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导致了大文豪苏轼身陷乌台诗案差点身败名裂？

是沈括害大文豪苏轼身陷乌台诗案的吗？~

沈括并不是害苏轼的人，害苏轼的是李定、舒亶、何正臣这些新党官员。
一、乌台诗案。
苏轼是北宋有名的大文豪，当初科举考试就让考官欧阳修说出不如他的话，在后面的制科考试中更是拿到整个北宋都少有的第三等。苏轼在位母亲守丧之后回到朝廷，这个时候苏轼与变法大佬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贬出京。至此苏轼便被打上了守旧派的标签。苏轼在元丰二年给皇帝写了一封奏折名叫《湖州谢表》。
那些革新派就说苏轼的诗词经常对变法不敬，诽谤新法。还搜集苏轼诗词发现里面有很多文字对新法不敬，于是苏轼就被下大狱了。因为宋朝有不能随便杀士人的规定，加上当时革新派大佬王安石为苏轼求情，苏轼才得意存活下来。据说在此之前沈括就因为苏轼诗词的问题弹劾过他。所以就有人推测沈括才是幕后黑手。
二、 沈括没有陷害苏轼，时间对不上，史料不足。
个人觉得沈括并没有陷害苏轼。沈括原本是王安石的手下吗，是革新派，后来王安石隐退，这沈括又成为守旧派了。当时苏轼乌台诗一案那个时候沈括已经被打上旧派人的标签了，所以他没动机这是其一。其二，沈括当时弹劾苏轼是六七年的事，时间上根本对不上。
第三，史料不足。说沈括陷害苏轼的史书只有一本，就是《元祐补录》，宋代史书只有这一本记载过这种说法，其他史书均没有记载，这只是一家之言。并且这本书的作者风评并不好，写史料也曾多处有假，这让这件事的可信度更低了。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苏轼本人都没有说沈括陷害自己，苏轼在后来说陷害自己的人是李定、舒亶、何正臣这些新党官员，并没有沈括。故此这种说法不可靠。

我们都知道“乌台诗案”差点让苏东坡丢命，因为苏东坡生性孤傲，然后用诗表达了对国家的不满，被人利用。这个案件是因为发生在常常有乌鸦栖息的御史台，因此被称为乌台诗案。发生这个案件跟苏东坡本人的性格特点都是有密切的关系，这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文豪觉得差点因为一首诗而丢命，其中的原因是非常令人好奇的。
一、用诗表达情绪那苏东坡是一个喜欢作诗的人，他也把他所有的情绪都写在了诗里面。在1079年时，是国家变法的一个根本转折点，所有的官员都会表达对君主的认可。可是苏东坡对新政却不是很看好，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情绪，写了一些话。大概的意思是有点责怪君王并不看重他，也没有给他一个比较符合他能力的职位。这些话是比较敏感的，同时也被一些小人加以利用。特别是当今苏东坡可是文坛非常重要的人物，也会受到很多嫉妒，所以就有了乌台诗案。
二、生性孤傲苏东坡可是一个性格孤傲，疾恶如仇的人。他从不阿谀奉承，也不给人好脸色看。同时在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让很多人嫉妒不已，所以很多人也在努力的找他的差错，企图将他拉下悬崖。在乌台诗案中，一些大臣就专挑字眼，通过“新进”、“生事”等词眼，禀告君王苏轼愚弄朝廷，并且不尊重君王。因为很多人都表达了苏轼的不可饶恕之罪，不得以君王只能将他定罪。
在古代朝廷中，不与人同流合污，很容易就会让人们嫉妒，并且容易被人们陷害。但是这样敢于与朝廷作斗争，坚持自己的原则的人，是令人敬佩的。在污浊的官场中，保留自己的初心，保留自己的本性是很难得的。苏轼有着最纯真的心灵，他的诗词简单却深刻地表达了他一生的心灵。我们从他的诗歌都可以感受到他在每一个时间段的感受，也能了解到那个时代人们的社会状况。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湖州知州。到任后他按照惯例向朝廷上表汇报工作。苏轼恐怕没有想到他的这封《湖州谢上表》竟会给他带来那么大的灾难。

