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的艺术特色、语言特点以及思想价值。

余秋雨散文的语言特色是什么？~

读完余秋雨的几本文集后,对他别具一格的写作风格有点感想,同时也参阅了诸多的材料,主要先从总体上浅谈一下他散文写作风格,再从他表达的主题、语言的特色、表达的方式三点分述,继而对我们大学生的写作提供某方面的参考,不足之处,望请老师指正.
关键词： 写作主题 语言特色 表达方式 剧场效果 小说化特点 典雅
灵动 借鉴
初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读完,深深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折服,他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联想,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著作,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而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己的看法太浮浅,甚至落入俗套.在上节课谈到写作风格问题,于是还是想起了余秋雨,也参考了诸多对余秋雨写作风格的评论,也略加自己的一点浅见.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在目前文坛泥沙俱下、日益堪忧的情况下,余秋雨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开辟了散文新文风.“余秋雨将中国传统文化意境与现代意识连接在一起,以逆向操作的方式异军突起,呈现给读者一种新的阅读文本,激发起他们新的审美趣味,”从总体来说,一方面气势磅礴,潇洒自然,一气呵成,让读者也随着他的情绪时而崇拜、向往自然,时而对历史深沉愤慨；另一方面,他一唱三叹,一步一回首,低沉的调子,悲怆的氛围,一次次让我们去思考历史、自然、人生.作为一个文化意识较强,颇具历史感的散文作家,尽管行走匆匆,却常能俯仰古今,见微知著,从尘封的史料和那平淡无奇的山水中挖掘出深厚的内涵,进而做到历史与现实相沟通,哲理与形象相交融.
因此,在综述的前提下,我们现着重从他的写作主题,语言特色,以及表达方式等三个细节略谈一下.
（一）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二） 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三） 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余娴熟地运用了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还采用了小说笔法、戏剧的笔法、镜头特写等多种手法,这对于烘托主题,使文章内涵更深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 叙事的小说化特点.
余深谙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他凭借小说这种文体,使他的作品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首先小说的要素之一是故事,余是一个比较善于构建故事,甚至是很多传奇色彩很浓的故事,如《莫高窟》写到乐尊；写《上海人》,思绪飘逸,引叙出徐光启的故事,进而更深意义阐述上海人文化性的构成；其次小说的要素之二是细节.余的散文中常常见到栩栩如生的描绘,靠细节构筑成优美深邃的诗情画意.
〈2〉 余散文中的剧场效果
余在创作文化散文之前是从事戏剧理论创作,对于戏剧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在他的文化散文中,他融会贯通地运用了戏剧效果.他也曾说：我在散文中追求的场景,会使有些段落写法上近似小说,但小说的场景是虚构的,而我的散文中的情景,则力求真实.这些话我们可以从《文化苦旅》中找到印证,如《都江堰》那久久伫立的仪态,复杂的心理情绪都可作为剧场的一个场景.还如《白发苏州》、《信客》等篇章,只要略改一下就可搬上舞台.因此,这些经过艺术处理的文章,充满了阅读张力,常能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境界.
余与其说成是散文大家,不如说成是一位辩思的哲人,正如一些评论者对他的评论：“系秋雨散文的最大特色除了它浓郁的学术味和文化味外,便是那种诗意的写作风格,而构成这种风格的,恰好就是那种雅致高贵的忧伤,神驰古今的浪漫,充满终极关怀的文化品位”.对此,对于我们大学生写作也有很强的借鉴性,也能够为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首先,在追求表达的主题上,是力求表达自己,还是外部事物,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如何将其协调好,实乃智者所为.而我始终认为,能够表达自己真情,就是好的,不必太拘泥于章法,本身“文无定法”,但同时也渐渐发现,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不能总沉浸在小我的忧伤温情的封闭世界中,我们还要时不时地抬抬头,仰望一下古今,仰望一下中外,这个时代缺少一份大气、恢弘,但我们的文章却不能圈囿如此,我们也须怀着一份博大的文化良知.
其次,对语言的考究上.余散文的语言非常考究,字字句句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这种刻意加工而成的文字,太过浮丽、花哨,掩不住某些内容的空洞,从《千年一叹》中可以看出,他的有些评论太过牵强,这也是《千年一叹》远不及《文化苦旅》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对语言的考究选用上要注意的是避免内容的空洞,不能为语言而语言,那种华而不实的文章没有多大的生命力,也会被聪明的读者所唾弃. (文章阅读网http://www.sendfon.com/)
最后,关于风格的创新问题.既然是风格了,干吗还去创新?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其实未必,风格是要创新的,需要变化的.尤其对于本身固有自由精神的散文体来说,太常规化的风格〈或说成是格式吧〉也会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套式,限制着自己的发展.细观余的散文,发现其中内含一种书写模式,譬如《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作品都有“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创作元素.这种缺乏变化的话语模式最终让阅读者厌倦,因为它无法提供更多的阅读可能性.“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这种僵化的三位一体话语模式与散文本身固有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格格不入的.“余秋雨的散文很容易就获得了世俗性的巨大成功,但在精神深度上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文学不是抚慰品,不是按摩椅；文学是向阅读者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文学是让阅读者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所以风格创新是非常必要的,作品的生命力也才会长久.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国际著名文化史学者、文学家、散文家、作家、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剧协副主席、青歌赛评委。2006年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2010年，荣获澳门科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汉族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电视名人、节目特邀主持人，网络博客闻人。
专业从事散文、艺术理论的写作，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据传入载了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录》、《世界名人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
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写作学会会长、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
余秋雨作品
▪ 文化苦旅▪ 山居笔记▪ 霜冷长河▪ 千年一叹▪ 行者无疆▪ 晨雨初听
▪ 借我一生▪ 寻觅中华▪ 摩挲大地▪ 历史的暗角▪ 问学余秋雨▪ 我等不到了
▪ 戏剧理论史稿▪ 都江堰▪ 中国戏剧史▪ 艺术创造论▪ 信客▪ 戏剧审美心理学
▪ 中国戏剧文化史述▪ 观众心理学
目 录
1人物经历
2作家首富
3主要作品
3.1 九十年代著作
3.2 2000-2009年
42010年后作品
4.1 《我等不到了》
4.2 《从北大到台大》
4.3 《何谓文化》
4.4 《中国文脉》
5秋雨语录
6学术评价
1人物经历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桥头镇，1962年毕业于培进中学，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文化大革命”。1975年—1976年在恩师盛钟健先生的帮助下，到浙江奉化县一所半山老楼里苦读中国古代文献，研习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以及《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Theatre》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先后荣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5年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1986年，被文化部任命为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上海市委咨询策划顾问，并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称号。
1987年余秋雨到甘肃联合大学讲学，开办了戏剧创作班，成为联大的教授。
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享受政府特殊贡献津贴。
1992年余秋雨辞去上戏院长职务，由胡妙胜接任院长。
2011年9月16日余秋雨重返甘肃联合大学，学校特聘他为甘肃联合大学荣誉教授。
2012年9月11日，余秋雨正式通知日本方面，鉴于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种种作为，决定拒绝出席9月22号在日本召开的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研讨会。余秋雨原本准备在会上发表一篇有关中华文明数千年来“非侵略、非远征、非扩张”的学术报告，并以此来对比其他文明。
2013年6月22日，余秋雨云南曲靖讲学，受聘为曲靖师范学院荣誉教授。
余秋雨多次出席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担任现场点评。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汉族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电视名人、节目特邀主持人，网络博客闻人。
专业从事散文、艺术理论的写作，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据传入载了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录》、《世界名人录》、《杰出贡献者名录》以及美国传记协会的《五千世界名人录》等。
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写作学会会长、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
2作家首富

