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体良关于教学问题的主张有哪些

昆体良主张怎样的教学组织形式？~

昆体良是最早提出分班教学设想的教育家。他指出：“个别教育是必需的，还有更多的学科必须由一个教师同时对很多学生进行教学。更不必说雄辩术教师的分析与演讲，无论听众有多少，一定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听清楚。”“我想起我的老师们所采用的一种有益的教育方法。他们将我们分成班级，按照各人的能力轮流发表演讲，能力强的就先演讲。……教师对学生的演讲做出评价。”他认为教师把学生按照年龄和能力进行分班教学，对调动教师和学生的教学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他极力主张创造条件，尽早在学校的教学中推广分班教学。

在公元一世纪，昆体良就提出了“教是为了不教”的深刻见解。他认为，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引导班上的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运用他们的智力”，“除了使我们的学生不需要总是有人教，我们的教学还能有什么别的目的呢?”（《昆体良论教育》，第94页）　　注意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意愿，这是昆体良教学艺术中极有价值的遗产。“因为专心致志的学习有赖于意愿，而意愿是不能强迫的。”昆体良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认为，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意愿，首先要求“教师要以父母般的感情对待学生……他应当严峻而不冷酷，和蔼而不放纵，否则，冷酷引起厌恶，宽容招致轻视。”教师以自己的理智的爱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学生就能“视教师如父母”，就为引导学生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敬师的感情大大有助于进步，因为在这种感情影响之下，学生不仅将愉快地听讲，而且会相信教给他们的东西，愿意仿效教师。当汇集到学校去的时候，他们会愉快地、欢欣地聚合在一起；他们的错误被纠正时不会生气，他们受到称赞时会感到鼓舞；他们会以专心学习，努力尽可能取得教师的珍爱。”（《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92页）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意愿，昆体良认为，“应当善于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向那些不发问的学生提问。”在课堂上，教师“还要经常向学生提出问题以测验学生的判断能力。这样做就可以防止学生的漫不经心，防止他们对教师的讲课听而不闻。”　　善于纠正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的错误，这是昆体良教学艺术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在纠正学生的错误时，如果过于吹毛求疵，学生就会丧失努力的信心，意志消沉，最后会憎恨他的功课，担心动辄出错，什么功课也不想做。”对于年幼的学生，在纠正他的错误时，教师的态度要和蔼。昆体良说：不论对错误的纠正多么严格，也要以温和的手法去施行。学生作业的有些部分应受到赞扬，有些要马虎过去，有一些要重做，一定要说出重做的理由。有时在隐晦难解之处要加进教师的批语，以进行启发。”（《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74至75页）总之，“对不同年龄的学生，纠正错误要用不同方法，作业的数量和改正错误的标准都应当适合学生的智力水平。”由此可见，一切从学生的年龄特征出发，正是昆体良教学艺术思想的核心。（完） 昆体良看到并提出了过去一直被忽视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重大作用问题。