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经济史的角度,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影响?

作者&投稿:谏骅 (若有异议请与网页底部的电邮联系)
如何从经济史的角度,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和经济史之间的关系不大。经济史研究的是经济产出随时间的变化。而王安石变法改变的并不是经济的产出,而是产出的分配方式。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
均输法: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税捐)负担。
青苗法:各县每年分夏秋两次贷款或粮食给农村主户(自耕农),按户等高低规定借贷数额,半年后加利息二分(20%)归还。出发点是企图以政府高利贷抵制民间高利贷。
农田水利法: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
免役法:“使民出钱雇役”,凡当役人户按户等高低出钱雇役--谓之“免役钱”;凡有产业物力者而不承担职役的人户出钱助役--谓之“助役钱”
方田均税法: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类似土地税)。
市易法:设立市易务,管理市场,物价贱时增价收购,物价贵时减价出售,并要商人以产业作抵押,向市易务贷款,年利二分(20%)。
保甲法: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相当于现代的民兵制度。
裁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
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各一人,专门负责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质素(类似现代士官制度)。
保马法: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
军器监法: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集中式生产的专业兵工厂)。
太学三舍法:希望以学校的平时考试来取代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
贡举法: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即死记硬背之道理)、存进士。

其中争论最大的是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王安石变法针对的是北宋财政危机。宋神宗时代因为军队不断扩张,官吏人数增加,经济支出大幅度增加,超出了北宋的收入。范仲淹曾经发动庆历新政,想用节流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成功。王安石吸取经验,试图用开源的方法解决问题,把社会资源从中小地主手中拿过来。例如青苗法剥夺地主的高利贷收入,均输法和市易法剥夺商人的收入,等等。因此虽然利于小民,但是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强烈反对。

注意到王安石并没有改变生产方式和促进生产,对经济史影响不大~

历代评价
王安石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按照传统的评价,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引起激烈的“党争”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

北宋时期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40]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南宋时期的陆九渊等。)

南宋至晚清时期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
1、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大儒朱熹,对王安石变法的后果有一个评价说:群奸肆虐,流毒四海。南宋文人罗大经,写了一本著名的文学史料著作,叫《鹤林玉露》。评价王安石变法说“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

2、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
3、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民国时期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的观点。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新中国时期
1、肯定说
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此派观点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和阶级性,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是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代表人物有邓广铭、漆侠、王曾瑜。
2、否定说
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发表文章150多篇,如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
另一种是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
3、不完全肯定说
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国外评价
20世纪俄国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於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王安石的变革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王安石变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而影响经济方面的改革措施主要有: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保马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