在内地公布的近十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十名中，余秋雨
余秋雨的作品
余秋雨的作品(7张)
一人独占了四本。2006年，余秋雨以1400万的版税收入，荣登“2006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宝座，引发广泛关注。
这些著作，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奖、上海优秀文学作品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连续两届）、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台湾中国时报白金作家奖、马来西亚最受欢迎的华语作家奖、香港电台最受欢迎书籍奖等。他的近作《借我一生》又创立了“记忆文学”的新题材，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全世界十大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余秋雨由于1999年之后主持香港凤凰卫视对人类各大文明遗址的历史性考察，他相继被联合国选为研讨《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和参加“2005年世界文明大会”唯一的中国学者。2000年以来，他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总标题下，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纽约亨特学院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场场爆满，引起很大的社会轰动。2005年春季在台湾各大城市的巡回演讲，每场都拥挤满了数十万名听众，被台湾媒体称之为“难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风”。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所编的《倾听秋雨》一书，记录了这一盛况。
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精英”和被环宇电脑评级系统测评为“中国坐标人物”。
2008年9月10日上午，上海市教委“余大师工作室”在位于中国上海市华山路630号延安西路355号的上海戏剧学院内挂牌。
2011年5月20日，余秋雨获颁第五届台湾元智大学“桂冠文学家”，成为该奖项继陈之藩、白先勇、郑愁予、高行健之后，第5位获此头衔的作家。
2011年，由32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发起，评选出中国当代“文坛八大家”，余秋雨先生位列榜首。
语言通俗，散文小说化。作者有意识地将他的散文与小说以最好的形式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有利于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人读懂、接受、喜欢。其散文小说化艺术形态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注重故事情节的构建；二是历史现场还原式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余秋雨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散文创作规范，而采用了虚拟性的小说手法，发挥了合理的想象，把抽象概念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
《文化苦旅》共有31篇，以《都江堰》最短，也有3500余字，而压卷之作《江南小镇》有9000余字。长篇散文能吞吐古今，驰骋中外，具有黄钟大吕的磅礴气势，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描写、记叙、抒情与议论水乳交融，充满睿智与情趣，富含哲理。余秋雨散文的核心表达方式是议论，但又多与抒情融合，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最具特色和魅力的地方正是来自这种用抒情笔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议论。
余秋雨的通俗体散文和央视百家讲坛一脉相通，甚至是百家讲坛的先声。其贡献在于播散了中国传统文化，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3主要作品

