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顶尖科学家被拘抗霾技术转化暗藏＂致命陷阱＂吗？

保健食品暗藏致命禁药吗？~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宣称具有调节人体机能的保健食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特别是老年消费者的青睐。可河北承德的李先生在吃了买回来的所谓保健食品后，总是感觉心里发慌，身体不适，这是怎么回事呢?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

糖尿病患者的福音?吃了它就能降血糖?
李先生今年60多岁，患糖尿病有10多年的历史。据李先生介绍，一次在和朋友聊天时，有人介绍说一种名叫“仁合胰宝”的保健食品，具有降糖功能。

河北承德消费者 李先生：说这个东西吃了以后(治疗)糖尿病效果非常好。
回到家后，李先生立即上网查询，并真的在一家电商平台上找到这个售卖仁合胰宝的网店。
河北承德消费者 李先生：这一大盒子一百多块钱，当时我就买了五盒。
吃了“保健品”消费者心里发慌
然而李先生吃了一段时间后，却感觉身体明显不适。

河北承德消费者 李先生：吃了以后心里发慌，就有点低血糖的感觉。
注意到，李先生从网上购买的所谓“仁合胰宝”，批准文号为国食健字G20060490。然而记者登录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查询却发现，这一批准文号对应的产品名称为金帝华牌糖舒尔克胶囊，由北京华夏康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2006年4月14日申请所得。

宣称主要成分包括西洋参、冬虫夏草、灵芝等近20种中草药，标注“纯正中药，绿色健康”的保健食品，吃了却有异常反应，李先生觉得自己购买的仁合胰宝不大对劲，于是便来到承德市食药监部门进行咨询。


河北省承德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张学德：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实行快速检验、快速认定、快速协查，在本案中就发现这种产品添加了药品成分(苯乙)双胍。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苯乙双胍是一种化学药品，早期曾用于治疗糖尿病。但医学实践发现，苯乙双胍在使用过程中可引发乳酸酸中毒，严重的可导致死亡。

因此，早在2012年，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单》时，就将盐酸二甲双胍、盐酸苯乙双胍名列其中。

苯乙双胍因副作用早被停用
2016年11月，更是发文明确指出，经评价，苯乙双胍可导致乳酸酸中毒，发生率较高，临床价值有限，使用风险大于效益，因此决定停止苯乙双胍原料药及其制剂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国家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苯乙双胍，却被发现暗藏在保健食品中，承德市食药部门立即将这一线索移交给承德市公安局。
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食药支队支队长 陈旭：我们立即受案，将这盒保健品送往专业部门进行检验检测，结果通过检验仁合胰宝这个保健食品，含有西药。

权威部门检测确认 假保健品非法添加禁药苯乙双胍
权威部门的检测结果最终确认，李先生购买的“仁合胰宝”非法添加了禁药苯乙双胍，可能会直接危及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河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侦办此案。

河北省公安厅食药总队政委 田广清：直接将该案提级侦办，联合作战，专案专办，组成一个强大的专案组，全力攻坚。

李先生的仁合胰宝是从哪儿购买的?警方从流通渠道入手展开调查，很快锁定了重庆市长寿区的吴吴食品经营部。
承德市公安局食药支队副支队长 张忠钰：这个商店主要就是销售仁合胰宝，还有一些其他类降糖类的保健食品 他们就是通过微信或者是QQ，通过网络营销的手段去推广，去销售的一些东西。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吴吴食品经营部是重庆市的程某开办，同时还在电商平台开有网店，面向全国售卖仁合胰宝、百草糖等有毒有害保健食品。警方的调查显示，这些产品并非程某自己生产，程某仅是二级批发商。
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局长 马占山：侦破过程中，我们发现它不是个案，而是一个涉及地域广、涉案人员众多、涉案价值巨大，集原料造假、成品生产、网络销售为一体的大案要案，所以我们决定举全局之力侦破此案。
就在河北警方侦办这起案件期间，公安部接到湖南省公安厅报告，湖南怀化市公安局正在侦办一起互联网销售“仁合胰宝”等保健食品的案件。经研判分析，两起案件指向同一制假源头，公安部因此决定将两案并案侦查并挂牌督办。 河北警方通过对程某物流记录等线索的逐一摸排，查清了河南省郑州市的张某等人，就是向程某提供仁合胰宝的上家。据犯罪嫌疑人程某交代，早在2016年，他就开始从河南省郑州市一位自称“张总”的一级经销商那儿批进仁合胰宝。
记者：他卖给你多少钱?