他对儿童心理特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教师必须以父母般的态度对待儿童，并彻底了解儿童能力的差异和倾向；惩罚、鞭打，乃至嘲讽，只能使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昆体良坚决反对体罚，认为这是对儿童的凌辱。他认为，用体罚的方法来驱使学生学习，不但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相反却会使学生产生厌学的情绪。昆体良对儿童的天赋才能有很高评价，这是他教育理论体系中的精华。他肯定儿童发展的可能性。指出儿童一般都生而具有智力活动与理解能力，愚纯和低能只是一种反常现象，是稀有的。他把小学教育看作全部教育的基础。他不赞成罗马7岁入学的传统习惯，主张儿童应提早入学，但学习不能负担过重，教学中应多渗入游戏的成份。他相信游戏可以增强儿童智慧，培养儿童的道德品格，不过不能让儿童游戏过度。主张学校课程不宜单科独进，而应该多科并进，对学生的精神是一种调剂，可以减轻疲劳，提高学习质量。他认为课程门类多，不致造成学生负担过重，因为青年的接受性强，接受量大，而且在学校学习的时间长。 昆体良认为，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教师。他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认为教师应该是有学识的，他们应该热爱儿童，耐心地教育儿童，注意研究儿童，讲究因材施教。他提出一个极有意义的愿望，要求高等学校的教师抽出一些时间到初等学校去授课，以便研究儿童、研究教育儿童的方法。他强烈反对当时流行于罗马学校中的体罚，认为学生不学好，那是教育的过错，应该用竞赛、奖励、教师的关怀爱护和学科本身所引起的兴趣去保证学童学习好。教师的鼓励和榜样是使学生学习成功的有效方法。昆体良重视学生记忆能力的培养。他认为，“对于一个雄辩家来说，记忆力是头等重要的，它可以通过练习来得到加强和发展”。 在儿童年龄很小时，就要让他背诵许多优美的诗文，虽然他们还不能理解，但到了儿童能够理解时就会对他们大有裨益。在学校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培养和锻炼儿童的记忆力，使其得到不断地强化和充实。在昆体良看来，对于雄辩家的培养要从咿呀学语开始，经过初露头角的雄辩家所必需的各个阶段的教育，一直到雄辩术的顶峰。 第一阶段:昆体良非常重视幼儿教育。他认为，幼儿教育可以在德行和知识方面为雄辩家的培养打下初步的基础。幼儿教育是在家庭里进行的，父母、保姆、家庭教师都是幼儿的教育者。尤其强调保姆必须是一个具有良好的品德和说话准确的人，因为她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幼儿。 第二阶段:昆体良反对古代罗马贵族聘请家庭教师的传统做法，主张应尽早让儿童接受学校教育。在他看来，家庭教育容易使孩子 养成冷淡、自夸和羞怯的习性，而学校教育则不同。学校里学生集中，不但有结交朋友的环境，而且也有竞争的、互相观摩学习的机会，因此，从学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一般都能很快地胜任雄辩家的角色，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讲。昆体良认为，在初级学校中，儿童主要学习阅读和书写。昆体良在总结自己长期的教学工作经验基础上，对教学原则和方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昆体良倡导因材施教。他深信，每一个儿童都具有才能上的个别差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精细地观察学生能力的差异，弄清每个学生的天性的特殊倾向;教师在识辨了学生的能力和个性以后，就必须因材施教。他主张按照每一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安排课程。对于智力较弱的学生，在教学的进度和内容方面可以适当迁就一些;但对于天赋素质丰饶的学生则要尽力培养，便之成为真正的雄辩家。另外还提出，对不同年龄的学生，纠正错误要用不同的方法。作业的分量和改正错误的标准应适合学生的智力水平。 昆体良奠定了教学中量力性原则的思想基础。他认为，教学中既要避免对学生提出过高要求，又不可让学生放弃力所能及的尝试。他曾再三告诫教师，要防止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教学的方式方法要为学生所接受，不要装腔作势，故弄玄虚。

