内切成小块，另一个人用刀尖取肉，送给每一个人，有人给的多，有人给的少，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地位的贵贱。

他们从来不洗盘子，即使偶尔用肉汤来冲洗盘子，洗完后他们又把由汤和肉倒回锅里去。坛坛罐罐、匙子之类的餐具，如果想洗干净，也用同样方法冲洗。他们认为，不管用什么方式浪费任何食物或饮料，都是极大的犯罪；因此，在骨髓被完全吸尽以前，他们不允许把骨头丢给狗吃。他们自己从不洗衣服，也不许别人洗衣服，特别是在打雷变天的时候更不允许。

只要他们有马奶，就喝得很多。他们也喝山奶、牛奶、甚至骆驼奶。他们自己没有葡萄酒、麦酒或蜂蜜酒，除非别的民族运给或赠给他们。还要，在冬季，一般不富有的人是喝不到马奶的。他们把小米放在水里煮，做得很稀，只能喝汤。他们每人在早晨喝一、二碗，白天他们就不再吃东西了。不过，在晚上，他们每人都吃一点肉，并喝点肉汤．但是，在夏天，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马奶，他们就很少吃肉，除非偶尔有人送给他们肉，或者他们在打猎时捕获某些野兽或鸟。


蒙古人和世界瘟疫
表现黑死病的宗教画
1345年，在黑海之滨富饶的克里米亚半岛，有谣传说，一股正在东方肆虐的瘟疫正在到处蔓延。但是，当时更让人胆战心惊的不是传说中的瘟疫，而是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蒙古人已经打到欧洲边缘。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法城就是意大利商人建立起来的设防城市，而蒙古人已经兵临城下。


这场战争的起因不过是一群意大利商人与当地的穆斯林居民在街头发生了争执。这场小范围的冲突骤然升级，穆斯林于是向挥戈西进的蒙古人寻求救兵。正欲征服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蒙古王子，借此机会毫不犹豫地发兵，将这群意大利商人和东罗马帝国的守军团团围困在卡法城墙之内。


卡法坚固的城防和守军的顽强抵抗，使驰骋纵横的蒙古大军也一时难以攻克，围困整整持续了一年。这时传说中的恐怖瘟疫开始在蒙古军队里爆发。士兵们纷纷倒下，蒙古军阵营里再也听不到那种剽悍狂野的喊杀声。面对部下空前的疲软状态，蒙古王子被迫决定终止围困。


卡法城的守军并不知道蒙古军营中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很奇怪，为什么一向攻势凌厉的蒙古人会忽然变得沉静了，有好些天都不见进攻了呢？难道说蒙古人久攻不下已经放弃了？还是说他们在积蓄新的能量，准备发起更强势的进攻？在纷纷的猜测中，已经筋疲力尽的卡法守军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日子。


然而，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卡法守军吃惊地发现，蒙古人又在城下摆开了攻城的阵势。而且这一次，他们似乎改变了战术，不再使用云梯，也不再无谓地让成千上万的士兵蚁附城墙强攻，而是在城墙外架起了一排排三人多高的巨大的木质抛石机。他们要向城里发射炮弹！卡法守军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不知道即将降临到头顶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随着蒙古王子一声令下，无数致命的新式投射弹向卡法城飞来。刹那间，卡法守军一个个全都惊呆了。上帝啊，那些炮弹……全都是人！

卡法守军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一具具被瘟疫感染、正在腐烂的士兵尸体就已被猛然抛入空中，飞进卡法城内。卡法城就这样堆满了死尸。

不久，这些对卡法守军来说不知如何处理的腐尸就开始污染空气，毒化水源。人们终于明白了蒙古军的用意，因为卡法城里也开始爆发那种令人恐怖的瘟疫——黑死病。患这种病的患者开始时出现寒战、头痛等症状，继而发热、谵妄、昏迷，皮肤广泛出血，身长恶疮，呼吸衰竭；快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就纷纷死亡，死后皮肤常呈黑紫色，这种可怕的疾病因而得名“黑死病”。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就是鼠疫，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烈性传染病。不到几天，城墙内的卡法人便纷纷丧命，城里街道边上到处是身上长满恶疮、黑斑的死尸，卡法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侥幸活下来的人一个个蒙着黑纱，惶惶然地逃向城外。