《余秋雨作品集》
《余秋雨作品集》
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系列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摩挲大地》《寻觅中华》《何谓文化》《中国文脉》等，文化通史《问学余秋雨》，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等。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1987年授予）、“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其中，《信客》被选入人教版初二上册语文教科书，《都江堰》被选入新课标人教版高中选修《现代诗歌散文欣赏》语文教科书。2010年，余秋雨出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他的名字典藏于“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
九十年代著作

《文化苦旅》1992年（1992年大陆出版，2003年1月再版，1995年台湾出版）
《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的代表作。《文化苦旅》以余秋雨在全国各地的文化遗迹之地的游览过程为线索，以深刻思想和极具震撼力的语言，揭示中国文化内涵，考问历史和人生的深层意义。《文化苦旅》向读者展示了余秋雨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以及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是当代散文领域的范例。
《山居笔记》1995年
《山居笔记》
《山居笔记》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作者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为学严谨的态度可见一斑。
《霜冷长河》
《霜冷长河》
《霜冷长河》1999年
书中收录了关于友情、名誉、谣言、嫉妒、善良、年龄等经典之作。这些作品风格平实自然，行文简洁流畅，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对社会现实和真实人性的深入思考。
2000-2009年

《千年一叹》2000年
《千年一叹》
《千年一叹》(3张)
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作者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跋涉四万公里的经历。
在“千禧之旅”即将结束之时，作者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四个月冒险奔波，天天都思念着终点。今天我们到了，回头一看，却对数万公里的尺尺寸寸产生了眷恋。那是人类文明的经络系统，从今以后，那里的全部冷暖疼痛，都会快速地传递到我的心间。”
《行者无疆》2001年
《行者无疆》记录了作者走过欧洲26个国家96个城市的旅程中全部感受，为一部考察西方文明的随笔集。
《行者无疆》
《行者无疆》

　　
《晨雨初听》2001年
《晨雨初听》收有《青年人的阅读》、《寻找文化现场》、《一个王朝的背影》、《遥远的绝响》、《最后的课程》、《人生的最后智慧》等文章。
《晨雨初听》
《晨雨初听》
《借我一生》2004年
《借我一生》
《借我一生》
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界的“告别之作”，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还描绘了记忆中文革时“大揭发”、“大批判”的整人模式……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组成一部文学作品。
“我历来不赞成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这本书，常常泪流不止。” ——余秋雨
《笛声何处》2004年
《笛声何处》
《笛声何处》(2张)
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只是，后一种声音太柔太轻，常常被人们遗忘。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狞厉、粗糙。这本书要捕捉的，就是曾经让中国人痴迷了两百年之久的昆曲的笛声。在《笛声何处》当中，余秋雨依旧以其一贯的文化的视角、散文的风格，关注的则是另一种历史的、音乐的非物质的文化。余秋雨称，《笛声何处》的创作准备早在1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文化苦旅》还没有进入台湾，余秋雨赴台所到之处的一系列活动，均是以昆曲学者的身份受到接待的。
《寻觅中华》2008年
《寻觅中华》
《寻觅中华》(2张)
纵观《寻觅中华》全书，并没有多少优美的词句和华丽的辞藻，其间多的是睿智的语言，以及一则则通俗的故事。余秋雨也很少对山水名胜作具体的描述，往往是笔锋一转，人为地构造出了一幅幅浓郁而又深沉的人文图景，紧跟着便进入了直抒式的咏叹，继而以纵横四海的气势，挥洒着对中国文化的种种遐想和议论。它为每一名读者解读了中华文化的壮阔和黄河文明的盛衰，使读者为文章的情绪所感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作者发自内心的感悟，从而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
余秋雨先生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书》共分六册。首批推出有关中国的两本《寻觅中华》和《摩挲大地》。
《摩挲大地》2008年
《摩挲大地》
《摩挲大地》
《摩挲大地》一书，精选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的一些著名篇章，但每一篇都由作者本人进行了大幅度的精心修改。书中的后半部分有关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的文章都是第一次发表。全书220千字。
从此，余秋雨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之前的所有的版本不再印刷，免误读者。
《历史的暗角》2009年
《历史的暗角：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作者余秋雨无疑是今世当之无愧的散文大家。《历史的暗角：余秋雨的历史散文》收录的篇什历来被文学史和读者目为历史、文化美文的典范之作而广为传诵，堪称秋雨散文中的泰山北斗。读者自会体悟到余秋雨在历史追溯之中体现出来的心灵的震颤、思考的重量。
《余秋雨作品集》
《余秋雨作品集》(32张)

　　
《问学余秋雨》2009年
近十余年来，余秋雨先生一直在以亲身历险的方式考察着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考察成果通过电视和书籍在全球华文界造成巨大影响。本书渊源就是余秋雨老师在凤凰卫视主持的文化类座谈节目《秋雨时分》。但在主持完《秋雨时分》之后，秋雨老师并没有匆忙推出改编版的相关图书，而是历时两年，几乎是逐字逐句精心完善和重新创作后，才郑重推出本书。
《问学余秋雨》封面
《问学余秋雨》封面
余秋雨老师将带领读者深入探讨东方及中国各个时代的文化精髓，同时结合文化和电视传媒的传播威力，将极大地激发读者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究的欲望。
42010年后作品