　昆体良（Marcus Fabiius Quiutilianus，约公元35年—约95年）出身于西班牙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其父亲是个颇有经验的雄辩术教师。昆体良在罗马接受雄辩术教育，曾做过律师，后来在罗马开办了一所学校。由于他在修辞学方面的造诣和办学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他赢得了社会的赞誉。公元1世纪70年代初，帝国设立由国家支付薪金的修辞学讲座，昆体良是首任受聘者，被称为“雄辩术教授”。由于他在教师的职位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皇室任命他为执政官。昆体良50岁时引退，专心于著书。将其20年的教学实践予以总结，写出了长达12卷本的《雄辩术原理》。这是西方第一本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系统著作，在教育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可惜的是，这本巨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遗失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名叫波齐奥的古籍收藏家发现了它，才使其重新与世人见面。人们从中洞悉了昆体良的教育思想。
　　（一）论教育目的和学校教育
　　昆体良在继承西塞罗雄辩家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深化，并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得雄辩家教育更富有操作性。他很重视道德在雄辩教育中的地位，认为它是雄辩家的首要品质。昆体良认为，雄辩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善良而精于雄辩的人。雄辩术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工具，应掌握在善良、正义，能够维护法律尊严的人手中，决不能落在强盗手里。因为雄辩术的作用在于宣扬正义和德行，指导人们避恶趋善。其本身就是一门高尚的学问，在上应为无辜辩护，制止犯罪；在有关钱财的诉讼中应支持真理，反对虚假。雄辩家的德行如此重要，因此应加强对他们的道德的培养。昆体良认为，人有天赋的差异，但教育起着更大的作用。他主张学校把道德原理作为主要课程，让学生从中学习到正义、善良、节制、刚毅等品质。
　　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孰优孰劣的问题上，昆体良总结了罗马的教育经验，认为学校教育优于家庭教育。在道德方面，家庭和学校对孩子的影响都很大。但相比而言，在家中则易出现溺爱、娇惯的现象；而且家中不良的风气也会给孩子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不能把家庭教育理想化。而学校教育则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现象和负面影响。除此之外，学校教育还有诸多优点。学校教育可以激励儿童的头脑；儿童在学校学习可获得同学的友谊；学校可以给儿童各种人们称之为常识的东西；学校可以养成孩子适应公共生活的习惯和培养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能力。一个雄辩家是一个生活在公共事务中的政治活动家，这种生活特点不是从小在家中离群索居的儿童所能适应的。
　　（二）论教育作用和幼儿教育
　　昆体育对教育的作用抱有极大的信心，怀有很高的热情和期望，表现出一个大教育家热爱教育事业的高贵品质。他说：“天生畸形因而愚鲁不可教的人是很少很少的。”一般的人都可接受教育，但人的心性各异，如何进行教育，就要了解和研究儿童的心性。昆体育认为，人的秉赋不同，教育的方法也应不同。例如有的孩子懒惰，就应管教他；而有的孩子受到约束就发火；恐吓能约束某些孩子，但另一些孩子却因此而丧失勇气。他对那些有好胜心的孩子抱有特别的期望，这种孩子一遇到失败就哭鼻子，教育时应采取激励和鼓舞的措施；同时利用责备和荣誉等手段去激发他的雄心壮志，使他向优异者看齐。