卡法城中的意大利商人就这样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们上了帆船，准备返回意大利老家。然而，这些人哪里知道，与他们随行的还有传播黑死病的罪魁祸首——老鼠和跳蚤。被跳蚤传染的老鼠爬上泊船缆绳，藏进货舱，随着帆船驶向地中海。


意大利商人的船队还在海上的时候，卡法城被黑死病笼罩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欧洲一下子变得人心惶惶。船队长途跋涉回到意大利，但没有人同意他们靠岸，因为船行驶在海面上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感染了致命的病菌，水手们正纷纷死去。


1347年10月，这批商人最终抵达了西西里的墨西拿港。惊恐不安的港口负责人对船只进行了隔离，可惜为时已晚。就在第一根泊船缆绳连接到岸上时，老鼠已经率先登陆，简短的停靠已足以使黑死病登陆欧洲。


从卡法城里逃出来的，当然不只意大利商人这一批船，他们停靠的港口也不止一个两个。因此，逃亡者很快把黑死病带到了整个欧洲，不仅欧洲大陆，连英伦三岛和北非国家也都无一幸免。欧洲历史上开始了最骇人听闻的恐怖的灾难。1348年的欧洲人口过剩，灾难不断。战争、农业歉收、饥荒和其他流行病的爆发已使孱弱的欧洲举步维艰，新的瘟疫恰逢此时登门造访。在短短的两年内，黑死病就把欧洲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送入地狱，2000多万人消失。


众所周知，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是与教会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而黑死病带来的大毁灭成了历史的转折点。这次大毁灭使欧洲人口骤降，变得满目疮痍、面目全非。许多幸存下来的人因此对旧制度质疑，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动摇。因此有人说，正是黑死病的流行，客观上摧毁了旧有社会体系，使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的黎明。也许这是事实，不过，即便这场恐怖灾难过了一百多年之后，劫后余生者背负着深重的苦难，还仍然难以走出灾难的阴霾，其代价之惨痛令人不胜唏嘘。甚至即使在今天，你依然能从幼儿园孩子们所唱的歌谣中感受到那股迷漫的恐怖气息：“一圈圈玫瑰花开，花束装满口袋。阿嚏，阿嚏，我们全都死去……”

在中国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元朝,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历史,只是一个亡国的时期.

宋元战争，改变整个中国历史进程
引用地址： http://www.xici.net/Cul/b231062/d33387985.htm
ID: 01534173 我爱RMB 发表于：2005-12-24 20:03:56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

　　元末农民起义作战地图
　　http://www.xinjunshi.com/ziliao/junshiditu/nmqy/200412/1552.html

　　元末农民大起义

　　http://post.baidu.com/f?kz=114456370
　　元朝后期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泰定帝也先帖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政府七千顷土地，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政府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每年收租五十万石，平均每亩要收四石①，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②。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宫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

　　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③。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④。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⑤。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除了。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就在此时，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作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①。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佑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钥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日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日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日得手，除得州美日好地分，补得职近日好窠窟”②，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③。

　　到了顺帝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三年（1337年）①，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至元四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规模起义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②。

　　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

　　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又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③。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④。到顺帝至正十一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红巾军大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刘福通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行反元斗争。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不料事机泄露，山童被捕，山童子韩林儿逃至武安，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袁民“事之如神”。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逃匿淮西，淮民“争庇之”①。至此彭莹玉又推布贩徐寿辉为首，在蕲、黄起义，建元治平，国号天完，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各地。

　　这两支农民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此外，以红军为号的还有萧县芝麻李、南阳布王三、荆、樊孟海马、濠州郭子兴，“两淮、丰、沛、许、汝、荆、汉”的农民都起来响应。

　　红巾军的基本群众都是贫苦的农民。叶子奇说当时“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②。朱元璋也说濠州地区，“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万余人”①。农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元末社会的贫富不均，但也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所造成。