犯罪嫌疑人 程某：卖给我1200元一件(箱)。
记者：一件。你卖出去呢?
犯罪嫌疑人 程某：我卖出去，这个价格不等，百来块钱。
据警方查证，程某从上线张某处购进的仁合胰宝，每件30盒，折算下来每盒的价格在40元左右。然后在自己的实体店和电商平台上，以每盒125元左右的价格，卖给不明真相的消费者。
记者在调查中得知，给程某供货的张某，正是这起制售有毒有害保健食品案件中的关键人物。张某交代，2016年他参加了在河南郑州举办的药交会，想从中找找赚钱机会，经过比较，他选中了保健食品行业。
犯罪嫌疑人 张某：那时候我听人说那一行(保健食品)不是说挺赚钱的吧，能赚点钱，然后就着手进入这行了。
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张某发现，一种名叫仁合胰宝的保健食品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于是就从网上买来样品，找到在药交会上认识的专门做代加工的刘某某仿照生产造起假来。
犯罪嫌疑人 张某：配料根本我完全不懂那些 ，具体怎么操作生产那一块，我没见过我也不懂。
在抓捕张某的同时，警方也抓捕了为张某做代加工的刘某某，并查抄其生产窝点。
警方：所谓的代工厂是造假窝点 无生产资质
河北省公安厅食药总队 熊亮：我们到达刘某某的生产窝点以后，总的感觉就是四个字：触目惊心。他的生产，把生产设备放在了废弃的一个农舍里面，生产出来的成品包括一些原材料有的就胡乱堆放在厕所、鸡舍这些比较肮脏的地方。

记者注意到，刘某某所谓的代加工工厂，不仅没有生产保健食品的资质，生产环境也极其简陋，现场没有任何卫生防护措施，仅有的生产设备就是这台封装胶囊所必须的铝塑包装机;院子外和室内的地面上，到处都随意堆放着生产原料或成品，完全就是一个造假窝点。
河北省公安厅食药总队 熊亮：咱们在受害人手里看到这些光鲜亮丽的保健品，就是在一个非常脏乱差，不具备任何生产条件的一个黑窝点里面生产出来的。

那么，刘某某生产出来的打着保健食品旗号的仁合胰宝，胶囊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成分?
犯罪嫌疑人 刘某某：就是西药加稻糠粉，别人给个方法就是按照这个买(原料)就行了。
刘某某交代，这些胶囊里装的东西，跟包装盒上标注的中草药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是掺杂了化学药物苯乙双胍的稻糠粉。 据警方统计，刘某某加工的产品除了仁合胰宝，还有七草化糖、昆虫胰岛素等32种所谓的保健品。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冒用批准文号，是刘某某造假过程中最惯用的欺骗手法。仁合胰宝就是冒用北京华夏康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2006年获批的金帝华牌糖舒尔克胶囊的批准文号;五谷化糖标示的卫食健字(1999)0296，真实身份则是石家庄某糖尿病研究院所属的中唐牌疏糖丹。

承德市公安局 赵加红：这个五谷化糖，它这些批号都是冒用的。
无中生有编造批准文号，是刘某某等人造假的另一手段。像警方查获的这款基因口服胰岛素二代，标注批准文号为国食健字G20130327，然而记者登录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官方网站查询时，却根本就找不到这个批准文号。
假保健品冒充中草药招摇过市
记者注意到，刘某某造假的这些产品，无一例外都宣称是用中草药配制而成。然而据警方查证，所有32个外包装不同的产品，胶囊里的成分却都和仁合胰宝完全一样。

承德市公安局食药支队 张忠钰：实际上他这里面的成分都是一样的，都是稻糠粉加上西药原料，然后加工成胶囊，然后根据你不同的需求。比如说你需要仁合胰宝，那我就给你装一个仁合胰宝的包装。
调查至此，一个以张某为主的制售有毒有害保健品案件的利益链条浮出水面：代加工窝点的刘某某接到张某的委托后，将造假成本不足5元/盒的“仁合胰宝”等有毒有害保健品，以12元左右的价格卖给张某;张某再以40元左右/盒的批发价，卖给二级经销商程某;而程某拿到货物后，在电商平台上以125元/盒的价格，卖给不明真相的消费者，每一个环节都存在暴利。
在调查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由于假冒保健品利润惊人，一些销售人员为了获取最大利益，在销售过程中，丝毫不顾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极力怂恿消费者加大用量。这是张某和一个下线销售人员的网络聊天记录，从对话中可以看出，有消费者服用糖益康后，明显感觉身体不适。张某告诉下线，这是用量过大的缘故，可下线却认为如果用量小了，就卖得少赚钱慢，不肯让消费者减小用量。