东坡书院

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等人上章，以《湖州谢上表》中的一句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为依据，弹劾苏轼以诗词作品攻击和诽谤新法。宋神宗大为恼火，并批示将苏轼抓捕到京城，对此事详加调查。御史台四处搜刮出苏轼寄赠他人的诗词达一百多首，认为这些诗词均攻击新法，有39人受到牵连，其中包括司马光、王诜、苏辙、张方平等名臣。

这就是北宋时期有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自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案发到同年十二月月底审理结束，共经历了8个月时间，多名朝廷重臣、文学家、画家均牵扯其间，其影响非常大。不过，由于朝廷中很多大臣求情，苏轼仅只是被贬职到黄州，这个结果对于苏轼来讲并不算太严重。受到此案牵连的39人中，除了驸马王诜因亏待公主被重罚之外，苏轼的弟弟苏辙被贬职，王巩发配西南，其余人均只是被罚款。

从处理结果来看，乌台诗案雷声大雨点小，处罚也是草草了事。

苏轼画像

乌台诗案发生之时正是北宋党争最厉害的时期，后人一般认为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炮制了乌台诗案，攻击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不过，在对苏轼进行处罚时，有两个人曾经向宋神宗求情，要求轻罚，一个是王安石，另外一个章惇。王安石的理由是：圣朝不宜诛名士。章惇跟苏轼私交深厚，虽政见不同，但不影响他们的友谊。

王安石是新党的领袖，章惇是新党的中坚人物，这两个人要求轻罚苏轼，就足以表明乌台诗案并非两人主导，也并不是新党打击旧党那么简单，而是另藏内幕。

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肯定是受人指使才会炮制乌台诗案，攻击苏轼的，那么谁才能指使这3人呢？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当时变法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不过当时新党的中坚人物却都不在朝廷。王安石、吕惠卿、章惇、韩绛等新党人物均因各种原因被罢相，离开朝堂，只有王珪还在朝，反倒是旧党中的吴充等人均在朝堂。那么，朝堂之上谁来主持变法呢？主持变法的人其实是宋神宗。所以，我认为乌台诗案的真正推手就是宋神宗。

苏轼作品

那么宋神宗为什么会一手炮制乌台诗案来对付苏轼呢？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苏轼虽反对变法，他人却不在朝廷，职权也不大，不会对新法的实行起到多大的阻挠作用。宋神宗如果想对付旧党，大可对旧党中的中坚人物动手，例如司马光、吴充等宰辅大臣，何必抓住小小的苏轼呢？我想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苏轼以作品讽刺变法是事实，对于宋神宗来讲，苏轼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乱叫

乌台诗案是新党拿苏轼的诗词作品来打击旧党，在审案过程中难免对苏轼的一些作品进行牵强附会，但苏轼确实写过不少诗词讽刺变法。

弹劾苏轼的台谏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虽才学不如苏轼，但都是正牌的宋朝科举进士出身，自然能看明白苏轼的作品所影射的含义。在对苏轼的审讯中，苏轼对此也是供认不讳。苏轼把部分讽刺变法的作品送给王诜、司马光等人，就是因为这些人跟他一样对变法持反对意见。否则苏轼为什么不把这些诗词送给王安石或是和他关系较好的章惇呢？

王安石诗作

苏轼在官场上虽混得不好，但在文坛上却是大名鼎鼎，其作品也在文坛上广为流传。

王诜曾把苏轼的诗集进行刊印，即《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部诗词集中刊载了大量苏轼讽刺新法的作品。随着这部诗词集在京城流传，也给变法带来极为不利的舆论影响。