《我等不到了》

《我等不到了》
《我等不到了》
余秋雨在《我等不到了》开篇即说明了创作此书的初衷：“七年前，我写了记忆文学《借我一生》。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在很多长辈、亲友、同事、邻居间引发了一场回忆热潮。他们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连一些以前并不认识的读者，也转弯抹角地为我提供各种参考资料。一位教授对《借我一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什么一生，你和妻子近十多年的经历最为惊心动魄，但你显然顾虑太多，写得不清不楚。’他的批评很对，中国文学不应该违避当下的切身磨难，因为这不仅仅是自己的遭遇。写下来才发现，真实，比文学还文学。”
余秋雨说：“很多与我有关的人，都死去了。我很想与他们说话，不管他们能不能听到。于是就有了眼前这本书——《我等不到了》。
《我等不到了》以平静的语调叙述了家族的历史，曾祖父、曾外祖父从浙江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市）出发，闯荡上海滩，众多家族人物的一生，在近一个世纪历史的光影中沉浮；文革中表哥益生和叔叔之死，折射了畸形年代里的畸形命运，平静的叙述中蕴涵着悲壮的集体挣扎。余秋雨介绍说，这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一部深入灵魂的“中国读本”。它告诉读者，在你们出生之前，父辈们有过什么样的精神历程，这种精神历程又如何渗透到今天，成了你们的生存背景。
《我等不到了》是余秋雨用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因此他将此书珍惜地称为“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余秋雨说：“也许这个奇怪的名称能够引发读者的一种想象：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握笔支颐，想想，写写，涂涂，改改，抄抄，再把一页页手稿撕掉，又把一截截稿纸贴上。这种非常原始的‘纯手工写作’，与‘记忆’两字连起一起，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从北大到台大》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一书的主体内容是余秋雨先生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

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它与大学规范的文化史课程不同，只探讨一个现代人应该对漫长的中华文化史保持多少记忆。本书采用了一个新颖的形式来解读中华文化，即采用课堂讨论的形式，再加上课后与学生间的“闪问”、“闪答”，使这本书精彩纷呈而明白晓畅。对于中华文化史的讲述，这本书也不是按部就班地泛泛而谈，而是以点带面。对于文明早期特别强烈的文化亮点，在余先生看来，它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重点论述；而对于后期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则快步走过。这是余秋雨心中的一部中华文化史，也是一部充满强烈色彩感的中华文化史。余先生以其饱学和情感，向国人传递文化记忆，以人类四大古文明中保留最完整也最璀璨的中华文化，敲响世界文明之钟。《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一书繁体版2010年在台湾出版，在华语世界引起轰动。
《何谓文化》

《何谓文化》
《何谓文化》
《何谓文化》为著名散文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的新著。这是一份有价值的、厚重的的文化读本，从理论，生命，文明，古典四个方面，全面诠释文化究竟是什么。在《何谓文化》中，余秋雨先生首次对文化这一根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在学理层面上进行分析辨源，逐一解答了文化是什么、文化的根本目标以及中国文化的特点等重要问题。用最动情的散文化语言回忆了与自己有过不寻常交往的多位文化巨匠，如谢晋、黄佐临、巴金、章培恒，以及台湾文化耆宿林怀民、白先勇和余光中，并特别回忆了四十年前亲自参与文化重建的周恩来总理。回忆文革往事，从这些大家身上找寻文化的奥秘。值得注意的是，余秋雨在书中第一次全面澄清和驳斥了历年来媒体和个人针对他的各种质疑和诽谤。
除此之外，余秋雨又结合了自己对多处文化遗址的考察，从古典中提炼文化涵养，谈古论今。跨时空与地域的双重视角，使《何谓文化》既有理论上的厚度深度，又不乏感人的故事与动情的文笔。堪称20多年来余秋雨先生关于文化思索的最诚恳、最隆重、最重要的著述。
《中国文脉》

《中国文脉》是继《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教授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当今中国当代文史领域最重要的作品
《中国文脉》封面
《中国文脉》封面
之一。余秋雨教授感叹当前“文脉既隐，小丘称峰；健翅已远，残羽称鹏”，因此以这部重大的开创性著作来提醒和弥补。中国文脉，就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中国文脉》以中国文字起源为引，从《诗经》讲起，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及楚辞，再到秦汉时期的大一统与书同文对文学的影响，汉赋及“无韵离骚”《史记》，魏晋时期的三曹及“竹林七贤”等文人雅士的诗作文采，再到唐宋诗词，元曲及明清小说，一气呵成，使历史与现实相沟通，文理与形象相交融，为广大读者解读了中国文化的演化过程。第一核心篇目《中国文脉》，酣畅地通论了三千年中国文学的精神主脉和美学主脉。此前从未发表过；第二核心篇目《笔墨历史》，也酣畅地通论了作为文脉载体的三千年中国书法史。此前均从未发表过。在这两个核心篇目之后，是对每个时代文脉的精细论述，组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文化人格史》和《审美精神流变史》。其中不少文章，已成当代经典。
5秋雨语录