最令人担心的是那些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的孩子，对这样的孩子不可抱过多的期望。总之教育者要研究儿童的天赋、倾向、才能，根据其倾向和才能进行教学，即因材施教。在雄辩术的教学上，要根据各人的气质特点进行训练。有的人适合用温文尔雅的态度讲；有的人宜于用生气勃勃的表情讲；有的则适于用粗犷有力的态度去讲。此外，教师应了解学生的才能倾向，帮助他们选择最适合自己天份的学科去研究，例如有的适于做诗，有的则适于研究法律等。虽然人人都可以受教育，但存在智力上的差别，在教学中应区别对待。对于智力差的孩子，要尽量适应其能力，以便按照自然的诱导，对其智力加以训练；而对于资质优异的孩子，则应让其学习一个杰出的雄辩家所该掌握的全部知识和技巧。昆体良特别强调两种情况应予避免：一种是让学生做不可能做到的；二是让学生放弃他们能胜任的。在教育中，必须遵循年龄的特点，据此分配给学生恰当的学习任务，不能让儿童负担过重。在重视儿童的天赋差异的同时，更应重视教育的作用。教育适应儿童的自然天性和特点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的作用，使学生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只有自然条件，没有教育的培养也成不了才。一个优秀的雄辩家更多地得之于学习，而非得之于天性。
　　昆体良很重视早期教育，主张在儿童刚能说话时就应开始智育和德育。在当时的罗马，人们认为在儿童七岁以前进行道德的培养是应该的，但对何时进行智力培养则看法不一。昆体良认为虽然七岁前的儿童接受知识的能力有限，但学习总比闲着好，一点一滴地学习，积少成多，长期下去就很可观了。而且，儿童虽然学的不多，但记得牢，所学的东西终身有用。由此，他得出结论：凡是儿童应该学习的东西都要早点学。昆体良虽然主张早期教育，但同时否定超常儿童的存在，不期望儿童成为早熟的儿童，认为“早熟的才能鲜有结好果者”，早熟的儿童只是把刚学到手的东西受虚荣心的驱使而拿出来向别人炫耀，他们所拼凑的文章是言之无物的东西。他评价早熟的儿童说，“他们既没有真正的力量，也没有深厚的根基，他们不过像是撒在地面而过早萌芽的种子；不过是看来犹如稻子似的杂草，未到收获的季节就变黄而结出干瘪穗子，就他们的年龄来说，他们的成就令人高兴；但他们的进步已到此为止。而我们的惊奇也就随之减退。”
　　（三）论课程内容和设置形式
　　昆体良的雄辩教育的课程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希腊文、拉丁文、文法、修辞、阅读、音乐、几何、天文、哲学等等。此外，在高等教育机构——修辞学校中，还有模拟演说。昆体良认为上述每一门课程都十分重要。关于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习次序问题，他顺应社会的潮流，赞同先学希腊文，后学拉丁文；但学习希腊文时间不可太长，就应同时学习拉丁文。在谈到阅读的重要性时，昆体良认为文法是雄辩的基础，是文法学校的中心课程。它包括两部分：正确说话的艺术和正确书写的艺术，而正确的阅读又是这二者的前提。阅读应分三个阶段来进行：首先是阅读诗人的作品，以此培养学生高尚的心灵；其次是阅读悲剧作品，陶冶学生的心灵；最后是阅读喜剧作品，培养学生的辩才，昆体良甚至认为，“凡是最能培养心灵和增长思维力量的作品都应成为孩子的教材。”他很推崇西塞罗和阿西纽斯的作品，认为他们的作品词汇丰富、在悲喜剧中含有深刻的思想，以及某些类似雅典学者的东西。认真阅读，还可从中学到纯正的语言和刚毅的精神。除此之外昆体良还以极大的热情来论述音乐对雄辩家的意义。音乐可以表现出崇高的思想、愉快的情绪、安宁的气氛等；还可以其艺术的完整来表现感情的协调一致。在辩论中，音调的运用有助于打动听众的感情；声调的变化可以激起裁判官的愤怒或同情；音乐还可以帮助讲演者身体动作的优美以及手势的适度和富于表现力。此外几何在雄辩教育中，地位也很重要。他赞成柏拉图的观点，认为几何可以激发人的思维，使智力更加敏捷和清晰。　　

昆体良的
《雄辩术原理》插页