　　与红巾军起义同时，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方国珍出身佃农，传说他因杀收租的地主而逃命海上②。张士诚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卖盐于富家，“富家不给值”，遂率众起兵。他们所领导的反元斗争，都牵制了元朝的军力，壮大了红巾军的声势。

　　当红巾军以燎原之势向四方八面发展之时，元朝政府派遣御史大夫也先不花前往镇压。也先不花率军三十万进驻沙河，企图一举扑灭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但慑于红巾军的声威，元军夜惊，尽弃军资器械逃走。元朝政府又派丞相脱脱率军攻徐州芝麻李，元军会集徐州，这就使红巾军的两支主力得到发展的机会。

　　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寿辉、彭莹玉领导的红巾军攻占了杭州。他们在杭州等地，纪律严明，不淫不杀，只把归附的人登名于户籍③，得到人民的拥护，队伍很快便增加到百万人。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也在战斗中壮大起来。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顺帝把脱脱解职，脱脱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红巾军，刘福通的声势日盛④。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奉韩林儿在毫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大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

　　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东路由毛贵率领，扫荡了山东、河北等地的元军，直抵柳林、枣庄，离大都不过百余里。在大都的蒙古贵族都纷纷建议北逃。但红巾军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军的阻击，又撤回山东。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攻绛州，入保定路，折经大同，直趋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这支起义军攻占了上都，烧毁了“富夸塞北”的蒙古宫阙，旋即转战辽东各地。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领，由荆、樊出武关，进攻长安。李喜喜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与三路进军同时，刘福通也攻占汴梁，并以汴梁为都，于是“造宫阙，易正朔，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连结”①。正如红巾军檄文所说：“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②，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至此已达到高潮。

　　以毛贵为首的红巾军在山东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粮分与贫民，凡无罪而被掠者一律放还。“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只十取其二分”③。又立“宾兴院”罗致人才。

　　为了解除红巾军的威胁，元朝政府曾下今要把汉人一概捕杀，并把“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④。后来看到汉族地主也敌视红巾军，就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镇压红巾军的人都给以万户、千户、百户的爵赏。元朝政府还赐方国珍、张士诚龙衣、御酒，给以官号，收买他们为蒙古统治者效力。方国珍、张士诚接受了元朝的官号，转而与红巾军为敌。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起兵进攻红巾军，“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同年，答失八都鲁也“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袭击毫州⑤。答失八都鲁的军队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刘福通歼灭，但察罕帖木儿得到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军容日盛。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儿以兵分镇关陕、荆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成为红中军最凶恶的敌人。

　　汉族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始终对元效忠，坚决与农民为敌。他们要“竭忠以报国家”①。另一部分人则不愿向元效忠，结寨自保，观变待机。但这些人实际上与元统治者也是站在一起的。也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农民军，这是由于汉族地主与蒙古统治者之间还存在着民族的矛盾，有的人则是迫于农民军的威力。

　　徐寿辉领导的红中军经过多次血战，许多地区得而复失，彭莹玉也在战斗中牺牲②。以后徐寿辉又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四川和云南一部分地区也被红巾军控制。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寿辉为其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作了皇帝，国号大汉。明玉珍不服陈友谅的领导，不久也在四川自立，国号大夏。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逐渐处于不利的形势。北伐的三路大军在事前并无精密的布置，军令既不统一，彼此间也缺乏联系。关先生、破头潘和李喜喜的军队始终在各地流动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前方胜利，后方又遭到敌人的攻击。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儿攻占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兵走安丰。这时，驻守山东的毛贵被部属赵君用所杀，察罕帖木儿乘机进迫山东，山东各城亦被察罕占领。山东一失，安丰的屏藩就被撤除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围安丰，城破，刘福通遇难牺牲。

　　刘福通、韩林儿领导的红巾军虽然失败，但是在反元斗争中，前后十三年，“大小数百战”③，给予蒙古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致命的打击，已从根本上摧毁了蒙古的统治。