具体来看:
1、免役法:根据《宋史——王安石传》中的论述“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宋朝的差役又称吏役,是指州县衙门公吏和乡里基层政权头目,按照规定,基本上由乡村上三等户轮流差充。理论上差役应该是乡村上三等户的特权和肥差,但是因为复杂的现实情况,差役工作反而常常给民户带来经济损失,甚至导致家庭破拆,这一点也成为了免役法实施的口实。免役法的实施,对于上三等户来说,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用缴纳役钱来免除自己原有的差役义务的机会,这一部分可以理解资本化原有的差役,或者说资本化现有的闲暇,用金钱换取免于差役,如果用社会福利来考量,这一部分可以姑且认为是抵消的,当然,前提是我们假设这个差役钱的设置是合理的。但是根据差役法的规定,除了这一部分外,原来并没有差役义务、权利的下等户,也需要一同交付役钱,也就是所谓的助役钱,可以说这一部分就是徒增出来的税收了,自然是可以归结到与民争利,增加社会损失的部分。再加上免役法实施的具体操作问题,以及免役法实施后的诸多变更,免役法最终可以说沦为一项新增征税法,进一步加剧了宋朝人民的税收负担。关于免役法实施后的人民状况,又有一段反变法派王岩叟的言论:“臣每件下户之输,未尝不出于艰难窘困之中,而州县未尝不得于鞭挞苛逼之下。……今乃令岁岁输缗,谓之免役,窃以为本不当役,何免之有,是乃直率其缗,以为常赋耳!”(《长编》卷三六四)就是在说地方官员也看不下去这种对下等户的徒增税收。
2.青苗法:根据《宋史——王安石传》中的论述“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就此法本心,是为了限制高利贷,减轻人民偿息负担,增加人民收入的。尽管本质上属于国家与乡绅地主对于剥削农民利益的再分配,但是客观上青苗法较低的利率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但是,在具体实施时,由于将青苗钱的发放量简单地作为衡量青苗法实施效果的标准,并纳入了地方官员考核的标准之中,导致地方官员强行摊派青苗钱,强制纳息,违反了青苗法的初衷“不愿情者,不得抑配“。青苗法本身是积极的,有进步意义的,只是王安石变法的新法推行措施,导致了变法效果的流产,不仅不能通过抑制富商的高利贷来抑制土地兼并,反而因为官员催缴利息,导致随着日期逼近,农户又不得不求助于富商,借钱以还青苗钱,事情的发展又回到原点。
3.保甲法、保马法:二法本意都是削减国家军事支出,尽管属于军制,但因为业是增加国家财政的一大举措,所以也考量其经济影响。保甲法和保马法,都属于养兵于民,将国家的军事义务转移给普通民众,借此节俭国家军事支出。但是,此举无可争议的,必然会增加人民的负担。而变法中的保马法则更为过分,将土地作为牧地分与农民,令其养马,同时收取土地租金,养马无所得,养马有失还需要进行赔偿,对人民来说,百害而无一利。民众收入进一步减少,是实实在在的与民争利。
4.市易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设立市易司和市易务作为封建官营的垄断性商业机构,向商业发放贷款,或者赊贷货物。不仅如此,还垄断资源,“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于是,在相关城镇,商人不论大小,形式,全部受制于官府,大大降低了市场的竞争性,降低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自然更加不可能加速货币的流通速度,相反,可能降低货币流通速度,减少长期的国家收入,是一种极为短视的做法。据《宋会要》载大商人郭怀信的说法:“既偿纳本、息,尤以纳不如期,罚钱千五百余缗,已纳百七十余缗讫,而市易司又使增纳百三十缗。稽限法,当计所欠罚之。”有些大商人尚且因为无力支付息钱和罚款而破产,中小商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哲宗初年统计,商人们共欠市易钱921余万钱。
5.均输法:均输法主要在湖南、湖北、江南东、西、两浙和淮南等第推行,提出用“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以改善发运使税敛、上供的工作。按均输法的条文来看,实行此法,是有利于减少国家财政开支,减轻人民支移和折边的负担,并且有利于抑制商人投机倒把的。发运使的工作确实有所改善,但是人民负担是否减轻却难以确定。在颁布均输法一年后,宋廷按照王安石等人的建议,将东南三分之一的漕运米,大概二百万石,“变易轻货二百万缗”,“令发运司度诸路有米贵处折钱”(《宋会要》食货三九之二二)。在发生“钱荒”的情况下,自然会加重民户的折变负担。如“江南西路去年米价每斗约四十五”,“所有人户合纳苗米,却令纳一色见钱,每斗九十以来,比市价增及一倍”。
6.方田均税法:“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是为了解决宋朝长久的耕地顷亩数不确实,赋税不均严重的情况而设计的,规定要清丈土地,均定赋税。本意上是为了合理化税收的征收。但是,尽管明令官员禁止趁机增税,但一纸空文,不辅以相应的监管制度,根本无法制止官员的舞弊,一些记载表明,不少地区“概取税之虚名诡额及常所蠲者加入旧籍”(《忠肃集》卷十三),以增税额。
7.农田水利法:恩,字面意思,兴建农业水利工程,向来都是一项利民政策,前提是监管得当,不要让工程物资被贪了去。此法唯一的缺憾就是只涉及了一小部分的人口和耕地,尽管名义上颁行全国。
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措施,要么因为本身制度涉及问题,要么因为实施问题,导致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尽管确实在短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是却大大增加了人民负担,加剧了社会矛盾,从长期来看,不仅无法做到增加货币流通速度以增加国家总收入,反而会因为对人民盘剥过甚,导致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低下,最终影响国家经济。不仅如此,就算暂且不论变法的具体实施问题,假设能够有效实施,王安石变法似乎也不能增加货币的流通速度,从政策本身来看,本质上也依旧是增加人民税赋,争利于民。
(作者:我可是上过小学的)

王安石变法和经济史之间的关系不大。经济史研究的是经济产出随时间的变化。而王安石变法改变的并不是经济的产出,而是产出的分配方式。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1.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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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青苗法:各县每年分夏秋两次贷款或粮食给农村主户(自耕农),按户等高低规定借贷数额,半年后加利息二分(20%)归还。出发点是企图以政府高利贷抵制民间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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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王安石并没有改变生产方式和促进生产,对经济史影响不大。



实现了富国强兵,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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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的经济措施,要么因为本身制度涉及问题,要么因为实施问题,导致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尽管确实在短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是却大大增加了人民负担,加剧了社会矛盾,从长期来看,不仅无法做到增加货币流通速度以增加国家总收入,反而会因为对人民盘剥过甚,导致人民收入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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