真正的文化精英是存在的，而且对国家社会非常重要。但是这些年来，由于伪精英的架势实在是太让人恶心了，结果连真的精英的名声也败坏了。真精英总是着眼于责任，伪精英总是忙着装扮；真精英总是努力地与民众沟通，伪精英总是努力地与民众划分，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凡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群落，总是会对自己不懂的文化话语心存敬畏，正是这种敬畏心理被一些投机文人利用了。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这二十几年里边，伪精英文化的发展好像有那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可以称为假洋鬼子阶段，第二阶段是所谓拒绝世俗的阶段，第三阶段是所谓咬文嚼字的阶段。
在文化上，无效必然导致无聊，无聊又必然引来无耻。但是，即使到了这种“三无”的低谷，也不必过于沮丧。因为只有低谷，才能构成对新高峰的向往。
罗丹说，什么是雕塑？那就是在石料上去掉那些不要的东西。我们自身的雕塑，也要用力凿掉那些异己的、却以朋友名义贴附着的杂质。不凿掉，就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自己。
善良，这是一个最单纯的词汇，又是一个最复杂的词汇。它浅显到人人都能领会，又深奥到无人能够定义。它与人终生相伴，但人们却很少琢磨它、追问它。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人格尊严的表现不仅仅是强硬。强硬只是人格的外层警卫。到了内层，人格的天地是清风明月，柔枝涟漪，细步款款，浅笑连连。
来一次世间，容易吗？有一次相遇，容易吗？叫一声朋友，容易吗？仍然是那句话--学会珍惜，小心翼翼。
如果你喜欢文学，喜欢原创文学，我建议你到文博苑里看一看，读一读，同时也希望大家亲自写一些自己的东西作为锻炼。
为什么那么多中国民众突然对韩国的电视剧，对超女表现出那么单纯的投入，很重要的原因是，韩国艺术家不知道中国评论家，而超女根本不在乎评论家的存在。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迸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
一切美丽都是和谐的，因此总是浑然天成，典雅含蓄。反之，一切丑陋都是狞厉的，因此总是耀武扬威，嚣张霸道。如果没有审美公德的佑护，美永远战胜不了丑。
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这就是平庸的写照。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谁也不要躲避和掩盖一些最质朴、最自然的人生课题如年龄问题。
余秋雨的书法
余秋雨的书法(7张)
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灾难，比之于韶华流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北雁长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关于年龄》
我不赞成太多地歌颂青年，而坚持认为那是一个充满陷阱的年代。陷阱一生都会遇到，但青年时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险。 ——《关于年龄》
老人歌颂青年时代，大多着眼于青年时代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他们忘了，这种可能性落实在一个具体个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条。错选了一种可能，也便失落了其他可能。说起来青年人日子还长，还可不断地重新选择，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是由种种社会关系和客观条件限定在那里，重新选择的自由度并不是很大。“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处处发生，只不过多数失足看起来不像失足而已。 ——《关于年龄》
一个横贯终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可惜在那个至关重要的时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的鼓动永远是为成功而搏斗，而一般所谓的成功总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印记。结果，脸颊上还没有皱纹的他们，却在品德上挖下了一个个看不见的黑洞。 ——《关于年龄》
中年是对青年的延伸，又是对青年的告别。这种告别不仅仅是一系列观念的变异，而是一个终于自立的成熟者对于能够随心所欲处置各种问题的自信。 ——《关于年龄》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态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他永远活在中年之外的两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龄里落脚。 ——《关于年龄》
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记了自己是中年。 ——《关于年龄》
老年是如诗的年岁……
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想来难理解；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标准，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6学术评价

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他凭借自己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首部散文集《文化苦旅》依仗着作者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戏剧理论史稿》，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而另一本于1985年发表中国大陆首部戏剧美学著作－《戏剧审美心理学》，次年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其学术成就可见一二。