承德市公安局食药支队 徐子飞：他(下线)就给他(张某)回了一句话，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一个月才卖30粒，这样我这些东西卖给谁去，让人觉得当时特别特别气愤。他们根本就不顾这些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完全就是为了谋取暴利，在做这一行。
生产窝点端掉 销售环节斩断 新疑问又浮出水面
端掉生产窝点，斩断销售环节，案件进展到此似乎告一段落，然而新的疑问随之浮现。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早在2016年11月，我国就已经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苯乙双胍原料药及其制剂。为了查清非法原料药的源头，最大程度地打击保健食品添加违禁药物的乱象，警方决定从刘某某入手，继续展开调查。
承德市公安局食药支队支队长 陈旭：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他这个西药成分原料，从何而来。这样矛头指向青岛的一个王某。
刘某某交代，卖给他原料药的王某，是山东曲阜某化工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警方在锁定王某确实为非法原料药供货商后，立即奔赴山东，将王某和企业老板颜某等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抓捕。 记者在调查中得知，曲阜某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销售医药中间体等精细化工产品为主的企业，并不具备生产原料药的资质。该企业负责人宣称，他们经营的是精细化工产品，没有涉及原料药。
犯罪嫌疑人 颜某：经营范围内有精细化工产品，医药中间体，还有植物提取物，我们这一块属于精细化工产品。
专业人士介绍，所谓医药中间体，是原料药的前身，也就是制成原料药之前各个阶段的化工产品。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医药中间体不属于药品，因此无需取得药品生产资质，普通化工企业即可生产;而原料药则必须取得相关药品生产许可证才能生产。
然而，当警方把从曲阜某化工有限公司查扣的1.3万公斤白色结晶粉末取样送往权威部门检测时，却检出苯乙双胍和二甲双胍成分，被定性为化学药品，而非医药中间体。由于未经药品监管部门批准生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这些产品按假药论处。
承德市公安局食药支队副支队长 张忠钰：他们以化工品中间体为名，实际销售的是原料药。

据警方查证，从2015年10月至案发，山东曲阜某化工公司负责人颜某组织人员非法生产盐酸苯乙双胍、盐酸二甲双胍等国家明令禁止在保健食品中添加的降糖类高纯度原料药，以化工产品或医药中间体名义，非法销售150多吨苯乙双胍和30吨二甲双胍，给刘某某等生产有毒有害食品或假药的黑工厂、黑作坊。这些原料药再通过非法生产添加到“仁合胰宝”等有毒有害保健品当中，销售给程某等二级经销商，进而分销给全国的零售商和消费者。

公安部治安局六处处长 许成磊：这起案件的侦破，它的重要的意义是在于，第一次从源头上把非法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的上游化工产品的供应厂家给它打掉了，也揭开了一些化工企业以所谓的化工产品、医药中间体等为掩护，向下游的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的黑作坊和黑工厂提供原料的这种潜规则。
截至目前，全国各省市共抓获与此案有关的犯罪嫌疑人76人，打掉黑窝点19个、黑工厂3个，涉嫌非法经营犯罪的化工厂1个，查扣有毒有害保健食品15万盒、西药原料1.3万余公斤，整个案值高达12亿元。
据记者了解，保健食品领域日益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

?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 张佐良：按照(国务院)食安办的统一部署，公安部组织指挥全国公安机关严厉打击食品、保健食品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2017年7月以来各地共侦破此类犯罪案件41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700余名，形成了强大的打击声势，有力地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医药中间体和原料药很可能是一步之隔。此案中，不法企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是在生产化工产品，实际上是为生产有毒有害食品提供原料。暴露出源头管控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如何从制度上加强监管、规范其经营行为，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政策、明确部门职责、有效堵塞漏洞。
以上内容来自：央视新闻

你错了，不是清华有吸引力，是每年清华能得到的资金量有吸引力！没有钱是开展不了任何学术研究的，所以钱才是主要！

一位顶尖科学家的倒下：抗霾技术转化为何暗藏“致命陷阱”。

一年多前的2016年3月18日，全国300名能源专家齐聚济南，论证当地一个百亿环保项目的核心技术方案。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方案的首席专家付林，却在论证会的头两天被刑事拘留。