　　朱元璋的起义和元朝的灭亡

　　当红巾军正在和元军主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朱元璋开始独树一帜，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朱元璋，濠州钟离人，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作过和尚，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至正十四年（1354年），他奉命南略定远，招降驴牌寨壮丁三千人，又夜袭元军于横涧山，收精兵两万，随即进占滁州。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进兵和阳，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阳等地。这时，韩林儿在毫称帝，他接受了韩林儿的官职、封号，军队皆以红巾裹头，亦称香军①。朱元璋军纪严明，又知人善任，文士如冯国胜、李善长等都为他出谋划策，勇猛善战的常遇春、胡大海也都来投奔他。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领建康，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从至正十六年至十九年间（1356—1359年），朱元璋以建康为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充其势力。这时，在他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西面是徐寿辉，东面是张士诚，惟有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驻守的元兵势力较弱。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分别攻占宁国、徽州、池州等地，明年又亲自率兵攻克婺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继续攻占衢州、处州，皖南以及浙东的东南部地区，此后这些地区都为朱元璋所控制。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罗致了浙东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特别是刘基、宋濂在朱元璋的开创事业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从此朱元璋进一步取得东南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了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朱元璋也注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在各地兴筑堤防，兴修水利，预防旱涝，经营农田。又设管理民兵万户府，仿古代寓兵于农之意，选拔强壮农民，使其“农时则耕，闲则练习”，还屡次蠲免田赋①。这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成效，在他统治的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安定，军粮也有充足的供应。

　　在朱元璋占领浙东等地时，韩林儿、刘福通所领导的红中军正遭遇到察罕帖木儿等地主武装的袭击，徐寿辉又为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力量虽强，但“将士离心”，“政令不一”，明玉珍也只是割据四川，偏安一隅。占据苏州的张土诚和浙东庆元的方国珍，早已归附了元朝。他们在所辖地区之内只知霸占田产，奴役佃户，腐化享乐，不关心人民疾苦，因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朱元璋的发展。

　　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率军攻占太平，直入建康，在江东桥为朱元璋所败。朱元璋复率军反攻，先后攻克饶州、安庆、洪都等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与朱元璋会战干鄱阳湖，友谅中矢死，全军大败。第二年，其子陈理投降，至此，朱元璋解除了西方最大的威胁。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把兵锋转向苏州张土诚。他采取了“煎其肘翼”的军事部署，派将攻占久被张士诚控制的高邮、淮安等地，一面又东向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张士诚军的主力，然后进围苏州。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土诚被俘自缢而死，三吴平定。据守庆元、温、台一带的方国珍也遣使归降。同年，又分别派将攻取广东、福建，朱元璋已奄有东南半壁。

　　进攻张士诚时，朱元璋在檄文中已公开骂白莲教是“妖术”，诬蔑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茶毒生灵，无端万状”。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他派人在瓜步杀了韩林儿，这时的朱元璋显然已背叛了农民军，完全蜕化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

　　朱元璋既打败江南的各个割据势力，更积极准备北上伐元。此时，蒙古统治者更加腐化堕落，元顺帝信任喇嘛僧，朝夕逸乐，宫庭的政变不断发生，军力也一蹶不振，只有倚靠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等人的地主武装支持残局。扩廓帖木儿守河南，李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等守关中，他们彼此连年交兵，到处掠夺屠杀，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决意北伐。在宋濂等人草拟的一篇声讨元朝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和“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①。檄文中责备扩廓、李思齐等“假元号以济私，持有众以要君”，指出这些人相互吞并是人民的巨害。同时更指出蒙古、色目虽不是汉族，只要“愿为臣民者”，皆与汉人同等对待。