　　在修辞学方面，昆体良认为应明确修辞教师的教学范围，确定教学内容。修辞教师应该就遇到的一切事情，包括法律诉讼方面的、政治方面的、甚至私人的一切事情等发表演讲。而不应该缩小教学的范围，仅仅做示范性的演说，甚至把所做的演说的性质、范围限于议事性和司法性的论题上。他认为这些做法都是不对的。在哲学方面，昆体良继承了西塞罗的观点，认为哲学对雄辩家至关重要。作为一个斯多葛派的信奉者，他把哲学分为三部分：辩证法、物理学和伦理学。他所理解的辩证法主要是用于研究词语的——求知词语的确切含义，辩明其中含混不清的东西。辩证法中包含有逻辑学，在给事物下定义、推理、求异、解疑难方面，都少不了逻辑的作用。昆体良的物理学指的是斯多葛派的神秘主义的自然哲学，包括宇宙、命运以及天命，预兆等宗教迷信的东西。他很推崇伦理学，认为它是哲学的核心，也是哲学与雄辩术关系密切的原因所在。因为雄辩术的重要性有很大部分体现在法庭的辩论中，伦理学在其中作用很大。虽然案情多种多样，但任何一种案情都与正义、道德有关，有大量的案件取决于行为的评价；在评议性辩论中，有很多事例与诚实有关。所以，在雄辩家的培养过程中，哲学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课程的设置，昆体良反对单科独进，而主张各科齐头并进。他认为，单科独进的缺点在于：学生整天听一个老师的讲课，容易头昏脑胀，学习效果不佳。而多科并进则可以弥补这一缺点，变换学习不同的科目，对学生是一种调剂，可以减轻疲劳，振奋起精神。
　　（四）论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
　　昆体良作为一个教育上的实践者，对教学问题研究很多。在教学组织上，他提倡集体教学。他认为，“大多数的教学可以用同样大小的声音传达给全体学生，更不必说那些修辞学家的论证和演说，无论有多少听众，每个人一定能全都听清楚。”①这样的教学显然不是个别教学，从他的思想中可以窥到班级授课制的萌芽。他曾提到“班级”这个组织形式。他说，根据一些教师的实践，把儿童分成班级，按照他们每个人的不同能力，指定他们依次发言。虽然如此，但这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班级教学形式。因为在当时，实施班级授课制的条件还不具备，一直到了十六、十七世纪，才逐步形成真正的班级授课制。
　　在教学方法上，昆体良认为，应该同时学习字母的形状和名称；而那种先学字母名称和顺序，再学字母形状的方法是不好的；可以用有字母的象牙人像作为工具，让学生在游戏、娱乐中学习。学习音节无捷径可走，所有的音节都必须学会，应反复练习，使之牢记在心中。音节学完后，可学习由音节组成的单字，以及由单字组成的句子。学生在学习阅读时，不要贪快，否则容易造成口吃和其他困难。阅读要求准确第一，其次才是连贯性。书写是学习中的一件大事，决不可忽视。书写有助于为学习打下较深厚的基础。要经过反复练习，使书写流畅，写得太慢则妨碍思考。
　　（五）论对教师的要求
　　昆体良谈到了保姆和教师的重要性。他认为婴儿期的保姆对幼儿影响很大，应选择有道德的、说话合乎文法的人做保姆，因为幼儿首先模仿的是他们的语言。而且，幼儿的可塑性很强，幼年时沾染上的恶习是很难改掉的。他认为要纠正已学过错误东西的人比教一个从未受到教育的人要困难得多。他举例说，著名的奏笛教师提莫西斯在接收学生时，有一个条件就是：已从师过其他音乐教师的学生，比从未学过吹笛的学生要交纳更多的学费。昆体良要求教师应德才兼备。教师首先应品德高尚，有德行，任何失检的行为都会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早年的一位家庭教师的一些坏习惯影响了亚历山大，使其终身都难以改掉。教师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如果学识不够，应勇于承认，不要误人子弟。除了具备高尚的品德和渊博的知识外，作为教师，还应懂得教学艺术。对学生宽严相济，既善于进行道德教导，也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教学应明白易懂、深入浅出。学生也应相信教师，尊重教师并虚心从师，这样才能从老师那里学到丰富的知识及做人的道理。

昆体良对于教育事业怀有很大的信心，认为教育者应当看到儿童具有无限的潜在能力和发展的可能性，天赋的素质在学习上固然是重要的，但不能因此抱怨只有少数人有能力可以接受教育，而多数人是迟钝的；相反，大多数人是敏于理解和乐意学习的，那些呆笨的人如同不正常的事物一样，是非常少的。他竭力主张并多方论证了公共教育比私人教育优越的观点。他要求未来的演说家必须生活在最公开的和阳光普照的公共生活之中，要善于与社会交往，从而经常受到新的刺激和鼓舞。在学习上，他认为作为一个演说家，必须有广博的、稳固的知识基础。他特别强调文学教学（包括学习历史家、科学家和诗人的著作）的重要性，他说：“除非很好地、真正地打好基础，否则，上层建筑就会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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