煤是中国的主要消耗能源，消耗量巨大，其中15%用于北方冬季供暖，大量煤要燃烧转换成热能;而另一方面，大量的热能在白白浪费着——在非热电联产的发电厂，一份标准煤燃烧产生的热量，只有40%能转化为电，另外60%经过冷却后直接排放到大气中。

2013年，付林的这项成果(学名叫“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最早使用这项技术的山西大同，已经从严重雾霾城市，变成了空气质量最好的北方城市——据《科技日报》报道，2015年、2016年大同二级以上良好天气数超过300天，而这项技术每年可以为大同节约67.8万吨标准煤。

2017年6月，付林的另一项重要成果要进行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答辩，但取保候审的申请没有获得法院批准。“付林对社会没有危害，为什么不能取保候审?”倪维斗院士非常不理解,尤其是在国家多次出台政策鼓励科技创新之后。

那么，付林到底犯了什么事?

起因是有人给北京市检察院写了封举报信，举报他巨额贪污。2016年3月17日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对付林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2016年4月1日付林被正式批捕。2017年5月19日，海淀检察院公诉处正式起诉付林，根据起诉书付林有两项罪名，一项罪名是贪污造成科研经费损失220余万元，另一项罪名是挪用公款439万元。

所有像付林一样搞科研成果转化的教授们，几乎都面临着一个“身份的嫌疑”——既是国家公职人员，又能通过科研成果转化赚钱，一身兼二任，很容易就有拿着国家的资源给自己用的嫌疑。付林被人举报贪污正是这个逻辑，前两年影响巨大的“浙大褚健案”也是这个逻辑。“我们这里的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比美国大学差太远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接受采访时说，这几年国家出台了大量鼓励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但在一些关键的细节上并没有明确的说法以及制度安排。

图1：2014年8月，付林出席瑞典国际学术会议 

陷入麻烦的科技明星

2016年3月16日，付林的日程和往常一样排得很满，吃完早饭他就到了办公室工作。

和往常不同的是，他带上了出差的行李，准备下午去济南。第二天他有两件重要的事，一是参加中国节能协会组织的技术鉴定会，二是要向济南市委领导班子汇报工作。济南市投资100亿元的重大项目“外热入济”刚刚开始施工，付林是首席专家，他领导的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由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改制而来，以下简称“清华规划院”)能源所是这个项目的规划和技术支持方。

头一天下午，付林接到了清华大学纪委的电话，让他3月16日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说明情况——他又被人举报贪污。早上9点多，付林已带着行李赶到了海淀区检察院。从这个举动来看，他似乎还在想着出差，根本没有预料后面会发生什么。

10点，付林的妻子曲燕接到了海淀检察院的电话，让她去送一些资料。

11点，曲燕赶到检察院交材料时，听到隔壁房间付林正在大声解释，很生气。曲燕想起两年前曾有人扬言要“把付林送进去，判10年以上”，有些担心。但她仍然自信，只要付林把问题解释清楚了，很快就能回来。

这不是付林第一次被举报——2015年10月，清华大学纪委也收到过类似的举报信，但清华纪委、规划院对付林进行调查后，认为没有问题。所以，曲燕认为以前都说清楚了，这次也能说清楚。

但她没想到的是，付林很快被关进了看守所，他的声音再也没有听到过。

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播放的中国宣传片中用了30秒的时间介绍这项中国独创的技术。2016年这项技术获得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并且被推荐参选了2017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但付林已经失去自由，取保候审没有被司法机关批准，付林缺席答辩会而与该奖无缘。

2005年在给济南做供热规划时，付林得到了废热回收相关技术的灵感。而这项技术里需要研发一些非常重要的设备，后来的学名叫“吸收式热泵”。付林首先找到了清华同方下属的同方川崎，这是一家能生产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设备的公司，希望它成为这项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未果。后来付林又找了江苏双良、远大空调等溴化锂吸收式制冷设备公司，都没有人理他。彼时付林只是一个年轻副教授，行业里的无名小辈。

2006年付林说决定自己干时，张世钢不太相信，“既没有钱，也没有人，怎么干?”