《文化苦旅》的对比艺术赏析 余秋雨先生作为文化学者、散文作家，他把学者的渊博与作家的才华融于一炉，让情感挟裹着独到的见识在“人文山水”间遨游，使哲理感悟充满了睿智的光芒。因此，他的《文化苦旅》也便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一道特有的风景。翻开书本，扑面而来的是那浓郁芳馥的文化氛围，作家站在时代的高度，用批判的眼光，感悟大千世界，认识人类自身，从而使作品显示出非凡的魅力。而对比艺术的运用，不能不说是起到了强有力的推波助澜、烘托渲染的作用。 一、对比手法的运用，显示了作家机智的文化感悟。 散文是抒情艺术，不能不与作者主体意识联系起来。它在表现客观世界的同时，更侧重于表现作者的‘自我’情感，主体精神世界。每一篇散文作品都是作者个性的张扬，学习、精神、情操等最真实、最具体的展示。在《文化苦旅》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作家的足迹遍及祖国大地，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了余秋雨先生主体精神的流露，对祖国山水超人的文化感悟，而这种流露和感悟又往往给人以启迪、震撼，使读者不得不佩服作家独到的见识。 这里以《都江堰》的第一部分为例。在这一部分里，作家把长城和都江堰进行了美轮美奂地对比。对比之前，余秋雨匠心独运，不仅没有贬低长城，反而把长城歌颂到了一个至高至上的境地。 “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长城，已不能从地域上来界定了，它不只属于中国，它是世界文明的象征。说长城“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古老的长城，还是历史的见证。中华民族所有的屈辱与苦难、成就与辉煌，它都历历在目。没有了长城，到哪里去找这样公正刚直的巍巍证人。 先褒后比，难度增加了，但惟有这样跌宕回环的文势，才越能显示作家机敏的才华，独特的感悟和非凡的技巧。你看他不慌不忙地来一个“但是”，引出下文气势非凡地对比。 首先从时间上对比。“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这跟后文的“一查履历，长城还是它的后辈”遥相呼应。形象地印证了都江堰领先于长城。其次从规模上对比。“长城宏大”，都江堰“造福千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都江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两者比较，不相上下。第三从社会功用上对比。长城因“早已废弛”应该自叹弗如，而都江堰“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使“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又“沉着地”为“有了重大灾难”的我们民族提供庇护和濡养”惟其这样，“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都江堰，实实在在地是“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啊。功勋卓著、流芳千古的都江堰，岂是长城比得了的？最后从意义价值上对比。都江堰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是“灵动的生活”的文明，它“卑处一隅”“绝不炫耀、毫无所求”，有乡间母亲般的胸襟。哪像半是排场半是胆怯的长城摆出一副“僵硬的雕塑”的姿态，等着人们的修缮呢。都江堰，一个鲜活的流动的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精灵，长城，能比得了吗？ 长城和都江堰都是我国两个著名的工程，本来毫无人气、灵气可言，但作家卓尔不群的文化感悟加上反复地对比，使得都江堰尽显了古老而又年轻的飒爽英姿、风流本色。 其实，《文化苦旅》中每篇精美散文都有这样的感悟，诸如《洞庭一湖》里的贬官文化，《莫高窟》圣洁、玄秘的底蕴，《贵州傩》里令人神往的傩祭傩戏等等，连人们司空见惯的夜雨在作家的笔下也显出了恢弘的蕴涵和无限的魅力。（见《文化苦旅·夜雨诗意》） 二对比手法的运用，显示了作家鲜明的情感体验。 读者看散文，除了能看到作家的文化感悟外，还可以透过作品看出作家的情感体验。书中这样的对比并不鲜见。《风雨天一阁》中藏书家范钦和其侄子范大澈的对比，范钦跟书法大师丰坊的比较，就表露出余秋雨对范钦的发自肺腑的敬佩与惊叹；《西湖梦》里有一段围绕着生命主题美的对比，“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和白鹤，而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这儿流淌的是作家对三位古人由衷的赞美。《华语情结》中一个又一个叫得出姓名跟叫不出姓名的华裔后人的描写，也无一不是倾注着作家饱满真诚的挚爱和钦敬。 《道士塔》中，通过对比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更多的情感体验应该是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对祖国辉煌灿烂文化的被毁的切肤痛心。 我们还是把目光退回到1900年5月26日清晨。当看管莫高窟的王道士早起清除积沙，突然，他发现了满满实实一洞的宝物。当时中国的官员是如何对待这些绝世珍宝的呢？“王道士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稍稍掂出了分量。甘肃学台、金石学家的叶炽昌建议藩台把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当中国官员的客厅里“茶香缕缕”的时候， “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 珍藏的宝物，精明的外国人趋之若鹜，而中国官员全然不当一回事，没能形成一张最最基本的保护网。于是，“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一车队出发了。”“……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更可恨的是那该死的“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 强烈地对比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不仅是读者，只要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拍案而起，余秋雨先生写到这儿，当然愤慨了，激怒了，他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诺大的中国，竞存不下几卷经文。”但事实已经发生，作家只得无奈地悲怆：“我好恨”。 “我好恨”，三个字单独成行，力透纸背。作家恨什么？恨王道士为了几块银元而拱手送宝，恨中国官员目光短浅，恨外国冒险家廉价掠夺我国珍藏，恨自己未能早生几百年……虽然恨的内容作家并没有直接写出，但作家鲜明的个体爱憎，读者是能透彻地体悟到的。这，就是对比艺术的效果。 《文化苦旅》读后感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处处都有值得人去思考的地方，如果说中国文化是太平洋的话，那么余秋雨就是一个航海家，而我也勉强算得上是他的小追随者。 一路上，余秋雨引领着我去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领略着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深思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他的探索之旅不像陈景润那样在字母的世界中遨游，可以说是飞翔,从山脚飞向山顶，从江南飞向那更远的地方。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道士塔。青砖黄泥，这再普通不过；细细探探，才知道它大有玄机，可是这也是一种耻辱。道士塔只是个普通的佛教地方，可当那王道士开掘了一门永久性学问的洞穴后，这儿再也不普通。王道士也成了达官贵人宠的“妃”，王道士的古文物，不，是正用在阿谀逢迎的官场的中国的古文物，它们的清白也渐渐被抹黑，更糟的是：外国友人的不客气，王道士的傻笑，中国古文物就此一车一车地安全运出国境，王道士与外国友人的寒暄，唉！伤心欲绝！经历如此难堪的旅途，思的多了，得的也多了。 再乘船去那个三峡吧，离开道士塔，去找李白和刘备罢了。也许三峡之流正是为了这两股主流而日夜不息地争流着。放眼现在，三峡大坝工程的逐步完工，中国人逐渐满足了自己对能源的需求，这无不是三峡的功劳。无论怎样，三峡蕴藏着无限的能源和智慧。 苦旅，也不算太苦，只是思想上受点儿跌宕而已。对文化的追思和探索是无休止的，那是因为人生也是个无休止的边界。就正如智者说“不在乎你拥有多少钱，就在乎你花了多少钱"。同样不在乎你有多聪明的头脑，就在乎了有多少有内涵的思想，好的思想多了，人就富了。 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大悲，最后都是要闭上眼睛，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罢了。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一部充满历史内涵、哲学思考和人文情怀的文化散文。以下是对其艺术特色、语言特点和思想价值的分析：
1. 艺术特色：
* 丰富的历史内涵：余秋雨的散文中充满了对历史的理解和思考，他通过深入挖掘人文山水中的历史内涵，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历史气息的世界。
* 独特的哲学思考：余秋雨的文字充满了哲理，他通过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思考，让读者对生活、文化、历史等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 人文情怀：余秋雨的文字充满了人文关怀，他通过描绘文化背后的鲜活生命，唤起了读者对文化的热爱和尊重。
2. 语言特点：
* 文采飞扬：余秋雨的文字富有诗意，他用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将读者带入了美的境界。
* 知识丰厚：余秋雨的散文中涉及了大量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知识，他的博学多才让读者受益匪浅。
* 见解独到：余秋雨的文字见解独到，他通过深入的思考和观察，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和见解。
3. 思想价值：
* 民族忧思：余秋雨的文字中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忧思，他通过深刻的思考和描绘，唤起了读者对民族文化的关注和重视。
* 人文情怀：余秋雨的文字充满了人文情怀，他通过描绘文化背后的鲜活生命，让读者更加珍视和尊重文化。
* 哲学思考：余秋雨的散文中充满了哲学思考，他通过深入的思考和描绘，让读者对生活、文化、历史等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总的来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一部充满历史内涵、哲学思考和人文情怀的文化散文，其艺术特色、语言特点和思想价值都值得我们去品味和欣赏。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那么这原因何在呢？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4．《沙原隐泉》