　　由徐达、常遇春等人率领的北伐军先后在山东、汴梁、潼关等地打败扩廓、李思齐、张思道的军队。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连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和一部分蒙古大臣从大都北逃。八月，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的统治。这一年，朱元璋已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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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序。
　　②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③ 《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总序·屯戍》。
　　① 《元史》卷一○一《兵志·站赤》。
　　② 同上。
　　③ 《元史》卷二○二《八思巴传》。
　　④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⑤ 《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瞻思丁传》。
　　⑥ 《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
　　① 参考陈垣《也里可温考》。
　　② 《马可波罗行纪》一五七章《冯承钧译本》。
　　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六。
　　② 《元史》卷一三四《撒吉思传》。
　　③ 黄溍《黄金华集》卷二八《答禄乃蛮氏先茔碑》。
　　④ 姚燧《牧庵集》卷二○《宣抚使张公神道碑》。
　　⑤ 《元史》卷一六三《张雄飞传》。
　　① 《元史》卷八《世祖纪》。
　　② 《元文类》卷三六蔡文渊《农桑辑要》序。
　　③ 王祯《农书》卷三《农桑通诀·锄治篇第七》。
　　④ 《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
　　① 《元史》卷六四《河渠志》。
　　② 《农桑辑要》王馨原序。
　　③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农桑》。”
　　①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
　　② 王恽《秋涧大全集》卷三五《上世祖皇帝论政事疏》。
　　③ 陶宗仪《辍耕录》卷五《朱张》。
　　④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
　　① 《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②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
　　③ 王逢《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
　　④ 胡琢《濮镇纪闻》卷首总叙；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舆地略·物产》下。
　　⑤ 徐一夔《史丰稿》卷二十三《织工对》。
　　① 《元史》卷一二○《镇海传》，卷一二二《哈散纳传》。
　　② 《元史》卷一六七《张惠传》。
　　③ 王恽《秋涧大全集》卷五八《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尚书孙公神道碑铭》。
　　①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
　　②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
　　①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序。《元史》卷一七二《程钜夫传》。
　　② 《元史》卷六《世祖纪》。
　　③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二《韩公神道碑铭》。
　　④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
　　⑤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卷二六《仁宗纪》，卷二七《英宗纪》。
　　① 《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
　　② 《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三五《征伐》。
　　①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六《治道》赵天麟奏策。
　　②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七《张忠献公神道碑》。参考冯译《马可波罗行纪》。
　　③ 《元史》卷一六八《陈天祥传》。
　　④ 程钜夫《雪楼集》卷八《何文正公神道碑》。
　　① 《元史纪事本末》卷一《江南群盗》。
　　② 《秋涧集》卷九二《论寇钟明亮事状》。
　　①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② 至顺《镇江志》卷十一。
　　③ 《道园学古录》卷十一《建宁路崇安县尹邹君去思之碑》。
　　④ 余阙《青阳集》卷三《宪使董公均役记》。
　　⑤ 危素《危太朴续集》卷九《书张承基传后》。
　　①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元史》卷二四《仁宗纪》。
　　② 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
　　③ 同上。
　　① 元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在世祖时，一在顺帝时。
　　② 《元史》卷四十《顺帝纪》。
　　③ 《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④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① 权衡《庚申外史》上。
　　② 《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① 朱元璋《纪梦》（《纪录汇编》本）。
　　② 黄溥《闲中今古录摘钞》。
　　③ 《辍耕录》卷二八《刑赏失宜》。
　　④ 《庚申外史》上。
　　① 《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儿传》。
　　② 郑麟趾《高丽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
　　③ 《元史》卷四五《顺帝纪》。
　　④ 《庚申外史》上。
　　⑤ 《元史》卷一四二《答失八都鲁传》。
　　① 宋濂《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九《陈府君墓志铭》。
　　② 钱谦益《初学集》卷八○《回金正希馆丈书》。
　　③ 《罪惟录》传五《韩林儿传赞》。
　　① 《庚申外史》下。
　　① 分见《明太祖洪武实录》卷六戊戌（即元至正十八年）二月，及卷十二癸卯（至正二十三年）二月。
　　① 《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二一，吴元年十月。

朱元章起义,后金兴起.

红巾军大起义

元顺帝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三年（1337年）①，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至元四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规模起义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②。
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
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做主人翁”。又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③。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④。到顺帝至正十一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农民共十五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刘福通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行反元斗争。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不料事机泄露，山童被捕，山童子韩林儿逃至武安，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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