为了研发这项技术，付林做的第一件事是说服家人，于2006年下半年成立了北京环能瑞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能瑞通”)，股东为其岳父、岳母。

“成立这个公司是没办法的办法，”张世钢说，一则外面的公司不愿意投入，二则能源所的经营范围只有规划设计，没有研发设备的资质。此外，研发这个设备需要的人才比较复杂，专业上需要热工、机械、电气等多专业联合，学历层次上既需要教授，也需要学历较低的设计、绘图、调试、安装施工等技术人员，而后者无法安置到能源所，只能成立一家公司作为留人的平台。

公司成立后不久，机会就来了。2007年，付林偶然看到北京市科委征集科研项目的消息，他激动地打电话给张世钢，让他赶紧弄材料申请课题。最终这个课题被北京市科委立项，经费为874万元。付林最终被检察院起诉贪污的220余万元即来自这个课题。

伴随着这220余万元流转的，是4家机构签订的4份合同。至少从表面上看，正是这几份合同困住了付林。

危险的合同

2007年9月，付林团队拿下北京市科委的课题，课题组成员单位包括清华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6家单位，环能瑞通作为设备研发方，也是课题组的成员单位之一。其中清华大学属于牵头单位，北京市科委将科研经费统一打到清华大学账户，再由清华大学根据进度划拨到各成员单位。

如果不是江亿院士，课题很有可能就此夭折。江亿是供热领域唯一的院士，在业内享有盛誉，他在内蒙古出差时偶遇老朋友、赤峰富龙集团原董事长景树森，谈起了付林的这项技术。景树森也是业界资深人士，一听非常感兴趣，表示愿意资助付林团队完成研发。

最终，赤峰富龙集团决定其下属的赤峰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龙热力”)建设试验工程，并赞助科研费用。于是，付林及团队得以在赤峰继续进行科研工作。

富龙热力的意外出现，成为付林课题的转折点。由于环能瑞通没有工厂，只能设计图纸、做局部实验，设备生产只能委托外面的公司。在江亿院士的牵线下，同方川崎成为环能瑞通的设备委托生产方。

此时，付林课题组的经费变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来自北京市科委的纵向课题经费(先期划拨入清华大学账户)，另一部分来自富龙热力的赞助。按照正常流程，所有的课题经费都要打入清华大学账户，并且由清华大学划拨给课题成员单位。但因为现实原因，付林课题组并没有严格走这个流程。在研发设备的过程中，清华大学、环能瑞通、富龙热力、同方川崎4家机构签订了4份合同，而这些合同让付林的故事变得极具戏剧性。

2008年8月，富龙热力向环能瑞通支付了380万元，作为研发设备的费用。但双方签订的合同上，这笔款的用途是富龙热力向环能瑞通购买5台设备，共420万元(最终支付金额是380万元)。

当时正值研发最紧张的时刻，张世钢偶然看到合同十分吃惊，明明是富龙热力赞助的科研费，怎么合同变成了向环能瑞通买设备的款项?经办人员给张世钢的解释是，对方财务不好走账，所以把赞助费编了个其他明目。张世钢觉得这份合同可谓离题万里，似乎不妥，但时间紧张也就一晃而过。

赤峰富龙集团前董事长景树森向记者证实，这380万元确为支持付林课题组的科研费用。但当时富龙热力并不是课题组的成员单位，不能把这笔钱直接打入清华大学账户，所以打入了环能瑞通。2011年，在这个课题验收时，富龙热力才被列入课题成员单位，后来这项成果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富龙热力也是获奖单位之一。在经过审计的该课题验收报告上，富龙热力支付的380万元被明确列为研究经费。

2008年10月，环能瑞通要向同方川崎支付设备委托加工费用，这笔费用产生了两份合同。

一份合同是清华大学与同方川崎直接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约定向同方川崎支付327万元。与此同时，环能瑞通与同方川崎签订了另一份合同，即更加详细的《产品委托加工合同》，约定除了清华大学直接支付的费用以外，剩余的费用都由环能瑞通支付。

而头一份合同存在明显瑕疵——同方川崎并不是课题组成员单位，清华大学应该首先把科研经费拨款到环能瑞通，再由环能瑞通支付给同方川崎。这份合同很容易造成混淆，从字面意思上看是清华大学委托生产设备，事实上清华大学只是代管北京市科委的经费。

如果把这份容易混淆的合同与第一份合同连起来看，有心人应能发现隐藏的问题。2010年，环能瑞通的一位员工和付林发生矛盾，曾要挟举报付林，理由就是以上两份合同，只看字面意思是这样的：清华大学出钱请同方川崎做了设备，而环能瑞通把这些设备卖给了富龙热力，所以付林有拿着公家的钱牟利的嫌疑。这个举报最终没有发生，但是危险已经出现了。