此文的文笔流畅，余秋雨的文字工夫确是很强很吸引人的，其叙事往往带有鲜明的戏剧性，这是他行文的优点。有论者因此批评他在散文里“编故事”，走金庸小说的套路，已经偏离了散文“真我”“写实”的文体要求等等，我以为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批评并没有多高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打破文体自身或先前的定义要求与局限而进行创新、开拓、尝试是一件更应该注目和鼓励的事情，在形式上我对余文没有多少批评，尽管他自己后来把自己的拓展写作给模式化了，为人所诟病。但是艺术上你可以做不到或者不去做“事实上”的真实（其实我们传统所谓“真实”也并不真的真实，也只是心理认识的结果），但我一直认为写作的主观“态度”必须是真诚的，失却了真诚则一切休论。

努力攀爬着才刚刚自比“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旋即“哑然失笑”，竟以所谓“康德所说的滑稽”作评价，康德讲了那么多精深的哲学，他偏要选用这个“滑稽”。我的感觉是，余秋雨不具备真正的悲剧精神和意识，虽然他最会煽情掉泪。

述老尼处简直是文人式的矫情造作，一个老人几十年的生存经过和精神情感历程竟被“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答案应该都在这里。”一句轻轻作结带过，那这是怎样“神奇”的一脉泉啊，竟然超过涵盖了一个衰老生命的丰富与厚度？！

“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但不知余秋雨本人愿不愿意也这样“很有道理”的活着，尊重不应只是一种浅薄的认同，更需要一种穿透人生苦难的愿力与慧力。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6．《白莲洞》

“桃花源”千百年来竟成中国人时时梦寐以求的人间乐土之所在，“桃源”所乐者何？无战乱与征赋，平等而富足，如是而已矣，并无精神之超越，无对人性本具之罪恶与生命本有之苦难的复杂性之认识，“桃源”人也是人，就算避世再远，也逃不开罪的钳制。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要么向王权低头，要么就隐遁超脱，并无为爱为公义为超越性之真理而独立奋争的精神。不是遮与盖，就是逃与避，在苦与乐之间徘徊不止，走向“桃源”的同时，也走向了精神价值的虚无，难道这竟是陶渊明和千百士人所向往的乐土？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什么又是矫情？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0．《庐山》