乌台诗案中，苏轼有一百多首诗词被呈阅并作为证据，这些作品都写于熙宁四年（1071年）轼轼被贬到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这8年时间。这么算下来，苏轼每年写下约20首作品存在讽刺新法和朝廷。也就是说，苏轼每隔不到一个月就会有一首讽刺新法或朝廷的诗词作品问世。乌台诗案是因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想来他恐怕也不是第一次用这样的口气向朝廷上表。这不管对于新党还是宋神宗而言，都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以苏轼在文坛上的地位，随着这些作品的流传，会导致京城舆论普遍对新法不看好，使得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

所以对于新党和宋神宗而言，打击苏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舆论，对新法的推行是非常有利的。

苏轼

第二、在地方推行新法，就算是旧党也要配合

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的最常见的问题是，由于党争的关系，旧党对新法的推动并不积极，使得变法推动缓慢。王安石在变法初期曾制订相应的考核制度，将变法的推动作为官员考核的主要内容，并作为官员升迁的主要依据。但在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员也存在站队的现象，即新党的地方官会大力推动变法，旧党的地方对变法敷衍了事。

以苏轼为例，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时，曾兴修水利、疏通六井等，但对于变法的实施，却很少采取措施，反而沉迷于西湖山水，留下很多诗词作品。

想来苏轼对变法已经很反感了，对变法的推行也不会积极配合，甚至还会抵制。

苏轼像.

第三、宋神宗需要的是让新党变法，再让旧党对新党形成制衡，而不是让新党把旧党拍死

宋神宗身为皇帝，对朝廷中的结党现象并不欢迎，因为结党必营私。然而，宋朝的结党现象自宋朝初年就已经开始，经宋仁宗、宋英宗两朝，结党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同党派之间的相互攻伐也使得朝堂政事延误，大宋百弊丛生。发展到宋神宗时代时，党争已经是大宋朝堂的一部分。

宋神宗支持变法，使得朝廷之上支持变法的大臣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党派，即新党，而反对变法的大臣就形成了另外一个党派，即旧党。由于宋神宗的支持，新党显然会获得更大的权力，为了推进变法，就毫无避免地对那么不配合变法的旧党进行打击。如果宋神宗硬起心肠，沉重打击旧党，使旧党不能成为变法的阻碍，变法的推动岂不更容易？然而一党独大，势必威胁到皇权，甚至会威胁到大宋江山。所以宋神宗会让支持变法的王珪任宰相，也会提拔反对变法的吴充等人，然后坐视两党在朝堂之上进行斗争。当新法要推行时，宋神宗也会允许反对声音的存在，两党在朝廷中就形成制衡。

苏轼作品

我相信宋神宗一开始是打算借乌台诗案严惩苏轼的，苏轼坐牢期间就曾感到非常恐惧，就是因为知道到事态的严重性，感觉到宋神宗起了杀心。只是乌台诗案扩大化后牵连到太多的旧党中坚人士，使得宋神宗不得不慎重。宋神宗不愿意让旧党失去制约新党的能力，最后对苏轼等涉案人员的处理也只能高拿低放。

宋神宗主导了这场乌台诗案，最初的目的是为变法扫除舆论影响，推动变法的实施。事态扩大化并不是宋神宗所预料的，也是案件本身的性质发生变化。

然而对于苏轼而言，这都是一起冤案。宋朝以文人治国，言论相对自由开放，朝廷也从来不会以言论治罪。在党争频繁的宋朝，文人在作品中攻击别人的做法比比皆是。苏轼在诗词作品中批评朝政这种做法也并不违反当时法律。

王安石诗作

乌台诗案可以说是宋朝第一场文字狱，也开了个很不好的头。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英年早逝，宋哲宗继位，拜司马光为相，旧党人士纷纷重回朝廷。为打击新党，旧党人复制了乌台诗案的做法，炮制车盖亭诗案，利用蔡确在车盖亭写下的十首诗，对新党的人疯狂打击，其打击力更大，打击范围更广。宋朝也是在这种党争之中逐渐衰败，并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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