2010年8月，环能瑞通向清华大学账户打入105万元。张世钢说：“当时付林在清华大学科研账户上的资金不多了，所以就让环能瑞通支援一些经费。”清华大学财务部门的记账凭证显示：这105万的最终流向是，清华大学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后拨付至了付林的科研账户，用于后续技术研究。

图2：2009年3月，付林课题组赤峰试验工程鉴定会，内蒙赤峰。左二为付林 

北京海淀区检察院的起诉书这样指控付林：“将由清华大学使用北京市财政科研资金研发的7台设备中的5台，以个人控制的北京环能瑞通有限公司的名义，出售给课题成员单位赤峰富龙热力公司，使得环能瑞通获利380万人民币。案发前，环能瑞通以样机以及样机设备回收的名义向清华大学退还105万，造成科研损失费220余万。”

奇就奇在，环能瑞通向清华大学账户打入105万元，合同的内容恰恰是设备回收，刚好证实了第一份合同里把设备卖给富龙热力的细节。

那么，为什么偏偏就签了这样一个合同呢?张世钢说，付林在被那位员工威胁之后，他们也觉得前面的合同签的欠考虑，所以签这份合同时就想找补一下，想把设备的事说圆一点，所以就有了所谓的设备回收款。“但这个合同写的极其含糊，根本没有说设备是谁制造的、归谁所有，因而也没有明确回收谁的设备。”张世钢说，但没想到越说越乱，越说越说不明白。

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朱颖心教授认为，付林的这笔科研经费没什么说不明白的。她介绍，高校老师的课题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机构立项的纵向课题，比如从科技部、北京市科委、自然科学基金等申请的课题;一种是横向课题，比如企业委托的课题。纵向课题的管理非常严格，结题时有专门的审计机构做审计，2011年付林的这个课题通过审计并顺利结题。

“纵向科研经费就是要花在课题上，应该按照预算花光，如果经费有结余，按照国家规定应该收回。”朱颖心教授反问，“按照有些人的逻辑，北京市科委拨了327万经费，环能瑞通退了105万，没有退回的220余万就是损失。但是北京市科委这个项目总经费是874万，其他项目成员单位都没有退回的是不是都算损失?如果874万全都退回北京市科委了，相当于这个课题一开始就不该立项!”

生意的江湖

江阴市公安局接到的举报内容，牵涉到能源所和付林的另一家公司华清泰盟与江苏双良集团山西分公司的一个合作项目，举报的依据依然是一份合同。据了解，清华规划院对这个项目进行过详细调查和梳理，认为事实清楚，系企业间正常经济往来，不存在违规行为。清华规划院出面对江阴市公安局做了说明，此事不了了之。

2010年8月，付林让曲燕注册了华清泰盟，法人代表是曲燕。公司成立的背景是付林团队即将拿下大同同煤集团的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供暖改造工程。“之前的环能瑞通根本没有管理可言，引来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如果能把大同项目拿下来，大家感觉可能有机会，希望有一个干净的平台来运作。”张世钢说。

此后，在科研成果转化的项目中，同是付林团队的能源所和华清泰盟各有分工：能源所主要负责项目规划设计，而华清泰盟主要负责设备的设计、监造、调试等相关业务。

大同的项目是付林这项技术第一次在现实中运用，很多人吃惊地看到，在不增加能源消耗的情况下，被改造小区的供热面积增加了50%。但更具诱惑力的是这项技术的市场潜力，山西大同这个项目不过是个小型工程，合同金额已经上亿，而大型的城市能源改造工程动辄几十、上百亿。合作邀约纷至沓来，商业世界笑脸盈盈对付林招手。

直到华清泰盟成立时，付林团队才第一次给公司找了“法律顾问”——一个即将从学校毕业的、实战经验不足的法律系学生。付林的技术开始走向市场时，曾有人这样评价他：“付林注定是昙花一现。他就像个小娃娃抱着大金砖走在路上，自己还不知道危险。”

大同项目成功之后，最积极来找付林合作的是一家叫江苏双良的公司。“其集团高层几次到北京找江亿院士和付林谈，希望独家技术合作。”张世钢说，但最终双方没有谈成。

紧接着是双良的山西子公司来谈项目合作。付林团队负责商务的边兵对此印象深刻：“2011年1月大同项目刚刚投产，他们就找来了，说是山西有8个电厂要改造，催着我们赶紧开始做调研。我们干到春节那天才放假，大年初三又开始上班。”