文人因其对山水景致的吟咏而招引来世俗的拥挤，从而失去了此山此水，于是“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但中国文人真的有叙述的这么高尚超拔吗？“苦旅”之“苦”会因为“世俗的拥挤”而消失飘散？其实，恰恰是世俗的打破山水原貌才能使精神贵族们感到苦涩，而文人在面对山水世俗化后反觉其“不苦了”，欲别寻苦境，这说明无论“苦”或是“乐”实际都未进入文人的精神深处，皆非精神加工品味后沉积转变成的苦与乐，而停留在感官层面；倘若不是这样，进入了精神层面而犹言世俗化的“不苦”与原貌之“苦”，则说明中国文人的精神较之我等俗辈凡夫实也无特异超绝之处，可以不必扬起文化优越感的架子，要独占这山那景观的，而且非得和“大官人”“大商贾”站成一线凑这很抬身价也很势利很虚荣的热闹。

11．《贵池傩》

“迷信”这个词本身充浸着一种粗暴的判断情绪，也交织着从中古甚至原始文化向祛魅的现代理性文化过度的激烈挣扎和矛盾心理。尊重一种哪怕是荒蛮的文化是否就真的可取呢？谈尊重的大抵都是置身于其外的人，而为此荒蛮文化所深深影响的族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也许才是更大更需要思索的问题。价值真的可以是多元的？诚如文中所言，今日乡民的重演傩戏究竟还保留几分诚意？或许内里都怀着现代商业功利的心思罢。而这种“诚意”的保留真的需要吗？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融解是一个大智慧的疑难问题，我个人相信真理一元，“多元”只能是形而下的多元，无论如何，“迷信”的文化不该是用强制暴力去推倒砸烂的，因为只有在“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谈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何况人类尚有太多的未知，尚需更广阔的胸襟，透过一个傩戏，可以窥视当下整个中华民族转捩期的文化困境。

12．《青云谱随想》

徐渭诸人的“狂”和后来“扬州八怪”的“怪”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特有的。鲁迅先生曾谈到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大抵并非出于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乃恰恰是出于对儒家礼教被当权者虚伪利用而导致的名存实毁的现状的愤懑。像“狂”与“怪”的文人究竟是欲反叛主流统治的文化还是变相的守护文化“真义”而仅针对当权者呢？倘若“狂”与“怪”之士果真超越了传统儒、道、释文化，则他们所藉靠的精神资源是什么？还是走向了更为肤浅颓废的虚无主义？在我看来，这些“狂”“怪”之士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大地飞天一样，仅仅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他们的无力被掩饰起来了，其实“狂”“怪”们并未真正超越甚至割断他们表示憎恶、鄙夷、轻蔑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何尝不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子？而且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资质而更深的植入。“狂”“怪”们走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就像如来手掌心的孙大圣，到头来反而因其独异、新奇的个性和渊博的学养而被传统文化掩埋得更深，最终却可能熔炼成了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们反复玩味、擦拭，然后借以大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狂”“怪”们是在轮回里寻找精神突围，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又走了回来。对于一个没有神也没有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围只能是又一次的“以自我为义”的自以为是。

13．《白发苏州》

“吴侬软语与玩物丧志同义”正可印证中国文化传统的虚伪，苏州“缺少金陵王气”并非仅仅因为“缺少”，而是在表面上它正好走到了“王道”“王气”的反面，化成了旷世美人西施兼亡国亡君之地，女人的成为“祸水”和女性的“软语”情貌根本是男权话语制造出的结果，却反过来把罪加诸女性身上，明明是女性被动的给男性玩弄，却要代替男性承担“玩物丧志”“祸国亡君”的沉重指责。要读懂中国的事，就不能单去领会“王道”“圣言”的妙理，而要看到底是谁是哪些人在操纵着“王道”说话，中国的道理本身其实毫无道理可言，重要的是权力在谁的手里，谁就是“王道”，谁就能较为长久地讲出“道理”来。

14．《江南小镇》

“大隐隐于市”，江南小镇成为文人“最佳的隐潜方式”，之所以是“最佳”，因为佛道寺观的出家和结庐荒山、独钓寒江的生活太清苦，太“麻烦”了，那么说，文人且不必理会精神上的诸多博弈，最要紧的是“把日子过得十分舒适”，“文革”来了，就归隐；苦难来了，就“好生休息，把休息地搞好”，至于此后之种种，文人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之种种，全可以托付给“小桥流水人家，莼鲈之思”这一种“宗教性的人生哲学的生态意象”的超然享受中了，当然，余秋雨把这叫做“宗教性”，其实不如说是“解脱”，而且是在物质条件充分保障下的精神上之禅道行旅，一切都归于文雅体面的“隐潜”，说白了就是“逃避”，请问我们多一个如此善于营造“逃避”之所的文人究竟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作者心向往之的文人生活，还要使劲用“宗教性”“人生哲学”这些词来为其脸上贴彩补妆。我不懂得余秋雨口中的“宗教性”是个什么东西，但我知晓当耶稣基督背负起十字架时，“隐潜”与他的圣爱无缘，他的身体在到处流血，伤痕累累。

15．《寂寞天柱山》

“山水化了的宗教”既不是山水也非宗教，它只是“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的文化而已。天柱山有这有那，但还远远不够作中国文人的“家”。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家，圣经是基督徒的家，天柱山？说到底，它的“宗教、美景、诗文”不过是构成了一个很好玩的旅游景区而已。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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