付林的“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在应用中涉及两方面，一是对电厂的改造，二是对城市供热系统改造。这类事关民生的项目非常复杂，首先要有专业机构做可研报告，评审通过之后才能立项，立项之后才进入商业环节。因此，山西双良和付林团队签订的第一份有实质内容的合同，就是关于可研部分的。2011年3月，山西双良与能源所签订了两份合同，一份是电厂改造的可研合同，另一份是城市热网系统改造的可研、以及初步设计的合同。

张世钢介绍，这两份合同均没有填写合作金额，因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研、设计费都是按工程总金额的百分比计算，而当时可研都没有做，所以根本无法知道工程总金额。他展示给记者的合同上，合作金额处确实为空白。

“这两个合同其实都没有执行，因为很快山西双良又提出让我们做技术总承包，也就是把可研、设备监造、施工指导、系统调试等等全包给我们，所以又在谈一个新的技术总服务合同。”边兵说。

然而问题在于，边兵所言那两份“并未执行的合同”并没有走作废程序，这成为这个故事中最大的一个悬念。

在协商技术总承包时，因为涉及到设备监造，华清泰盟就出现在了这个合作中。2011年4月18日，山西双良、能源所、华清泰盟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主要内容是山西双良支付技术总服务合同中的可研和设计费用的首期预付款600万元。支付这笔款项的原因是，2011年4月25日，山西五个电厂的可研报告要送国家电规总院进行评审，而参与可研报告的还有华北电力设计院等三家机构，它们在评审之前必须拿到服务费。

这份三方协议的甲方为山西双良，乙方为能源所与华清泰盟，协议上明确约定“甲方首期预付款600万元根据技术总包协议付至北京华清泰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但2014年江阴市公安局来调查时，举报资料里说，我们逼着双良把应该打到能源所的600万，打到了华清泰盟的账上。”边兵说。而依据，就是2011年3月山西双良与能源所签订、并未执行的可研合同。据代理律师周泽介绍，被收录在举报资料中的这份合同金额处，却有一个手写的600万元，且没有经过双方盖章确认。这与能源所留存的那份金额处空白的合同不一致。

北京检方的起诉书上，指控付林利用“担任能源所所长的职务便利，指令双良公司将应付能源所的600万元支付到华清泰盟公司，其中439万元被华清泰盟用于经营”。又因为能源所是规划院下属机构，其性质是“全民所有制”，所以这个举动又被指控为“挪用公款”。这份检方指控的依据，依旧是那份“没有执行的合同”。

“这份合同当时就应该走作废程序，但是大家都没有那个意识，不出事也根本想不到会有问题。”边兵说。

那份三方协议签订的几天之后，山西双良的几个项目通过了可研评审。但很快，“山西双良说，按照双良总公司要求，设备必须由它们制造，不能让华清泰盟做。”边兵介绍，设备是这类项目里利润比较高的部分。此时，双良的一些项目已经通过可研评审，而且拿到了华清泰盟做的初步图纸。这个变化让付林很恼火，合作最后不欢而散。这些细节也没有得陈喜报的确认。

与山西双良的合作搁置后，华清泰盟与清华规划院就善后事宜进行了协商。根据双方签署的《关于山西双良公司合作项目执行情况的备忘录》，这600万的去向如下：161万元用于支付给华北电力等3家可研报告编写单位;35万余元用于代缴税款;剩余403万余元由华清泰盟分批支付能源所。

2011年9月，华清泰盟与京能集团下属的源深公司合资成立了华源泰盟，源深公司控股。“很多公司来探讨过合作，我们选择了让国企控股，商务和管理实际上是交给了他们。”曲燕说。

2014年6月，源深公司又将所持华源泰盟股份挂牌出售。“商业上的事让付林很烦，他也不想干了，所以我们也准备把股份卖掉。”曲燕说这时双良的人又出现了，多次找她和付林，要求把公司卖给双良。记者向双良这位高管问询当时是否有买下付林公司的意愿，他表示“不便于谈”，但“股权拍卖(现场)肯定不是我们”。

有意思的是，付林真的去找过另外一家最有竞买意向的公司——烟台冰轮，让他们不要买了。但因为股份是公开挂牌出售，价高者得，这已经不是付林能左右的局面。

在烟台冰轮竞得华源泰盟股份后不到一个月，江阴市公安局的调查就来了。

身份的嫌疑

在一连串阴差阳错的合同事件之后，付林得到了两项罪名：贪污和挪用公款。

在这个案件中，一共出现了付林的3家关联公司：环能瑞通、华清泰盟、华源泰盟。有人做了一个这样的假设：如果当初由外部公司取代付林的关联公司，成为其搞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平台，那么付林可能不会涉入商业江湖，他也就不会面临如上的指控。但问题恰恰是，当时并没有公司愿意支持他。

“科研成果转化的第一步并不是企业在求你卖专利，常常是你要去求企业支持，把初步产品做出来。”江亿院士说，很多人都以为把专利或者想法卖掉就完成了科研成果转化，但现实从专利到产品还有很长的路，很少有企业冒风险买单。如果得不到企业的支持，只能自己组织资源做开发，组织资源就少不了要开公司，而开公司就有一堆麻烦事——付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入了商业江湖中。

江亿院士也有类似的无奈经历，因此特别渴望能有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安安心心把第一步转化先做出来”。但这科研成果转化最难的第一步，在当下大学体制、社会机制中是一个空白地带。

图3：付林参加学术研讨会 

但即使没有注册公司，付林也早已跨入商业的河流。中国的高校体制下，很多老师事实上都是小老板。以付林为例，虽然他领导的能源所是科研机构，但也是不折不扣的公司实体——它是清华同衡规划院的下属机构，企业性质是全民所有制，营业执照上的负责人是付林，注册时间2004年。但规划院并没有给能源所注册资本，也不给员工发工资，事实上能源所是自负盈亏运转，付林要像老板一样组织人马做研究项目挣钱，否则就没办法给研究人员发工资。

回到环能瑞通。张世钢介绍，这家公司并没有经营活动，主要是安置课题组从事设备研发的工作人员，管理上也很粗放——最初由付林的一个朋友代管，后来由一位员工管理，甚至公司的公章都放在这位员工手里。这样松懈的管理，已经为付林出事打下了伏笔。

张世钢介绍说，环能瑞通在这个课题中一共有12项专利，其中9项是环能瑞通和清华大学共有的专利，主要是规划方面的;另外3项专利是环能瑞通独有的，是有关设备结构工艺方面的，与清华无关甚至与付林个人也无关，这是环能瑞通高薪从远大空调挖来的技术人员做出来的。国家出台的科研政策明确规定，参与课题的单位谁做出的专利归谁所有，环能瑞通的3项专利经过了清华大学三级审核和成果与知识产权办公室的权属界定。所以这项指控并不成立。

付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江亿院士讲了两件往事。他和付林一起做过一个德高望重科学家的项目，付林是项目负责人，但进行到一半发现项目不能成立。后来他和付林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召开了研讨会把项目撤了，把剩余的科研经费退了回去，尽管这样做很没有面子。

第二件事，广州某项目请付林作为专家团成员参与论证会，付林从技术合理性上认为项目不合适上马，结果主办方当场表示不悦，不仅不付专家论证费，连回程的机票都不给买。

付林做的最疯狂的事，就是2010年底山西大同的那个项目。“如果没有这个项目，可能我们团队就散伙了。”张世钢说，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是最为艰苦的一年，能源所已经快发不出工资了。

付林在一个会议上偶遇大同市某领导，这位领导有一件麻烦事——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解决同煤集团棚户区改造工程的供暖问题，已经形成了社会矛盾。而付林恰好有解决方案。这位领导也是半信半疑，最终和付林达成了一个非常苛刻的口头协议，这个项目成功运行后才补签的合同。实际上相当于大同市借了上千万给付林个人做工程，如果工程失败，付林个人要还钱。

在接下项目之前，江亿院士曾提醒付林要想清楚，“搞不好你要坐牢的!”付林最终还是接了大同项目，张世钢说，付林想的是“如果不做个真项目出来这个技术就死了”。王钦波说，“只有疯子能干得出这种事。”

“付林本科学的是电厂有关的，后来跟我读博学的是供热。”江亿说，付林取得成功是因为他把供热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打通了。

在失去自由之前，付林正在研究进一步把电和热打通，也就是“热电协同”，江亿院士认为这是一项更具开创性的技术，“全世界都没有”。举例来说明——有大量的风力发电不能上网，原因在于电网容量有限，如果非用电高峰期刮来一阵大风，发出的电没有地方用就只能白白浪费掉。不仅是风电，核电、光伏发电都有相同的浪费情况。能不能让这些要浪费掉的电做功转化成热，再变成城市供热的热源?这就是付林研究的热电协同，这项技术将为我们节约更多的能源，减少更多的排放。

付林出事后，这项重要研究停滞了。

看来政策的问题还是需要完善的，给这些科学家一个完全放松的环境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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